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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活动确实遏制了饥荒的危险。例如，在1847年春天，格拉斯哥赈灾分部总共配发了15680博尔[3]的小麦粉、燕麦粉、豌豆粉和玉米。不过，中央理事会内部的批评者很快便开始指责这种赈济手段正让高地人越来越依赖于“令人陷于贫穷”的救济，并抨击当时的“劳动考核”并未得到严格执行，粮食的分发也过于慷慨。一场旨在让赈灾制度更为严格的运动逐渐壮大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有人相信土豆疫情制造的赤贫问题有可能延续到很久以后，因此赈灾政策有必要保证盖尔语地区的居民能在今后自给自足。潜移默化的族群歧视也在赈灾期间浮出了水面。《苏格兰人报》在这一时期刊登的文章尖刻地批评“懒惰”的高地人正在仰赖“勤劳”的低地人的帮助。时任助理财政大臣、爱尔兰赈灾工作的核心人物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曾对中央理事会的主要人员施加了不小的影响，他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认为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族群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低劣。土豆饥荒被视为上帝向一个堕落的族群降下的裁决，受灾者必须从中吸取道德上的教训，彻底改正自己的民族陋习，才能实现自给自足，而过于慷慨的救济反而会害了他们。正如特里维廉爵士所说：“有一种行为的罪恶性仅次于坐视人们饿死，那就是让他们从此沉溺在对公共慈善的依赖当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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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果，广受憎恨的所谓“赤贫考核”在受灾地区被推广开来。这项极为苛刻的制度要求贫民用一整天的辛勤工作来换取一磅谷物粗粉，其理由在于只有那些真正面临饥饿威胁的人才会愿意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以换取粮食救济。特里维廉爵士认为“因善致贫”或对救济粮的依赖现象并非不可避免，但他坚信“用八小时以上的苦工换来一磅粮食才是根治这一道德疾病的最佳机制”。[5]为强制实行这一新政策，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精细的官僚部门，包括一个总监事，以及多名常驻监察员、赈济官员和劳役监工。这一管理体系的很多人员是退伍或半退伍状态的海军军官（一名评论者曾将他们称为“从后甲板上走来的英雄”），早已对维持严格的纪律司空见惯。救济粮食的配给每两周发放一次，以训导贫民对口粮精打细算，学会在较长的时间内节俭进食，而不是在一天之内将救济粮食用殆尽。监工在劳动登记簿上仔细记载了每一个救济领取人的工时数字、在精心计算后得出的每一个家庭每两周的粮食配给额，以及提交给粮食商人的票券。那些把为贫民提供“道德教化”视为己任的赈济官员颇为严格地执行“赤贫考核”制度，不出意外的是，这一做法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音。一名批评者曾尖锐地指出，这一制度本质上是在“用最受欢迎的政治经济学信条让贫穷的高地人陷于饥饿……他们将因信奉天主教而迎来与爱尔兰人一样悲惨的遭遇”。[6]自由教会的牧师们也极力控诉这一制造“制度化饥荒”的计划，斯凯岛和韦斯特罗斯地区的居民也对这一制度极为愤慨。不过，“赤贫考核”制度仍在1848年运作了一整年，直到1849年才宣告结束，这在本质上将赈灾活动从一场伟大的慈善运动转变为一场以让一群被认为品德有缺、急需教化的人民洗心革面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圣战。这一结果无疑是十分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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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高地没有在土豆疫病面前陷入饥荒的真正原因远比单纯的赈灾活动更为深刻。在危机开始的几年里，苏格兰高地的很多地主都曾积极地为领地内的居民提供帮助。当时高地西部只有14%的地主曾因疏于照顾领地居民而被政府申斥，尽管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政府仍需要向地主施加压力来让他们履行职责，而在土豆疫情后期的几年里，地主的领地政策总体上变得更加严苛，慈善色彩也大大减少。苏格兰的公务员甚至将苏格兰地主在危机面前扮演的积极角色与爱尔兰很多地主在饥荒中的冷漠态度进行了对比。在苏格兰的情境下，地主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确实拥有为小佃农提供帮助的财力。从19世纪早期开始，高地的地产就经历了一轮从负债累累的世袭领主向高地以外的新兴富豪转移的潮流。在高地的受灾地区，到1840年代，已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地产掌握在商人、银行家、律师、金融资本家和工业企业家手中。高地对这些人的吸引力主要在于体育和娱乐活动、浪漫的风土人情，以及攫取土地的欲望，这些新贵地主当中的代表人物当属巴拉岛和南尤伊斯特岛业主、人称“苏格兰最富有的平民”的约翰·戈登（John Gordon）上校，以及刘易斯岛业主，即东印度商业巨头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的合伙人之一詹姆斯·马地臣爵士（Sir James Matheson）。