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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76 在所有苏格兰移民当中,高地人的故事最吸引大众眼球,这一点并不意外:只有在这个悲惨的地方,地主直接动用了自己的权威,要求当地人离开。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大规模移民,但这些移民潮带来的影响更为微妙且抽象,因此很难像高地人的悲剧那样引起强烈的情绪共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高地,移民的具体过程也没有那么单纯。在1886年的《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生效后,虽然大规模人口清退被判定为非法,但当地人离开土地的趋势没有缓解,在一些地方反而有所加速。在1880年代以前,除刘易斯岛和南尤伊斯特岛之外,高地大多数地方的地主便已有效地遏制了小农场土地的进一步细分,没有继承权的农民子女必须离开家乡,而由于高地缺乏可分配的土地,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必须彻底离开高地,前往远方。在1860年代初、1880年代和1920年代初,经济危机与粮食危机在高地反复降临,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移民浪潮。但由于高地此时仍是苏格兰最为贫穷的地区,也是在文化传统上对地权最为执着的地区,高地人即便不受危机威胁也会倾向于迁徙海外。正是在这些地方特色的驱动下,盖尔语地区的年轻人成了加拿大土地公司代理人绝佳的推销对象——与进入低地城镇工作相比,到加拿大定居开垦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在高地的体验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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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78 上述的一些因素在低地乡村也发挥了作用。低地乡村人口历来拥有高度的内部流动性。例如,在1860年代,低地绝大多数堂区的人口都出现了净外流,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多样复杂,本书第十九章已对其进行了说明。不过,理解这种罕见的人口内部流动性对于解释低地乡村海外移民的盛行十分关键。低地乡村出身的苏格兰人在海外的高度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本土的高度流动性有关。现有一些证据表明,从19世纪末期起,海外移民的规模与低地内部流动的规模成反比发展。那些往返于低地乡村的农场和村庄间寻找就业机会的人在决定迁徙目的地时会把苏格兰城镇与海外等量齐观,比较两者的优劣之后再做出选择。例如,1881—1890年及1901—1910年,分别有相当于同期苏格兰人口自然增加数的43%和47%的人移民海外,而在此期间,前往格拉斯哥及其郊区的人数跌至低位。在1870年代与1890年代,虽然海外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迁往低地西部城镇的人数却大幅增加。上述规律表明低地乡村的居民惯于迁徙、精明善变,他们能通过报纸、亲属来信和回乡移民等渠道获得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判断自己应迁往何方。这一现象也再次印证了19世纪晚期交通革命的重要性:正是发达的交通方式充分释放了苏格兰乡村居民长久以来的内部流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通往海外的迁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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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80 与高地长期以来的状况不同,贫穷或生活上的困难并不是促使低地乡村的苏格兰人移民海外的主要因素,追求经济上的机遇才是他们的主要动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加拿大对希望耕种土地的苏格兰移民来说都是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乡村地区的匠人与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则更倾向于移民美国。通过调查这一时期移民寄回家乡的信件和关于海外移民的报纸文章,我们可以整理出移民海外对小佃农和农场佣工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对这些人而言,移民海外的一个主要好处在于拥有土地的机会更大:新大陆的土地更便宜,而在加拿大自治领政府及地方政府和当地土地公司的运作之下,越来越多的土地在上市销售时便已得到了初步开发。在苏格兰,即便较为富裕的农民也要受制于他们的地主,必须遵守租约上的细致规定,否则便有可能面临法律或其他手段的制裁。相比之下,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农民可拥有的土地要广袤得多。1870年代苏格兰乡村的佃农抗争表明了农民和地主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引发怎样的社会冲突。在殖民地,移民则可以以实惠的价格购买土地,成为土地的持有者与地权的完整所有者,他们不但能享受完全的独立性,还可将辛勤耕耘的土地传给家人。在苏格兰乡村的一些地方,农业大萧条造成的压力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让更多的人选择定居海外。1906年英国农业署曾对乡村人口减少的原因展开调查,并针对苏格兰的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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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82 很多受访者都提到,自己已经没有困守土地的理由,继续留在家园也不会让自己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而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苏格兰,当地乡村一些最为精干的男性都选择去海外殖民地定居。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更开阔的土地上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更有可能获得独当一面的地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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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84 对农场佣工而言,移民海外的诱惑同样很大。在东北部诸郡,扶犁工会把自己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存进本地的储蓄银行,以为未来移民海外做准备。还有一些人则会到加拿大接受短期雇用,直到存够了购置农场的钱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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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86 对来自苏格兰城镇与工业地带的移民来说,工资也是促使他们远走海外的核心因素。