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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raham Walker，‘The Protestant Irish in Scotland’，in Devine，ed.，Irish Immigrants and Scottish Society，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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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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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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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布鲁诺·塞雷尼（1905—1986），意大利记者、作家。他早年曾随家人移民苏格兰，后一度往返于美国和意大利本土。他在意大利的故乡就是下文提到的巴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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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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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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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illy Kay，ed.，Odyssey，The Second Collection（Edinburgh，1982），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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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erri Colpi，The Italian Factor：The Italian Community in Great Britain（Edinburgh，1991），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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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alph Glasser，Growing up in the Gorbals（London，1987 edn），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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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海姆·伯曼特（1929—1998），英国犹太裔作家、记者。伯曼特出生在波兰布拉茨拉夫的一户犹太教拉比家庭，4岁时举家迁往拉脱维亚的犹太定居点巴罗夫克（即下文引文中提到的巴罗夫克），8岁移民格拉斯哥，从此在英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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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haim Bermant，Coming Home（London，1976），pp.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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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lasser，Growing up in the Gorbals，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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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lasser，Growing up in the Gorbals，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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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lasser，Growing up in the Gorbals，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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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1922年英国大选中的一些苏格兰独立工党议员，因议席集中于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地带而得名，其中包括曼纽尔·欣韦尔、约翰·惠特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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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二章 苏格兰女性：家庭、工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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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应当结婚持家”的观念决定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当时的中产阶级认为，理想的女性应当成为“家中的天使”；当时的工人阶级也认为，妇女应当掌握必要的家政技能，以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母亲与家庭主妇。无论现实如何，这些社会观念决定了她们能够从事的工作、能够赚取的薪水和能够接受的教育，因而从方方面面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在1860年代，50—55岁的苏格兰女性中有约五分之四是有夫之妇，这一比例直到1930年代也没有太大变化。不过，结婚虽然普遍，但并非所有女性都处在已婚状态。因为男性寿命通常比女性短，所以当时的苏格兰也有很多寡妇。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寡妇在25岁以上女性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2%，她们的丈夫往往因当时流行的各种传染病英年早逝，留下她们独力维持家庭生计。因此，单身母亲绝不是一种只存在于20世纪下半叶的身份，只不过在本章关注的时代，终结婚姻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离婚，而是夫妻之中某一方的死亡。在1900年，苏格兰只有142人发起离婚诉讼；迟至1960年代，苏格兰一年也只有2000起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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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离婚和配偶死亡相比，保持单身才是导致苏格兰未婚女性人数增长的更重要的原因。保持单身的女性规模在不同的地区或阶层都有差别，决定这一数字的关键因素在于婚龄人口中的男女性别比。如果婚龄男女性别比失衡，结婚的频率便会下降。在本章覆盖的时间范围内，苏格兰的适婚女性始终多于男性，这不只是因为男性死亡率更高，也是因为苏格兰人口的内部迁徙与对外移民十分盛行。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二十多岁的年轻男性离家迁徙的可能性仍高于同龄女性，而在某些地方，严重的男性人口流失有可能导致当地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这一现象影响了苏格兰乡村大部地区，但在奥克尼、设得兰、凯斯内斯和高地诸郡尤为严重。在很多乡村堂区，男性人口根本不足以让当地妇女全部拥有配偶，大龄未婚因此不可避免。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低地北部腹地和高地各郡50—54岁的女性当中有近30%没有过婚姻经历，这一现象对当地不可逆的人口衰减带来了与人口外迁一样严重的影响。在城市（尤其是低地西部的城市）里，男女性别比相对合理，结婚率也比乡村高很多，但即便在这些地方，因为大量居民都是年轻的移民，女性长期未婚的现象也不罕见，在中产阶级当中尤为突出。