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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04 在近现代苏格兰，意大利移民最早可追溯到1850年代以来定居伦敦的“人像贩子”（figurinai）。“人像贩子”指的是一群云游各地、制售人偶与小型人像的手艺人，他们经常以五到七人为一小组走遍英国各地，沿途向当地人销售他们的制品。一些四处开拓新市场的“人像贩子”最终从伦敦一路北上来到苏格兰，其中便有少数人在苏格兰定居下来，为日后从意大利直接移民苏格兰的新潮流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诸如卢卡（Lucca）地区的巴尔加（Barga）等村落和更南方的阿布鲁齐地区（Abruzzi）的居民与苏格兰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那些地方出现了很多移民苏格兰的人家。苏格兰与意大利部分地区之间的联系还因所谓“赞助”（padroni，既是雇主又是赞助人）制度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提供“赞助”的人会从意大利招揽新移民前来，为他们支付迁徙费用并向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在1900年成为在苏意大利人首富的利奥波德·朱利亚尼（Leopold Guliani）就曾从自己的家乡巴尔加村帮助不少男青年来到苏格兰，以让他们为自己庞大的冰激凌企业效力。这些在“赞助人”的帮助下移民苏格兰的青年在成人之后开辟了自己的生意，他们的商业成就接下来又通过家庭与意大利故乡社会的人际关系网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新的移民。起初，意大利人只是在手推车上贩卖冰激凌，咖啡厅生意也只是在后来才变得更为普遍。不过，对白手起家的移民来说，购置一辆冰激凌手推车（他们有时还能得到其他人的资助，例如亲戚或雇主，冰激凌小贩可以用日后的经营所得偿还这笔款项）的成本远低于租赁一间店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能够在移民苏格兰后不久便开始独自营生。不过，一个新移民必须通过漫长且艰苦的努力才能独当一面。坎布斯朗（Cambuslang）的费代里科·蓬蒂耶罗（Federico Pontiero）曾如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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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06 是的，当时的工作真的很苦，想要把生意经营起来非常不容易。我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每天早上七点就要起来干活，不到夜里一点没法干完，有时甚至要拖到两点，就这样硬生生干了八年。有一天晚上，我们三个小的去看了场电影，结果一回去他们就警告我们：“不许再去电影院！”我们没有哪一天晚上不在干活。我还记得那位里纳尔迪（Rinaldi）先生，他应该是坎布斯朗的第一个意大利人，他曾下到克莱德河里切割冰块。他们当时要从克莱德河里切冰块，所以那肯定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因为我压根就没见过克莱德河结冰！（大笑）他切下来的冰是给冰激凌用的。要知道那可真是苦日子，我向你保证，当时想挣钱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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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08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在苏意大利人开始经营店铺而非游荡摆摊，其中一些经济上较为宽裕的人选择开设咖啡厅，在经营一段时间后将店铺作为持续经营的产业转让他人，并从新的经营者那里以周或月为单位收取分期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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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10 在苏意大利人的商业活动建立在私人信誉、家族关系和个人见识的基础上，对于在异乡开拓生意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作为结果，这种模式也塑造了未来移民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与本章介绍的其他移民群体不同，1870年以来移民苏格兰的意大利人往往只来自意大利本土的少数几个地方。意大利移民往往来自特定的一些大家族或村落，他们都与19世纪晚期的一些移民先驱有亲缘或地缘关系。在意大利移民的来源地中，有两个地方最为重要：一个是意大利北部的卢卡，另一个是罗马以南拉齐奥（Lazio）地区的弗罗西诺内（Frosinone），这两个地方相距约250英里。这些地方素来拥有短期迁徙的传统，这让当地人更习惯长途移民。随着19世纪末当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将当地过时的农业生产方式逼至绝境，很多人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一个在20世纪初移民苏格兰的意大利裔妇女（当时她尚处童年）曾如此回忆自己故乡的田园：“到处都是葡萄藤，树木丛生，也有很多鸡和其他动物。”不过，当地人的贫苦生活“十分悲惨”，在她的印象中，所有离开家乡的移民都“为逃脱在意大利的悲惨生活感到高兴”。[14]然而，随着1919年《外国人法》（Aliens Act）生效，意大利人向苏格兰移民的人数大幅下降，这一趋势后来又因战间期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对人口外迁的抵制而加剧。作为结果，在苏意大利裔社群的规模最终稳定在5500人左右。与同样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和立陶宛人相比，意大利移民没有受到苏格兰本地人的强烈敌视。他们从事的事业在苏格兰大受欢迎，而因为他们的人数较少，且绝大多数人都受雇于意大利人自己经营的企业，他们也没有对苏格兰本地工人的工作机会与薪资待遇构成威胁。在1930年代，意大利裔社群散落在苏格兰各地，没有一处规模较大的聚居区，因此也不容易吸引本地人的注意与猜忌。意大利裔社群的社会生活较为内向，他们在工作之余不太与生活在苏格兰的其他人打交道，不过在1930年代，苏格兰的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意大利裔学生。