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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6 基于这一描述，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有很多历史证据表明爱尔兰裔与苏格兰裔劳动者时常为了共同的目的联合起来。一些人认为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群体，只关心诸如天主教解放和废除1800年《联合法案》[4]等“爱尔兰”问题，与苏格兰的激进主义和工会政治传统相隔绝，但这些认识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诚然，一些移民有时会被雇主当作破坏本土工人罢工的武器，但关于此类事件的记载主要来自1830年代艾尔郡和拉纳克郡的煤铁工业地带。在其他地方，爱尔兰人事实上经常在工会活动与激进主义运动中充当先驱。格拉斯哥棉纱纺织协会的大多数领导者与成员都是爱尔兰移民，而在1830年代晚期，手工织工仍是苏格兰最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爱尔兰工人也在苏格兰西部的手工织工协会里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居民曾发起热烈的政治运动以呼吁建立爱尔兰自治议会，而正如马丁·米切尔（Martin Mitchell）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这个移民群体也曾深度参与了1790年代的苏格兰人联合会运动（这场运动本来就受到了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的强烈影响）、1816年格拉斯哥城内及周边的秘密结社、1830年代的宪章运动，以及1840年代的普选协会运动等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迁徙、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爱尔兰劳动者与很多苏格兰工人共有的经验，这在1840年代以前曾促使他们携起手来，一同追求那些被认为对实现社会与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政治目标。此外，爱尔兰议会自治也能在当时的很多苏格兰激进主义者当中产生共鸣。丹尼尔·奥康奈尔在1835年访问苏格兰时便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当他在格拉斯哥绿地公园发表讲话时，据说有近20万民众到场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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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28 从1840年代的大饥荒到20世纪初的这个时期构成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移民生活体验的第二个阶段。在土豆危机的余波之下，苏格兰社会对待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态度无疑恶化了。1850年教宗庇护九世（Piux IX）宣布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会圣统制，这在苏格兰激起了潜在的反天主教情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苏格兰各地都举行了针对天主教的集会，人们向议会发出大量请愿，以对抗“天主教入侵”的威胁。而在大饥荒肆虐期间及结束后不久，数量空前的爱尔兰贫民涌入苏格兰，这一事态也在客观上引发了苏格兰人对天主教的敌意。在近现代苏格兰历史上，还未曾有如此之多的移民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进入苏格兰。1851年，生于爱尔兰的苏格兰居民人数上升至207000人以上，即便在十年之后，这一数字仍高达204000人。这一时期涌入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大多经历了19世纪欧洲最为惨痛的人为灾难，在来到苏格兰时已沦为身无分文的难民。1845—1854年，苏格兰行政当局曾将多达47000名爱尔兰赤贫者送回本籍，但更多的人最终得以留在苏格兰，既受到苏格兰本地人的排挤，也成为新教徒发起的新一轮攻击的目标。苏格兰宗教改革社在成立之初的宗旨便是“抵抗天主教的进犯，时刻警惕天主教喉舌与鼓动者的阴谋伎俩”。这一组织很快便组建了38个分社，遍布苏格兰各地。在数年时间里，反天主教宣传家吸引了大量居民的目光，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以“天使加百列”之名自居，曾在1851年和1852年分别于格里诺克和古罗克（Gourock）举行集会并最终酿成骚乱的约翰·塞耶斯·奥尔（John Sayers Orr），以及前天主教僧侣亚历山德罗·加瓦齐（Alessandro Gavazzi）。据《格拉斯哥先驱报》报道，后者关于天主教种种劣迹的演讲在苏格兰反响剧烈，只有当时人称“瑞典夜莺”的著名歌手珍妮·林德（Jenny Lind）可与他相比。此外，《护教者》和《苏格兰新教徒》等反天主教刊物也是在1850年代创办的。《苏格兰新教徒》的文章曾提出爱尔兰饥民的大量涌入和天主教势力不断迫近的阴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天主教近来重新生出歹心，要在这个信奉《圣经》的国度重建它的黑暗统治，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天主教徒正在从另一片土地上大举涌来，试图在我们的土地上殖民。它的排头兵是那些成群结队的野蛮之辈，他们被天主教的迷信奴役，而天主教也得意地称他们为‘子民’。”[5]不过，公然的反天主教浪潮并未持续多久，到1850年代末，类似的舆论已销声匿迹。在1850年代之后，苏格兰的教派冲突主要集中在西部的爱尔兰裔新教徒和他们在故乡的宿敌——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之间。相比之下，拥有大量爱尔兰移民的邓迪和爱丁堡的教派关系通常比较稳定。1850年代的苏格兰经济在采煤业和制铁业的驱动下飞速发展，因此能较好地吸纳大量新来的移民，把他们转化成非熟练与半熟练劳动力。此外，爱尔兰北部（亦即苏格兰大多数爱尔兰移民的家乡）在土豆饥荒中的受灾状况相对较轻，也缓解了苏格兰社会吸纳爱尔兰移民时的压力。虽然从爱尔兰北部前往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的移民规模在这一时期比之前更大，但在同一时期从爱尔兰除阿尔斯特以外受灾更严重的地方涌向英格兰利物浦的巨大难民潮面前仍相形见绌。