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80803 这儿的电影老掉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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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05 这儿的板凳冻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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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07 在这该死的奥克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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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09 破电影院花钱都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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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13 最好的地方是该死的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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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15 该死的冰块顶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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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17 在这该死的奥克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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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19 活着和死了一球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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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21 ——哈米什·布莱尔（Hamish Blair）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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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23 作于1940年前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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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25 军方将苏格兰高地的广阔荒野用作训练场地（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在洛哈伯和其他地方进行训练的突击队和其他特种部队），还在那里修建了军用机场与港口设施，这最终在外赫布里底群岛和北方群岛地区留下了一些新的公路，并在因弗内斯的雷格莫尔（Raigmore）留下了一座医院。本泰兰（Burntisland）以南的整个苏格兰东海岸在当时都被当作德军入侵的潜在登陆场，英军因此在沿线仓促设置了大量碉堡、雷场和铁丝网障碍带，并安排流亡的波兰军队驻守，波兰流亡政府的军事力量总司令西科尔斯基（Sikorski）将军就同时在伦敦和珀斯郡设置指挥部。驻守当地的波兰军人吸引了不少苏格兰女孩的目光。一个来自阿伯费尔迪（Aberfeldy）的女士曾如此回忆：“实话实说吧，我们苏格兰的男人远没有波兰人那样友善、文雅。波兰人总是非常殷勤地向姑娘们踏步敬礼，亲吻她们的手背，或者向她们致意——这在我们这儿可不常见！”[2]随着波兰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中被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很多担心自己回国后遭到清算的波兰军人都留在了苏格兰，如果在今天查阅高地与低地东部的居民电话黄页，“首字母Z”一栏下面长长的姓名列表依然昭示着他们在当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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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27 由于政府在战时软硬兼施，用系统性手段鼓励本土居民家庭自产食物，所以战争对苏格兰的乡村各郡造成了深远影响。苏格兰的农村在战争中得到了丰厚的激励与优待。到1940年秋天，政府已为苏格兰农村生产的主食作物提供了价格和销路上的保障，这给农民带来了与1930年代农业大萧条时期的苦涩经历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除此之外，农民每开垦一英亩荒草地，还能从政府处得到两英镑补贴。