至少在灾难爆发之初的几年里，这些商业精英的雄厚财力构成了对政府和慈善机构赈灾活动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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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和苏格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也决定了两地在土豆疫病面前的处境差别。饥荒发生时的苏格兰已是一个工业化社会，这里的城镇化速度在当时超过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到1840年代，苏格兰的人均财富已远远超过了爱尔兰，苏格兰的工业经济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就业机会与临时工岗位，以容纳来自高地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移民。在苏格兰南部繁荣的经济活动中，高地人可以从事的行业包括但远不限于农业（尤其是在收获时节）、渔业、家政、建筑、码头劳动和铁路铺设等。到1840年代，劳动力的短期迁徙已成为高地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这不但让高地社会得以从低地的经济活动中不断汲取收入，也意味着季节性人口迁徙的高峰时段（5月到9月）正好与存粮最为紧张的时节（前一年的谷物与土豆收成即将耗尽，新一年的作物尚未长成并收获）相重叠。这些劳动力流动网络在土豆危机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846年和1847年，受益于19世纪苏格兰铁路铺设事业的大繁荣，低地的经济正好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筑路工的空前需求，而在渔业和农业领域（两者都是高地季节性移民的传统务工领域），低地的劳动力需求也颇为旺盛。结果，低地用工市场的高度活跃与高地粮食短缺的迫切压力在受灾地区制造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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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苏格兰高地得以免受大规模饥荒困扰，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地社会在土豆疫病面前毫发无损。土豆饥荒在高地引发了规模空前的人口外流，因此对当地小农场社会的发展史造成了决定性影响。有人认为从1840年代初到1850年代末，永久迁离高地西部和赫布里底群岛地区的人数很可能达到了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时至今日，我们也能从散布在当地小农场地带的村社废墟与被抛荒的土豆栽培床（lazybeds）遗迹中看到高地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移民潮所留下的痕迹。在斯凯岛、马尔岛、泰里岛、外赫布里底群岛和内海峡（Inner Sound）沿岸位于高地一侧的诸堂区，人口流失最为严重，一些离岛堂区的人口甚至比灾前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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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疫病期间的人口外流不但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也在另一个方面颇为独特：灾区地主采取了强有力的手段，让从前无力或不愿外迁的当地贫民离开故乡。在灾荒期间，高地有近17000人在地主的“帮助”下迁往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地主这么做的目的是把陷入赤贫状态的小佃农与茅屋小农从土地上赶走，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经济诉求。由于土豆收成未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作物疫病迅速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这迫使地主进一步推动高地人口向外流动。1848—1852年，黑牛价格大幅下挫，商业化渔业陷入困境，而1840年代末的工业经济萧条也意味着低地对于高地流动劳动力的需求趋于下降。土豆危机的烈度与持续时长产生了累积效应，让人口与土地间的纽带不断弱化。在很多受灾堂区，人们迫于无奈大量外逃，就连一直以来最不愿离开乡土的茅屋小农和较为贫穷的小农场农民也不得不加入迁徙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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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鼓动农民离开土地的动机在这一时期也与日俱增。政府为地主提供赈济补助的政策并未持续多久，而从1849年开始，因担心未来的赈济义务将由地主完全承担，慈善赈灾活动的重点开始向推动贫苦灾民离开故乡转移。这一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负责管理赈灾工作的主要组织——中央理事会在1850年对外透露了停止救灾活动的意向，但当时在高地流传甚广的一则传言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则传言称政府已经认定，在高地的受灾地区引入“健全人济贫法”才是彻底消除当地饥荒隐患的最好办法，这一政策将让在高地大多数地产的居民中占据多数的赤贫者拥有领取救济的法定权利，并将在高地确立强制性济贫征款的原则，让很多地主背上危险的财务负担。