帮助苏格兰社会更好地承受爱尔兰难民潮的另一个偶然因素来自苏格兰高地，在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努力下，当地在土豆疫情中的受害程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没有发生高地难民大量涌向低地的情况，从而避免了盖尔语地区难民和爱尔兰难民在低地城市街头爆发族群冲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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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0 不过，1850年代早期的教派冲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变得比之前更为内向了。当然，在饥荒移民潮爆发后的半个世纪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宗教认同感也的确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虽然苏格兰的天主教圣职（很多司铎来自爱尔兰）人数有限，不足以应付激增的信众人数，但他们仍对贫民的处境怀有极深的关切。他们视探望患病的信徒，及为所有有需要的人行临终圣事为自己的职责。有一些圣职被繁重的工作压垮，大多数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据估算，1840年代这一群体在格拉斯哥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当中约占三分之二）虽然并不定期参加弥撒，但他们对天主教会保持了高度的忠诚。在1830年代，默多克主教曾利用这一支持基础，派人到格拉斯哥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居民区走访各户活跃信徒与名义信徒，以收集每周的献金，最终在很短的时间内还清了教会积欠的9000多英镑债务。基于穷人的微薄捐献乃至借贷，以及由典当行老板、酒馆经营者、杂货店主和经商只够糊口的小商贩组成的微弱的中产阶级移民群体的资助，天主教会逐渐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堂区网络。到1878年，格拉斯哥已有134名天主教司铎，这一数字到1902年增至234人。在此期间，苏格兰天主教会的堂区从60个增至84个，另有44座礼拜堂落成。虽然一些新教教会可能在这一时期与城市贫民渐行渐远，天主教圣职却与贫穷的城市天主教徒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一种新的、充满社会关怀的天主教运动正在苏格兰崛起，这几乎为爱尔兰移民及其后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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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2 在这一时期，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最快的融入途径——与苏格兰新教徒通婚的情况变得更为罕见，而随着梵蒂冈在1908年颁布了严苛的《戒急通谕》（Ne Temere），这一做法在教理上也变得越发困难。在大多数堂区里，诸如以帮助穷人为宗旨的圣文森保禄会（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和旨在控制酗酒问题的十字联盟（League of the Cross）逐渐发展壮大。天主教会的礼拜堂旁边常常设有开放式会堂，供年轻的天主教徒在晚间从事适当的休闲活动，且在社交场合上只与和自己信仰相同的人交往。圣母小昆仲会的沃尔弗里德修士创建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的最初目的是向格拉斯哥东郊堂区里的贫民信徒提供食物和衣物，但他也担心年轻的天主教徒在下班后与新教徒产生交集，甚至在新教教会慈善食堂的诱惑下叛教。因此，建立一个新的足球俱乐部不但可以为穷人提供帮助，也能让年轻的天主教徒聚在一起度过休闲时光。天主教社群建立自我认同的另一个主要努力在于对天主教学校教育的投入。1872年《教育法》要求苏格兰的所有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但天主教学校在经济上仍主要依赖自愿捐献，这促使天主教会推行了一场庞大且持久的募款运动，方式从每周奉献、主动募捐、义卖市场（bazaar）、慈善集市、音乐会到社交集会不一而足，这些努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天主教社群的自豪感与集体认同。到1876年，天主教会在苏格兰总共拥有192所学校、171名正式教师和357名见习师范生，总共向超过20600名日间学生和3300名夜校学生授课。鉴于大多数天主教徒在经济上较为贫困，这一成就可谓十分惊人。不过，即便如此艰辛的付出仍不足以让天主教学校在校舍质量、资源实力和师资规模上与公立教育系统媲美。教育系统上的不足也和贫困造成的社会障碍以及就业市场上针对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歧视一道，解释了为什么在1914年以前“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很难实现阶级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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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4 正是在这一时期，天主教的伦理价值正在天主教社群当中变得越发鲜明，天主教社群的“爱尔兰特性”也越来越稳固。这一变化乍一看有些让人意外，因为此时新移民在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中的比重正在稳步下降，很多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爱尔兰裔苏格兰居民甚至从未踏足爱尔兰。不过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爱尔兰移民一样，这些身在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居民也受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崛起的影响——这一思潮肇始于1870年，亦即呼吁废除1800年《联合法案》，主张在都柏林建立爱尔兰议会的爱尔兰本地自治运动兴起之时。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分支机构很快就在苏格兰的城镇与工业地带建立起来。在1890年代，“橙绿之争”经久不衰的科特布里奇曾拥有整个不列颠岛上规模最大的爱尔兰自治运动分部，还是这场运动在联合王国境内最大的赞助方之一，爱尔兰裔社群的族群认同感因此大大增强。很多天主教圣职也对爱尔兰本地自治运动怀有同情，并时常在自治运动支持者的集会上讲话。直到1850年代为止，主要由苏格兰高地和东北部圣职领导的苏格兰天主教会都不太愿意接纳太多爱尔兰司铎，担心爱尔兰圣职在苏格兰天主教会一家独大。