相对较低的薪资水平让苏格兰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了强劲的竞争力,但这也必然导致苏格兰的工人向雇用待遇更好的地区迁徙。当然,较低的工资水平和对外移民规模并不必然相关,真正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本土与海外工作机会之间的相对优劣。毫无疑问,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的经济增长促使苏格兰工人的实际收入有所提高,尤其是在19世纪末。但在地大物博、人口稀疏的美国和大洋洲殖民地,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比苏格兰快得多,具备专业技能的熟练工人在那些地方尤其抢手。受到高薪资水平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吸引,成千上万的苏格兰工人最终选择了移民海外,苏格兰的对外移民规模因此不出意外地超过了英格兰。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仍是一个比英格兰更为贫穷的社会。1841—1911年,约60万苏格兰人迁居英格兰,这远远多于从英格兰迁居苏格兰的人口。这一反差表明,由于海外与本土的就业机会差距过大,苏格兰人能够从对外移民中获得的好处也比英格兰人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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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88 然而,苏格兰城镇居民的外迁潮背后并不只有工资水平这一个因素。苏格兰的制造业结构建立在少数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需求的巨型企业之上,因此在经济景气的循环波动面前十分脆弱。从1840年前后开始,英国经济越来越受制于景气循环的影响,因为造船、钢铁、机械制造和煤矿等产业内部联系紧密,且整个工业体系高度依赖海外市场,苏格兰对这一周期性变化尤为敏感。因此,即便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工业经济最为繁盛的时期,苏格兰的工业经济仍无法逃脱慢性的不稳定状态,就业规模在1840年代末、1880年代中期和1906—1910年等衰退时期都曾出现严重萎缩的情况。苏格兰海外移民的高峰往往与这些景气循环中的下行阶段重合,这不只是因为苏格兰的困难状况将更多的人“推”向海外,也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更高的工资与更多的工作机会对苏格兰人产生了“吸”力。正如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在多年前指出的那样,当英国经济在19世纪晚期陷入萧条状态时,美国的经济却正逢繁荣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本土的“推”力与海外的“吸”力共同作用,对外移民的规模往往会在这时达到创纪录的高度。1914年以前,苏格兰海外移民规模的最高纪录出现在1901—1911年,当时苏格兰的工业经济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停滞,而加拿大经济正处在繁荣状态,内陆草原农业、铁路建设、采矿、制造业和伐木业都在这一时期大幅扩张。同样地,1920年代和1930年代持续不断的对外移民潮(此时英国其他地方的对外移民规模都在缩小)也可以在苏格兰独特的出口导向型重工业经济体系在战间期异常不利的处境中得到解释:1931—1933年萧条最为严重时,苏格兰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去了工作,这一比例在英国全国只略高于五分之一。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plus ça change,plus c’est la même chose),鉴于苏格兰人在经济上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们比其他人更倾向于移民海外也便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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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90 [1] Edwin Muir,Scottish Journey(London,1935),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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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92 [2] Richard Anthony,Herds and Hinds(Edinburgh,1997),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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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94 [3] Tom Brooking,‘“Tam McCammy and Kitty Clydeside”. The Scots in New Zealand’,in R. A. Cage,ed.,The Scots Abroad(London,1985),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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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96 [4] Quoted in M. Harper,Emigration from North-East Scotland(Aberdeen,1988),Ⅱ,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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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498 [5] Quoted in M. Harper,Emigration from North-East Scotland(Aberdeen,1988),Ⅱ,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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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03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698]