结果，在战争期间，苏格兰的小麦与大麦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农民们普遍得益于这个新的农业繁荣期，就连高地山区的农民与小农场农民也从财政补贴和政府边缘农地生产促进计划的拨款中得到了好处。就英国全境而言，1938—1942年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各类工资性收入与企业利润。这一时期英国农民平均净收入涨幅达到了惊人的107%，曾对政府监管干预满怀疑虑的农业界转瞬间便成了公权力强势介入的拥趸。随着谷物产量激增，农业劳动力供应成了问题，但政府决策者早在战前的备战计划中便已考虑到这一点：“……如果纳粹以高度专业化的军队见长，我国的优势便在于高度专业化的战时经济体系，而农业就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3]政府在1940年颁布的《务工限制令》（Restriction in Engagements Order）禁止农业劳动者离开这一行业，而在1941年，后续的立法手段又禁止农业劳动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在当前劳务合同到期时更换雇主。如果农村住宅的居住条件太过恶劣，便无法吸引劳动者长期居留，所以保留劳动力的难题还令乡间住房得到了空前的大规模改善。为了满足前所未有的农业用工需求，英国政府组织了妇女土地服务队（Women’s Land Army）参与农业生产，这支队伍在英国全境的人数在1944年达到了约8万人。意大利和德国战俘也从事了农田劳动，他们大多住在农场的农舍里，在本土驻防的英军士兵同样参与了生产。战时农业增产的需求还刺激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尤其是推动了拖拉机的普及，这种新设备的扩散将在战后的头几年里迎来高潮，并对苏格兰传统的畜力农业经济造成颠覆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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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29 在二战期间，苏格兰工业界再次发挥传统优势，生产了船舶、弹药、引信、枪炮等一系列军用物资。在邓迪，由于对沙袋的需求巨大，当地黄麻纺织业产能从1938年末开始便达到饱和，克莱德河沿岸的工业区也因战备需求的增长得以复苏，摆脱了1930年代初经济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的阴影——那里的造船厂在1943年平均每周下水五艘新船，以填补大西洋潜艇战中英方船队的惨重损失。到1945年，重工业部门在苏格兰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但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还在之前的基础上有所提高。1939年，采煤、制铁、炼钢与机械制造等行业只雇用了苏格兰社保覆盖范围内的劳动力的16%，到战争结束时，这一比例已升至25%左右。由于传统工业企业的订单爆满，而政府也从战争爆发时便下达了征兵令，苏格兰的失业率大幅下降，到1943年已几乎为零。在战时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的失业人数都只相当于被雇用劳动力的1.6%，这在实质上已达到全民就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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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31 即便如此，苏格兰经济在战时仍呈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虽然面临着无比旺盛的需求，但苏格兰的少数支柱产业仍处境艰难，在这当中尤为突出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采煤业。由于苏格兰的很多煤矿已达到开采寿命的末期，这一行业已没有能力满足战时的需求。1939—1945年，苏格兰采煤业的总产量出人意料地下跌了30%，行业的生产效率也大幅恶化，这无疑不是个好兆头。一方面，和一战期间的情形一样，为了尽可能满足英国在战时的需求，苏格兰经济不得不增强对少数重工业部门的依赖，从而为今后的潜在风险埋下祸根。而在另一方面，一些从英格兰疏散过来的新型制造业设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苏格兰工业朝更为多元、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例如，劳斯莱斯设在格拉斯哥近郊希灵顿（Hillington）的大型工厂曾在战时为英军的喷火战斗机与兰开斯特轰炸机生产梅林发动机，该厂在产能达到顶峰时曾雇用近万名女工。1942年以后，工厂建设得以稳步推进，到1945年，仅飞机制造部（Ministry of Aircraft Production）就在苏格兰雇用了10万名工人。但总体而言，工业疏散政策的规模与影响比较有限，在执行时也以将工人调到别处业已存在的工业设施为主，并不常为苏格兰带来新的工业设施。这项政策还在战时酿成了一起极具争议性的事件。1943年，英国劳工部将20—30岁的苏格兰未婚女性送往米德兰地区的弹药工厂做工，最终约13000名年轻女性在女性引导员的带领下乘专门的列车南下。这一政策令苏格兰社会大为愤慨，为抗议此举，六名民族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甚至在1943年冬天对帝国化工（ICI）位于格拉斯哥布莱思伍德广场（Blythswood Square）的总部进行了爆破袭击，造成总部大楼轻微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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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33 在引起了骚动的女工征调政策背后，是英国政府在战时对全国人力物力进行总动员的庞大管控体制。