不过，饥荒移民潮之后严重的人手不足迫使苏格兰天主教会改变心意，1867年，在苏格兰西部宗座代牧区，167名圣职当中有20人来自爱尔兰，在这20人当中有不少人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此外，在1851年至1868年发行于苏格兰西部，主要面向当地爱尔兰裔读者的《格拉斯哥自由报》（Glasgow Free Press）也增强了爱尔兰自治运动在苏格兰的影响力，这份报纸虽然最终因遭到教廷方面的谴责而停办，但在那之前始终在所有与爱尔兰有关的问题上持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在地方分支机构的层面上，自治运动从1880年代开始起到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爱尔兰裔社群进行选举前动员，让他们把选票投给支持爱尔兰自治的候选人。这些选票通常都会投给在1886年、1892年和1912年屡次提出本地自治法案的自由党，但自治运动的基层组织有时也会认为某些候选人在自治问题上缺乏热情，因此不为他们提供政治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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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6 到1900年，爱尔兰移民与爱尔兰裔居民几乎已在苏格兰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内向的族群文化，他们拥有自己的礼拜堂、学校、社会福利机构，乃至独特的政治诉求。诸如盖尔体育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盖尔语联盟（Gaelic League）和希伯尼安兄弟会（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等组织也进一步增强了在苏爱尔兰裔社群和爱尔兰本土社会之间的纽带。爱尔兰音乐节、爱尔兰语言课和爱尔兰历史讲座也吸引了大量听众参与。爱尔兰移民还在苏格兰组建了自己的足球队，第一支是1875年成立的爱丁堡希伯尼安队，接下来又有名为“竖琴队”“三叶草队”“绿宝石队”的多支地方性球队在各地涌现。爱尔兰裔社群在体育界的骄傲当数1888年成立的格拉斯哥凯尔特人队，这支球队在成立后不久便连战连捷，又在1905年至1910年史无前例地赢得了六连冠。凯尔特人队的起源具有毋庸置疑的爱尔兰裔天主教社群色彩，这支球队最早的赞助者是格拉斯哥大主教艾尔（Archbishop Eyre）。1892年，著名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迈克尔·达维特曾在新建的凯尔特公园球场上撒下了第一把“正宗爱尔兰三叶草”的种子。凯尔特人队的一些管理者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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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38 不过，认为这一时期的爱尔兰裔社群完全闭关自守，与苏格兰社会的其他部分彼此隔绝的观点，同样是过于夸张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在工作场所拥有共同的劳动体验，和19世纪早期一样，爱尔兰人在这一时期也参与了苏格兰的工会组织，其中就包括苏格兰全国劳动者工会（National Labourers Union）与格拉斯哥的码头劳动者工会（Dock Labourers Union）。在邓迪受雇于黄麻产业的爱尔兰工人早在1914年就已经普遍参加了工会。此外，爱尔兰本地自治问题在苏格兰本地的政坛也构成了一个焦点，它让原本对政治缺乏兴趣的非技术工人也具备了政治意识，还让爱尔兰移民群体中有才能的人士有机会锻炼自己的组织才能，从而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天主教社会主义者社团的创立者、日后在政府担任内阁大臣的政治家约翰·惠特利（1869—193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在他的强大影响下，苏格兰的很多爱尔兰裔选民都选择支持新兴的工党。在爱丁堡，当地爱尔兰裔社群中涌现的代表性人物是詹姆斯·康诺利（1868—1916），他在早年同样因爱尔兰自治问题接受了政治启蒙，但在后来成为非熟练工人的政治领袖和著名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直到因1916年在都柏林参与复活节起义被当局处死。早在1914年以前，由于自由党迟迟未能为爱尔兰带来自治，爱尔兰裔选民对自由党的支持变得越发不稳，约翰·弗格森等亲爱尔兰一方的主要领袖也逐渐开始在公平薪酬和缩短工时等问题上向工党的立场靠拢。在高地和爱尔兰的土地改革问题上，爱尔兰自治派、苏格兰自由党政治家与激进主义运动家也能找到共同的利益关切。迈克尔·达维特曾强烈支持增进小农场农民的利益，还曾得到了一个代表高地的下院席位。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也曾于1881年在格拉斯哥就土地改革问题向高地社团成员发表演说。小农场农民权益的著名捍卫者约翰·默多克也曾试图诉诸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古老的文化联结，为土地改革的诉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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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0 由此可见，苏格兰的爱尔兰裔居民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里。事实上，在对教育、自力更生、人格改善与禁酒等事务的热切追求上，爱尔兰裔社群的圣职和在俗领袖与苏格兰社会的主流人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一战期间及之后，由于爱尔兰裔居民和爱尔兰本土之间的联系终于呈现出减弱迹象，他们对于苏格兰的归属感反而变得比之前更强了。爱尔兰裔社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苏格兰本地人一道出生入死，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天主教会的大主教都曾在这场战争中祝福英国一方，认为苏格兰军人将要投身于一场正义的战争。早在1916年大规模征兵开始以前，苏格兰已有大量爱尔兰裔居民参军入伍，总共有六名爱尔兰裔苏格兰军人因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关于在苏爱尔兰人是否忠于联合王国的一切疑虑就此彻底消失。在整场战争中，以爱尔兰移民为主要受众的《格拉斯哥观察家报》（Glasgow Observer）坚定不移地支持了英国的战争努力，并对天主教徒军人在前线的英勇表现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报道。在1918年，即战争结束的那一年，议会通过了《教育（苏格兰）法》，其中的第18条被奉为苏格兰天主教社会在20世纪的“大宪章”。根据这一条款的规定，到那时为止一直由天主教社群自行维持的天主教学校将被并入国家公立教育体系。