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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04 [2] Quoted in David Cannadi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London，1992 edn），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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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06 [3] T. Johnston，Our Scots Noble Families（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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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08 [4] F. M. L. Thompson，‘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Ⅰ Property：Collapse and Survival’，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ies，40，1990），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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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10 [5] Quoted in Andy Wightman，Who Owns Scotland（Edinburgh，1996），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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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12 [6] Quoted in M. W. Flinn，ed.，Scottish Population History（Cambridge，1977），p.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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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14 [7] Quoted in R. Anthony，Herds and Hinds（East Linton，1997），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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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16 [8] Quoted in R. Anthony，Herds and Hinds（East Linton，1997），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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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18 [9] Quoted in T. M. Devine，ed.，Farm Servants and Labour in Lowland Scotland，1770 to 1914（Edinburgh，1996 edn），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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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20 [10] Quoted in T. M. Devine，ed.，Farm Servants and Labour in Lowland Scotland，1770 to 1914（Edinburgh，1996 edn），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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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25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697]

1706380426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章 海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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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0 1821—1915年，据估算欧洲有超过4400万人移民到了北美、大洋洲或其他地方。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构成了新旧世界经济实力对比翻转的重要原因。如果洲际移民在19世纪没有发生爆炸式增长，美利坚合众国便不可能崛起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欧洲侨民外迁的潮流当中，苏格兰扮演的角色非常显著。仅从人数来看，1820年代到一战之间苏格兰的外迁侨民人数只略多于200万，显著少于意大利的800万、德意志各邦的500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450万，但从外迁侨民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来看，苏格兰的移民比例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爱尔兰、挪威和苏格兰在欧洲中西部各国和地区当中拥有最高的移民率。在大多数时候，爱尔兰排名第一。因为移民规模时常因本土和国际的经济形势变化而显著浮动，挪威和苏格兰经常在第二名和第三名之间反复交替，但在1850年代、1870年代、1900年代早期和战间期的四次大规模移民潮中，苏格兰的移民率不是在上述三地当中稳居第一，就是略低于爱尔兰位列第二。如果将迁入英格兰的苏格兰移民也计算在内，苏格兰将在近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无可争议地成为欧洲头号移民来源地。1825—1850年，有记录的苏格兰外迁移民远低于每年1万人；1851—1875年，每年有记录的移民人数都不会比2万人少太多。1876—1900年，苏格兰的每年移民人数在2万到3万人之间浮动，这一数字在一战时期猛增至6万，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进一步上升。在1935年《苏格兰纪行》的序言中，埃德温·缪尔曾对面积狭小的苏格兰如此庞大的移民规模发出了警示，他的断言无疑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我的大体印象是……苏格兰的人口正在枯竭，她的精神，她的财富，她的产业、艺术、智慧与内在性格也将失落。