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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4 爱尔兰裔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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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6 对爱尔兰的长老派基督徒而言，19世纪初的苏格兰并不是什么陌生的地方。他们的祖先本就是在17世纪从艾尔郡、威格敦郡和阿盖尔郡等地前往阿尔斯特地区开辟种植园的殖民者，而在之后的年代里，他们与苏格兰之间始终维持着密切的贸易、文教与血缘联系。北爱尔兰安特里姆（Antrim）海岸距离苏格兰只有20英里，而到18世纪下半叶，在爱尔兰的多纳加迪（Donaghadee，位于以苏格兰长老派教徒为主的阿兹半岛［Ards peninsula］）和威格敦郡的帕特里克港（Portpatrick）之间已经开设了每日运营的客运渡航线路。在1800年以前，阿尔斯特地区和苏格兰之间已有常态化人员往来，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包括1780年代和1790年代从爱尔兰前往苏格兰指导苏格兰亚麻纺织业发展的漂白工匠与织工，以及从爱尔兰去格拉斯哥（也有一些人去了爱丁堡）大学就读的长老派学生。在18世纪的格拉斯哥大学，“苏格兰裔”爱尔兰学生在全体学生中的比重几乎从未低于10%，这所大学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其长老派基督教传统与低廉的课程学费。这些学生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为教师与牧师，他们也因此把当初从苏格兰教授（比如充满魅力的弗朗西斯·哈奇森）那里学来的启蒙思想带往阿尔斯特的新教徒社会，成为这一新思潮重要的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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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58 1790年代的政治变迁进一步强化了阿尔斯特和苏格兰之间的纽带。因为阿尔斯特的长老派基督徒曾深度参与了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当这一组织在1798年发动的起义被政府镇压时，爱尔兰新教徒的对外移民人数大幅增长。这些长老派基督徒既反对信奉爱尔兰圣公会的统治阶级强加于他们的法律制裁，也不愿缴纳什一税以支持爱尔兰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事实上，像北方的唐郡（County Down）这样拥有大量爱尔兰人联合会支持者的地区，通常也拥有旺盛的长老派激进主义传统，乡村的小佃农与亚麻纺织工往往在这种激进运动中扮演了主角。当局对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的残酷镇压迫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逃往苏格兰，其中至少有一些人参与了苏格兰的激进主义抗争运动，其最终结果便是1820年的所谓激进派战争。在1790年代，爱尔兰的教派热情也趋于激化。在1792年和1793年分别由威斯敏斯特议会和都柏林议会议决通过的《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Relief Acts）令爱尔兰新教徒社群普遍感到警觉，他们担心一场天主教徒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与此同时，天主教徒当中“护教运动”（Defenderism）的兴起也进一步刺激着新教徒的神经。这场运动以天主教徒组成的秘密组织为基础，旨在将新教徒从他们占据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同样令新教徒感到惊骇的是，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引发的教派冲突最终酿成了约3万人死亡的血腥结果。这些政治与宗教上的考量本身便足以让越来越多的爱尔兰新教徒迁往苏格兰，此时的苏格兰对他们而言正好有着强大的经济吸引力。在阿尔斯特地区，很多新教徒居民是经营土地的小农，但他们当中同样有不少人从事编织、漂白等行业，是拥有技能的工匠或普通劳动者。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苏格兰正好经历了第一波快速工业化，无论经济机遇还是工资水平的增长势头都超过了爱尔兰。因此不出意料的是，很多爱尔兰新教徒都决心迁往苏格兰，苏格兰不但在政治上更稳定，在宗教和文化上比较亲近，在经济发展上也比爱尔兰更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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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0 到1830年代，爱尔兰裔新教徒在苏格兰的整个爱尔兰裔族群中已占约四分之一，但在特定的地方以及特定的行业内，例如西南部的威格敦、格伦卢斯（Glenluce）、牛顿斯图尔特（Newton Stewart）、梅博尔（Maybole）、格文（Girvan）和格拉斯哥的卡尔顿等纺织业中心城镇，爱尔兰裔新教徒的比例远远高于这一平均水平，而在拉纳克郡布兰太尔（Blantyre）等一些棉纺业城镇，爱尔兰裔新教徒的人数也显著多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1830年以前，被以纺织业为主的苏格兰第一波工业化进程吸引而来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大多从事编织、漂白、纺织品整理加工和棉纺等行业，但这一群体向苏格兰移民的势头并不局限在这一时期。