此时，天主教学校正成为苏格兰社会一些最贫穷地区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负担，因为天主教社群不但需要供养自己的学校，还要向政府缴纳普遍的教育税。但随着1918年《教育法》第18条做出了上述规定，这一负担终于被一笔勾销。不过，第18条的规定也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教育融合状态，罕见于其他以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为了征得天主教会同意以将天主教学校纳入公立教育体系，当局对天主教会做出了三项让步：天主教教士可自由出入学校，天主教学校的宗教教育可维持现状，而最为重要的是，在曾隶属于天主教会的学校中，只有在教会看来“达到信仰与品行标准”的人选才能担任教师。作为结果，天主教学校的独特伦理要求得到了保持，只有运营的成本被转交给了政府。不出意外的是，这一异常安排在苏格兰国教会内部引起了一些成员的强烈抗议（他们将其斥为“罗马接受救济”），而在那之后，也一直有人认为第18条的安排构成了苏格兰社会内部教派分歧未被解决的主因。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18年《教育法》带来了一个更为积极的结果：它在天主教教育问题上做出的安排，从长远来看反而构成了促进天主教社群融入苏格兰社会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第18条的规定，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可能永远无法在20世纪抓住机会来攀上教育的阶梯，并将永远被视为一个地位较低、封闭自守的少数群体。不过，在1918年《教育法》和二战结束后一系列旨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措施之下，一个庞大的天主教专业中产阶级最终在苏格兰形成，并完全与苏格兰的主流社会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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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2 不过，这些都是出现在未来的长远结果。从短期来看，在一战时及结束后不久，爱尔兰问题仍主导着爱尔兰移民群体的政治关切。在苏爱尔兰裔群体起初将1916年复活节起义谴责为一场疯狂的暴动，认为其对和平解决本土自治问题构成了威胁。但随着英国当局决定处死起义军成员，爱尔兰裔群体很快将他们奉为烈士。随着英国当局镇压爱尔兰起义的消息传来，越来越多的在苏爱尔兰裔居民开始在立场上倒向支持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Sinn Fein），其中尤具轰动性的是英国一方的非正规武装力量“黑棕部队”（Black and Tans）犯下的暴行，而在这支部队里，很多成员是在法国和比利时参加过一线阵地战的苏格兰老兵。到1920年，苏格兰已有80个新芬党俱乐部，它们都强烈支持以暴力手段对抗不列颠在爱尔兰的统治。在同一年，据估计在格拉斯哥有4000人志愿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IRA），这支武装力量的高级军官至少两度从都柏林前来，在苏格兰西部秘密检阅了当地的爱尔兰移民部队。在爱尔兰分离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的那些年里，来自苏格兰的支持者是他们的火药与硝铵炸药的主要来源，这些军事物资主要由在苏格兰低地中部工作的爱尔兰工人从采石场、煤矿和页岩矿中取得。来自苏格兰的金钱与物资援助远远超过了包括爱尔兰本土在内的所有地方。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6]曾在感谢在苏爱尔兰裔社群的杰出贡献时称，他们的帮助是新芬党运动取得最终胜利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时期也标志着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对爱尔兰政治局势的关切达到了顶点。随着1921年血腥的爱尔兰内战爆发，很多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开始对爱尔兰局势感到幻灭，而作为这场内战的结果，爱尔兰自由邦最终在1922年成立，在苏爱尔兰裔群体活跃的政治活动也就此告一段落。在那之后，爱尔兰移民的选票逐渐流向工党，这既是因为工党承诺为社会带来公平正义，并帮助改善天主教社群较为恶劣的处境，也是因为约翰·惠特利等在爱尔兰裔社群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早在1920年以前便已为工党建立了民意基础。通过支持工党，天主教徒第一次登上了英国的主流政治舞台。正如汤姆·加拉格尔（Tom Gallagher）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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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4 尽管在普通天主教徒看来有诸多问题，工党对他们而言仍是一股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不是因为工党能够为他们提供多少物质改善（遗憾的是，在1940年代以前工党能够带来的改善十分有限），而是因为工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的机会，从而让很多天主教徒得以融入主流社会。从长远来看，对工党的支持帮助天主教徒在英国的政治体系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让他们的政治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不再拘泥于自己的堂区抑或祖先之地爱尔兰，而是优先效忠于自己的阶级、工会或职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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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6 加拉格尔描述的这种格局要在数十年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最终走向成熟。直到那时，在劳动力市场上教派歧视走向衰退、公职部门就业机会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渠道更为开放，以及福利国家提供经济支持等因素的帮助下，爱尔兰裔苏格兰人才快速融入了苏格兰社会。事实上，由于战间期苏格兰社会的反天主教思潮再次爆发，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引起了17世纪以来苏格兰最激烈的教派矛盾，这一时期爱尔兰裔社群的封闭观念反而有所强化，对苏格兰本地社会的猜疑也进一步加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惨重的人员损失之后，苏格兰又受到了经济萧条、大规模失业和移民外迁潮的打击，陷入一种深切的危机感当中。