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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苏格兰高地乡村的“复苏”在总体上仍有限、不稳定且时断时续。在一些居住环境恶劣、卫生条件糟糕、人与牛只仍像从前一样混居一室的地方，斑疹伤寒依旧普遍。高地人的居家环境仍十分邋遢，令外地来的观察者深感不安。大规模清退虽已成为历史，但农民的租佃权依旧得不到保障。“还有一些农民正在法律程序的压迫下，以所谓自愿迁徙的名义被寂静无声地赶出他们的家园。律师的笔端比士兵的钢枪更为凶狠。”[8]与此同时，高地社会的年轻人仍持续不断地涌向新大陆与低地城市。归根结底，这一时期的高地社会并未忘却几十年前的苦难记忆，流离失所的创伤感始终萦绕在民俗文化当中，不断酝酿着不满情绪，直到在1880年代引发了公开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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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点中，清退时代的高地人通常被视为一个被动且软弱的群体，但近来的学术研究揭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1780—1855年，苏格兰高地发生了至少50起反抗地主权威的抗争事件，如果对相关资料多加调查，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多的集体反抗事例。正如1792年伊斯特罗斯的抗争事件那样，农民发起抵抗的规模有时相当可观，当时有来自多个地区的民众聚集到一起，试图把威胁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可恶羊群赶走。不过，绝大多数抗争都是地域范围狭小的偶发事件，缺乏协调性与计划性，往往在强制清退迫在眉睫的最后关头才突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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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地农民的抗争运动中，妇女和打扮成妇女的男性常常站在前列，他们的武器通常是棍棒和石块。地产代管人、警察与地方治安官常常在抗争中遭到袭击与羞辱，但抗议者往往在军队介入之后便四散而去。高地人偶尔也会做出盗窃绵羊、恐吓牧羊人等行为，表明他们并没有屈服于清退运动的压力。1843年自由教会的崛起堪称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反地主集体运动，高地西部和外海岛屿地区的很多社群都在这起事件中脱离了传统的苏格兰国教会。小农场地区的普通民众在信仰上具有福音主义倾向，那些由在俗赞助人（几乎肯定是当地地主）任命的牧师因此并不受欢迎，这两股力量间的矛盾最终在1843年的教会分裂运动中迎来了高潮。对高地社会而言，1843年的苏格兰教会大分裂并不是一场政治风波，它的重点首先在于基督教信仰，而非直接抨击地主制度。不过，大量农民不顾地主的反对选择脱离国教会，这一现象本身便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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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几年之后，盖尔语地区居民的信心便因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空前的驱逐浪潮而大受打击。在危机期间主管赈济事务的政府高层官员爱德华·派因·科芬爵士（Sir Edward Pine Coffin）有着与这场灾难相称的不祥姓氏[9]，作为一名职业公务员，他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但在向自己的上级做书面汇报时，他也难掩自己对高地佃农驱逐运动的担忧，强烈谴责当地地主试图“将本地居民彻底抹去”。1848—1849年，驱逐运动的烈度甚至让他认为“整个高地社会的基础都将瓦解”。[10]在饥荒结束后，地主强迫佃农背井离乡的手段不再是直接驱离（这在1850年代末逐渐消失），而是对次级租佃行为进行异常严格的限制，以免新一代居民在佃农租赁的土地上结成新的家庭。这一政策不但全面禁止佃户允许外人借住，还要求所有年轻居民在结婚后从自己的小农场土地上离开。随着年轻人远走他乡，家族的农舍也会在父母死亡后被夷为平地。如果当地人不服从这一安排，他们就将面临法庭驱逐令的可怕威胁。在某些地产上，地产代管人对付当地居民的残酷手段几乎与暴君无异，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人称“大管家”（Factor Mòr）的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即阿盖尔公爵在马尔岛和泰里岛的地产管理人。