关于这一时期的口述历史证据表明，意大利移民在家里仍说意大利语，吃意大利菜，意大利裔子女一般只与其他意大利裔年轻人结婚，而无论是在1920年代、1930年代还是之后，他们的父母都会对他们施加严格的控制，将与非意大利裔通婚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意大利裔女孩的社交生活受到的限制尤为严格：因为店铺营业时间很长，她们不得不在店里度过大部分时间，商铺后门（男人们会聚在那里打牌）也成了她们与朋友和亲人见面，以及打听故乡村子里最新流言的场所。随着在苏意大利人在经济上越来越宽裕，回乡探亲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当时的很多意大利移民仍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故乡（确实有一些人最终回到了意大利），这意味着让他们被苏格兰本地社会同化的尝试往往只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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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12 在1920年代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政策的影响下，在苏意大利人的身份认同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墨索里尼希望招揽所有从意大利本土迁往海外的移民与他一道建立一个新生的意大利祖国。名为“法西斯”（Fasci）的法西斯主义俱乐部开始在海外的意大利裔移民社群中涌现，其领导者往往是当地移民社群的名人，抑或曾在一战期间加入意大利军队作战的老兵。格拉斯哥的法西斯俱乐部在1922年建立之后，逐渐发展出种类繁多的社交与文化活动项目，其中包括面向儿童的晚间意大利语学习班以及一个到1939年已吸引1000人加入的意大利工会——这一工会也是第一个属于小店主和零售业者的同业团体。1935年，一座“意大利会馆”（Casa d’Italia）在格拉斯哥繁华的公园圆环（Park Circus）地段揭幕，这里既是（在法西斯俱乐部的赞助下）开展一系列意大利文艺、社交与学术交流活动的中心，也是在苏意大利人社群活跃气象的象征。在爱丁堡、阿伯丁和邓迪，意大利移民也设立了其他的俱乐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各地的代表组成了一张遍布苏格兰的联系网络，并大受欢迎。1933年，一项意大利政府针对海外侨民进行的调查发现，50%的在苏意大利人受访者都已加入了法西斯党。“意大利法西斯党人”每年8月15日（亦即圣母升天节）都会举行集会，来自苏格兰各地的意大利侨民代表都会在这一天齐聚一堂，共同标榜自身的民族身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对侨民团体如此高调的关注无疑触动了很多曾认为自己被祖国抛弃，但也没能完全融入苏格兰社会的移民。因此，在苏意大利人对法西斯运动的热情显然只是出于一种爱国情怀，而不是认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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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14 然而，随着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10日对英宣战，对法西斯运动的公开支持让意大利侨民群体付出了惨重代价。在意大利宣战几个小时之后，格拉斯哥、爱丁堡、福尔柯克、格里诺克、格拉斯哥港、欧文（Irvine）、汉密尔顿、斯通黑文等地便爆发了针对意大利人的暴动。意大利咖啡厅的窗户被人砸碎，意大利人的店铺惨遭洗劫，店内的装饰也被损毁殆尽。反意骚动在英国全境都有发生，但在苏格兰传播得特别广泛，性质也尤为恶劣，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1930年代苏格兰部分地区高涨的反天主教情绪。在爱丁堡最为严重的一起骚乱中，手持警棍的警察不得不对约1000名暴动市民发起两次冲锋才将他们驱散。这一时期反意情绪的强烈令在苏意大利人惶惑不已。他们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都与本地的邻居和平相处，还有很多人本来就在苏格兰的土地上出生。一个名叫多米尼克·克罗拉（Dominic Crolla）的口述证人回忆，“这就好像五六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5]紧随骚动而来的是针对17—60岁的意大利男性移民的集中监禁，其中有很多人最终被强制遣送海外，甚至有人被送到了澳大利亚。这一时期在苏意大利人社群发生的最大惨剧便是这一政策的结果。1940年7月2日，“阿兰朵拉之星”号（Arandora Star）在运载712名被判定为“敌国国民”的意大利侨民前往加拿大的途中，在大西洋上被德国潜艇用鱼雷袭击，最终有450名被遣送的意大利侨民溺死。在那些来自苏格兰的死者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咖啡厅经营者、小店主和年轻的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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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16 这场惨剧一度让意大利侨民社群在1930年代曾颇为高涨的自信心彻底消散。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苏意大利人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建当初被战争重创的生意。泰里·科尔比（Terri Colpi）曾提到，“有很多人在这种时候都只得承认继续当一个意大利人不是什么好事，并把自己的族群身份掩藏起来”。[16]在1950年代，意大利侨民的归化人数达到了高峰。著名的意大利裔苏格兰建筑师贾科莫·科亚的经历为这一变化提供了典型的例证。在1939年以前，科亚在苏格兰西部设计的几座天主教堂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有着鲜明的意大利风格，彰显了他对自己族裔出身的自豪感。但在1950年代，科亚的设计作品中不再体现意大利元素，这从侧面折射出二战结束后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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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18 在最近几十年里，意大利裔社群开始加速融入苏格兰社会。大多数年轻的意大利裔居民都与苏格兰人通婚。