19世纪晚期的一些粗略的统计数字显示，1876—1881年迁往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中有83%来自阿尔斯特，而在这些阿尔斯特人当中，又有超过58%的人出身于安特里姆、唐郡、伦敦德里（Londonderry）和阿马（Armagh）这四个新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在这一时期，一些颇具规模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社群已在拉纳克郡的矿业和制铁业地带（其中包括拉克霍尔［Larkhall］和艾尔德里等重要城镇）、西洛锡安地区的煤矿地带，以及格拉斯哥附近的戈万、怀特因奇（Whiteinch）、帕特里克一带的船舶制造业区域扎下根来。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阿尔斯特新教徒地区移民的人数才出现了显著下降，爱尔兰北部以天主教徒为主的郡（尤其是多尼戈尔和卡文［Cavan］）就此成为在苏爱尔兰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并将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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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2 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苏格兰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与占大多数的天主教徒移民之间有两个最为常见的区别：前者通常从事更具技术性的职业，而因为他们在苏格兰没有遭遇基于族群或信仰差异的强烈歧视，他们也没有动机维持一套完全独立的社群认同。对他们而言，融入苏格兰主流社会不但更为简单，也更为稳妥。上述第一个论点得到了很多证据的支持。因为19世纪下半叶有很多苏格兰工匠都倾向于移民海外，爱尔兰裔新教徒之所以来到苏格兰就是因为自己事先已经得到了来自苏格兰雇主的直接聘用，以从事技术性或半技术性工作。苏格兰雇主时常在贝尔法斯特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向阿尔斯特当地人发布拉纳克郡或艾尔郡矿场或钢铁厂里具体职缺的招工信息，用人企业不但会为应聘者报销前往苏格兰的路费，还会为其提供住处，甚至开设专门的学校为移民工人的子女提供教育。在格拉斯哥，货物看守与火车司机等运输业高级岗位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在阿尔斯特公开招聘。在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最大的制铁企业贝尔德公司位于科特布里奇的庞大制铁厂里，管理者始终让苏格兰和爱尔兰裔新教徒掌握所有技术性工作，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只能从事最基本的体力劳动或在一线担任炉前工。据说在1931年以前，当地的工程师联合会里从来没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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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4 克莱德河口地区各大造船厂的情况与此类似。爱尔兰裔新教徒在技术性岗位上占据的比重不小，其中以锅炉制造领域尤为突出，他们的住处往往位于帕特里克和戈万等造船业重镇，生活条件在工人阶级的住房中相对舒适。由于当时造船厂里的学徒工人选往往取决于技术工人工会与领班的协商，爱尔兰裔新教徒因此可以较为轻松地维持这种在工人阶级里较为优越的地位。在技术工人群体本身的排他性、工厂对技术水准的要求、较高的进入门槛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大多数天主教徒非技术工人家庭的子弟几乎彻底与工厂里最好的工作绝缘。不过，我们也不能将这一时期的爱尔兰裔新教徒工人视为纯粹的“工人贵族”。取决于具体的时期、地点和职业，这一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也体现出高度的差异性。直到1830年代和1840年代，大多数从阿尔斯特来到苏格兰的爱尔兰裔新教徒都受雇于麻纺或棉纺行业，充当织工。薪酬下跌与劳动力价值的稀释在这些行业时常发生，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苏格兰纺织业又迎来了严重的劳动力供应过剩。进入1840年代和1850年代，很多爱尔兰织工之所以移民苏格兰就是为了躲避阿尔斯特地区业已彻底衰败的纺织行业，但在爱尔兰海对岸，苏格兰自身的制造业经济也在这一时期陷入了持久的低迷。格雷厄姆·沃克（Graham Walker）对1860年代晚期格拉斯哥济贫记录的研究表明，尽管当地的赤贫居民以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为主，这一时期也有很多爱尔兰裔新教徒织工、体力劳动者、家庭勤务人员和工厂工人在寻求救助。在格拉斯哥与拉纳克郡以外的其他地方，爱尔兰裔新教徒的职业图景更为复杂。1880年代，格里诺克的爱尔兰裔新教徒居民以在港口工作的普通体力劳动者为主，而在艾尔郡以炼钢为主要产业的加诺克谷地（Garnock Valley），这一时期的爱尔兰裔新教徒劳动者当中既有人占据了一些薪酬较高的技术性岗位，也有人从事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工作。