正因如此，被很多人视为异族与异端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就成了这场危机当中最显著的替罪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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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48 从1922年开始，苏格兰国教会总会将爱尔兰移民群体视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来源，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宣传攻势。隶属于国教会总会的教会与国民委员会（Church and Nation Committee）在1923年批准发布了臭名昭著的报告书《爱尔兰族裔对我苏格兰民族的威胁》（The Menace of the Irish Race to Our Scottish Nationality），谴责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与苏格兰本地人争夺就业机会，暗中策划颠覆长老派基督教价值的阴谋，还称这一族群为酗酒、浪荡、犯罪等恶行的主要源头。报告称，解决在苏爱尔兰裔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限制来自爱尔兰自由邦的移民流入，把被关押在苏格兰监狱里或正在接受济贫救助的爱尔兰移民遣返爱尔兰本土，并在招聘公职人员时绝对优先采用苏格兰本地人，这是因为苏格兰“已经被爱尔兰人充斥”。这份报告采用的人口统计学假设与事实严重不符。随着苏格兰工业经济陷入大萧条，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流已近乎消亡，在192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事实上也有很多爱尔兰裔工人加入了海外移民的行列，与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一起离开苏格兰前往其他地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爱尔兰裔苏格兰人”都是在苏格兰出生的。不过，这份报告的结论仍成为国教会总会每一年辩论的焦点，直到二战爆发前夕才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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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0 到1920年代末，以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新教徒联盟（领导者为亚历山大·拉特克利夫［Alexander Ratcliffe］）和爱丁堡的新教徒行动党（领导者为约翰·科马克）为代表，一股政治化的反天主教浪潮也在苏格兰的基层社会萌生。在这场运动的巅峰时期，反天主教政党一度在上述城市赢得了三分之一的总选票，并在城市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议席。1935年，科马克的新教徒行动党在爱丁堡集结了近万名狂热的支持者，打断了一场由天主教青年社（Catholic Young Men’s Society）主办的公开招待会。两个月后，他们又扰乱了一场为信奉天主教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瑟夫·莱昂斯（Joseph Lyons）举办的接待会。当年6月，在对一场天主教徒的圣体大会（Eucharistic Congress）发起系统性的袭击时，新教徒行动党人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暴行，他们甚至向载有天主教儿童的车辆投掷了石块。在整个1935年夏天，教派冲突都在蔓延，天主教徒因此组织了“彻夜警备队”以保护礼拜堂不受破坏。正如斯图尔特·J.布朗所说，虽然长老教会的神职人员并未参与这些冲突，“但国教会从1922年开始针对在苏爱尔兰裔社群的谴责攻势无疑鼓动了暴力迫害的情绪，给种族主义和教派仇恨蒙上了一层遮羞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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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2 不过，随着经济逐渐好转，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这一时期的教派冲突没有持续很久便走向了平息。此外，无论是苏格兰国教会还是它的盟友联合自由教会都未能在这一时期争取任何一个主流政党，以对他们关于限制移民或强制遣返“不受欢迎的”天主教徒的诉求表示支持。工党强烈支持1918年的《教育法》，保守党也极力试图与国教会内部的极端主义者撇清关系。苏格兰媒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格拉斯哥先驱报》，该报曾专门刊登一篇文章，有理有据地反驳了苏格兰国教会的论调）总体上也不支持长老教会的反天主教立场。即便如此，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新教徒的排外游行仍吸引了成千上万人参加，新教极端主义政党也在地区选举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口述史证据也表明，这一时期严重的经济衰退加剧了苏格兰就业市场上的传统歧视，而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恰恰又在这场危机里受害最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要到20世纪晚些时候才能真正融入苏格兰社会，但在这之前，这一群体经历的创伤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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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4 爱尔兰裔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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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6 对爱尔兰的长老派基督徒而言，19世纪初的苏格兰并不是什么陌生的地方。他们的祖先本就是在17世纪从艾尔郡、威格敦郡和阿盖尔郡等地前往阿尔斯特地区开辟种植园的殖民者，而在之后的年代里，他们与苏格兰之间始终维持着密切的贸易、文教与血缘联系。