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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没落似乎不可避免。1911年《议会法》废除了上院在立法过程中的否决权，事实上终结了其在英国议会中的实质权力。1884—1885年的《第三次改革法案》让英国全境的选民规模扩大了一倍，令地主阶层在乡间的政治影响力大为削弱。到一战爆发时，英国无疑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民主的时代。在一战后的第一场大选中，贵族出身的议员候选人在苏格兰几乎全部落选，只有埃利班克勋爵（Lord Elibank）两兄弟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诸如由未来将成为劳工大臣兼苏格兰事务大臣的汤姆·约翰斯顿（Tom Johnston）所著、于1909年付梓的《吾国苏格兰贵族世家》（Our Scots Noble Families）等论战性出版物也在民间激起了反地主情绪。约翰斯顿认为，大地主世家的庞大产业起源于他们的祖先在过去犯下的盗窃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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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人民看到，我们的旧贵族并不高贵，所谓领地也是他们巧取豪夺所得。要让人民看到，地主的地契是掠夺、杀戮、欺骗或宫廷淫乱的产物。我们要消灭笼罩在世袭头衔之上的神圣光环，让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今天议会上院的议员大多是得逞的海盗和流氓之辈的子孙。只要实现了这些，我们就打碎了让全体人民麻木不仁的幻象，让他们意识到特权分子正在窃取他们的果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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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层面，贵族阶层也不得不面对其经济基础直接受到威胁的现实。在1920年代，煤炭开采的萧条状态令矿区使用费收入大幅下降，而随着煤矿最终在1938年和1942年被收为国有，地主在得到一笔经济补偿之后彻底失去了这一财源。在1921年《谷物生产（废除）法》生效之后，政府也废除了战后以来对燕麦和小麦价格的财政支持。有地贵族的经济活动因此在每一个方面都蒙受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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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为上述因素的强大影响终将彻底摧毁传统地主阶层或地权格局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地主阶层显然在崇尚大众民主的20世纪失去了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但与此时大地主彻底消亡的欧陆国家和爱尔兰相比，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地主制度表现了极为强大的韧性。在今天的爱尔兰，近一百年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当地地权结构的颠覆性变化。1880年代爱尔兰的土地有一半为贵族和地产面积在3000英亩及以上的乡绅大地主所有，但到1980年代，大地主所有地在爱尔兰几乎彻底消失。与此相比，曾深入研究近现代苏格兰土地制度的罗宾·卡兰德（Robin Callander）和罗杰·米尔曼（Roger Millman）等学者揭示了一个与爱尔兰截然不同的苏格兰格局。这些学者的研究得出了四个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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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1930年代末开始，大地主出手大片土地的情况开始减少，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直至1970年代才告一段落。农民从地主手中购买土地的热潮曾对传统的地权格局构成了威胁，但在这一时期已明显衰落下去。第二，虽然188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的种种危机显著动摇了苏格兰传统的地主制度，但这一体系在那之后仍展现了强大的连续性。苏格兰地权分布的集中程度仍冠绝欧洲其他地方，到1970年代，面积在1000英亩以上的大型地产仍占据了苏格兰私有土地总面积的75%，面积在2000英亩以上的大型地产所占比重也超过了三分之一。到1990年代，如此高度的集中化格局进一步加强了。从1870年代开始，大型地产占据的土地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但地权高度集中的传统格局仍未彻底改变，其保全程度也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高。第三，在近900年的历史中，苏格兰的大部分土地都被不超过1500处核心私有领地占据，这种地权格局上的连续性因此具有深远的意义。一些大型地产的持有者已是绵延超过30代人的古老世家，虽然有一些地主家族失去了部分乃至全部地产，诸如巴克卢、希菲尔德、罗克斯堡、斯泰尔、艾尔利、洛锡安、霍姆（Home）、蒙特罗斯和汉密尔顿等大地主世家至今却拥有广袤的地产。