对于另外一些有爱尔兰裔新教徒定居的地方，例如邓巴顿、斯特灵和西洛锡安的情况，我们掌握的信息尚不充分，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群体在那些地区的处境与苏格兰其他地方存在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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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6 在阿尔斯特，爱尔兰裔新教徒的身份认同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爱尔兰北部政治、宗教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下被塑造出来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1790年代爱尔兰裔新教徒第一次大规模涌入苏格兰的时期，阿尔斯特地区新教徒自身的集体意识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798年新教徒参与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既是一种追求政治解放和激进共和主义理念的体现，也是一种阿尔斯特-苏格兰社群认同的有力表达。此外，正如之前所述，随着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最终演变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残酷争斗，当地的教派敌对情绪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之前，针对天主教徒的恐惧已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身份认同观念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要素，而在这一时期的教派冲突爆发之后，爱尔兰新教徒有了更多的理由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种族群忠诚意识自然被阿尔斯特地区的移民带到了苏格兰。由于他们的世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也开始在这一时期涌入苏格兰低地西部的工业化地带，爱尔兰裔新教徒的社群认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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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68 在这一时期传递并巩固这种新教徒集体认同的主要组织是奥兰治兄弟会（Loyal Orange Order），该组织在1795年成立于阿马，旨在保护当地新教徒免受日益活跃的天主教秘密社团威胁。奥兰治兄弟会的名字取自奥兰治亲王兼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亦即在1690年赢得著名的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并在爱尔兰确立新教主导地位的君主。兄弟会的机构由一系列支部组成，以爱尔兰全国总会（National Grand Lodge of all Ireland）为顶点，分为郡、地区和地方等层级。在支部的层级秩序之外，兄弟会还以早期新教徒秘密组织和共济会的制度为基础，设计了一套由握手姿势、头衔、手势与密码组成的复杂体系，以增强社团成员交流的保密性，并在他们当中形成一种同志意识，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整个组织的团结性。奥兰治兄弟会在成立后大受欢迎，并在阿尔斯特地区迅速传播开来，从第一个支部创立之日起，在短短一年之内就有315个支部紧随其后成立。同样重要的是，在1798年爱尔兰暴动期间，兄弟会成员曾通过加入当地义勇团和组建专门的“奥兰治志愿军”（Orange Volunteers）等方式将自身的暴力反天主教立场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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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70 在19世纪初，奥兰治兄弟会在苏格兰的扩张势头并不显著，但到1830年，兄弟会的支部已经在加洛韦、艾尔郡和格拉斯哥等地站稳脚跟。并非所有兄弟会成员都是爱尔兰裔新教徒，也不是所有爱尔兰裔新教徒都加入了奥兰治兄弟会，但他们在1850年代之前就已构成了奥兰治兄弟会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他们的子孙也在之后的年代里为维系这一组织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兰治兄弟会的实力分布与在苏爱尔兰裔新教徒的居住地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例如，在1830年代，格拉斯哥的六处兄弟会支部都位于有大量阿尔斯特新教徒定居的纺织业重镇卡尔顿。在19世纪晚些时候，苏格兰支部的名称还可以与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的“故乡”联系起来，例如位于格拉斯哥的第78支部“安特里姆忠诚者”（Antrim True Blues）、佩斯利的第155支部“恩尼斯基林忠诚者”（Enniskillen True Blues）和格拉斯哥港的第348支部“阿尔斯特之子”（Sons of Ulster）。到19世纪晚期，加入奥兰治兄弟会支部已成为不少工人阶级家庭世代相传的传统，一名兄弟会成员的儿子在成年后也会加入他父亲所在的支部。