北爱尔兰安特里姆（Antrim）海岸距离苏格兰只有20英里，而到18世纪下半叶，在爱尔兰的多纳加迪（Donaghadee，位于以苏格兰长老派教徒为主的阿兹半岛［Ards peninsula］）和威格敦郡的帕特里克港（Portpatrick）之间已经开设了每日运营的客运渡航线路。在1800年以前，阿尔斯特地区和苏格兰之间已有常态化人员往来，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包括1780年代和1790年代从爱尔兰前往苏格兰指导苏格兰亚麻纺织业发展的漂白工匠与织工，以及从爱尔兰去格拉斯哥（也有一些人去了爱丁堡）大学就读的长老派学生。在18世纪的格拉斯哥大学，“苏格兰裔”爱尔兰学生在全体学生中的比重几乎从未低于10%，这所大学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其长老派基督教传统与低廉的课程学费。这些学生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为教师与牧师，他们也因此把当初从苏格兰教授（比如充满魅力的弗朗西斯·哈奇森）那里学来的启蒙思想带往阿尔斯特的新教徒社会，成为这一新思潮重要的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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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8 1790年代的政治变迁进一步强化了阿尔斯特和苏格兰之间的纽带。因为阿尔斯特的长老派基督徒曾深度参与了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当这一组织在1798年发动的起义被政府镇压时，爱尔兰新教徒的对外移民人数大幅增长。这些长老派基督徒既反对信奉爱尔兰圣公会的统治阶级强加于他们的法律制裁，也不愿缴纳什一税以支持爱尔兰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事实上，像北方的唐郡（County Down）这样拥有大量爱尔兰人联合会支持者的地区，通常也拥有旺盛的长老派激进主义传统，乡村的小佃农与亚麻纺织工往往在这种激进运动中扮演了主角。当局对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的残酷镇压迫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逃往苏格兰，其中至少有一些人参与了苏格兰的激进主义抗争运动，其最终结果便是1820年的所谓激进派战争。在1790年代，爱尔兰的教派热情也趋于激化。在1792年和1793年分别由威斯敏斯特议会和都柏林议会议决通过的《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Relief Acts）令爱尔兰新教徒社群普遍感到警觉，他们担心一场天主教徒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与此同时，天主教徒当中“护教运动”（Defenderism）的兴起也进一步刺激着新教徒的神经。这场运动以天主教徒组成的秘密组织为基础，旨在将新教徒从他们占据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同样令新教徒感到惊骇的是，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引发的教派冲突最终酿成了约3万人死亡的血腥结果。这些政治与宗教上的考量本身便足以让越来越多的爱尔兰新教徒迁往苏格兰，此时的苏格兰对他们而言正好有着强大的经济吸引力。在阿尔斯特地区，很多新教徒居民是经营土地的小农，但他们当中同样有不少人从事编织、漂白等行业，是拥有技能的工匠或普通劳动者。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苏格兰正好经历了第一波快速工业化，无论经济机遇还是工资水平的增长势头都超过了爱尔兰。因此不出意料的是，很多爱尔兰新教徒都决心迁往苏格兰，苏格兰不但在政治上更稳定，在宗教和文化上比较亲近，在经济发展上也比爱尔兰更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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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0 到1830年代，爱尔兰裔新教徒在苏格兰的整个爱尔兰裔族群中已占约四分之一，但在特定的地方以及特定的行业内，例如西南部的威格敦、格伦卢斯（Glenluce）、牛顿斯图尔特（Newton Stewart）、梅博尔（Maybole）、格文（Girvan）和格拉斯哥的卡尔顿等纺织业中心城镇，爱尔兰裔新教徒的比例远远高于这一平均水平，而在拉纳克郡布兰太尔（Blantyre）等一些棉纺业城镇，爱尔兰裔新教徒的人数也显著多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1830年以前，被以纺织业为主的苏格兰第一波工业化进程吸引而来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大多从事编织、漂白、纺织品整理加工和棉纺等行业，但这一群体向苏格兰移民的势头并不局限在这一时期。19世纪晚期的一些粗略的统计数字显示，1876—1881年迁往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中有83%来自阿尔斯特，而在这些阿尔斯特人当中，又有超过58%的人出身于安特里姆、唐郡、伦敦德里（Londonderry）和阿马（Armagh）这四个新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在这一时期，一些颇具规模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社群已在拉纳克郡的矿业和制铁业地带（其中包括拉克霍尔［Larkhall］和艾尔德里等重要城镇）、西洛锡安地区的煤矿地带，以及格拉斯哥附近的戈万、怀特因奇（Whiteinch）、帕特里克一带的船舶制造业区域扎下根来。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阿尔斯特新教徒地区移民的人数才出现了显著下降，爱尔兰北部以天主教徒为主的郡（尤其是多尼戈尔和卡文［Cavan］）就此成为在苏爱尔兰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并将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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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2 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苏格兰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与占大多数的天主教徒移民之间有两个最为常见的区别：前者通常从事更具技术性的职业，而因为他们在苏格兰没有遭遇基于族群或信仰差异的强烈歧视，他们也没有动机维持一套完全独立的社群认同。