当他在1872年死去时，大西洋两岸的移民群体都纵情庆祝，他们的喜悦之情体现在一首题为《悼大管家》（Lament for the Factor Mòr）的讽刺诗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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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的人们听说那畜生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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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点起了篝火，挂上了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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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相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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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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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跪在地上，感谢上帝让你断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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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佃农的土地租约只能以年为单位，所以地产代管人在驱逐人口时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小农场农民利益的捍卫者约翰·默多克（John Murdoch）曾发现，1870年代南尤伊斯特岛戈登所有地上的居民正生活在“奴隶般的恐惧当中”，他们不敢向地产代管人拉纳尔德·麦克唐纳（Ranald MacDonald）申诉任何不满，生怕他把自己赶出家乡。同样地，在哈里斯岛南部，默多克发现那里的小佃农“因恐惧而无所适从”。[12]几年后，一个名叫唐纳德·麦卡斯基尔（Donald MacAskill）的小农场农民曾在斯凯岛上召开的一次土地改革会议上坦言：“我满怀羞耻地承认，从前我畏惧代管人胜过上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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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怖气氛之下，当地人最终在1880年代对地主的暴政发起了成功的挑战。高地农民的抗议活动始于格丁泰勒（Gegintailor）、巴尔梅纳赫（Balmeanach）与佩恩柯兰（Peinchorran）等村社，这一地带被称为“布雷斯”（the Braes）[14]，位于麦克唐纳勋爵在斯凯岛东岸的地产内。当地小农场农民向地主请愿，要求恢复传统的放牧权。在代管人表示拒绝之后，小农场农民们便宣称自己将不再向麦克唐纳勋爵缴纳地租，直到诉求得到满足。地主随即以地租积欠为由，请求司法机关对一些佃农下发强制驱逐令，但在1882年4月7日，500多个农民围攻了前来执行驱逐令的治安官员，夺走并焚毁了他手中的告示。十天后，执法行动在50多名格拉斯哥警察的参与下再次展开，他们逮捕了那些曾袭击本地治安官员的人，但也被大批当地男女用棍棒和石块围攻，十多名警员负伤，史称“布雷斯之战”。1882年底，一场与“布雷斯之战”类似的冲突也在斯凯岛上的格伦代尔（Glendale）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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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这些暴动在一些方面与1860年代以前高地清退时期不成功的反抗运动相似，例如原始的武器、妇女的关键作用、对地方执法官员的抗拒、警察力量的介入，以及抗争活动高度本地化的本质。不过，“布雷斯之战”也意味着当地的民众抗争运动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因而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民众为了恢复17年前被剥夺的放牧权主动发起抗争，这与之前被动的抗议活动截然不同。其次，在更早之前发生在爱尔兰的一些私有地产上的罢租抗争酿成了致命的后果，一旦农民采取类似的策略，土地所有者如果不将他们大量清退（这在18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的），便很难令事态平息。“布雷斯之战”等抗争活动的涌现意味着苏格兰高地的地主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抗争者的活动规模仍十分有限，地理分布也仅限于斯凯岛的少数地产上，而在这一阶段，当权者所要做的无异于平息一场影响不大的地权纷争。从前，类似的抗争活动通常都会自行消亡，参与者也会被捕入狱，但“布雷斯”人民的小规模抗争为更为广泛的不服从运动提供了榜样，这股浪潮将波及高地的多处私有土地，持续数年之久，当地农民将使用罢租、占据绵羊牧场、破坏牧场围栏、违抗治安官执法和虐杀牲畜等手段发起抗争。1884年10月的《苏格兰人报》曾忧心忡忡地报道：“当地人正肆意拿走不属于他们的财物，践踏一切法律，在当地推行令穷人无力抵挡的恐怖统治……佃农不再纳租，但这不是因为他们付不起，而是因为他们拒绝纳租，或者迫于压力不敢纳租。”《苏格兰人报》认定，如果不迅速采取手段恢复秩序，“群岛地区的局面将很快恶化到与三年前的爱尔兰无异的程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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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份立场高度偏向地主阶层的报纸，《苏格兰人报》的描述很可能有所夸大。