关于这一政策的传言本身便足以让地主阶层大感震惊，一些人怀疑苏格兰济贫法监理委员会的主席约翰·麦克尼尔爵士（Sir John McNeill）可能就类似的手段表达了积极的态度，他在1851年正负责就高地的赤贫问题展开调查。但事实上，麦克尼尔爵士建议政府推行一项促进人口外流以缓解高地经济问题的计划。在政府就他的提案做出决定之前，一些地主已经认定，无论是因为救荒工作还是因为济贫政策适用范围的大幅度扩张，自己都将直接或间接地背负救济领地贫民的重担。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在自己的土地上推动人口外流，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推动移民的成本从长期来看远比其他的方案更为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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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主来说，减少领地人口也会带来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在1840年代末，牛只价格的下降导致越来越多依靠出售牛只的收入来购买口粮的小佃农开始拖欠地租；与此同时，绵羊的价格正在增长，这一市场在走出了1820年代到1830年代的低迷行情之后开始持续复苏。绵羊养殖业的吸引力不只在于高于传统养牛业的地租产出，也在于更少的放牧人手，这意味着和大多数贫穷的小农场农民相比，牧羊人提供的地租收入更为稳定，也更便于征收。作为结果，在这一时期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些私人地产上，绵羊牧场的扩张、针对小佃农与茅屋小农的清退和地主支持下的人口外流共同形成了一套浑然一体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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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在这一时期高地地主的土地管理策略中构成了核心要素。1848年以后，高地西部治安官法庭支持当地地主驱逐佃户的传票数量大幅增长。1846—1848年，仅在马地臣爵士位于刘易斯岛的地产上，法庭便发出了187道强制驱逐令，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更是增长了近六倍，达到1180道。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清退或以强制清退为要挟只是这一时期地主将居民从地产上赶走的多种手段之一，他们可以使用的方法还包括威胁从欠租佃户手中没收牛只，禁止农民在夏天采集并切分越冬用的泥煤，以及拒绝向身陷困境的贫民提供赈济。地主在施展这些手段时颇为精明，通常只有那些处境最为困难的赤贫者才能得到帮助。1851年5月，阿盖尔公爵曾在信中写道：“我希望把那些如果留在家乡就会仰赖我们施舍的人全部赶走，让这个群体从我的土地上消失就是我的追求。”[7]他在自己位于泰里岛和马尔岬的地产上采取了彻底的区别措施，以彻底驱逐“当地最为贫穷，以及最有可能对地产的经营造成负担的那些居民”。阿盖尔公爵的经营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以消除那些因褐藻产业衰退而陷于贫困的“冗余”人口为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当地居民在抵达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之后，常因贫寒邋遢的形象而被与爱尔兰人相提并论。在刘易斯岛上，地方行政当局一方面试图把人口从西部以采集褐藻为主业的村社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又试图让东部地租缴纳状况较为良好的渔业村社的人口保持稳定。这种对移民促进措施的选择性运用归根结底建立在暴力、压迫和威胁的基础之上，最终让那些没有面临“强制外流”威胁的小农场地带也感到警惕乃至恐慌。这些手段带来的总体效果必然是增加了整个高地乡村社会对强制驱逐的恐惧，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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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初，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苦难之后，关于高地社会出现复苏迹象的乐观报道才第一次见诸苏格兰报端。在这一年里，《因弗内斯广告报》（Inverness Advertiser）提到高地南部和东部有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工作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高地的土豆产量也开始上升了。不过，土豆在那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像1846年前那样主宰高地人食谱的重要地位，而到1870年代，已经有充分的文献证据表明高地社会的饮食习惯已发生改变。进口谷物粗粉在高地的消费量大幅增长，以至于高地本地出产的大部分作物和一部分土豆被广泛用作牲畜的冬季饲料，人们一般只食用进口的存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高地茶、糖、果酱和烟草进口量的显著增长。