因为神职人员和医生等专门职业需要长时间的专业训练，中产阶级男性结婚通常较晚，有不少家庭由未婚的兄弟姐妹（姐妹往往代替妻子承担家务）组成。近来一项针对1830—1900年格拉斯哥牧师家庭状况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牧师女儿们的成年未婚率有可能高达一半。鉴于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观念把婚姻视为一种义务，我们不难想象那些未婚妇女在人生中承受了多少痛苦、焦虑乃至屈辱。不过，大龄未婚与守寡现象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存在无疑意味着，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总是由双亲和子女构成的传统观点并不总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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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苏格兰的大多数女性仍会结婚，生育子女也将支配她们接下来的人生。1900年代苏格兰工人阶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7岁，在这一背景下，苏格兰很少有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没有照料过儿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世纪初的苏格兰社会主要由大家庭构成。1911年，22—26岁结婚的苏格兰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为5.8，其中有至少五分之一生养了10个或以上的子女。值得注意的是，因地区、职业和阶级而异，妇女的子女生育数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西北部大部地区、艾尔郡部分地区、中部地带和东洛锡安西部诸堂区，家庭的平均规模较大，小农场农民和矿工通常会组成7人或以上的大家庭。重工业和造船业工人平均每人会生养6个以上的子女，而纺织业工人（尤其是在边境地区的羊毛纺织业工人）的家庭规模相对较小。不过，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数量在总体上相差不大，大多数家庭在20世纪初都会生养5—7个子女。不难想见的是，如此众多的子女不但在大多数苏格兰工人阶级家庭居住的一室或两室居所里加剧了居住空间过密的问题，也对这些家庭拮据的经济处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妻子（母亲）们无时无刻不为家人的生计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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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家庭规模的巨大差异开始显现。1900年，苏格兰的医生、律师、教师和牧师家庭通常只有不到5个子女，书商、水果商贩、文员、酒馆经营者和杂货店主家庭也是如此。与低地中部的矿业村镇和工业区相比，居住在格拉斯哥、邓迪、爱丁堡城郊和其他乡间小集镇的中产阶级家庭生养的子女数量要少得多，而两个阶级在这一重要层面上的差异还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大。早在1870年代，很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的妻子们就在35岁前完全停止生育。在一些上层中产阶级群体中，生育子女的行为逐渐向婚后头几年集中，这些家庭的子女生育数也因此逐步减少。可以说，在一战爆发前，通往20世纪下半叶典型的两孩家庭的趋势便已率先在内外科医生和牧师等行业群体的家庭中出现了。而在战间期，工人阶级家庭规模开始以比中产阶级更快的速度缩小。尽管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苏格兰的育龄女性数量有所增加，苏格兰的年均生育数却在这一时期从约131000人下降到约90000人，这一革命性变化对苏格兰社会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难以低估的影响。生育减少的现象同样见于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在这一进程中，苏格兰的变化领先了一步。人口史学家将这场苏格兰人口格局的“寂静革命”追溯至1860年代，但它对苏格兰总体人口的实际影响要到1920年代才逐渐显现。19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时22—26岁结婚的妇女平均生育约6个子女，但到1950年代初，那些在1920年代结婚（当时年龄为20—24岁）的妇女平均只生育不到3个子女，“寂静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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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人口剧变”的起因一直以来令学界困扰不已。首先，婚外生育数的持续增减不可能构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与一般人印象中被加尔文宗教条与教会组织束缚的保守形象不同，非婚生育在19世纪的苏格兰社会比较常见。《苏格兰人报》曾发表一篇报道，称苏格兰的非婚生育数在欧洲仅次于奥地利，这在苏格兰舆论场上引起了争议。这一结论虽然有夸张之处，但苏格兰的非婚生育比例无疑高于英格兰和欧洲大多数地区，私生子女的现象在东北部一些地区（1855—1860年班夫郡非婚新生儿比例达到15.4‰）与西南部的艾尔郡和威格敦郡尤为普遍。在乡间的某些地方，当地人之间还存在一种“私生子亚文化”，针对女性婚外生育的社会压力也较别处更轻。随着苏格兰人口逐渐向城镇集中，非婚生育在整个苏格兰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排斥，但在乡间的一些地方，这种现象仍作为一种传统做法流传下来。然而，非婚生子女在这一时期新生儿中的占比从未超过10%，其数量也随着整体生育数的下降而下降。另外两个可能的因素——结婚年龄的上升和结婚频率的下降——在这一时期没有经历显著变化，也无法构成重要原因。1830年代苏格兰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5岁，到1911年这一数字也只略微上升至26岁，不足以对妇女的生育周期造成显著影响。如果这些变量造成的影响都不显著，那么1920年代苏格兰社会各阶级妇女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背后一定存在一种婚内的生育控制因素，换言之，苏格兰的生育率之所以在187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之间下降一半，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夫妇决定生育更少的子女。在苏格兰家庭内部，这确实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变化。这一时期大家庭在苏格兰社会依然常见（尤其是在1939年以前的工人阶级之间），但此时苏格兰社会的大趋势显然已在向减少生育发展，在二战结束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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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无法从性行为的角度对这场人口格局的“寂静革命”做出明确的解释。1870年代之前，节育“用具”开始在苏格兰的较大城镇出现，因此人工节育手段可能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它们此时仍较为昂贵且稀缺，无法对苏格兰人口造成显著的总体影响。1877年，查尔斯·布拉德洛（Charles Bradlaugh）和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因宣传节育手段被控犯下猥亵罪，这场审判在当时引起了高度关注，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橡胶避孕套这一事物。在这场审判和它引起的舆论争议刺激下，一个旨在向更多的人宣传节育措施的马尔萨斯主义联盟（Malthusian League）在苏格兰成立，与之相对，教会与一些政党公开地反对人工节育。1918年，苏格兰国教会要求当局对人工避孕用具的销售“严加取缔”，罗马天主教会的态度则更为彻底，在1920年代说服独立工党候选人采取了反对生育控制的立场。苏格兰的工党运动对待散播节育信息的态度也是极不友善的。1927年，格拉斯哥市议会的多数工党议员都曾投票反对城市公共图书馆收藏《生育控制新闻》（Birth Control News）这一刊物。詹姆斯·马克斯顿、约翰·惠特利和斯蒂芬·坎贝尔（Stephen Campbell）等独立工党的主要成员也都曾积极参与宣传活动，反对医生在诊疗时就节育提供建议。1924年，当时正担任卫生大臣的天主教徒约翰·惠特利就曾拒绝改变现行政策，维持了禁止医生与医疗顾问向患者提供节育建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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