与伦敦以及英格兰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同，二战结束后并没有成规模的意大利“新移民”涌入苏格兰。高等教育的扩张则让大量有才能的年轻人得以从事法律、医药与教育等行业。作为结果，在苏意大利人开始融入苏格兰社会，但他们并未彻底失去作为意大利人的身份认同。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天主教会面向格拉斯哥意大利移民社群的圣职都由意大利司铎担任，但丁协会（Dante Alighieri Society）也在这一时期成立了多个颇为活跃的分部，为维持意大利移民对意大利文化的关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意大利裔餐厅、宾馆、商店与咖啡厅经营者之间依旧维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最为重要的是，在苏意大利人与本土之间的亲缘联系不但延续至今，还在现代民航业的帮助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如今，苏格兰的意大利裔居民可以定期飞回意大利南北各地，拜访自己的祖先在百年前生活过的那些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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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20 格拉斯哥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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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22 直到1870年代，苏格兰的犹太移民才达到比较显著的规模。当时苏格兰的犹太人社群规模尚不足千人，主要集中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三座大城市，其中大多数家庭已通过经营商贸、服装、珠宝首饰，以及制造新奇商品等行业发家致富。随着19世纪末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移民大量涌入，上述格局迎来了剧烈的改变。这些移民离开家园主要是为了躲避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一系列反犹迫害，但他们也向往移民西方之后的经济前景，而轮船与铁路等大众交通手段也让更快捷、更廉价的长途迁徙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总共有数百万犹太人离开了“栅栏区”（Pale），亦即东欧地区犹太人的传统定居地带，其中大多数都希望移民“黄金之地”（die goldene medine）美国，最终定居英国境内的人数则相对较少。不过，很多东欧犹太人都把英国当作从波罗的海港口前往美国的中转站，赫尔—利物浦与利斯—格拉斯哥的铁路线因此成为犹太移民的陆上迁徙要道。早在1860年代便有犹太人途经苏格兰前往美国，而在之后数十年间，采用这一路线的犹太人数量大幅增长。其中一些犹太移民在来到苏格兰之后决定留在当地，不再渡过大西洋，因此到1880年代末，格拉斯哥城内主要的犹太人聚居区已不再是城西的富人区加内特希尔，而是克莱德河南岸的戈尔鲍斯。1914年，格拉斯哥城内已有约一万名犹太人，占当时在苏犹太人的九成以上，其中大多数都居住在戈尔鲍斯。在爱丁堡、邓迪、福尔柯克、格里诺克和艾尔，犹太人也形成了一些规模较小的聚居点。因为1905年《外国人法》严格限制了来自东欧的大规模移民，在苏犹太人群体的扩张势头大为减缓。在1930年代，还有少数犹太难民从纳粹德国逃往苏格兰，但由于业已定居苏格兰的犹太人不断迁往美国和英格兰的城市，在苏犹太社群的规模并未因此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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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24 新来的犹太移民和在苏格兰定居已久的犹太人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异。新犹太移民大多是来自俄罗斯与波兰、讲意第绪语的贫民，几乎不会说英语。对他们而言，戈尔鲍斯一带最大的好处在于靠近克莱德河沿岸的铁路与船运通道，租住成本也较为低廉。随着戈尔鲍斯的犹太人聚居区逐渐发展壮大，当地逐渐成了一个避风港，为风尘仆仆从东欧赶来的移民提供慰藉、援助和工作机会。拉尔夫·格拉瑟曾如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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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26 那些新来的很好认。他们留着整整一个星期没剃的胡须，因为一路上缺乏睡眠而露出疲惫的神色，他们会吃力地拖着自己的“包袱”（peckel）——塞进一只破旧旅行箱里的行李——走在戈尔鲍斯的街上，听着街上的人们说着东欧犹太人熟悉的语言，像纯血猎犬一样认定自己要找的就是这里的居民。他会把手伸进那件不成样子的外套的口袋里摸索一番，向戈尔鲍斯的犹太人出示一个饱经摩挲的信封：“我的同胞！请告诉我，我该怎么找到这个地址（或这个人）？”（Lansmann！Sogmer，wo treffich do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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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28 戈尔鲍斯很快就有了两座犹太教会堂、一所提供宗教教育的犹太学校和一间锡安主义阅览室。这里总共有超过60家犹太商店与作坊。海姆·伯曼特（Chaim Bermant）[18]对当地在二战前的风貌有过描述，他的文字体现了戈尔鲍斯的犹太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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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0 公告栏上张贴着意第绪语海报，店铺里写着希伯来字母，到处都是犹太人的脸庞、犹太人屠夫、烤着犹太面包的犹太面点师，还有带着成桶的鲱鱼站在门廊的犹太杂货商……在街头说意第绪语的人比说英语的还多，一些行人就算出现在巴罗夫克（Barovke）也不会有任何异样之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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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2 戈尔鲍斯的犹太人社区位于苏格兰最大城市的核心地带，规模可观且具有鲜明的边界，却没有激起严重的反犹主义运动。