由于奥兰治兄弟会的很多支部不但会参与成员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还发挥了一定的社会福利功能，所以爱尔兰裔新教徒社群与这一组织之间的纽带变得更为紧密。成员们的家庭婚礼往往在当地的兄弟会礼堂举行，而在成员家中举行葬礼时，其他成员也会身着全套礼服为死者护柩，这一场面成了奥兰治兄弟会文化广受瞩目的外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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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72 不过，在苏格兰定义了奥兰治兄弟会公众形象的依然是其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之间的紧张对抗：奥兰治兄弟会成员会在每年7月12日博因河战役纪念日当天发起庆祝游行，以宣扬新教相对于天主教的主导地位，在平时也常常与天主教宿敌发生推搡挑衅乃至集体斗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在19世纪的苏格兰并不常见，这部分是因为苏格兰当局通常会在奥兰治兄弟会游行有可能威胁公共秩序时快速出面加以禁止，而苏格兰的司法机关（与阿尔斯特地区的司法机关不同）也敢于对任何寻衅滋事者做出惩戒性判决，以儆效尤，不会偏袒特定教派。1857年，在艾尔德里曾有约300名奥兰治兄弟会成员在游行结束之后被一大群天主教徒围攻，当局随即在之后整整十年之内禁止了拉纳克郡的7月12日博因河战役纪念游行。而在1834年，同样是在艾尔德里，拉纳克郡治安官阿奇博尔德·艾利森爵士（Sir Archibald Alison）无视以宣称自己忠于宪制为挡箭牌的兄弟会成员，率领一群龙骑兵冲散了爱尔兰裔新教徒的游行队伍，在逮捕了其中28人之后将他们押往格拉斯哥。这场游行的领导者最终都被判流放海外。如果宗教矛盾真的演变成冲突，事态往往也只会在以艾尔郡和拉纳克郡的煤矿地带（例如科特布里奇及周边地区）为首的一些地方蔓延。在19世纪中叶，受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和苏格兰采煤、冶金业快速发展的影响，移民大量涌入这些地带，爱尔兰裔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往往在这里比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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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74 从1860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劳动力从贝尔法斯特涌向克莱德河口地区的造船厂，当地爱尔兰裔新教徒社群的集体认同及其与奥兰治兄弟会的联系越发巩固。很多从北爱尔兰前往克莱德河口工作的人都只是短期移民，他们常常根据工作机会的有无而往返于爱尔兰海两岸，这一点本身就加强了阿尔斯特地区和格拉斯哥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社群之间的联系。不过，这一时期也有很多人从北爱尔兰永久性移民格拉斯哥，令帕特里克、戈万和怀特因奇等船舶制造业重镇的奥兰治兄弟会支部数量快速上升。在这之后，兄弟会的势力范围向克莱德河下游进一步扩张，到1880年代和1890年代，克莱德班克、格拉斯哥港和格里诺克的兄弟会支部也建立起来。在克莱德班克，当地兄弟会支部的礼堂就修建在该镇享誉世界的约翰·布朗造船厂（John Brown’s）正门对面。到1914年，苏格兰三个最大的奥兰治兄弟会地区分部就坐落在格里诺克、帕特里克和戈万这三处造船业中心。苏格兰兄弟会与爱尔兰裔新教徒之间维持着强有力的联系。在1920年代由《贝尔法斯特新闻周报》（Belfast Weekly News）定期刊载的“苏格兰奥兰治消息”（Scottish Orange Notes）中，列出了很多在19世纪最后四十年间移民苏格兰的知名爱尔兰裔兄弟会成员。苏格兰的兄弟会支部可以为初来乍到的移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广泛的人脉，这些足以证明这一组织为何在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中如此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格兰东海岸的邓迪等城市，因为当地爱尔兰裔移民社群以天主教徒为主，奥兰治兄弟会在当地的势力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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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76 爱尔兰裔新教徒在移民苏格兰之后并未忘记他们的阿尔斯特文化渊源，这一点从他们在一战前夕参与爱尔兰本地自治争端中可见一斑。在社会基层，奥兰治兄弟会和保守党结成了联盟，猛烈反对自由党的爱尔兰自治计划。反对本地自治的新教徒举行了多场集会以表达自身诉求，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数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于1913年10月在格拉斯哥发表的一场公开演讲，这次活动吸引了大量听众前来，圣安德鲁斯音乐厅被挤满。他们以“在格拉斯哥的阿尔斯特人”的名义在《阿尔斯特誓约》（Ulster Covenant）上签字，表达对自由党政府本地自治政策的抗议。来自阿尔斯特的极端派布道者、隶属于卡尔顿（这里是爱尔兰裔新教徒的一大重镇）“基督联合教会”的詹姆斯·布里斯比（James Brisby）牧师还从格拉斯哥、拉瑟格伦和克莱德班克召集了一群志愿者举行公开游行，并发誓捍卫爱尔兰北部新教徒居民的权利。