如果一个地方年复一年地让自己最富进取精神、最具智慧的人民流向海外，就这样持续五十年、一百年或二百年，一些可怕的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到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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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2 移民潮影响了苏格兰的所有地区。高地西部是传统的移民来源地，当地的小农场社会在经历了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生存危机之后也确实成了苏格兰人口外流的主角。在土豆饥荒期间，小农场农民与茅屋小农家庭的大规模外迁尤为严重，高地西部人口在1841年至1861年的流失竟高达三分之一。但在19世纪的其他时候，尽管从西北部出发的移民持续不断，绝大多数离开苏格兰的移民仍来自城镇地带及低地的乡村。这构成了苏格兰移民现象背后的一个根本悖论：在1860年之后，苏格兰已拥有世界上最发达、最成功的工业与农业，但苏格兰的人口仍在大量外流，其程度甚至比某些一向受困于贫穷、清退与饥荒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更甚。1844年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当时海外移民在乡村地区已极为普遍，超过三分之二的堂区都在之前数年里出现过居民迁居海外的情况。与地理分布之普遍一样惊人的是，移民现象遍布苏格兰的各行各业，农场佣工、编织工、石匠、木匠、铁匠乃至其他手工艺人都加入了移民的行列。不过，到19世纪晚期，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已逐渐向城镇和工业地带转移。鉴于此时的苏格兰正在快速进入城镇化时代，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出人意料，但它的确表明苏格兰的海外移民潮不但出现在经济衰退的地区，也出现在正经历经济发展的地区。19世纪末期对于在美苏格兰移民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苏格兰移民来自城镇而非农村。例如，在1880年代，约80%的男性苏格兰移民都来自所谓“工业”郡，而土地广袤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吸引的苏格兰移民仍以佃农和农场佣工为主。直到20世纪较晚些时候，上述地区仍是主营农业的东北部各郡居民首选的移民目的地。苏格兰农场佣工工会（Scottish Farm Servants’ Union）精干且富有远见的秘书长乔·邓肯（Joe Duncan）曾如此评价一战前苏格兰乡村日益扩大的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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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4 从苏格兰乡村出发的移民潮一直颇为稳定地存在着，它有时会崛起为一股洪流，正如我们在之前三四年里看到的那样。移民规模最大的那些郡的情况值得我们予以注意。到目前为止，来自埃尔金、奈恩、班夫和阿伯丁等地的移民数量最多，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工业活动较少，导致农场工人缺乏在本地更换职业的机会。这些地区同样拥有规模最大的单身农场工人群体，而那里的工资在传统上又是每半年一结，这迫使很多年轻人养成了节俭存钱的习惯，让他们有足够的积蓄远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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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6 在薪资更高、转行机会更多的郡里，海外移民的规模相对较小。农村移民大多以加拿大为目的地，澳大利亚排名第二，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前往新西兰和美国，但规模远逊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海外移民潮令本地农村的薪资上涨，也让留在本地的农村劳动者享受了更高的经济自主性。在今天，整个苏格兰的农场都面临着缺少人手的问题，虽然近来海外移民的势头似乎缓和了许多，但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增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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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38 移民目的地的相对受欢迎程度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1840年代初之前，英属北美（在1867年成为加拿大自治领）是大多数苏格兰移民的目的地，当时在沿海各省与上加拿大（后来的安大略省）地区，苏格兰侨民群体已经站稳了脚跟。直到一战以前，加拿大仍然是苏格兰移民的头号目的地，因为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取自治领辖下公用土地，所以那里对苏格兰乡下的移民特别有吸引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850年代早期的淘金潮时代吸引了大量苏格兰移民，当时仅澳大利亚就吸引了约9万苏格兰人迁居。即便在1860年代初和1870年代末移民较少的时期，大洋洲仍是颇受苏格兰人欢迎的移民目的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苏格兰移民还一度涌向了南非。不过，美利坚合众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堪称最具吸引力的选择。1853—1914年，超过一半的苏格兰移民来到了美国，还有很多移民在来到加拿大之后选择南迁，将美国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就交通便利、文化亲近、机遇丰富、家族联系紧密与获取廉价土地的简便性而论，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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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40 苏格兰移民总体上在目的地国家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一成就本身并不出人意料。虽然很多移民原本是赤贫的高地人、失业的手工编织工、被发配到澳大利亚的流放犯或在政府资助下离开苏格兰的孤儿，但不少移民在离开苏格兰时具有不俗的竞争力，可以在新世界抓住机遇，并成功地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不过，认为所有移民都取得了成功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成千上万人从大西洋彼岸回归苏格兰本土，其中有不少人的海外打拼经历可能以失败告终，但这样的情况不但不足以概括苏格兰移民的整体处境，甚至也不构成多数。