不过，针对犹太人的骚扰与歧视确实存在。拉尔夫·格拉瑟早年生活在老戈尔鲍斯城区，他记得自己在学校里遭受了“无情”的排挤，他的父亲也曾告诫他低调做人，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最终惹祸上身：“他亲自教会了我栅栏区犹太人的处世之道。”[20]因为族群混居“可以更好地避免反犹主义袭击”，[21]当地的高层公寓楼基本都有非犹太人居住。当时有人公开批评犹太人不守基督教的安息日，还有一些长老派基督教会试图在犹太青年当中传教，以让他们皈依基督教信仰。一些犹太老板雇用移民在“血汗工厂”里用超长时间的工作换取少得可怜的薪水，受到了工会的强烈谴责与嫌恶。此外，在一战爆发前，格拉斯哥也有一些房屋管理人员因不愿接纳犹太人家庭租住而广为人知。不过，和发生在新犹太移民东欧故乡的那些残酷而普遍的反犹主义行径相比，这些歧视与敌意远远算不上严重。格拉瑟回忆，在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黑衫军（Blackshirts）运动崛起前，格拉斯哥没有发生多少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骚扰”，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暗中努力”。格拉瑟还指出，戈尔鲍斯的另一个主要族群——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与被他们称为“锡尼”（Sheenys）的犹太人的关系甚至比他们和苏格兰新教徒的关系更为融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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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4 多种因素限制了反犹运动在苏格兰本土社会的影响。首先，除了“血汗劳工”问题引发的争议以外，大多数犹太人都不直接在劳动力市场上与苏格兰人竞争。此外，犹太移民的经济生活也是高度自给自足的。大多数犹太移民不是自己经营生意就是受雇于犹太雇主，从事的行业包括裁缝、卷烟贩卖以及各种形式的街头行商。《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等影片曾把东欧犹太移民塑造成贫穷农民的形象，但在现实中，很多犹太移民都是从东欧的城镇来到苏格兰的，他们已经在欧洲的城市经济生活中掌握了相应的技能，可以在定居格拉斯哥之后派上用场。因此，除非为贫困所迫，犹太人基本没有意愿与爱尔兰人和立陶宛人在码头、矿场和炼钢厂里争夺非技术性工作岗位。另外，由于犹太社群内部发展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福利体系，新移民不必依赖苏格兰本地的济贫政策或其他公共福利机构也能维持生计，因此不会被本地人视为福利制度的累赘。这种犹太社区内部的福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定居较早、经济上较为富裕的犹太人对新移民同胞的积极关怀，但这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一些人担心新来的移民在苏格兰激起反犹运动，并给那些定居已久的犹太人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即便如此，在富裕犹太人的支持和新移民自身的努力下，格拉斯哥的犹太社群还是从1890年代到1900年代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救助组织，其中包括鞋业与服装业行会（Boot and Clothing Guild）、探病协会（Sick Visiting Aossociation）以及“欢迎客旅”合作社（Hacknosas Orchin）。格拉斯哥希伯来免息贷款社（Glasgow Hebrew Benevolent Loan Society）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向犹太小商贩提供免息贷款，让他们得以顺利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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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6 不过，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一样，犹太社群与苏格兰本地社会之间的联系绝非疏远。在1900年代初仍大受欢迎的锡安主义运动在犹太人当中得到了广泛支持，也与工党有密切往来。格拉斯哥的其他犹太人也积极参加了独立工党与社会主义工党的活动，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不少人都为布尔什维克终结专制政治与阶级剥削的口号所感召。在这些左翼犹太人中，最为著名的政治人物当数伊曼纽尔·（曼尼）·欣韦尔（Emmanuel［Manny］Shinwell），他后来成为“克莱德赛德帮”（Clydesiders）[23]的一员，还曾担任内阁大臣，并最终被封为终身贵族。到1920年代与1930年代，在苏犹太人社群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与文化融合的迹象。首先，曾经在大部分犹太人家庭里被用作日常语言的意第绪语逐渐衰落。意第绪语报纸在这一时期接连停刊，到1928年，犹太社群内部只有一份英文的《犹太回声报》（Jewish Echo）仍在刊行。这一时期的在苏犹太人也体现出超过其他移民群体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犹太人已经在医学领域确立了牢固且显赫的名声。在1920年代初，仅格拉斯哥大学就有三十多名犹太学生攻读医学，还有一些犹太人就读于爱丁堡的医学院。与战间期的很多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不同，在苏犹太人在阶级阶梯上攀登时没有遭到同样严重的系统性歧视，但在社会层面，针对犹太人的歧视仍颇为盛行。一些保龄球俱乐部拒绝接纳犹太人成员，而在1928年，一些犹太高尔夫球手因类似的歧视而在邦尼顿（Bonnyton）设立了自己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经营的一些企业已在格拉斯哥拥有显赫的名声，剧院娱乐业的福鲁廷家族（Frutins）、服装业的莫里森家族（Morrisons）和零售业的戈尔德贝格家族（Goldbergs）都是各自行业领域的佼佼者。这一时期的戈尔鲍斯也逐渐成为格拉斯哥南郊的富裕城区，表明当地犹太人正逐渐成为小中产阶级。以戈尔鲍斯城区的大规模改建为标志，这一过程在1960年代迎来了高潮。