在更早之前的1912年，随着哈兰与沃尔夫造船厂（Harland & Wolff）在戈万建立，大批工人从贝尔法斯特来到克莱德河地区，进一步助长了反本地自治运动的声势。然而，从事后来看，反本地自治运动也构成了在苏爱尔兰裔新教徒激进运动的最后一个高潮。在一战之后，阿尔斯特新教徒向苏格兰移民的规模大为萎缩，在苏爱尔兰裔新教徒社群与北爱尔兰故乡之间的联系也不可避免地变得淡薄。在20世纪末，北爱尔兰冲突既没有波及苏格兰西部，也没有在苏格兰西部引发和20世纪初的本地自治问题同等剧烈的情绪反应，便是这一变化的例证。不过，爱尔兰裔新教徒并未完全失去传统的文化认同。正如格雷厄姆·沃克指出的：“新教徒社群内部的民俗文化记忆依旧鲜活，奥兰治兄弟会运动的歌谣、旗帜与口号在今天也仍在暗示着苏格兰和阿尔斯特之间的无形纽带，只有那些希望领会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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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78 立陶宛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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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80 对19世纪的绝大多数欧洲移民而言，美利坚合众国无疑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地，那里充满了经济机遇，且拥有价格低廉的土地。随着蒸汽船和铁路让洲际交通迎来一场革命，远渡重洋前往美国不再需要高昂的开支，可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都会直接前往美国。其中一些移民选择将联合王国作为前往美国的中转站，他们发现与从欧洲大陆直接乘船前往美国相比，先在不列颠的赫尔（Hull）或利斯靠岸，再坐火车到利物浦或格拉斯哥搭乘渡美轮船更省钱。在这些“中转移民”（transmigrants）当中，有一小部分人最终留在了苏格兰，建立了一个个新的移民社群，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群体便是立陶宛裔和犹太人。立陶宛人的故乡原本在波罗的海以东、德意志人的普鲁士王国以北，他们的国家曾拥有悠久的独立传统，但在18世纪晚期被俄罗斯帝国吞并。即便如此，立陶宛人仍维持着自身的民族身份，即便备受迫害也仍坚守天主教信仰，并在19世纪通过移民的方式把自己的信仰带到了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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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82 从1860年代到1914年，立陶宛曾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移民海外，向苏格兰的移民在这场大规模迁徙潮中只构成了一小部分。1861年俄罗斯帝国的农奴制改革导致地租与课税负担同时加重，从而间接令立陶宛农民的生活状况恶化，而在经济上的压迫之外，沙俄政府还用全面俄化政策迫害立陶宛的民族文化，强行把东正教设为立陶宛官方宗教，并强制立陶宛人在沙俄军中服兵役。正是在上述种种措施的压迫，以及西欧和北美地区拥有远比东欧更丰富的经济机遇的吸引之下，立陶宛的对外移民人数大幅增长。早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贝尔德与梅里-坎宁安（Merry and Cunninghame）等苏格兰主要的煤铁工业企业就开始雇用立陶宛年轻人在矿场和炼铁高炉从事非技术性工作。雇主时常为这些工人提供住处，而在工作数年攒够积蓄之后，工人们还会将自己的妻子、家庭或相好接到苏格兰团聚。这些移民工人还会在信件里讲述自己在苏格兰工业企业工作的种种好处，从而诱惑故乡的男性友人和亲属前来投靠。向外来移民王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Alien Immigration）作证的人曾对委员会成员们描述了“移民的信件如何……把这里描述成黄金之地，并宣扬了这里优渥的薪资待遇”。1886年的薪资水平普查也显示，虽然此时苏格兰采煤业与生铁行业的总体薪资水平仍然偏低，但在大多数立陶宛工人工作的部门里，苏格兰的薪资水平高于当时英国的平均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移民规模加速扩大，到1914年，拉纳克郡、艾尔郡、法夫郡和西洛锡安等地区的城镇里已有近8000名立陶宛移民定居。初次来到苏格兰之后在矿场上工作的立陶宛工人常常会一起凑钱，帮助更多的年轻人从立陶宛的其他地方移民苏格兰。此外，还有一些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的立陶宛移民会帮助适龄年轻人从立陶宛迁徙过来，以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为自己在苏格兰谋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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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84 对于这一波不断增长的外来移民，苏格兰本地人最初曾抱以强烈的敌意。基尔·哈迪曾亲口声称这些“外国人”是被故意带到艾尔郡的煤矿，以降低工人工资、破坏罢工、令工人的工作条件恶化，乃至稀释工会影响力的。1900年以后，随着苏格兰采煤业陷入萧条，煤矿工人的工资一再遭到削减，劳动力市场也供大于求，但此时从立陶宛涌来的移民人数未见下滑，导致本地人与立陶宛移民之间的矛盾大为激化。