对他们而言，融入苏格兰主流社会不但更为简单，也更为稳妥。上述第一个论点得到了很多证据的支持。因为19世纪下半叶有很多苏格兰工匠都倾向于移民海外，爱尔兰裔新教徒之所以来到苏格兰就是因为自己事先已经得到了来自苏格兰雇主的直接聘用，以从事技术性或半技术性工作。苏格兰雇主时常在贝尔法斯特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向阿尔斯特当地人发布拉纳克郡或艾尔郡矿场或钢铁厂里具体职缺的招工信息，用人企业不但会为应聘者报销前往苏格兰的路费，还会为其提供住处，甚至开设专门的学校为移民工人的子女提供教育。在格拉斯哥，货物看守与火车司机等运输业高级岗位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在阿尔斯特公开招聘。在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最大的制铁企业贝尔德公司位于科特布里奇的庞大制铁厂里，管理者始终让苏格兰和爱尔兰裔新教徒掌握所有技术性工作，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只能从事最基本的体力劳动或在一线担任炉前工。据说在1931年以前，当地的工程师联合会里从来没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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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4 克莱德河口地区各大造船厂的情况与此类似。爱尔兰裔新教徒在技术性岗位上占据的比重不小，其中以锅炉制造领域尤为突出，他们的住处往往位于帕特里克和戈万等造船业重镇，生活条件在工人阶级的住房中相对舒适。由于当时造船厂里的学徒工人选往往取决于技术工人工会与领班的协商，爱尔兰裔新教徒因此可以较为轻松地维持这种在工人阶级里较为优越的地位。在技术工人群体本身的排他性、工厂对技术水准的要求、较高的进入门槛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大多数天主教徒非技术工人家庭的子弟几乎彻底与工厂里最好的工作绝缘。不过，我们也不能将这一时期的爱尔兰裔新教徒工人视为纯粹的“工人贵族”。取决于具体的时期、地点和职业，这一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也体现出高度的差异性。直到1830年代和1840年代，大多数从阿尔斯特来到苏格兰的爱尔兰裔新教徒都受雇于麻纺或棉纺行业，充当织工。薪酬下跌与劳动力价值的稀释在这些行业时常发生，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苏格兰纺织业又迎来了严重的劳动力供应过剩。进入1840年代和1850年代，很多爱尔兰织工之所以移民苏格兰就是为了躲避阿尔斯特地区业已彻底衰败的纺织行业，但在爱尔兰海对岸，苏格兰自身的制造业经济也在这一时期陷入了持久的低迷。格雷厄姆·沃克（Graham Walker）对1860年代晚期格拉斯哥济贫记录的研究表明，尽管当地的赤贫居民以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为主，这一时期也有很多爱尔兰裔新教徒织工、体力劳动者、家庭勤务人员和工厂工人在寻求救助。在格拉斯哥与拉纳克郡以外的其他地方，爱尔兰裔新教徒的职业图景更为复杂。1880年代，格里诺克的爱尔兰裔新教徒居民以在港口工作的普通体力劳动者为主，而在艾尔郡以炼钢为主要产业的加诺克谷地（Garnock Valley），这一时期的爱尔兰裔新教徒劳动者当中既有人占据了一些薪酬较高的技术性岗位，也有人从事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工作。对于另外一些有爱尔兰裔新教徒定居的地方，例如邓巴顿、斯特灵和西洛锡安的情况，我们掌握的信息尚不充分，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群体在那些地区的处境与苏格兰其他地方存在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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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6 在阿尔斯特，爱尔兰裔新教徒的身份认同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爱尔兰北部政治、宗教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下被塑造出来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1790年代爱尔兰裔新教徒第一次大规模涌入苏格兰的时期，阿尔斯特地区新教徒自身的集体意识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798年新教徒参与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既是一种追求政治解放和激进共和主义理念的体现，也是一种阿尔斯特-苏格兰社群认同的有力表达。此外，正如之前所述，随着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最终演变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残酷争斗，当地的教派敌对情绪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之前，针对天主教徒的恐惧已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身份认同观念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要素，而在这一时期的教派冲突爆发之后，爱尔兰新教徒有了更多的理由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种族群忠诚意识自然被阿尔斯特地区的移民带到了苏格兰。由于他们的世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也开始在这一时期涌入苏格兰低地西部的工业化地带，爱尔兰裔新教徒的社群认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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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8 在这一时期传递并巩固这种新教徒集体认同的主要组织是奥兰治兄弟会（Loyal Orange Order），该组织在1795年成立于阿马，旨在保护当地新教徒免受日益活跃的天主教秘密社团威胁。奥兰治兄弟会的名字取自奥兰治亲王兼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亦即在1690年赢得著名的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并在爱尔兰确立新教主导地位的君主。兄弟会的机构由一系列支部组成，以爱尔兰全国总会（National Grand Lodge of all Ireland）为顶点，分为郡、地区和地方等层级。