1941年，英国不但在大西洋海域和北非战场上处境不利，本土的人力资源也被认为面临着高达一百万人的缺口。当年12月，英国成为当时所有参战国中唯一一个征用20—30岁女性的国家。在一战期间，女性也曾从军服役，或在弹药生产及其他必要的工业生产活动中参加劳动，但在二战期间，女性的参与程度远高于此。以希灵顿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为例，拥有熟练生产技术的男性工人在该厂的所有工人当中占比不到5%，除他们以外，在这座工厂工作的大多数都是女性。阿格尼丝·麦克莱恩（Agnes Mclean）如此回忆当时的经历：“我本来就喜欢搞机械。我特别喜欢那些只要你动一动把手就能生产出贵重产品的巨大设备。（这与现实工作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我用自己的技艺和智慧操作这些设备，而生产出来的‘贵重产品’最终会组装成航空发动机，让我们的空军打赢不列颠空战。”[4]邓迪人贝拉·基泽尔（Bella Keyzer）曾在黄麻纺织厂工作，但她后来去造船厂学习了焊接技术：“这简直太棒了——和在纺织厂大棚下面干的那种枯燥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我能亲手造一艘漂亮的船，这种自豪感是黄麻纺织业绝对给不了我的。我由衷地喜爱这份工作。”[5]大量女性工人在战时进入机械制造业，从事较为精密的工作。在爱丁堡，一家名为贝特拉姆斯有限公司（Bertrams Ltd）的企业在战前曾以生产造纸设备为主业，在战争爆发后很快开始生产炮管、弹药箱、榴弹炮部件、反潜设备等军用物资，并为博福斯公司（Bofors）的高射炮生产滚珠转台。这家企业之所以能完成从生产造纸设备到生产军工设备的转向，归根结底离不开对女工们的技能培训，以及女工们在战时一周七天不间断的三班制轮番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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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35 1940年，一份劳动力稀释协议允许机械制造业企业安排女性从事之前仅由男性技术工人从事的工作，并要求女性工人在工作32周之后应享受和男性工人同等的工资待遇，这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极力捍卫男性工人特权的两大堡垒——机械制造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与电力行业工会（Electircal Trades Union）也放下身段，允许女性工人加入。不过，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在当时仍非易事。1943年，一项由调查法庭发起的调查发现希灵顿的劳斯莱斯工厂有意识、有计划地规避了1940年劳动力稀释协议的要求，但厂内女工拒绝接受法庭提出的和解安排，这起纠纷最终在数千名工人发起罢工后才得到解决。在巴尔与斯特劳德公司的工厂里也爆发了一场影响较大的冲突，而与一战期间政府对劳资纠纷一味强硬压制的策略不同，上述纠纷最终都通过谈判协商得到了和平解决。有不少迹象表明，1943年以后，英国全国的女性工人采取罢工手段发起抗争的倾向比男性工人更强，但这并不总能得到其他妇女的认同。一名参与过希灵顿罢工的女工曾回忆道：“她们咒骂我们，说她们家的男人出国打仗了，我们却在后方闹罢工，我的半边脸上还被人扔了好大一个西红柿。她们根本不理解我们的处境，或许根本也不想去理解，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6]与一战相比，二战在很多层面都是女性劳动者历史上更为重要的转折点，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和一战结束后相比，更多的女性工人在二战结束后保住了自己的战时岗位。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经济在1945年之后仍有旺盛的用工需求，政府在战后也以全民就业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此外，将已婚女性拒于门外的用工门槛也在战时彻底消失，这提高了女性劳动者的参与程度。即便如此，英国各行业薪资待遇与工作机会全面且完全的性别平等仍远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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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37 在调控劳动力的同时，政府也通过被称为“官僚利维坦”——在1943年雇用多达5万名公务员的物资供应部（Ministry of Supply）控制了物资的采购与分配。[7]对寻常巷陌的百姓而言，这种经济干预带来的最主要的影响便是对茶、黄油、果酱、糖与肉等必要食品的配给制。对主要食品的配给制直到1954年才被彻底废止，诸如鱼等未被配给的食品也处在供应奇缺的状态。但十分惊人的是，苏格兰民众在配给制执行期间的身体状况好过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穷人与贫民窟居民的改善尤为明显。1939—1945年，苏格兰婴儿满周岁前的死亡率下降了27个百分点，降幅为整个西欧之最，而在这一时期，格拉斯哥13岁儿童的平均身高也增长了近2英寸。对于很多在战前缺乏充足营养补给的苏格兰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配给制执行期间苏格兰人体质的改善也反映出政府开始对营养学问题予以重视。