1706380504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一章 新苏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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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06 爱尔兰裔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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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08 近现代意义上的苏格兰民族发源于中世纪的苏格兰国家,后者统治的民众混合了盖尔人、皮克特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布立吞人(Britons)和盎格鲁人等多个族群。与威尔士、爱尔兰相比,古代苏格兰的族群构成要复杂得多。1800年后,随着大量移民再次涌入苏格兰,苏格兰民族反而形成了一种更为一元化的身份认同,那些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上与本地人不同的移民因此受到了怀疑,乃至公开的恶意对待。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波又一波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波兰人、英格兰人和亚裔移民来到苏格兰定居,自数百年前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诸部族定居苏格兰以来,这一时期可谓移民迁入的又一高潮,这些新定居者的到来也对现代苏格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而多歧的影响。本章将重点关注其中五个移民群体(他们构成了二战前苏格兰迁入移民的大多数)的历史体验以及苏格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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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0 19世纪的欧洲各地普遍进入了大规模移民的时代,但很少有地方能在对外移民的规模上与爱尔兰相比。“移民海外成了人生正常道路的一部分,在爱尔兰长大,就意味着准备离开爱尔兰。”[1]爱尔兰人的移民目的地遍及世界上几乎所有英语国家,而在1841年到1921年,移民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只占爱尔兰移民总数的8%。即便如此,他们仍对苏格兰社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是近现代苏格兰的主要移民群体,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意大利人、犹太人、立陶宛人(上述三个移民群体在1930年代的总人口超过了4万),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迁入苏格兰的亚裔移民。早在1850年代,苏格兰已有约25万出身爱尔兰的居民,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人数在那之后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直到1920年代才开始下降。即便不讨论社会影响,仅就最基本的数字来看,爱尔兰向苏格兰移民的人数比例上也高于向英格兰移民的比例。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2.9%的居民来自爱尔兰,而这一比例在同时期的苏格兰高达7.2%。虽然在一战前的几年里,爱尔兰向英格兰移民的人数逐步下降,但爱尔兰向苏格兰移民的规模并没有显示出衰退的迹象。1901年,苏格兰仍有20.5万爱尔兰裔居民,与土豆饥荒之后不久的20.7万人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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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2 由于爱尔兰裔居民往往集中居住在特定区域,尤其是在格拉斯哥城内及郊区的工业地带、邓迪以及洛锡安地区的矿业地带,他们在近代苏格兰社会中拥有异常高的辨识度。归根结底,吸引爱尔兰移民来到苏格兰的最大原因就是苏格兰发达的工业化进程,作为结果,在艾尔德里、科特布里奇、马瑟韦尔和低地西部其他一些繁荣的工业城镇,爱尔兰裔居民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社区。在这一时期定居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大多来自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至于来自爱尔兰岛其他地方的移民则为数较少。正因如此,虽然大多数爱尔兰移民都信仰天主教,但19世纪中叶仍有相当一部分爱尔兰移民(约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新教徒,他们的祖先正是17世纪从苏格兰前往阿尔斯特定居的长老派基督徒。这些人出于文化、族裔和宗教信仰上的原因,能够比天主教徒移民更好地融入苏格兰当地社会。关于这一群体的故事,本章将在下一节予以讲述。爱尔兰移民的地域特性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来自阿尔斯特的移民在迁居苏格兰工业地带时也带来了家乡传统的社群仇恨:在19世纪拉纳克郡和艾尔郡的一些地方,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的“橙绿之争”[2]也成了当地社会的一个固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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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4 爱尔兰裔居民对苏格兰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1843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说,不列颠工业革命如果离开了来自爱尔兰海彼岸的移民劳动力就不可能发展下去。这句发言本身针对的只是拉纳克郡,但恩格斯讲述的这一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整个苏格兰。爱尔兰裔居民在苏格兰的总人口中占据更高的比例,苏格兰工业经济的成功也取决于非技术与半熟练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在拉纳克郡和艾尔郡的矿业地带,爱尔兰工人常常背负着工贼的名声,19世纪早期的一些狡猾的雇主时常会雇用他们来打破工会集体抗争的计划。不过,从长远来看,爱尔兰移民工人对苏格兰本地劳动力起到了补充作用,他们愿意承担那些因过于枯燥和缺乏技术性而被苏格兰本地人嫌弃,却对工业和城镇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作。年轻的爱尔兰劳动者在苏格兰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流动性力量,他们徘徊于苏格兰各地,参与修建港口、铁路、运河、桥梁与水库的工程,为苏格兰经济的新格局建设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其中一些人只希望从这种工作中赚取足够移民海外的收入,以伺机远渡大西洋,前往真正的机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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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6 当时的爱尔兰人虽然为苏格兰经济奇迹的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未因此得到多少褒奖。