这一时期的高地社会很少有类似“爱尔兰”那样的农村恐怖主义活动，大多数抗争运动都局限在特定地区。高地西部总体上仍较为稳定，即便在赫布里底群岛地区，公然的抗议与非法抗争活动也主要局限在斯凯岛，还有一些事例发生在刘易斯岛。南尤伊斯特岛、泰里岛和哈里斯岛的居民的确发起过直接抗争，但这些运动的持久性远不如其他地方。从某种程度来看，认为整个高地都已沦为动荡不法之地的观念恰恰证明，高地人的抗争活动已经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新闻媒体界成功引起了高度的关注。斯凯岛上的抗争运动引起了政府的极大警觉，甚至令当局自18世纪詹姆斯党叛乱以来第一次向岛上派出了一支远征军，这个决定在当时的部分媒体当中引起了极为夸张的反应。一些人认为军队与民众间的暴力冲突在所难免，《北不列颠每日邮报》曾以“高地小农场农民威胁挑起大叛乱”“邓韦根（Dunvegan）人正向乌伊格（Uig）进发”等煽动性标题报道了事态发展。然而，预想中的暴力冲突并未发生，从南方派到斯凯岛的16个新闻记者与来自《画报》（Graphic）和《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两名画家大失所望。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确在斯凯岛上驻屯到1885年，当他们在当年6月从乌伊格离开时，当地人亲切地为他们送别。在斯塔芬（Staffin）驻扎的军人似乎与岛上居民结下了尤为深厚的友谊，还有人说他们对当地的妇女颇感兴趣：“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献给了爱神而非战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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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880年代所谓“小农场农民战争”的显著特征并不在于暴力、要挟与不法活动在高地扩散，而在于一场捍卫小农场农民权益的政治运动正被卓有成效地组织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当地人发起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抗争运动，其中最为显著的手段包括拒绝纳租和对自己传统土地上的财物进行“骚扰”。到1880年代初，支持小农场农民权益的声音已开始在南方的城市中兴起，其来源主要是土地改革派人士、盖尔文化复兴活动家、第二代与第三代高地移民，以及激进派自由党人。在这些群体和一些业已存在的协会组织的基础上，高地土地法改革协会（Highland Land Law Reform Association，HLLRA）成立了，这个机构主张在高地实现公平地租、保障租佃权、补偿地产改良的损失，以及对土地进行再分配（这一点尤为重要），其策略大体上沿袭了爱尔兰土地联盟的模式。高地土地法改革协会的诞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只是因为该协会将小农场农民的诉求与外部的政治议程联系起来，也是因为协会通过不断在地方上设立新的分部与地区委员会，打破了从前令高地的集体抗争运动裹足不前的地方主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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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委派了一个王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内皮尔和埃特里克勋爵（Lord Ettrick）的领导下调查高地与群岛地区小农场和茅屋农民的处境，这构成了高地抗争运动迎来新变化的一个最佳例证。为应对高地社会看似日益激化的不服从运动和民间舆论对小农场农民日益同情的立场，政府委派王家委员会成员在1883年春季到冬季之间调查整个高地地区的情况，并在1884年公布最终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建议政府限制地主在地产上的权限，因而不出意外地遭到了地主阶层的严厉抨击，但它所建议的干预力度在民众看来极为不足，因此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报告忽视了茅屋小农的处境，只把重点放在那些年度地租额在6英镑到30英镑之间的佃农身上。即便如此，内皮尔委员会的报告也意味着小农场农民的抗争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标志着政府机构第一次承认高地居民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享有正当权益（即便未在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王家委员会也提出，国家应为高地农民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委员会报告并不提倡为农民的租佃权提供永久性保障，但提出政府应帮助小农场农民赎买自己实际经营的土地。与1840年代和1850年代的饥荒期间关于政府外部干预的流行观点相比，这一结论无疑标志着一场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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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皮尔委员会报告的情况起草并得到确立的《小农场农民所有地（苏格兰）法》（Crofters Holdings ［Scotland］ Act）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与委员会推荐的举措不同，但其条文仍标志着高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迎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时代。