第四，历代新兴地主的位置在20世纪得到了延续。商业银行家、证券经纪商、实业巨头、流行乐明星、阿拉伯石油大亨以及来自荷兰与丹麦的富有购地者也在最近数十年间于苏格兰购置了地产，但他们购入的土地通常有频繁易手的传统，所以总体上没有对传统的大型地产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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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苏格兰传统的地主制度与大土地所有制显然没有像1920年代的悲观主义者所预计的那样走向衰亡。恰恰相反，苏格兰传统的地权格局直到20世纪末仍异常完好地保存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战间期的很多土地出让行为并不是为了出售地权变现，而是要对地产进行多样化配置，通过投资利润率更高的资产来更好地保障地主对于核心土地的所有权。例如，在1920年代，埃尔金伯爵只有一半的收入直接来自他的领地，另外一半收入则来自他在银行业与房屋互助信贷业出任董事的所得。这种资产配置策略本身并不新鲜。早在1880年代，波特兰公爵和萨瑟兰公爵这样的大贵族便开始投资英国国内外的证券与债券。不过，基于理性选择，用多余领地换取资金来投资证券市场或企业股份的风潮很可能是从1920年开始才在地主阶层中空前流行起来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20世纪初的景气时代被政治激进主义者奉为核心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一战结束后便退出了英国的政治舞台。爱尔兰的案例充分证明了政治因素对于大片私有土地解体的决定性影响。F.M.L.汤普森（F.M.L.Thompson）曾说，爱尔兰的“土地改革像绞肉机一样”，在短短数年之内便让那里的大型地产走向瓦解。[4]但在高度城镇化的苏格兰，乡村的人口流失、市民议题的主导地位和工业经济的危机都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让土地问题屈居次要地位。此外，媒体对于战间期售地热潮的高度关注或许也让当时的土地改革派人士相信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不过，与1880年代和1890年代政治激进主义者将土地问题奉为重中之重的景象相比，这一问题在战后舆论场上的彻底消失无疑也标志了一个重大变化。正是在包括这一变化在内的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联合王国的大地主们没有遭到严苛的土地资产税的压迫，从而不必过快地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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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地主的总体税负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经历了持续下降，政府对于农业和林业的补贴也有了显著增长。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平均地价从1945年的每英亩60英镑激增至1980年代初的每英亩2000英镑。虽然需要缴纳高昂的税金，但私有土地仍能为其所有者带来显著的财税优势，自有自耕者的待遇尤为优越。在某些地区，土地所有者还能受益于欧洲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提供的各种农业补贴。讽刺的是，和他们的祖先相比，20世纪末的苏格兰地主从公共财政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即便《谷物法》时代的优惠待遇也无法与之相比。与此同时，苏格兰的土地交易市场至今仍保持着高度的自由，这与欧洲其他地方日益严格的土地交易监管机制形成了对比。一名来自瓦赫宁恩（Wageningen）一所农业大学的专家曾在不久前对苏格兰的情况做出如下评论：“（苏格兰人）对待土地的做法十分奇怪。他们只把土地当成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高度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从长远来看，土地拥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但在苏格兰却可以随意买卖，这与欧洲任何一个地方的情况都很不同。”[5]包括上述格局在内，现代苏格兰的土地制度在很多层面上都与数百年以来的历史传统有着显著的连贯性。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乡间大宅对游客开放，旅游业的发达与大众的怀旧想象让一些大贵族世家能够以苏格兰民族传统的守卫者，乃至苏格兰民族辉煌过去的当代写照自居，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上的纽带。不过，下一节的内容将试图阐明，有地贵族们享受的这种历史连续性，绝非19世纪在他们的地产上生活并劳作的无数农民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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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G.T.比塞特（G.T.Bisset）曾说“苏格兰人以不喜安居、嗜好迁徙闻名”。[6]在苏格兰，很少有什么地方能像低地乡村这样鲜明地佐证他的说法。自农业改良运动以来，这一地带的社会与人力资源结构就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可避免。