1850年代之前，上述商品在高地仍只是罕见且昂贵的奢侈品，但到1880年代，饮茶已经成为遍布整个高地小农场社会的习惯，融入了无数家庭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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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饮食习惯上的变化为苏格兰小农场社会在灾荒后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最为显著的例证。土豆地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地部分地区人口压力的缓解。人口外流此时仍持续不断，在除了长岛之外的大多数地方，茅屋小农阶层的规模都有所收缩。然而，即便在人口过密和土地稀缺等传统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地区，新的饮食习惯也开始兴起。事实上，这种更为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只是影响苏格兰高地所有地区的一场更为深远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高地西部的大多数居民对土地的经济依赖都有所减轻，另外两种在灾荒期间被证明更具韧性的营生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即渔业和外出务工。高地西部的居民更加深入地参与货币经济，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以现金形式支付的酬劳，在获取生活必需品时更多地依赖购买，而非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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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社会的新结构建立在五个基础因素之上：高地黑牛行情的复苏，世界粮价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间的大幅下滑，高地西部蒸汽船运输业的持续扩张，本土渔业活动的发展，以及外出务工和临时性劳务雇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提到这些具体的因素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高地西部经济大环境在更长时间里经历的决定性变革，这一进程从1850年代晚期开始，到1860年代和1870年代仍在发生。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土豆饥荒暴发之间的这段时间里，高地的收入与就业机会都经历了持续的下跌和收缩。在土豆危机之后的三十年里，高地社会的这两个指标都经历了显著复苏，无论成本的增长还是人口压力的加剧都没有完全抵消这一增长期产生的效应。即便将居民的生活水平考虑在内（这一重要指标将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得到阐述），高地的一些居民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经济条件上的相对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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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年代到1870年代，市场行情对小农场地带的居民有利，这一态势与1846年以前的经济环境迥然不同。牛只价格的回升始于1852年并长期持续，养牛小农场农民在刘易斯岛市场上贩卖牛只的成交价在1854年仅为30先令到2英镑，到1883年便增至4—5英镑。绵羊市场的上扬行情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末，让那些从事绵羊养殖业的小佃农获益不少。养牛农民也在越冬时为牛只提供了以谷物和土豆为主、营养价值大为提升的饲料，进一步增强了牛只在市场上的吸引力。现在，从事畜牧业的高地农民不再沿袭传统做法，以缴纳地租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而是试图尽最大可能开发牲畜的经济潜力，以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资金收益，用于从外界购买粮食和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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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船舶运输量的进一步增长也让牛羊出口与谷物进口成为可能。1850年初，克莱德河口与伯特利之间只有一艘两周一班的轮船通航，但在30年后，每周都有两艘更大的轮船在克莱德河口与斯凯岛和刘易斯岛之间航行，还有三艘轮船每周访问巴拉岛和南北尤伊斯特岛。交通技术的发展与这一地区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当地居民对货币经济的更深度参与互为因果。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铁路和轮船运输的发展将欧洲国家与北美内陆连接起来，令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下跌，苏格兰运输技术的发达也让越来越多的地区得以抓住这个机会。