这部法律规定，农民只要按时按量缴纳地租，租佃权便会得到保证，一个专门的土地法庭将负责判定公平的地租水准。因地主的土地改良计划而放弃土地或被迫清退的农民将得到补偿，他们的土地权益不能出售，但可馈赠给亲属。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土地法庭还会考虑用法律手段要求扩大农民持有土地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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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并没有立刻得到土地改革派的欢迎，在他们看来，这部法律的一个关键的不足在于远远未能满足农民对扩大土地持有面积的诉求。不过，这部法律的历史意义不可小觑。《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杜绝了旧式的土地清退，打破了地主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引入公权力来管控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还让小农场农民的土地用益权得到了保障。到1886年，地主和小佃农之间的力量对比已迎来决定性的翻转，这一点早在之前便已清晰可见。1884年12月，洛基尔的卡梅伦注意到，政坛与社会舆论界对地主阶层的态度正在快速恶化，而在1885年1月，约50名高地地主和他们的代表便在因弗内斯召开会议，讨论小农场农民抗争问题，并就允许小农场农民世袭土地租佃权、考虑改订地租率和确保土地改良造成的损失得到补偿等要点达成了共识。这意味着土地精英阶层在立场弱化之后，不得不后知后觉地采取一种更为仁慈的地产管理方式。当时的舆论把这些决议视为地主阶层一败涂地的标志。《奥本时报》（Oban Times）就曾得意地宣告：“高地地主们已无计可施。”[17]农民们取得最终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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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880年代高地乡村的新动态十分值得关注。小农场农民未能夺回清退运动期间失去的土地，因为达成这一目的无异于全面更改高地的私有地产格局，在政治上毫无可行性。然而，随着国家以法律形式保障佃农租佃权的世袭性，当局已在事实上剥夺了地主在私有地产上的大部分权威。在19世纪末的不列颠岛上，没有哪个社会阶层或群体能像高地的小农场农民一样得到国家法律如此高度的保障。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一群体为何能获得如此突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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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凯岛上的抗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当地的经济危机。1882年与1883年之交，斯凯岛经历了1840年代以来最为严酷的一个冬天，土豆收成在恶劣天气之下彻底遭毁，远赴东海岸从事渔业的收入（这是斯凯岛和长岛居民极为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也急剧下降。1882年10月，一场强风暴在斯凯岛损毁了大量渔船（有人估计受损渔船超过1200艘）、渔网和打捞装置，经济上的困境愈发窘迫，这部分解释了罢租抗争为何在当地小农场农民当中如此盛行。即便当地经济从1882—1883年危机中有所复苏之后，牛只价格又在1880年代剩下的年份里大幅下挫，到1880年代末，一头在1883年能卖7—8英镑的牛犊在市场上只值不到2英镑。另外，由于大洋洲殖民地的产品大量涌入，英国市场的羊毛与羊肉价格下跌，斯凯岛的绵羊养殖业也受到了冲击。大规模养殖者在这一冲击面前的损失尤为严重，不少人不得不放弃承包经营权，整片绵羊牧场因此成为植被茂密的无人树林。由于当地的小佃农往往也会蓄养几头绵羊，因此他们的收入同样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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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西部在经济上持续不断的困难局面激化了社会矛盾。不过，当地在之前也经历过类似的逆境，却没有爆发严重的冲突。当地人曾惯于把生活的苦难视为上帝的裁决，或者自然法则的一部分，不会将其归咎于人为的不公正。但在这一时期，当地社会的观念起了新的变化。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高地西部居民的信心在1880年代已显著增强。正如索利·麦克莱恩（Sorley McLean）的研究所揭示的，土地战争（land war）[18]时期的盖尔语诗歌表达了一种比之前更为强大的信心与乐观精神，甚至在“布雷斯之战”爆发前，已经有证据表明在一些高地地产上，佃农正变得桀骜不驯。例如，到1880年，在萨瑟兰公爵家的地产上，地主的代理人似乎开始放任当地佃农拖欠地租或违反租约规定，以免在当地激起反抗。