在苏格兰，人口迁徙在传统上往往与高地和高地清退运动联系起来，而在高地大饥荒期间及之后，高地西北部与赫布里底群岛地区的小农场地带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1840年代以前，将多人共同租佃地切割为小农场的新动向、当地人对租佃地无休止细分的容忍态度，以及土豆种植业的发展和短期外出务工的兴起一道，在客观上让高地西北部的居民更加倾向于留在家乡。但在低地和高地东南部，农村社会的新格局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把对于高效农业生产而言并非必要的人口向外地赶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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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60年前后到1840年，低地的租佃一元化进程不断加速。关于低地租佃状况的系统性统计数字最早可追溯到1880年代，这些早期记录显示，超过400英亩的大型租佃地已在苏格兰边境地区、洛锡安地区和贝里克郡颇为常见，但在很多其他地方，租佃一元化的效果远没有如此彻底。在低地18个郡中，有16个郡内一半或以上的租佃地面积都在100英亩以下，在中西部的艾尔、拉纳克、伦弗鲁和斯特灵等郡，“家庭农场”仍占据了不小的比重。虽然在程度上有差异，但低地乡村社会仍遵循着大体类似的规律：持有土地的主要佃农只在当地人口中占据一小部分。到1830年前后，曾在苏格兰低地乡村旧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次级租佃制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已被消灭，各地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以严控租佃地的次级分包。只有在东北部的阿伯丁、班夫和金卡丁等郡，由于小型租佃地或小农场与大规模农场经历了同步发展，当地的佃农人数反而有所增长。这是新的土地格局中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一地区拥有大片低洼荒原，当地人因此认为将荒地划分为小块租佃地，就能更为经济高效地对其进行开发。然而，在其他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向外迁徙。最晚到1850年代，改良之后的低地农业用工需求仍有增长，但增速完全无法与1831—1911年增长了近一倍的总人口相比。长此以往，低地乡村的新增人口中只有一部分能被新型农业经济吸收，很多人不得不从事农村工商业活动，或彻底离开家乡，到城镇或海外寻找谋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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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0年以前，上述因素构成了促使低地乡间的“富余劳动力”向外地输出的基本框架。在1830年代初的英格兰东南部多地乡村，结构性失业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曾引发了一系列被称为“斯温长官”（Captain Swing）暴动的暴力冲突事件，但因为上述促进人口外迁的机制发挥了作用，同一时期的苏格兰低地乡村没有发生动荡与抗争。1820年代苏格兰大城镇诚然面临着求职者与工作岗位严重不均的紧迫难题，但低地乡村的局面并非如此。在整个19世纪，低地乡村的这套体制都成功地扮演了人口安全阀的角色。在现有农业结构之下不被需要的人口都被无情地挤出了乡村。由于已婚和未婚的佃农都必须住在自己的农场里，所以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住处，这进一步加快了富余人口外流的步伐。换言之，低地乡村的社会结构迫使不被需要的人离开家乡，尽管这一过程并未像高地清退运动那样直接动用了暴力压迫，但在实质上仍具有普遍的强制性。不过，通过以这种机制调节农村劳动力供给，低地乡村避免了像1840年代的盖尔语地区那样深刻的社会危机，在本地农业生产中得到工作机会的劳动者也享受了稳定的薪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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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社会调节机制的高效本身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低地乡村人口外流的规模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如此之大。在这一时期，低地乡村的人口外流率第一次超过了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而后者在1914年之前仍高达每十年10%以上。显然，从低地乡村流出的不只是“富余人口”。事实上，这一时期在低地从事农业和乡村副业的劳动者人数也开始快速下滑。1871—1911年，熟练扶犁工和牧羊人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女性劳动者的外流规模尤为突出，她们在低地东南部的大规模种植业地带以及家庭农场和乳牛农场的生产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女性有偿农业劳动者”（这一范畴没有将所有女性劳动者计算在内）的人数从1861年的40653人下降到1911年的15037人，这一下降势头一直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口的大规模外流让低地乡村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893年，劳动力问题王家调查委员会认为，低地乡村的新问题不在于用工需求不足，而在于愿意在农场工作的人手日益短缺。