1840年代初，克莱德河沿岸进口的谷物粗粉在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均价为每博尔2英镑2先令；到1880年代，这一价格只略高于每博尔16先令。粮食成本的大幅下降让越来越多的高地农民选择用本地谷物喂牛，再用销售牲口和其他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购买进口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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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地社会贸易、信贷与货币流通全面扩张的背后，季节性工作机会的大幅增长，以及外赫布里底群岛地区原生白鱼和鲱鱼捕捞业的空前发展，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卡斯尔贝（Castlebay）、洛赫博伊斯代尔（Lochboisdale）和洛赫马迪（Lochmaddy）形成了新的渔业基地，当地的水产腌制商也从1853年的7家增长到1880年的50家。在1850年代初，外赫布里底海域有约300艘小型渔船从事捕捞活动，但在30年后，这一数字就增长到600艘左右。当地渔业的管理组织和商业资本主要来自苏格兰东海岸，但赫布里底群岛本地人也从这一产业新增的季节性工作机会中得到了好处。随着蒸汽船运输业不断发展，资本从东部不断涌入，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冬季白鱼捕捞业得到了尤为强烈的刺激。高地人还可以在私家休闲胜地从事追猎者与用人等工作，或者作为工人参与修建因休闲产业的发展而兴起的道路与度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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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高地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迎来变革的最后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即便土豆饥荒已经平息，高地人外出务工的规模仍持续扩大。从低地乡村的农业到大城市的家政服务业，乃至海上商贸和杂务劳动（例如在大城市的煤气厂工作），苏格兰经济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为高地务工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正因如此，劳动者的“季节性”迁徙往往会演变成“短期”迁徙，高地务工人员的离乡时间不再局限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内，而是延长到大半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由于不同工种的季节性需求波动规律不一，劳动者可以在一年之内兼顾多项外地工作，乃至在本地务农和外出务工之间两相调剂。这种循环工作制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明奇海峡的渔业，当地渔民在冬天捕捞白鱼，在春天捕捞鲱鱼，进入夏季则来到东海岸继续捕捞鲱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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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高地腹地的大多数居民在1860年以后仍过着贫困且缺乏保障的生活，高地人生活水准的提高绝非普遍现象。经济状况的相对改善并没有让高地居民的生活变得更有保障，一旦当地人赖以为生的那些脆弱的经济活动在短时间内发生崩溃，他们便很容易再度陷入赤贫当中。1856—1890年，高地便经历过不止一个糟糕的时节，由此引发的困难甚至可与土豆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相比，尤其是在1864年，当时的艰难处境甚至能让人回想起1840年代高地社会最为悲惨的经历。在阿盖尔公爵位于马尔岛的地产上，小佃农与茅屋小农的地租欠缴率在这一年大幅攀升，当地居民从1862年开始便遭遇了生计上的困难，到此时已不得不依靠外界的援助才能获得足够维持生活的粮食、种子与劳动力。四年之后，马尔岛的居民再次陷入危机，而此时该岛的人口已持续下降多年：马尔岛在1841年尚有10054人居住，这一数字到1861年已减少至7240人。如之前提到的，外界最终为马尔岛提供了粮食赈济，当地的公共工程也开始启动。1881—1882年，整个高地西部连绵不断的恶劣天候不但引发了广泛且深重的苦难，迫使超过24000人接受救济，也为1880年代规模最大的小农场农民暴乱提供了最初的经济诱因。1888年，高地小农场社会的处境再一次迎来危机，外赫布里底群岛地区一度被认为“濒临饥荒”，当地居民因此再一次得到了来自低地城市慈善组织的救助。刘易斯岛的地产代管人曾估计，1853—1883年当地至少经历了九个受灾季，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向当地提供数量不等的种子与粮食，以为陷入困境的小农场农民提供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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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苏格兰高地乡村的“复苏”在总体上仍有限、不稳定且时断时续。