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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12 这一时期主张捍卫小农场农民利益的宣传家充分利用了社会舆论对小农场农民的潜在支持，在他们当中，取得了最大成效的当数《凯尔特杂志》（Celtic Magazine）的编辑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cKenzie）。从1877年开始，麦肯齐便利用这份刊物呼吁读者关注高地西部的社会问题，但在1883年，他出版了一部畅销著作《高地清退史》（A History of the Highland Clearances），用充满感情的散文文体刻画了高地大规模人口驱离期间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历史细节。这本书在内容上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平铺直叙，而是对地主罪状的罗列与抨击。在像《高地清退史》这样的作品里，高地地主被描述成了背叛领主责任与属民期待的无良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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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14 与麦肯齐等人的宣传相比，当时的媒体报道在让小农场农民的抗争广为人知的过程中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也让公众舆论越发同情小农场农民的处境。在这场宣传攻势面前，即便最为富有的地主也无力招架。一名曾报道1880年代高地抗争的记者在日后回忆道：“像报纸这样的出版物才是对付高地地主最有力的武器。”[21]高地问题不但见于苏格兰报端，也为一些英格兰媒体所关注，如此广泛的传播范围表明不列颠全国都对高地的处境怀有强烈的关切，而这是与高地西部群岛地区通信条件的革命性变化离不开的。到1880年代，蒸汽船运输网络已遍及内外赫布里底群岛，电报技术也让高地抗争的一线记录得以在事发后不久广为流传。发达的媒体不但让高地的实情得到传播，还在事实上影响了高地抗争的发展轨迹，这一切都让高地小农场农民战争成为英国民众抗争史上空前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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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16 来自外界的政治与文化影响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领导的爱尔兰民族党（Irish Nationalist Party）和爱尔兰土地联盟的启发与引导下，高地小农场农民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虽然高地的抗争运动绝非如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芬尼亚分子的阴谋”[22]，来自爱尔兰的影响却不容置疑。富有个人魅力的约翰·默多克留下的文字与言论尤其体现了这一点。他曾在爱尔兰参与政治活动多年，与爱尔兰抗争运动中的一些领导者有过往来。苏格兰低地城镇中不甚活跃的高地社团也为高地抗争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1870年代之前，这些社团几乎只从事交友联欢与文化活动，但从1870年代末开始，已经有一些人认为当时的凯尔特社团联盟（Federation of Celtic Societies）变得过于政治化。像爱丁堡大学富于口才与魄力的约翰·斯图尔特·布莱基教授这样的活动家为高地抗争赋予了鲜明的文学浪漫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色彩。高地本地媒体的立场也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小农场农民一方，其中最为显著的是1882年以来由邓肯·卡梅伦主编的《奥本时报》。高地报纸忠实地记录了高地土地法改革协会地方分会的演讲与议事内容，为农民抗争提供了推动力与协调性。在不列颠本土与爱尔兰的土地改革派也声援高地小农场农民的主张，苏格兰自由党内的土地改革派人士在这当中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在高地的某些地区，来自南方城市的第二代高地移民的支持也施加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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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18 上述种种力量组成的松散联盟一时为小农场农民运动发挥了强大的游说功能。在抗争运动中，当地居民主要依靠的仍是自己的力量，但空前强大的外界支持也为他们提供了富有经验的领导者、政治上的影响力和组织技巧。这些外部因素的作用在内皮尔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几个月里得到了最为显著的体现。在政府看来，内皮尔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可能只是为了缓解高地抗争地带的社会矛盾与不满，但它最终却让农民运动更为活跃、更有组织，这在政府宣布保证委员会作证的人将不会受到威胁之后尤其如此。鉴于当地年长居民的历史经验对小农场农民运动的影响甚大，而他们仍对清退运动时期地主的恐怖统治怀有痛苦记忆，这一保证无疑意义重大。在内皮尔委员会于1883年5月在斯凯岛的布雷斯召开第一次听证会之前，小农场农民运动的支持者尽一切可能搜集了相关证据。亚历山大·麦肯齐和约翰·默多克走遍抗争地区，为农民提供建议，到1883年底，伦敦的高地土地法改革协会以盖尔语和英语发布了三种小册子，供高地小农场农民阅读，并在这些小册子里强调了地主从前犯下的恶行，鼓励人们就保障租佃权、实现公平地租和土地再分配等诉求发起抗争。高地土地法改革协会号召农民们以地区为单位形成分会，用和平且合法的手段推动自己的诉求。在地区分会形成后，他们将根据伦敦总部制定的规则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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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20 外部支持者的努力让高地农民对参与抗争的期待大大提高，但他们并不是这一时期高地小农场农民运动爆发并成功的唯一原因。在高地农民形成抗争组织的进程中，1883年8月西海岸渔民在弗雷泽堡（Fraserburgh）大会上做出的决定颇为关键。与会渔民大多从事鲱鱼捕捞业，他们在会上决定在家乡组建土地改革协会。此外，即便高地土地法改革协会总部公开反对非法的骚扰性行动，此类事件仍在一些地产上时有发生。小农场农民战争的胜利建立在小农场农民与新的盟友们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小农场农民利益的外部支持者们充分利用了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对小农场农民立场更具同情心的舆论环境，正是这一点让这一时期的小农场农民具备了之前几代高地人不曾拥有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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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24 在高地清退运动的历史上，地主和当地民众扮演了主要角色，来自外部的执法力量只会偶尔介入其中。