许多证人都向调查委员会指出，低地农民为了对抗人口外流的趋势，开始大幅上调薪资水平。事实上，从1850年到1914年，苏格兰农业薪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绝大多数地区，只在1880年代短暂落后。即便如此，人口外流的趋势仍不可阻挡，这在年轻人当中尤其显著。有人估计，1920年代低地乡村有一半的男性劳动者都在25岁时放弃了务农。人口外流在19世纪中叶还只是涓涓细流，但在20世纪初已经演变成不可阻挡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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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失让当时和后世的很多评论者困惑不已。即便在1920年代的萧条岁月里，低地乡村仍没有经历显著的失业问题，薪资水平甚至在1922年至1927年有所增长。此外，乡村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也不低于同时代的城镇劳动者。城镇工人必须支付食宿开支，但对低地农场的佣工而言，提供食宿从一开始就是雇主在契约中承诺的条件之一。诚然，农场工人的住房条件往往非常恶劣，过于潮湿的农舍和糟糕的卫生条件直到20世纪都为很多人所诟病。这一问题虽然常常被视为低地乡村人口减少的原因，但不同地区农民住房条件的优劣与人口外流的趋势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此外，这一时期从乡村涌入城市的人日益增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城里人看来都不甚卫生，也并不精干。疾病、恶劣的住宿条件和季节性失业时常困扰着城市贫民，而鉴于大多数农村移民离城镇不远，想必他们已经对进城谋生的种种困难有所了解。这正是低地乡村人口外流问题的谜团所在：为什么在如此条件之下，城镇仍对乡村居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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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同样无法从科技进步以及机械对人力的替代的角度得到解答。19世纪晚期，谷物收割与捆扎等领域的确经历了技术革命，但这些新技术影响的主要是收获季节的农家杂务，是低地乡村劳动力短缺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在那以后，直到1939年，低地乡村大部地区的科技发展都比较有限。直到1945年以后，昵称为“小弗吉”（Wee Fergie）的标准弗格森（Standard Ferguson）拖拉机与联合收割机的问世才给低地农业带来了真正的颠覆性变化，这些新设备让农用马匹的使用走向衰亡，令大量马夫和其他传统农业体系下的工匠离开家园。作家加文·斯普罗特（Gavin Sprott）曾回顾了在1970年代，一台联合收割机只用了一个早晨就在东北部靠近基里缪尔（Kirriemuir）的一片15英亩的田地上收割了所有庄稼，但在1922年，这样的一片土地需要至少40人从事收割、捆扎与堆放，才能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同样的任务。1945年以后的农业技术进步确实给乡间带来了革命。到1950年代末，马匹在乡间已变得越发罕见，自18世纪晚期以来形成的一整套劳动密集型农作体制也随之消亡。堪称惊人的是，在这一变化的作用下，到1990年代，低地乡村只有一小部分人还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农业。由此可见，技术发展在20世纪下半叶深刻影响了低地的农业，但在二战以前，这一因素对于“逃离乡土”的潮流没有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农业萧条”在这一时期同样不构成人口外流的根本原因。正如本章在之前所阐述的，尽管连续歉收、粮价降低和来自海外进口肉制品的冲击让英国某些地区的农业陷入危机，但低地乡村的经济状况在1870年至1900年呈现出强大的韧性。低地东南部和边境地区部分地方的谷物种植业地带在危机面前最为脆弱，但总体而言，低地乡村就业率的衰减并不显著，显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同时代有如此众多的乡村居民背井离乡。到1900年，苏格兰最好的农村土地中只有10%无人耕种，这一比重远低于英格兰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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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为低地乡村的人口流失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人口流失的问题远比当地农业人口的问题更为深远，即便没有直接参与农业用地的整理与耕作工作的人也会受其影响。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1830年，苏格兰仍有很多工业生产活动在乡村进行。在低地中部和其他一些地区，手工纺织业直到1850年代都是当地乡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改良运动之后的新型农业所需的多种技术工匠群体也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例如，为了制造、维修新型铁犁，乡村社会离不开铁匠。