虽然确实有迹象表明，立陶宛劳动者曾在1890年代的拉纳克郡被雇主用来施加工资下行压力或破坏本地工人的罢工运动，但这种发生在工人之间的族群矛盾并未持续很久。立陶宛移民社群内部开始有人施加压力，呼吁缓解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一小部分工人早在移民苏格兰之前就已在家乡成为社会主义者，而在1903年，立陶宛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还在拉纳克郡的贝尔希尔（Bellshill）建立了一个支部，那里正是在苏立陶宛移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在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逃亡苏格兰的政治难民可能也进一步影响了在苏立陶宛移民社群，让他们更倾向于从阶级利益出发处理社会关系。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立陶宛工人开始加入矿工工会，尽管他们的另外一些同乡此时仍在被煤矿企业用来破坏工人罢工。值得注意的是，大不列颠矿工联盟（Miners’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在这一时期决定刊印联盟规则的立陶宛语版本，并在不久后决定允许所有来自海外的联盟成员享受全部联盟福利，这标志着立陶宛工人已经在工会运动中有了显著的存在感。在短短二十年间，来自立陶宛的非技术劳动者已逐渐明白自己的经济利益与苏格兰本地工人的关切一致，通过参与1912年的全英矿工大罢工，他们强有力地证明了自己对工会运动的忠诚追随。在一战爆发前，这种对工人阶级团结性的深切信念无疑缓解了立陶宛移民与苏格兰本地族群之间的潜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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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86 然而，立陶宛移民被苏格兰社会同化的进程最初局限在政治与工会运动领域。在其他所有方面，在苏立陶宛人仍与苏格兰当地社会颇为隔绝。虽然还不至于生活在类似犹太人“隔都”（ghetto）那样的封闭社区里，但立陶宛移民仍倾向于聚居在苏格兰中部少数城镇里特定的几条街道上，形成了从外表上看来清晰可见的社群。立陶宛妇女和儿童因身着鲜艳的服装而十分显眼，几乎所有第一代立陶宛移民的婚姻都发生在本族群之内。立陶宛移民会去住所附近的天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但他们也成立了一个专属于立陶宛裔族群的组织——圣卡西米尔社（St Casimir Society）。在家庭生活中，立陶宛移民的语言、饮食、着装、室内布置乃至庆祝圣诞节的方式都维持了立陶宛的习惯。母亲向子女传授立陶宛的语言、歌谣和民俗故事，从而也在维持立陶宛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女性在立陶宛移民社群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最终在1929年成立了立陶宛天主教妇女合作社（Lithuanian Catholic Women’s Society），以弘扬本民族的文化。到1914年，苏格兰已发行了两份立陶宛语周报，它们既发表关于立陶宛本土的消息和评论文章，也广泛发布关于宗教活动、文化社团、集体舞会和晚间音乐会的信息，有力地巩固了立陶宛人的族群认同。立陶宛裔圣职在宗教仪式上也依旧使用立陶宛本国的语言。此外，立陶宛移民社群还发展出一系列保险与互助合作社。立陶宛裔的社交生活丰富多彩，他们经常举办管弦乐团音乐会（移民们拥有自己的管弦乐团）、晚间合唱演出和戏剧表演，甚至于1905年在格拉斯哥的城市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立陶宛文化节，表演了民俗舞蹈和立陶宛传统歌曲合唱等节目。立陶宛移民还开设了自己的店铺，出售黑麦面包和香肠等深受本族同胞喜爱的食品。从表面上看，立陶宛移民在苏格兰形成了一个自信且自足的社群，他们维持了强烈的族群团结性与独特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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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88 然而，在之后两代人的时间里，这种自给自足的局面就在很大程度上消散了。立陶宛裔社群自信消退的一个早期迹象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自己的立陶宛姓名，其中一些人将自己的姓氏转化为英语形式，但更多的人选择了与自己的本姓无关的姓氏。例如，本姓“雷绍卡斯”（Lesaukas）的人会改姓“史密斯”，本姓“拉姆科维休斯”（Ramkevicius）的人会改姓“布莱克”。一些早期的立陶宛移民也曾被他们的苏格兰工头和雇主冠以英语化的名字，以方便辨认，但在此时（尤其是在1930年代），立陶宛移民开始主动抹去姓名这一自身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这一点与苏格兰的意大利移民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除了因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遭受反意情绪的强烈冲击而确实改变了姓氏，他们中的很多人仍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母语姓氏。年轻的第一代立陶宛移民大多避免与苏格兰本地人通婚，选择把自己在家乡的伴侣带到苏格兰，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立陶宛裔与苏格兰本地人之间的通婚很快就变得普遍起来。