在一些居住环境恶劣、卫生条件糟糕、人与牛只仍像从前一样混居一室的地方，斑疹伤寒依旧普遍。高地人的居家环境仍十分邋遢，令外地来的观察者深感不安。大规模清退虽已成为历史，但农民的租佃权依旧得不到保障。“还有一些农民正在法律程序的压迫下，以所谓自愿迁徙的名义被寂静无声地赶出他们的家园。律师的笔端比士兵的钢枪更为凶狠。”[8]与此同时，高地社会的年轻人仍持续不断地涌向新大陆与低地城市。归根结底，这一时期的高地社会并未忘却几十年前的苦难记忆，流离失所的创伤感始终萦绕在民俗文化当中，不断酝酿着不满情绪，直到在1880年代引发了公开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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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点中，清退时代的高地人通常被视为一个被动且软弱的群体，但近来的学术研究揭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1780—1855年，苏格兰高地发生了至少50起反抗地主权威的抗争事件，如果对相关资料多加调查，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多的集体反抗事例。正如1792年伊斯特罗斯的抗争事件那样，农民发起抵抗的规模有时相当可观，当时有来自多个地区的民众聚集到一起，试图把威胁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可恶羊群赶走。不过，绝大多数抗争都是地域范围狭小的偶发事件，缺乏协调性与计划性，往往在强制清退迫在眉睫的最后关头才突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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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地农民的抗争运动中，妇女和打扮成妇女的男性常常站在前列，他们的武器通常是棍棒和石块。地产代管人、警察与地方治安官常常在抗争中遭到袭击与羞辱，但抗议者往往在军队介入之后便四散而去。高地人偶尔也会做出盗窃绵羊、恐吓牧羊人等行为，表明他们并没有屈服于清退运动的压力。1843年自由教会的崛起堪称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反地主集体运动，高地西部和外海岛屿地区的很多社群都在这起事件中脱离了传统的苏格兰国教会。小农场地区的普通民众在信仰上具有福音主义倾向，那些由在俗赞助人（几乎肯定是当地地主）任命的牧师因此并不受欢迎，这两股力量间的矛盾最终在1843年的教会分裂运动中迎来了高潮。对高地社会而言，1843年的苏格兰教会大分裂并不是一场政治风波，它的重点首先在于基督教信仰，而非直接抨击地主制度。不过，大量农民不顾地主的反对选择脱离国教会，这一现象本身便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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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几年之后，盖尔语地区居民的信心便因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空前的驱逐浪潮而大受打击。在危机期间主管赈济事务的政府高层官员爱德华·派因·科芬爵士（Sir Edward Pine Coffin）有着与这场灾难相称的不祥姓氏[9]，作为一名职业公务员，他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但在向自己的上级做书面汇报时，他也难掩自己对高地佃农驱逐运动的担忧，强烈谴责当地地主试图“将本地居民彻底抹去”。1848—1849年，驱逐运动的烈度甚至让他认为“整个高地社会的基础都将瓦解”。[10]在饥荒结束后，地主强迫佃农背井离乡的手段不再是直接驱离（这在1850年代末逐渐消失），而是对次级租佃行为进行异常严格的限制，以免新一代居民在佃农租赁的土地上结成新的家庭。这一政策不但全面禁止佃户允许外人借住，还要求所有年轻居民在结婚后从自己的小农场土地上离开。随着年轻人远走他乡，家族的农舍也会在父母死亡后被夷为平地。如果当地人不服从这一安排，他们就将面临法庭驱逐令的可怕威胁。在某些地产上，地产代管人对付当地居民的残酷手段几乎与暴君无异，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人称“大管家”（Factor Mòr）的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即阿盖尔公爵在马尔岛和泰里岛的地产管理人。当他在1872年死去时，大西洋两岸的移民群体都纵情庆祝，他们的喜悦之情体现在一首题为《悼大管家》（Lament for the Factor Mòr）的讽刺诗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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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的人们听说那畜生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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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点起了篝火，挂上了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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