但在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通过之后，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国家成为影响这一地区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国家力量干预高地社会的主要渠道包括法律（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对地主和佃农间的关系施加了新的监管措施）、新设立的机构（例如小农场农民调查委员会），以及1897年设立的人口过密区域理事会（这一机构负责为困难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外迁和通信设施开发提供资金支持）。虽然政府干预高地地区的最初目的是平息那里的社会动荡，但在一战前夕，这一目的已被一种更为含混的经济社会改良主义取代。到1914年，认为高地是一个特殊地区且值得特殊对待的看法已在英国政策制定者的心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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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26 《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是政府对1880年代初高地社会问题做出的主要回应，其总体内容也反映了来自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立法者希望通过对小农场农民做出妥协来缓解当地的紧张状态，恢复法制，但这又会构成对私有财产权的干涉，乃至严重撼动英国其他地方既有的阶级秩序。有鉴于此，政府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只得承认高地人的情况在英国具有特殊性，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的贫困，而在于他们独特的历史。格莱斯顿指出，高地人自古以来对他们的土地拥有权利，只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商业化的地主剥夺了。因此高地小农场农民是一种深刻的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议会必须出面加以补偿。从土地法的角度来看，这一论点的历史依据并不成立，但这种“历史主义”的观念恰恰是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得以通过的基础。1885年初，格莱斯顿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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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28 归根结底，议会之所以应当介入小农场农民的处境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背景。这不是因为他们生活贫困或人口过密，也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养活自己的家人，而是因为他们对土地享有权利，但这些权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夺走，从而令当地居民备受苦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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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0 格莱斯顿也指出，新法的适用范围将仅限于那些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仍保有公共牧地传统的堂区，高地的小农场农民因此被与英国其他地方的贫困人群区别开来。根据法律定义，高地小农场农民构成了一个例外情况，因此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保障措施既不会威胁社会的总体秩序，也不会设立一个在当时的政坛看来极为危险且不可接受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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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2 起初，《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并没有让高地的民情趋于平息。这部法律的通过在当地引发了强烈的失望情绪，甚至在赫布里底群岛的部分地区导致暴力冲突重燃。支持小农场农民的议员们与他们的爱尔兰民族党盟友曾联手反对这部法律，但最终未能成功。他们对这部法律最大的不满之处在于其条文中并未提及恢复农民之前被剥夺的土地，这一点也在斯凯岛的基尔缪尔（Kilmuir）和格伦代尔等抗争活动较为激进的地方引起了盛怒。与小农场农民相比，那些没有地权或拥有不完整地权的茅屋小农对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失望要更进一步，这部法律没有为他们的权益做出任何保障，因此这一遭到排斥的阶层在之后的四十年间持续不断地骚扰多处高地地产，以宣示他们的不满与愤怒。在1886年9月高地土地法改革协会的年会上，对于《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过于软弱且不充分之处的担忧开始浮现出来，协会在这场年会上宣布改组为高地土地联盟（Highland Land League），并将自身的使命定义成“为高地人民恢复他们对家乡土地的固有权利”。1886年秋天，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因爱尔兰自治问题倒台，并被一届保守党政府接替，高地土地问题势将引发进一步的冲突。新一届保守党政府决心采用更为坚决的强制手段处理高地动乱问题，新任苏格兰事务大臣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也拒绝对高地小农场农民做出更多妥协。在他看来，1886年的《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足以平息他们的不满，因此抗法行为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在这之后爆发的骚动必须受到严惩，不法分子必须受到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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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4 《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在出台之初便于1886年和1887年引发了几场规模不小的动乱，因此陆海军力量不得不重新部署到高地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在泰里岛发生一起地产袭扰事件之后，部队被派驻到当地，以帮助警察阻止局面走向失控。