对新一代立陶宛裔居民而言，学校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融入渠道。在这里，他们不但学习了一种新的语言，也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化。很多第二代立陶宛裔苏格兰人曾回忆，在放学回家之后，他们便如踏入“异国”一般，回到了一个只说立陶宛语的环境里。在格拉斯哥的戈尔鲍斯城区，当地规模庞大的犹太人社群拥有三所由本族教师授课的犹太学校；与此相对，立陶宛移民的分布更为分散，他们因此只能把子女送到本地学校，学习与本族不同的当地语言、价值观、历史和文学。外加上新一代立陶宛裔学生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本地同学的同辈压力，立陶宛移民的族群认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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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90 在这一时期，立陶宛裔社群的着装、饮食和休闲习惯也受到了影响。随着一些立陶宛裔居民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群体的文化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了。仅在拉纳克郡，当地在1939年前就有约20名立陶宛裔居民成为教师，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接近半数都是女性。在战间期地方行政当局的住宅建设计划中，一些在“立陶宛人街”上由来已久的移民社区遭到拆散，很多立陶宛裔家庭因此分散到各处。不过，即便在1940年代，立陶宛裔社群仍远远没有完全被苏格兰主流社会同化。立陶宛移民的文化活动、音乐会与宗教仪式仍兴旺不衰，前往卡芬天主教石窟的圣地巡礼活动依旧是这一族群一年一度的头号盛事，很多立陶宛裔居民都会身穿本民族服饰参与这场活动，来自苏格兰中部各地的大批信众也会在仪式上用震撼人心的歌声咏唱本民族语言版本的赞美诗。不过，最近研究在苏立陶宛裔社群的历史学者埃伦·奥唐奈（Ellen O’Donnell）认为，这种族群意识在1990年代开始消退，参与朝圣仪式的人员不但在人数上大大减少，在年龄构成上也以老一代人为主，这种在20世纪上半叶曾无比鲜活且独特的习俗在当代很可能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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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92 一个移民族群完全融入本地主流文化并非不可避免，在苏犹太人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案例都已表明，外来族群完全有可能在加入苏格兰社会生活的同时避免彻底的同化。那么，为什么立陶宛裔社群未能做到这一点？首先，立陶宛裔社群相对较小的规模（1914年不到8000人）构成了其中一个原因。1917年，由于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军事协定要求在英“俄罗斯帝国臣民”作为俄国军人到协约国东线战场作战，超过1000名立陶宛裔男性被强制送出国境，令本就不大的立陶宛移民社群大为萎缩。1920年代，由于苏格兰出现了向美移民潮，而立陶宛在一战后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又有一大批立陶宛移民选择离开。直到二战结束后，随着立陶宛被苏联占领，才又有一些新来的移民从立陶宛迁入苏格兰。立陶宛裔的经历无疑与爱尔兰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800年代初到1950年代，爱尔兰裔社群的身份认同总是能在一波又一波移民浪潮中不断得到重振与更新。与此相对，随着英国政府于一战结束后限制外来移民，而战间期的经济萧条又令苏格兰的吸引力大为减退，在苏立陶宛裔社群从1920年开始便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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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94 与此同时，苏格兰的立陶宛裔社群也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压力。在团结的表象背后，立陶宛裔社群内部始终存在着左右两翼的激烈斗争：少数左翼移民怀有社会主义倾向，抑或与在英立陶宛社会主义者联盟（Lithuanian Socialist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这一组织本身与全英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有联系，但大多数移民仍是追随天主教会的“保守派”。虽不至于造成彻底的分裂，但这些矛盾影响了立陶宛裔社群内部的团结性。在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左右翼的紧张关系迎来了尤为严峻的考验。在大萧条时代最不景气的年份里，多处立陶宛裔聚居区都受到了大规模失业的沉重打击，以1932年拉纳克郡重要的立陶宛裔聚居区贝尔希尔为例，有人认为当地的男性失业率在当年高达70%。与那些可以在自己的商店和咖啡馆里为自己的同胞提供工作的意大利移民不同，大多数在苏立陶宛人在萧条时期都只能依靠失业救济金，在长期失业状态下惨淡度日。因为信仰天主教，又在族群身份上与本地人不同，立陶宛裔居民也很有可能在某些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很多立陶宛裔家庭仍保存着当初被当局称为“外国人”时的记忆，还记得有一些友人与亲戚曾在一战期间被强制送出苏格兰。