在支部的层级秩序之外，兄弟会还以早期新教徒秘密组织和共济会的制度为基础，设计了一套由握手姿势、头衔、手势与密码组成的复杂体系，以增强社团成员交流的保密性，并在他们当中形成一种同志意识，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整个组织的团结性。奥兰治兄弟会在成立后大受欢迎，并在阿尔斯特地区迅速传播开来，从第一个支部创立之日起，在短短一年之内就有315个支部紧随其后成立。同样重要的是，在1798年爱尔兰暴动期间，兄弟会成员曾通过加入当地义勇团和组建专门的“奥兰治志愿军”（Orange Volunteers）等方式将自身的暴力反天主教立场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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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70 在19世纪初，奥兰治兄弟会在苏格兰的扩张势头并不显著，但到1830年，兄弟会的支部已经在加洛韦、艾尔郡和格拉斯哥等地站稳脚跟。并非所有兄弟会成员都是爱尔兰裔新教徒，也不是所有爱尔兰裔新教徒都加入了奥兰治兄弟会，但他们在1850年代之前就已构成了奥兰治兄弟会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他们的子孙也在之后的年代里为维系这一组织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兰治兄弟会的实力分布与在苏爱尔兰裔新教徒的居住地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例如，在1830年代，格拉斯哥的六处兄弟会支部都位于有大量阿尔斯特新教徒定居的纺织业重镇卡尔顿。在19世纪晚些时候，苏格兰支部的名称还可以与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的“故乡”联系起来，例如位于格拉斯哥的第78支部“安特里姆忠诚者”（Antrim True Blues）、佩斯利的第155支部“恩尼斯基林忠诚者”（Enniskillen True Blues）和格拉斯哥港的第348支部“阿尔斯特之子”（Sons of Ulster）。到19世纪晚期，加入奥兰治兄弟会支部已成为不少工人阶级家庭世代相传的传统，一名兄弟会成员的儿子在成年后也会加入他父亲所在的支部。由于奥兰治兄弟会的很多支部不但会参与成员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还发挥了一定的社会福利功能，所以爱尔兰裔新教徒社群与这一组织之间的纽带变得更为紧密。成员们的家庭婚礼往往在当地的兄弟会礼堂举行，而在成员家中举行葬礼时，其他成员也会身着全套礼服为死者护柩，这一场面成了奥兰治兄弟会文化广受瞩目的外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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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72 不过，在苏格兰定义了奥兰治兄弟会公众形象的依然是其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之间的紧张对抗：奥兰治兄弟会成员会在每年7月12日博因河战役纪念日当天发起庆祝游行，以宣扬新教相对于天主教的主导地位，在平时也常常与天主教宿敌发生推搡挑衅乃至集体斗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在19世纪的苏格兰并不常见，这部分是因为苏格兰当局通常会在奥兰治兄弟会游行有可能威胁公共秩序时快速出面加以禁止，而苏格兰的司法机关（与阿尔斯特地区的司法机关不同）也敢于对任何寻衅滋事者做出惩戒性判决，以儆效尤，不会偏袒特定教派。1857年，在艾尔德里曾有约300名奥兰治兄弟会成员在游行结束之后被一大群天主教徒围攻，当局随即在之后整整十年之内禁止了拉纳克郡的7月12日博因河战役纪念游行。而在1834年，同样是在艾尔德里，拉纳克郡治安官阿奇博尔德·艾利森爵士（Sir Archibald Alison）无视以宣称自己忠于宪制为挡箭牌的兄弟会成员，率领一群龙骑兵冲散了爱尔兰裔新教徒的游行队伍，在逮捕了其中28人之后将他们押往格拉斯哥。这场游行的领导者最终都被判流放海外。如果宗教矛盾真的演变成冲突，事态往往也只会在以艾尔郡和拉纳克郡的煤矿地带（例如科特布里奇及周边地区）为首的一些地方蔓延。在19世纪中叶，受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和苏格兰采煤、冶金业快速发展的影响，移民大量涌入这些地带，爱尔兰裔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往往在这里比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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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74 从1860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劳动力从贝尔法斯特涌向克莱德河口地区的造船厂，当地爱尔兰裔新教徒社群的集体认同及其与奥兰治兄弟会的联系越发巩固。很多从北爱尔兰前往克莱德河口工作的人都只是短期移民，他们常常根据工作机会的有无而往返于爱尔兰海两岸，这一点本身就加强了阿尔斯特地区和格拉斯哥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社群之间的联系。不过，这一时期也有很多人从北爱尔兰永久性移民格拉斯哥，令帕特里克、戈万和怀特因奇等船舶制造业重镇的奥兰治兄弟会支部数量快速上升。在这之后，兄弟会的势力范围向克莱德河下游进一步扩张，到1880年代和1890年代，克莱德班克、格拉斯哥港和格里诺克的兄弟会支部也建立起来。在克莱德班克，当地兄弟会支部的礼堂就修建在该镇享誉世界的约翰·布朗造船厂（John Brown’s）正门对面。到1914年，苏格兰三个最大的奥兰治兄弟会地区分部就坐落在格里诺克、帕特里克和戈万这三处造船业中心。苏格兰兄弟会与爱尔兰裔新教徒之间维持着强有力的联系。在1920年代由《贝尔法斯特新闻周报》（Belfast Weekly News）定期刊载的“苏格兰奥兰治消息”（Scottish Orange Notes）中，列出了很多在19世纪最后四十年间移民苏格兰的知名爱尔兰裔兄弟会成员。苏格兰的兄弟会支部可以为初来乍到的移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广泛的人脉，这些足以证明这一组织为何在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中如此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格兰东海岸的邓迪等城市，因为当地爱尔兰裔移民社群以天主教徒为主，奥兰治兄弟会在当地的势力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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