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小农场农民战争期间几乎所有著名的抗争事件都是由当地居民主动发起的，这与从前那种在地主暴政面前迫不得已发起反击的被动抗争截然不同。青年男女在抗议活动中充当了主力。他们生长于1860年代和1870年代这一物质条件较好的时期，没有像父母与祖辈那样经历过更早以前的饥荒岁月，因此没有让苦难消磨了自己的斗志。当时的报道经常提到，小农场村社中的老年居民往往更为温顺胆怯，年轻人的性格则大胆不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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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先例也为高地人的抗争提供了关键的推动作用。1881年，随着格莱斯顿政府通过了《爱尔兰土地法》，爱尔兰乡村的抗争浪潮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这部法律赋予了爱尔兰佃农所谓“3F”权利，包括由土地法庭设定并保障的公平租税额、（在地租按期按量缴纳的前提下）不可更改的租佃权，以及用益权的自由出售（因此佃农在土地改良中蒙受的损失可以得到补偿）。爱尔兰农民的胜利显然对高地小农场农民造成了影响。高地的地方性媒体传递了一些关于爱尔兰农民运动的消息，其中最为重要的渠道是《高地人报》（Highlander）的专栏版面，编辑这份报纸的约翰·默多克有过在爱尔兰生活的经历。事实上，有人认为，约翰·默多克在《高地人报》的最后几期里报道爱尔兰的消息比高地本地的消息还多。不过，比报纸报道更为重要的是斯凯岛和爱尔兰之间的人员往来。从1875年前后开始，很多斯凯岛居民都会在夏季在坎贝尔敦（Campbeltown）和卡拉代尔（Carradale）的渔船上打工，这些渔船主要活动在爱尔兰海域，还会一年一度在爱尔兰靠岸，这些机会让他们得以了解罢租抗争等爱尔兰农民的斗争技巧。事实上，与爱尔兰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高地农民运动在早期阶段主要集中在斯凯岛。麦克唐纳勋爵在斯凯岛的代管人曾在一封寄给勋爵在爱丁堡的代办的信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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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丁节前不久，一群年轻男性来到我办公的地方。他们都是佃户的儿子，大多曾在爱尔兰的金塞尔（Kinsale）当过渔民，被爱尔兰那边的思想感染。他们向我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还争取到了几乎所有佃农的联名支持，要求在本李山（Ben Lee）和他们现有的所有租佃地上停止缴纳额外的地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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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斯凯岛上的年轻人表现出罕见的斗志，如果离开了外部社会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转变，这场争端恐怕也很难持久。迟至1850年代，反对土地清退的抗议活动仍全部以失败告终，保护地主权力的法律得到了强制执行，但在三十年之后，像清退运动那样粗暴宣示地主特权的做法已不见容于新时代的政治环境。起初，当局在镇压斯凯岛居民反抗治安官执法与骚扰地主资产的行动中遵守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并投入了警察与军队的力量。但政府很快意识到，社会与政界舆论不会容忍强力部门在斯凯岛不加限制地使用武力。因此，当局唯一的选项就是向小农场农民让步，同意他们的部分诉求，以更好地恢复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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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70年代，舆论的风向就已经起了变化。1879年，阿伯丁的造纸厂主A.C.皮里（A.C.Pirie）在洛赫布鲁姆湖畔的莱克梅尔姆（Leckmelm）购置了一处地产。他试图对这片地产进行“改良”，但将导致一些佃农被强制驱离家园，这一决定在高地地区引起众怒，乃至受到了苏格兰各大全国性媒体（《苏格兰人报》当然不在此列）的挞伐。四年后，J.B.鲍尔弗（J.B.Balfour）指出，一些自由党人正受到“一种强大但游移不定的对小农场农民处境的同情心”的影响。[20]一些政府的高层人士，例如首相格莱斯顿和1882年的内政大臣威廉·哈考特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无疑也怀有这种同情心。哈考特在赫布里底群岛抗争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那里曾是他多年以来的游艇度假地，这些经历让他对当地人的处境有了恻隐之心。1882年11月，哈考特爵士否决了向斯凯岛派遣军队的方案，并在同月向首相格莱斯顿建议，应设立一个王家调查委员会处理此事。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在当时的“体面人士”当中，一种认为高地小农场农民的不满确有其渊源的观点正在盛行，而在一个人民参政权不断扩大的时代，政府不应对这种观点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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