在20世纪下半叶，格拉斯哥的犹太人社群依然运作着各种宗教福利与文化机构，但此时这一群体的地理分布中心已转移到基夫诺克（Giffnock）这个上流城区，其成员也以商人与专业服务业人士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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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38 [1] Brenda Collins，‘The Origins of Irish Immigration to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in T. M. Devine，ed.，Irish Immigrants and Scottish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Edinburgh，1991），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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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0 [2] 以浅绿色象征爱尔兰独立性的做法始于1641年，当时由欧文·奥尼尔（Owen O’Neil）领导的爱尔兰天主教同盟趁英国内战推翻英格兰新教政权统治之后，设计了以浅绿色为背景、配有竖琴图案的旗帜，这一意象后来在18世纪末为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以新教徒为主，主张推翻君主制并建立共和国）所利用，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标志。在19世纪初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被镇压，以及英国政府废止对天主教会与天主教徒的压迫政策之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天主教色彩不断加强，到19世纪中叶，浅绿色已成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代表颜色。橙色指代1688—1689年光荣革命期间成为不列颠统治者的威廉·奥兰治，在19世纪的苏格兰和爱尔兰被“奥兰治兄弟会”等对天主教态度强硬、反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保守派新教徒组织视为代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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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2 [3]Journal of Henry Cockburn，1831-34，Volume Ⅰ（Edinburgh，1874），15 March 1835. I owe this reference to Dr Martin Mit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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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4 [4] 该法案旨在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爱尔兰王国之间的共主邦联关系升级为议会合并关系，取消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并入伦敦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议会。这项法案在1800年分别在大不列颠议会与爱尔兰议会审议通过，1801年1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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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6 [5] Quoted in James E. Handley，The Irish in Modern Scotland（Cork，1947），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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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48 [6] 埃蒙·德·瓦莱拉（1882—1975），曾在1917年至1926年担任新芬党领袖，后独立组建共和党（Fianna Fáil）。他是爱尔兰独立斗争中的重要领袖和爱尔兰共和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后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第三任总统，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三度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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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50 [7] Tom Gallagher，‘The Catholic Irish in Scotland：In Search of Identity’，in Devine，ed.，Irish Immigrants and Scottish Society，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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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652 [8] Stewart J. Brown，‘“Outside the Covenant”；The Scottish Presbyterian Churches and Irish Immigration，1922-1938’，Innes Review，vol. ⅩLⅡ，Spring 1991，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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