同样地，在1886年底，随着斯凯岛的行政当局因居民拒绝纳税而濒临瘫痪，军方也向那里派出了一支远征队。第二年，军队也被部署到刘易斯岛和萨瑟兰的阿辛特，以应对当地居民对地主资产的袭扰活动。此时高地动乱的发展方向起了变化，农民抗争的重点已不在于罢租，而在于直接夺占土地，茅屋小农阶层在这一时期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显著。法庭对不法分子的制裁力度日益增强，量刑远比之前更重，这似乎意味着一种新的观点正在崛起：1886年的《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已经大体解决了小农场农民的不公境遇，因此继续挑起骚动毫无正当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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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6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名声有了显著的改善。1887年1月，小农场农民调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小农场租佃状况的初步结论，其结果颇具启示性。在结论公布几天后，《奥本时报》发表文章，承认1886年的《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在之前遭到了误会，指出从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来看，这部法律很有可能为高地人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委员会在1886年至1887年调查了1767户佃农的土地状况，建议将当地的平均地租水平下调31%。而1892—1893年，当地地租的实际降幅多在21%—30%。《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里关于地租积欠的规定也很重要，这一问题此时因18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以及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一系列的罢租抗争而变得尤为严峻。1886—1895年，韦斯特罗斯和刘易斯岛上72%的积欠地租都被勾销，在因弗内斯郡和阿盖尔郡的岛屿上，积欠地租的勾销率也分别达到略多于71%和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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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8 在小农场农民当中，《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很快被奉为高地社会的“大宪章”。借用亚当·科利尔（Adam Collier）的说法，这部法律赋予了小农场农民特殊的地位，“给他们以土地产权的绝大多数好处——他们要求的保障与权益——却让他们免于承担这些权益的代价”。[24]在《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出台之后的二十年里，小农场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在巴拉岛、尤伊斯特群岛、斯凯岛和哈里斯岛，估计有40%的小农场农民为自己修建了新居。1912年，小农场农民调查委员会注意到，很多地方农民的过时“黑屋子”已经被新的农舍取代。一个王家调查委员会也在1895年得出结论，认为《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为高地小农场农民社会带来了一股新的发展动力，增强了当地农民在生活中的安全感与信心。土地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再必然与地租上涨挂钩，这一认识为这一时期小农场农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委员会在调查结论中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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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0 我们发现，农民开始将更多的心思用于扩大开垦、发展轮作、恢复抛荒地、设立栅栏，以及铺设或修复村社道路。但在种种变化当中，最为鲜明的迹象当数建筑，这既包括住宅也包括农舍。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自《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出台以来，农民们亲手建成了不少新的住宅与农舍，它们的条件也比之前更为优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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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2 然而，这一时期小农场社会的进步并不只是《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结果。事实上，这部法律甚至不能算是其中的主要因素。19世纪末期，包括小农场农民在内的很多阶层都在物质生活上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这一总体趋势当中，对高地人而言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世界粮价的下降。此时的高地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从外部输入口粮，而把本地的作物用来饲养牲畜。在萨瑟兰的西海岸，谷物价格在1880年至1914年下降了约50%。此外，由于移民在外的亲人将部分收入寄回家乡，高地很多家庭的金钱收入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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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4 出于对长远趋势的顾虑，《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批评者曾指责这部法律将为高地带来一股强大的保守风气，让小农场社会在未来陷于停滞，永远停留在当前以零碎租佃地为主的状态，无法根据情况变化调整佃户持有地的面积。令批评者更为担忧的是，这部法律还将让人更倾向于制造一种不利于也不允许高地土地法规进一步接受修订的政治环境。《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赋予小农场农民调查委员会以酌情扩大小农场用地面积的权力，但这不足以带来实质改变，且每次给土地产权格局带来的变化都不大。