他们在这种困难状态下倾向于采用务实隐忍的策略，这似乎削弱了他们身份认同，让他们倾向于保持低调，并成为苏格兰本地社会的一部分。通过改变姓名，他们可以隐瞒自己的原国籍，从而提高找到工作的概率。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天主教会的婚姻记录中，立陶宛裔变更姓名的情况比之前普遍得多，这表明很多在苏立陶宛人都选择以彻底抹去自身独特性的方式融入苏格兰的主流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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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96 意大利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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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598 虽然在19世纪晚期以前，已有意大利人在苏格兰居住，但直到1880年代以前，在苏意大利人的数量仍极为稀少，其构成以少数掌握高端手艺的工匠、巡回乐手和街头商贩为主。迟至1881年，苏格兰的人口普查记录里仍只有328个人出生在意大利。不过，到一战爆发前夕，在苏意大利人已猛增至4500人左右，一个独特的意大利移民社群也开始成形。这一时期许多在苏意大利裔家庭都是在1880年至1914年来到苏格兰的。1908年，一份名为《苏格兰报》（La Scozia）的报纸正式发行，其目的在于服务初来乍到的意大利移民，但只发行了一年就宣告停刊。在更早以前的1891年，在苏意大利人还建立了一个互助社（Societa de Mutuo Soccorso），以为移民提供福利和资金上的支持。在格拉斯哥的戈尔鲍斯和加内特希尔（Garnethill）、爱丁堡的干草市场（Grassmarket）、阿伯丁的城堡门（Castlegate）等地段，一处处意大利移民“定居点”开始形成。苏格兰最大的意大利裔社区（也是全英第三大意大利裔社区）位于格拉斯哥，当时拥有约3000名居民。不过，意大利裔社群总体上以分散而非集中为标志，这也让他们的情况与本章中提及的其他移民群体显著地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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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00 在苏意大利移民很快专注于发展餐饮业，一些家庭开始经营冷饮店，或以售卖炸鱼薯条为业。这一特殊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他们的地理分布必然较为分散，无论是为了维持自家的生计还是为了容纳第二代移民或不断从意大利本土前来的远亲，他们都必须不断在新的地段与新的城镇开拓自己的事业。意大利移民为苏格兰工人阶级社区带来了新的消费选择：“尖头帽”（即蛋卷冰激凌）在苏格兰大受欢迎，炸鱼薯条也成为平民百姓最早的“快餐”。从1880年代到1920年代，随着劳动者的实际收入逐步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一小部分收入用于定价合理的休闲与奢侈消费，意大利人经营的咖啡厅生意因此颇为兴隆。这些咖啡厅之所以能满足这种新兴的消费需求，不只是因为它们能为顾客提供点心、香烟与冰激凌，还因为它们和炸鱼薯条店一样开放到深夜，而此时本地人经营的店铺已经关门。对于那些想要在自家住处以外欢聚的年轻人而言，咖啡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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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02 在苏意大利人经营的餐饮业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非议。1906年，关于星期日经商问题的议会调查委员会接到一份证言，其中声称因为冷饮店让“年轻男女有机会在法定的商铺营业时间之外聚集于一室之内，乃至做出不检点的行为……很多人之所以来冷饮店消费也正是追求这一点，而不是因为冰激凌多么美味”，所以有“道德败坏”之嫌。[10]苏格兰警方也对议会调查委员会表示，冷饮店顾客的行为举止“不见容于除那些来自外国的店主和品行有亏之辈以外的任何人”。[11]但是，支持禁酒政策的政治游说集团为意大利人的餐饮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他们认为这些移民开设的咖啡厅为苏格兰人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且充满魅力的替代选项，让他们不必在公共酒馆里用堕落的酗酒行为消磨时光。不过，意大利人开设的另一项餐饮生意——炸鱼薯条店与酒馆之间倒是存在着更为互补的关系。到1920年代，既感到饥饿又渴望饮酒的苏格兰平民常常在经营到晚10点的炸鱼薯条店买外带晚餐，然后站在街头吃完，这样的做法代代相传，直至今天依然盛行。光顾意大利店铺的食客们有时也会引起事端，这在星期六晚上尤为频繁。在1919年来到格拉斯哥的布鲁诺·塞雷尼（Bruno Sereni）[12]曾在著作《他们走下面那条路》（They Took the Low Road）中提到，意大利移民的店里爆发斗殴在当时并非罕有之事。早年的塞雷尼曾在他父亲的咖啡厅里帮忙，他学会的第一句英语就是“店里打成了一团”——当时他父亲的店里确实发生了斗殴，他被派到当地警察局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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