由于马匹在18世纪末替代了牛，乡村居民必须定期（平均六到八周一次）给它们钉蹄铁。1840年代的“高端农业”促使低地乡村新建或改建了很多带有住房、牛棚、挤奶棚、谷仓和马厩的新型农舍，类似的风潮又在1870年代再次上演（虽然在程度上略逊于1840年代）。这就对建筑业，以及采石、碎石、制砖、锯木等方面的技术提出了巨大的要求。此外，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也离不开磨坊工、细木工、石匠，以及筑堤和掘壕工人。为了满足乡村劳动者的需求，低地乡间也存在裁缝、鞋匠（也写作“soutars”）和织工等行当。然而，因为教科书在描述乡村社会时往往只关注扶犁工、女性劳动者和住在棚屋里的贫农（bothymen），这些重要且多样的行业都受到了今人的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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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下半叶，上述很多行业无疑在来自城镇的竞争面前有所衰落。早在1850年代，动力织布机（power looms）技术的普及就对珀斯、法夫和安格斯等郡大量乡村的纺织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最终导致当地大批居民外迁。错综复杂的铁路网络将廉价的工厂产品运往乡村腹地，侵占了乡下裁缝、鞋匠等手工艺人的传统市场。到19世纪晚期或之前，流离失所的乡村手工艺人和他们的家人已成为低地乡村外迁潮中的常见成员。不过，虽然一些职业（例如乡村鞋匠）在这一过程中彻底消亡，但还有一些与农用马匹相关的职业（诸如铁匠）幸存下来，甚至还有一些工匠在日后掌握了农业工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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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体来看，解释1940年代以前低地乡村人口外迁的主要因素仍在于农业劳动者自身的心态变化。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早在外迁潮开始以前，苏格兰的农业佣工就已有了惯于迁徙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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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低地农业佣工的雇用体系本身就在乡村地带制造了高度的内部流动性。对低地乡村的佣工来说，在为期六个月到一年的契约到期之后“跳槽”（flitting）到另一家农场（通常与前一家在同一个堂区或郡）是生活的常态。雇用合同的规定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佣工在一年之内只有一到两次迁徙的机会，这让他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这些关键的节点上，而因为更换工作地点有可能带来更好的收入、更丰富的经验或新鲜的环境，“跳槽”对佣工颇有吸引力。不过，佣工选择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曾有人就此询问过战间期一个洛锡安地区的农场工人，他对此的解释是：“可能是因为邻居不好，可能是因为工头不好，可能是因为农场主不好，可能是因为马不好。如果农场上找不到一对好马，或者没有一套好马具，那么马不好可能就要排在第一位。”[7]对已婚男性而言，迁徙的成本并不高。雇主会给佣工提供一套住房，新雇主也会提供交通工具来帮助新来的工人和他的家人迁居。一个东洛锡安的作者曾在1861年提到一个已婚扶犁工的家门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锁孔，以对应每一任住户的钥匙”。[8]上述这种常态化的人口流动几乎只发生在较小的地域之内，但它让农业佣工和他们的家人对流动性较高的生活更为适应，让他们在特定条件下更有可能选择彻底离开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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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雇用体制和人口外流之间的关系在单身佣工（这一人群在低地乡村的常规农业工人当中占大多数）身上体现得更为清楚。因为很多地方的乡村严重缺乏可容纳一户人家的农舍，这些单身佣工在即将结婚时便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其中一些人可以继续作为日结工参与农业生产，而在东北部，一些单身佣工还有可能选择回到自己年轻时工作过的小农场。然而，小块租佃地的数量过于稀少，不足以容纳那些在25岁前后不再从事全日制农业劳动的人，更何况在整个低地乡村，只有东北部的佣工还有可以回归的地方。年轻的扶犁工也惯于迁徙，定期在不同的农场之间转移，其中很多人在结婚时会彻底告别乡土，进城从事其他职业。以对未婚农场佣工依赖尤为严重的珀斯郡为例，在19世纪中叶，当地单身佣工当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在30岁时离开了农场，并从事其他职业。对这些单身佣工来说，离开土地向外迁居在本质上构成了他们人生轨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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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上述这种传统的外迁终于演变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失。