此外，这部法律完全没有提及设立新租佃地的有关事项。1886年格莱斯顿政府的高地政策背后存在这样一个假设：政府正在以某种方式保护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免受商业化地主支配的破坏。但这一前提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高地小农场制度本身就是18世纪晚期因应农业改良时代的经济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格局，绝非更早以前氏族制度的直接延伸。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看似仁慈的条款也没能为当地经济的根本问题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令当地的人口流失问题在20世纪几乎无法阻挡。在关于高地问题的提议中，内皮尔勋爵预设了小农场制度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大部分理由：此时与小农场农民租佃相挂钩的褐藻生产或烈酒酿造等副业已陷入衰退，而小农场租佃地本身并不足以保障农民的生计，农民必须将耕作与副业结合起来才能维持经营。正是为了应对这一人口与资源间根本性的不均衡现象，内皮尔委员会才向政府建议了比《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鉴于直接剥夺地主所有地在政治上完全不现实，内皮尔勋爵认为高地西部的土地已不足以供当地的全部人口维持基本生活，因此当地小农场农民社会需要接受帮助与重组，设立一个系统性迁出当地人口的计划也势在必行。不愿为当地经济全盘包办的自由党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转而采用了以更为务实的短期目标为指导的政策。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出台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它是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对高地公共秩序恶化的问题做出的回应，因此其长期的经济后果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也非意料之外。这本就不是一幅为高地经济复苏绘制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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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6 《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同样没能照顾到的还有无地茅屋小农的问题。茅屋小农阶层在高地的分布并不均匀。在高地本土西部的大部地区和内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些地方，清退运动和土豆饥荒之后对次级租佃的严格限制导致这一阶层的人数大大减少，但在斯凯岛、马尔岛的部分地区，以及（尤为重要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尤其是刘易斯岛、哈里斯岛和尤伊斯特群岛上，仍存在着不少茅屋小农家庭。《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通过之后的最初几年里，随着大众抗争运动的重心从刘易斯岛转移到斯凯岛，上述茅屋小农大量存在的地区的抗议活动也变得普遍起来。对于这些因自己的利益在《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中被忽视而感到不满的茅屋小农来说，高涨的政治运动无疑提高了他们的期许，而《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出台本身无疑也证明了直接抗争能够带来政治上的积极结果。与此同时，从1884年开始，赫布里底群岛地区的茅屋小农阶层在经济上陷入了危机。大多数茅屋小农家庭的经济收入来自东海岸渔业的季节性雇用，但1884—1886年，鲱鱼的价格因为创纪录的高捕捞量与欧洲进口关税的上升而下跌，迫使渔船船主在向腌制工支付报酬时放弃固定计费，转而根据水产市场的行情波动计费，导致腌制工的收入下降。从1880年代初到1880年代末，赫布里底群岛季节性渔业工人的平均收入从20—30英镑下跌到区区1—2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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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8 正是在上述经济环境下，茅屋小农在当地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地主地产的袭扰行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外界注意到自己的困难处境。在这些袭扰行动当中最著名的一起事件发生在刘易斯岛的帕克猎鹿林，当时有数百名年轻人闯入这片属于马地臣爵士的土地，屠宰了栖息在当地的许多动物。这场行动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也产生了广泛的舆论效应，引得当时的媒体用耸人听闻的夸张笔法渲染暴民如何在森林中大肆屠杀了成百上千头鹿。政府再一次被迫调动军队恢复秩序，这一次他们派出的部队来自王家苏格兰团。1887年12月，《奥本时报》认为，小农场农民的抗争已经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抗争主力将是无地的茅屋小农，亦即高地清退运动时期失地农民的后人。正因如此，接下来的抗争将以恢复地权为主要诉求。这将是一场属于土地失权者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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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0 帕克森林的侵占者最终因法律上的技术细则被判无罪，这很有可能刺激了更多小农铤而走险。1888年初，又有几起侵占事件在刘易斯岛的埃尼什（Aignish）和萨瑟兰的阿辛特爆发，而在发生于埃尼什的事件中，侵占者还与军队爆发了流血冲突。在整个外赫布里底群岛，形式更为隐匿的小农抗争活动开始蔓延开来，在夜间破坏边界土堤的行为随处可见，几乎无法遏制。政府在应对这一时期的上述不法行为时不只派出了军队维持秩序，也建立了一个调查机构来实际考察刘易斯岛的社会与经济状况。由此产生的调查报告表明，当地法制败坏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情绪激动的抗争农民，而在于当地人赤贫的生活状况、糟糕的居住条件和无地农民分布过于密集的状况。当地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程度在某些方面足以让人联想到1840年代的土豆饥荒时期，为了恢复当地社会秩序，政府也有必要干预。刘易斯岛的问题需要的不只是镇压与强制。