对19世纪安大略地区苏格兰裔城镇居民的研究显示，苏格兰移民在来到当地之后呈现出社会地位降低的现象，但即便将上述情况考虑在内，苏格兰移民在建设北美与大洋洲的过程中创下的纪录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苏格兰移民拥有的几项优势让他们具备比其他族群更为优越的竞争条件：大多数苏格兰移民都是来自低地的新教徒，以英语为母语，他们因此不必像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移民那样受到教派歧视，也在语言上比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出身的移民更有优势。他们也拥有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生活并工作的经验。近代苏格兰的农业以其质量和效率之高享誉世界，而在银行、保险、工程、应用科学、造船、采煤和钢铁冶炼等诸多行业，苏格兰也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苏格兰移民在迁往海外之前已经在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积累了工作经验，他们从中掌握的丰富技能也非其他欧洲国家出身的移民可比。1815—1914年，移民美国的苏格兰移民中技术工人与半熟练工人的比重高达一半，在1920年代初，离开苏格兰的成年男性移民中有55%拥有专业技能，而在一战前的两年里，有人指出当时超过五分之一的苏格兰移民来自“商业、金融、保险、专业服务界，或已从大学毕业”。这正是埃德温·缪尔哀叹移民浪潮正在榨干苏格兰民族精英血脉的原因。在移民潮中把握机会的不只是在苏格兰大城市和主要产业领域工作的技术工匠，农村的佃农、扶犁工和牧羊人也在改良农业生产模式下习惯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劳作和更为先进的农作方法，这样的移民在那些地广人稀、原材料丰富但熟练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国度颇有竞争力。甚至可以说，苏格兰人从一个更为成熟发达的经济体系向殖民地国家更为落后原始的经济体系迁移，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技术转移。苏格兰移民的另一个额外优势是，他们在迁居海外时通常带有一定的初始资本。与移民美洲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不同，逃离贫困状态并不是苏格兰侨民远走海外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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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42 苏格兰声名卓著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传统也对苏格兰移民的成功起到了一定作用。18世纪晚期，北美殖民地几乎所有医药从业者都是苏格兰人，或在苏格兰受过培训。苏格兰出身或在苏格兰受教育的牧师主宰了北美殖民地的长老会与圣公会，苏格兰的教育者也在普林斯顿学院、费城学院和北美殖民地中南方各地的无数长老会学院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进入19世纪，苏格兰人在北美专业人士群体中的占比仍举足轻重。在《加拿大人物传记辞典》（Canadia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条目中，我们可以在宗教、教育、文学、医学和新闻等领域里看到大量苏格兰移民的身影。即便在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当中，苏格兰人的文化水平仍高于英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不过，正规教育并不是苏格兰教育体系对苏格兰移民产生影响的唯一途径，还有很多移民曾在工作期间通过学徒工制度掌握了专业技能。对工业领域而言，真正的“高等教育”发生在克莱德河地区先进的机械制造车间里，工业领域的技艺往往在那里得到改进与优化，并被年轻的员工习得，从而传承给下一代劳动者。同样地，农村的年轻养马童（haflin）要在体验饲养马匹的诸多阶段之后，才能通过马夫结社（Horseman’s Word）的秘密仪式正式成为扶犁工。今天的加拿大商业史研究者认为，这种对传统熟练工匠的培训体系的信念，正是19世纪晚期苏格兰移民几乎主导加拿大工业经济的关键所在。在安大略地区的乡下，苏格兰移居农民家中那些没有土地继承权的儿子被大量送往铸造厂、磨坊和工厂车间，在那里学习专业技能，从而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族裔劳动者的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之上，第一代苏格兰裔移民（以及部分第二代苏格兰裔移民）也保留了对于本民族同胞的认同感。在所有苏格兰移民的目的地国家里，移民精英都依靠共济会、长老教会、圣安德鲁十字社和伯恩斯俱乐部等盛行于19世纪的组织保持了族群认同，它们既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在生意上互相联络提携的平台，也是苏格兰移民社群内部至关重要的宗教与社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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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44 基于上述原因，苏格兰移民能在近代北美和澳大利亚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便不难理解了。苏格兰移民中的杰出人物经常受到高度关注，其中就有来自邓弗姆林的安德鲁·卡内基，世界最大钢铁制造企业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创始人，以及生在班夫郡木匠之家，在移民加拿大之后成为推动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这一庞大工程，改变了19世纪晚期整个加拿大的东西交通格局，并在1921年去世时受封斯蒂芬山勋爵（Lord Mount Stephen）的乔治·斯蒂芬（George Stephen）。即便没有像这些产业巨头一样的名声，很多苏格兰移民也在其他产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880年代，苏格兰移民与苏格兰裔居民主宰了加拿大的纺织、造纸、制糖、制油、炼铁、炼钢、家具制造、毛皮贸易与面包烘焙行业，取得了与他们的人口比重不相匹配的显赫成就。有人估计，19世纪末加拿大自治领约三分之一的商业精英都出身苏格兰，而当时第一代苏格兰移民在加拿大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6%。在美国，苏格兰移民也取得了显著的商业成就。诸如亨利·埃克福德（Henry Eckford）、唐纳德·麦凯（Donald Mackay）和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等苏格兰人曾为纽约和波士顿造船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詹姆斯·福根（James Forgan）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一个高尔夫球杆制造者的儿子，他在1885年抵达美国之后，最终成为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的主席。在美国铁路交通网络的建设过程中，苏格兰建筑工与操作员也发挥了带头作用。