主管庞大的物资供应部的伍尔顿勋爵（Lord Woolton）从富有才华的苏格兰科学家约翰·博伊德·奥尔爵士那里获得了启发，后者在1936年发表的《食物、健康与收入》（Food，Health and Income）中曾提出，“根据现代社会的标准，一个人的收入必须高于占总人口一半的人，才能享受足够维持身体健康的饮食搭配”。博伊德·奥尔也提出，食品配给其实一直以一种更为残酷的形式存在，那就是物价机制对穷人的无情压迫。旨在为全国最贫穷家庭的母亲和子女提供牛奶的国民牛奶计划（National Milk Scheme）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决策者对社会弱势群体前所未有的理想主义关怀。此外，政府也出于纯粹务实的理由试图保障物资的公平分配，并控制物价：“为了打败德国，公民们必须充分地获取营养，以从事比和平时期更耗时、更辛苦的工作。在生产重型轰炸机的流程中，食物也是其中一项要素。”[8]战时经济带来的改变并不局限于此。战争带来的悲剧、破坏、物资短缺和各种不便掩盖了战时英国后方社会的一个显著的事实：全民就业让人均收入经历了明显的增长。苏格兰的人均货币收入在战时增长了一倍，从1938年的86英镑增至1944年的170英镑，若将物价变化考虑在内，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约25%。因此，获得了更多收入的苏格兰人也有条件享受更好的饮食。当然，这一切改善无法掩盖战时无数家庭失去丈夫、儿子与兄弟的苦痛，尽管在1939—1945年的西线、北非和东南亚战事中，苏格兰军人的伤亡人数远远少于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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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39 在战争期间，苏格兰事务的主要管理者是曾经的“红色克莱德赛德”成员、代表西斯特灵郡选区的工党籍下院议员汤姆·约翰斯顿，他被任命为苏格兰地区主管专员，负责在敌情出现时组织苏格兰当地的民防工作。他在担任专员期间表现出色，时任首相丘吉尔出于对克莱德河工业区像一战时那样爆发大规模劳工抗争的担忧，在1941年2月任命这位德高望重的左翼政治家为苏格兰事务大臣。这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约翰斯顿是苏格兰政坛的重要人物，时至今日仍被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苏格兰事务大臣。1914—1918年在家乡柯金蒂洛赫镇议会担任议员时，他便开始积累规划社会事务、改良社会现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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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41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约翰斯顿和他的伙伴们在那座历史悠久的半工业化城镇推行的一系列成功且覆盖面广泛的市政新举措无疑是惊人的。为了鼓励居民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为那些同意接受英语或数学授课的人开办了大受欢迎的拳击课与舞蹈课；他们创建了一家规模庞大且持续运转多年的市政银行，以调度本地资金修建供水、供气与道路设施；他们建造了市政电影院、市政公共浴室和市政住房，还从英格兰批发了大量服装与婴儿食品，在镇上以低价出售。他们还为最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消毒牛奶和更好的食品，在三年之内便令婴儿死亡率下降一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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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43 在一场全面战争期间主持苏格兰的行政事务，让约翰斯顿有机会把这些市政社会主义的早期经验推广到苏格兰各地。他是一个实干派而非政治理论家，致力于在苏格兰达成有实际意义的成果。一些外部因素也为他的施政提供了便利。第一，战时状态让约翰斯顿有机会将自己的热情倾注于政策规划与政府体制改革。他为苏格兰建立的庞大的行政机构将只是英国全国更为庞大的干预管控机制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当时英国政坛的所有势力都承认，如果英国要建立起一套足以战胜希特勒的高效动员体制，这样的干预机制必不可少。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假如约翰斯顿在和平年代推行同样的政策，他是否仍能取得成功？在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约翰斯顿退出政坛，成为水力发电委员会（Hydro Board）的主管，这或许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第二，如果约翰斯顿的《回忆录》（Memories）记载属实，他在接受委任成为苏格兰事务大臣之前曾对丘吉尔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我要求在一个国务会议（Council of State）的名义下推行一些影响深远的改革，如果联合王国在战后依然存在，这些改革将意味着苏格兰王国的复活。”[10]约翰斯顿获得的权力在实质上让他成了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他的女儿曾回忆，战争后期丘吉尔曾在唐宁街的一场招待会上如此问候自己的父亲：“啊，苏格兰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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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45 第三，约翰斯顿的强势干预政策并非与过去的全然断绝。