他们是“身在异国的陌生人”,无论在宗教、语言还是文化上都与本地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是居于末流,舆论时常抨击他们为一群怠惰的贫民以及纳税人和济贫体制的累赘,还把他们当作一切社会问题(从酗酒到大城镇的传染病疫情)的替罪羊。一些人认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之下,爱尔兰移民社群减少了与外部社会的交集,变得更加故步自封,并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和对天主教的信仰热忱,以求天主教信仰给予自己精神上的慰藉,在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为自己提供社会价值。近代苏格兰作为一个“无国家之民族”的身份认同建立在长老派基督教的基础之上,这一派别将天主教视为一种浮夸的迷信,乃至一种恶魔般的威胁,其罪魁祸首便是罗马教宗,即所谓的“原罪之人”。不过,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的封闭意识既非一蹴而就,也从来没有全然主导这一群体,从20世纪初开始,这种意识更显露出逐步瓦解的迹象。此外,如本书之前所述,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教内部也颇为多歧,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制于教派矛盾,其烈度有时甚至能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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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18 第一波爱尔兰移民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他们被苏格兰社会同化的速度之快。18世纪移民加洛韦和艾尔郡的爱尔兰人很快就抛弃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本地人的通婚,另一方面是因为苏格兰没有天主教会的司铎与教堂。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批爱尔兰移民也逐渐放弃了爱尔兰式的姓氏。例如,麦克达德(McDade)变成了戴维森(Davidson),奥尼尔(O’Neil)变成了麦克尼尔(McNeil),德怀尔(Dwyer)变成了戴尔(Dyer)。很多第一代乃至第二代爱尔兰移民很快就成了苏格兰本土居民的一部分,可辨识的身份差异几乎消失不见。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苏格兰的天主教会仍无力接纳有如洪流一般不断涌入的爱尔兰移民。在1836年,格拉斯哥全城只有一名天主教司铎,但城内天主教徒的人数已达9000—11000人。位于圣安德鲁斯城内克莱德街上的主教座堂在1816年正式开放,象征着天主教徒社群在苏格兰西部的兴起,但这座宏伟的建筑让这个本就拮据的社群陷入了长达多年的财政困难,反而影响了在移民聚居区建设新教堂的步伐。在这一时期,苏格兰西部的天主教司铎甚至时常离开自己的职守所在,前往英格兰和爱尔兰募集资金。同样地,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移民宗教认同感重要支柱的教会学校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也十分微弱。直到1816年以前,苏格兰西部并没有天主教学校;在1817年,一个天主教学校社团得以在格拉斯哥成立,但这背后离不开一些富裕新教徒的资助。这笔资金支持对天主教社群而言并非没有代价:这些“天主教学校”的教师将被禁止传授天主教信仰,在宗教相关课程上也必须使用新教版本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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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0 拿破仑战争后,苏格兰劳动力市场陷入低迷,薪资水平也有所下降,这一困难局面被一些人归咎于爱尔兰移民,一度导致爱尔兰移民社群在苏格兰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不过,直到土豆饥荒以前,苏格兰没有多少针对爱尔兰移民的公开暴力行为,当时的教派冲突大多发生在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与爱尔兰裔新教徒之间,两派时常在新教徒举行“奥兰治游行”(Orange marches)时大打出手,在新家园里重演故乡的传统冲突。在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通过时,格拉斯哥长老会议与格拉斯哥大学曾表示抗议,但爱丁堡的法律界与学术界对这项立法表示了支持,诸如司各特爵士和托马斯·查尔默斯等要人都在支持者之列。这一时期的爱丁堡司法机关审判了当时苏格兰最恶名昭彰的两个爱尔兰人,即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尔(William Hare),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审判并未在爱丁堡引发任何针对爱尔兰裔人群的骚乱。伯克和黑尔原本是在联合运河工地上工作的两名工人,他们后来决定冒险从事非法生意,向爱丁堡大学的解剖学讲师售卖尸体。为了在成本上战胜尸体盗掘者(resurrectionists),他们决定谋害在世之人,并在1828年向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博士出售了不少于16名死者的遗体,其中包括几名与凶手一样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同胞。黑尔和他的妻子最终决定作为污点证人指控伯克,后者被判处绞刑并被戮尸。行刑的场面吸引了超过2万人围观,还有不少人继续观看了接下来将尸体公开肢解的过程。不过,这些残忍至极的事件在当时仍没有引起任何针对爱尔兰裔人群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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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2 在亨利·科伯恩(Henry Cockburn)看来,这一时期的爱尔兰移民与苏格兰本地人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冲突。1835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Journal)中有过如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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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4 整个苏格兰充斥着爱尔兰劳工,因此本地的长老派基督徒能够以亲身经验认识到,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并不一定丧失理智,也不会像恶魔一样长出犄角。新的天主教堂在苏格兰各地平安无恙地建立起来,没有引起冲突。虽然爱尔兰人的性格向来好斗,但他们在很多场合的举止和我们苏格兰人一样沉稳。近来的苏格兰社会已不会因宗教歧见而发生动荡,法定的宗教迫害因此宣告终结,人们逐渐愿意相信常识与良知。由来已久的仇恨,以及相信自己有义务遵循仇恨而行动的那种观念已被新的观念取代,天主教徒和理性的新教徒之间的关系甚至比新教徒各派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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