生于伦弗鲁郡的克雷格·麦卡勒姆（Craig McCallum）少将曾在美国内战期间对维持联邦铁路系统的高效运转厥功至伟，他的努力被认为对联邦军最终击败南方邦联军具有决定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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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46 上述“伟人”的功绩彪炳史册，在后世广受称颂，但和他们相比，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苏格兰移民为开发北美做出的贡献更为显著。一代又一代的苏格兰牧羊人在蒙大拿、爱达荷与怀俄明地广人稀的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在西部的新边疆上随处可见大批苏格兰裔银行家、商人和小店主的身影；苏格兰货栈主把在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的布料商那里学来的生意经验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城市百货商店行业的先驱。在大洋洲各殖民地，苏格兰移民的表现同样活跃。当代的汤姆·布鲁金（Tom Brooking）曾如此评价苏格兰人在新西兰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苏格兰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的贡献远非他们的人数所能衡量。苏格兰移民在人数上不如英格兰人，但他们的开拓性贡献无疑超过了后者。”[3]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对苏格兰移民历史地位的评价更为持中，他们正确地指出移民中的成功者往往吸引了后世的全部关注，而失败者则更有可能被忽略。例如，在1890年代持续的经济萧条期间，澳大利亚的一些苏格兰移民企业也曾穷途末路。此外，现有的历史文献只能让我们了解到“可见的”苏格兰人的情况，至于女性、普通劳动者、罪犯、采矿工和流放者等群体虽然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同样重要，其经历却没有得到记录。即便如此，苏格兰移民对今日澳大利亚社会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仍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尽管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总是光彩的。维多利亚的苏格兰开拓者常常是以残酷无情著称的土地强占者，来到澳大利亚的苏格兰移民总体上也与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移民一样，深度参与了对当地原住民群体的残酷压迫。讽刺的是，一些最为恶名昭彰的原住民迫害者本身就来自高地，在离开家乡之前深受土地清退之苦，直到1850年代才凭高地与群岛移民协助社（Highland and Island Emigration Society）的赞助移居海外。在1900年前最终抵达澳大利亚的约25万苏格兰移民中，有相当多的人都被吸纳为城市劳动力，或在内陆放牧绵羊，但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和在北美一样，参与了澳大利亚的商业、教育、宗教与文化事业。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移民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放牧业与矿业施加了显著影响，其中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苏格兰本土资本与澳大利亚企业之间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苏格兰移民积极参与了土地、养牛或绵羊养殖业公司的经营，并通过一系列为富人运作流动资本的商业律师和注册会计师组成的行业网络，将苏格兰中产阶级的储蓄投入澳大利亚的开发事业。到1880年代，澳大利亚总借贷额的40%以上都可直接追溯到来自苏格兰的资金，这一点再次证明了苏格兰在19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功与苏格兰移民在海外的成就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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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50 欧洲人移民新大陆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但在19世纪下半叶，这场规模不大的人口迁移运动逐渐成为一股洪流，将大量个人或家庭带往大西洋彼岸，大规模移民时代至此真正地揭开了序幕。这场移民潮的原因不只在于美国和加拿大前所未有的扩张活动在北美大陆产生了无比旺盛的劳动力需求，也取决于越洋交通领域两个重大阻碍的克服，即距离和成本。从前，越洋迁徙对欧洲人而言往往意味着有去无回，欧洲人也在传统上将新大陆视为一片森林密布的遥远蛮荒之地，失败的风险与死亡的危险在那里远远大于潜在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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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52 和人类生活中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移民在19世纪因交通方式的革命而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蒸汽船的客运成本事实上比帆船高出三分之一，但这种新交通工具在速度、舒适度和安全性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改善。1850年代，乘船横渡大西洋需要六个星期，但到1914年，横跨大西洋的平均船运时间已缩短至一周左右。在1860年代初，45%的跨大西洋移民在出发时都乘坐了帆船，但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迅速下跌，以至于到1870年，几乎所有移民都会乘坐蒸汽船渡过大西洋。蒸汽船极大地缩短了航行时间，从而为移民消除了另一个重要的成本来源。移民们在出发到靠岸之间没有任何收入，但这段困难时间在蒸汽船普及之后大大缩短了。对于19世纪晚期在苏格兰移民当中占比越来越大的城市技术工人或半熟练工人而言，这一变化非常关键。他们现在可以利用北美地区临时性的劳动力短缺，在特定的时候前往北美，以在那里赚取比本土更高的工资。这一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从美洲返回苏格兰的移民规模也有所扩大。据估计，到1900年有三分之一的苏格兰移民都曾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回到了苏格兰本土。上述变化不只发生在从欧洲去北美的移民身上。1853—1920年，共有140万人（几乎都来自不列颠）移民新西兰，据估计其中有近100万人（这些人当然不都是移民）都回到了本土。回归本土的人数与日俱增，在1853—1880年新西兰的对外船运总人数中仅占36%，到1881—1920年就上升至82%（在此期间共有100万人乘船离开新西兰）。这一上升态势与通往新西兰的海运交通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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