在制订解决方案的同时，国家力量便以空前的规模直接地卷入刘易斯岛的局势当中，政府的目的变成了为当地设计一套发展战略，以彻底消除社会动荡与经济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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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2 政府的高地新政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第一，高地社会需要一笔短期援助金以缓解迫在眉睫的问题。1888年，保守党政府同意以减免地方税的形式为当地提供30000英镑的支持。以1889年通过的《地方政府（苏格兰）法》为基础，高地地区又在之后的数年里享受了48000英镑的地方税减免，这一优惠为当地缓解了188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困难。第二，政府制订了一项颇具野心的人口外迁计划，以缓解赫布里底群岛的人口过密问题。在制订这一计划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参与撰写刘易斯岛社会情况调查报告的作者曾提议从高地西部迁出30000户居民。苏格兰事务大臣洛锡安勋爵在1887年提出了一项计划，建议英国政府为每户高地移民提供120英镑的贷款，加拿大自治领当局则相应地为他们提供每户160英亩的免费土地，但英国政府最终只为移民提供了总计12000英镑的贷款，在加拿大马尼托巴（Manitoba）和西北地区设立高地移民定居点的计划也不甚成功。第三，政府在1888年至1892年致力于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并鼓励渔业发展，但这些经济提振计划终将与移民计划同时发生。到1890年12月，财政部同意为高地西部的港口、道路、蒸汽船运输网络和电报系统的扩建提供近10000英镑的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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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4 上述新动向标志着英国政府在高地地区扮演的角色已远比之前更为积极，但对农民抗争运动复发的担忧并不是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诚然，高地西部的法制与治安问题相当紧迫，决策者也希望通过经济的繁荣发展来实现一劳永逸的社会稳定。然而，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拒绝向小农场农民和茅屋小农就扩大土地占有面积的诉求做出让步，对土地持有权的调整也被明确地排除在一切政策动议之外。事实上，政府之所以扶持高地渔业，是为了通过增加当地的非农就业机会来缓解土地紧张的问题。政府把人口外迁当作高地振兴战略核心的决定，也与小农利益支持者认为高地土地只要经过再分配便足以让当地居民维持生活的观点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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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6 当时一种日益盛行的观点是，高地面临的问题有其长期原因，只有通过外部介入才能得到解决，这种观点因而为政府的高地政策提供了正当性。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高地小农社会的危机将接踵而至，不断重演的极端贫困与社会动荡终将迫使政府一次又一次采取紧急措施，最终虚耗国民资源。因此，从长远来看最好的策略是让高地社会实现长期稳定，并通过有政策协助的计划移民、渔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地形成一套更为稳健的经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正如1888年一些地主在一份呈交给洛锡安勋爵的备忘录中所表明的，高地地区的大部分大地主都支持这一策略，他们采取的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保守党政府相信以政策手段介入高地事务是有价值的。然而，尽管政府在当地的道路、港口与电报系统建设等事业上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些高地政策的总体结果并不算成功。针对高地的投资规模有限，很少有项目能够完工，政府虽然在高地西部缓解了1880年代晚期的经济危机，却没能显著解决当地经济与社会的长期问题。而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也终将发现，19世纪末的高地政策并不是最后一项以失败告终的官方高地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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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8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政府在高地西部与爱尔兰西部采取的政策往往有共通之处，这两个地区都长期受到经济困难的影响，因此时常爆发民众骚乱，而爱尔兰的土地法律在立法者试图改变高地土地所有权规定时起到了参考作用。在1890年代，爱尔兰形势的新变化也在高地西部产生了一个新的效应。1891年，保守党政府在爱尔兰西部设立了人口过密区域理事会，旨在通过为农民提供新土地以及支持工业进步、指导农业经营等手段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理事会在当地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即便是爱尔兰西部最为贫困的区域，也被认为实现了很多既定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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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60 正是在爱尔兰模式的激励下，政府于1897年也在高地设立了一个人口过密区域理事会，以为高地地区一些被认为和爱尔兰西部一样受困于人口压力的地方带来改善。小农场各郡的56个堂区被判定为“过密”地带，理事会的管辖范围将巴拉岛与泰里岛及其以北的所有岛屿囊括在内，还包括了阿德纳默亨半岛以北的大部分高地西部沿海地区。理事会的目标是促进上述地区的农业发展，为小农场农民和茅屋小农提供新的定居地，扩大道路交通网络，在当地发展渔业。上述的大部分政策都可从1880年代晚期以来的政府政策中找到类似的先例，但理事会政策的新颖之处在于，决策者不但致力于对土地进行再分配，对农民进行再安置，还第一次承认了“人口过密”问题仅凭鼓励外迁无法得到解决。对土地安置原则的接受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在一战爆发前，这一原则产生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它仍为之后的高地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也让国家力量越发深入地参与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当中，其程度远非1880年代土地战争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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