对这一时期的乡村年轻人来说，迁居城镇乃至移民海外的前景开始释放出魔术般的吸引力。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农业劳动者薪资水平提升、1872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铁路支线遍及低地乡村，将城镇价值观带入农村腹地，农村居民对于生活的期许有所提升。经营农田的生活向来非常艰苦，随着人们在这一时期开始将农场生活与城镇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生活相比较，这种艰苦终于让他们感到无法忍受。在1914年以前，一名扶犁工需要在早上5点起床喂养马匹，在6点为它们套上轭，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只有在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才能休息。如此漫长的工时在一战以后才被缩减到每天10小时，除此之外佣工们也第一次得到了在星期六休息半天的待遇。但在此之前，佣工们每年能够享受的假期只有星期日、元旦当天以及农场的雇用日。在低地西南部与北部的家庭农场中，女性负担的劳动量尤为沉重，以至于一个评论者曾在1920年称她们的状态有如“被家庭的劳作奴役”。在城市附近的乳牛农场上，因为消费者普遍偏好刚挤出来的温牛奶，女性劳动者需要在凌晨2点或3点便起床工作。类似地，为了赶上进城的早班火车，边境高地地区乳牛农场里的女性劳动者也必须起得很早。在一战后，一个评论者曾如此描述了将牛奶制成奶酪的劳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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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持续的劳力投入，妇女们每年都要在六七个月的时间里一周七天不间断地工作……在一些农场里，我看到那里的妇女在下午3点仍穿着凌晨3点或4点时草草穿上的衣服，她们在此期间一刻不停地劳动，各种苦活接连不断……乳牛农场里的妇女一天时常要工作16个小时，只有在吃饭时才有一点闲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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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佣工的休闲活动中也充斥着劳作的影响。棚屋贫农的歌谣往往与劳作有关，标志着收获季结束的“丰收节”（Kirns）庆祝活动也以农事为主题。与乡间农场的艰苦生活相比，家政仆人、铁路搬运工、警察和运输马车夫等城镇行当似乎无比轻松。这些职业的收入有时可以超过农场佣工，但工作时间更短，雇主也允许劳动者在晚间和周末享受更多的休闲时间与活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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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乡村生活在社交层面上缺少吸引力。苏格兰的农场佣工往往散居在三五成群的农舍、棚屋或独室小屋（chaumers）里，和农场以外的世界隔绝开来。佣工们工时漫长，在契约到期之后又惯于迁徙，他们的社交活动因此仅限于偶尔参加集市或农业展销会。在1917年之后，农业署曾参与设立了苏格兰妇女农村协会（Scottish Women’s Rural Institutes），这一机构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了农村居民对更为活泼的日常生活的渴望。苏格兰妇女农村协会虽然在一开始受到男性农民的抵制，但还是很快取得了成功，在成立5年之后便建立了242个支部，拥有14000名会员。但对很多农村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对活泼生活的渴望只有通过彻底离开乡村才能得到满足。1893年，劳工问题王家调查委员会曾得出了如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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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佣工的日常劳作繁复无聊，毫无趣味，而我相信无聊正是年轻人所厌恶的，趣味才是他们想要追求的。与各行各业的城镇劳动者相比，农村的佣工们很少对乡村生活相对更为健康的一面予以关心。健康与否的问题在他们对生活的评估中微不足道，对年轻的农场佣工来说，具备吸引力的只有城镇里更短的工时、更多的假期以及永远繁华喧嚣的生活方式，或者当上警察或铁路搬运工之后就能享有的整洁制服与更为体面的工作内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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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Robin T. Callander，A Pattern of Landownership in Scotland（Finzean，1987），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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