在经历了1930年代对大萧条无能为力的教训之后，一些统一党议员和部分苏格兰商界领袖也承认仅凭自由市场无法保障苏格兰经济繁荣发展，诸如苏格兰发展理事会（Scottish Development Council）和苏格兰经济委员会（Scottish Economic Committee）等政府机构在1939年之前也已成立。对公权力干预经济事务相对宽容的态度为约翰斯顿提供了机会，他将政府的角色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第四，约翰斯顿在战时内阁中还利用了“民族主义威胁”来为苏格兰换取更多政策上的妥协，但这一“威胁”在现实中是否有其所本，仍是一个时常引发争议的问题。诚然，与1930年代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惨败相比，苏格兰民族党候选人在战时的表现有所改善。在1945年大选中，民族党候选人罗伯特·麦金太尔（Robert MacIntyre）赢得了马瑟韦尔选区的议席。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并将苏格兰本地自治作为主要政见的约翰·博伊德·奥尔爵士也赢得了苏格兰大学议席。或许在丘吉尔政府看来，战时最为严重的“民族主义威胁”在于一些苏格兰人对苏格兰的战时政策暗怀不满。1943年7月，约翰斯顿本人也的确曾在私下里对约翰·里思爵士表达过对民族主义情绪崛起的担忧。当然，正如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11]在1960年出版的《自传》（Autobiography）中回忆的那样，约翰斯顿将这一担忧当成了苏格兰的博弈筹码：“他试图让内阁成员认为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运动十分强劲，如果政府忽略了苏格兰的利益，就有可能引发危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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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47 最终，约翰斯顿在苏格兰问题上获得了几乎不受干预的自由裁量权，只听取一个由所有在世的前苏格兰事务大臣组成的“国务会议”的建议。这一国务会议并不经常召开，其影响力也远不如这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所表现的那么显赫。不过，国务会议的确为约翰斯顿的改革政策提供了来自两大主要政党的背书，从而构成了他施政的合法性来源。约翰斯顿的改革措施数目繁多。他强烈反对英国工业产能过度集中于米德兰和英格兰南部，并通过建立苏格兰工业理事会（Scottish Council of Industry）吸引了700家企业携9万个新工作岗位北上苏格兰。约翰斯顿通过这项政策证明了苏英合并可以为苏格兰带来好处，从而增强了苏格兰人对联合王国的认可。战后重建也是约翰斯顿政策中的重点，他为此设立了至少32个下属委员会来处理各种相关问题，从青少年犯罪到丘陵地带的绵羊放牧无所不包。苏格兰也是联合王国境内第一个开设法庭以规范战时房屋租金的地区。但比这些措施更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斯顿在克莱德赛德地区发起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一场先行实验。在1930年代末，为应对敌军空袭可能造成平民严重伤亡的情况，当地已新建了多所医院，以容纳可能在德国空军的袭击中遭到杀伤的数十万百姓。但预想之中的惨烈杀戮并未发生，那些医院虽拥有充足的医务工作者，却处在大体闲暇的状态。因此，约翰斯顿将这些医院用来为弹药工厂的工人们提供治疗。他在出版于1952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到1945年4月，这场实验已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民办医院多达34000名候诊患者已经全部得到治疗——我们的项目因此从克莱德河谷地区扩展到整个苏格兰，为战后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开辟了一条道路。”不过，约翰斯顿执政生涯中最持久的功绩还当数在高地全面推行水力发电的计划。这一构想虽早已存在，但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始终未能实行。约翰斯顿在1943年为这一计划争取到了来自议会的支持，并获得了一笔3000万英镑的拨款，以为高地地区的峡谷居民提供来自水力发电站的生活用电，对应的法案在议会通过时直接得到压倒性多数支持，没有举手表决。约翰斯顿的高地水电开发项目不但在之后数十年间为高地居民带来诸多便利，也是当代高地无处不在的家庭旅馆及旅游业得以兴旺发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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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49 约翰斯顿在苏格兰事务大臣任上的举措有力地证明，公权力的干预也能有效改善公民的生活。这个时期的经历也让苏格兰人更加乐观地看待战后的发展前景，相信1930年代的悲惨经历终将成为历史。在战时发动了无处不在的总动员体制的英国政府也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实力：如果国家干预能让英国战胜希特勒强大的军队，它显然也有能力解决贫困、失业和社会关怀严重缺失等问题。至于那些在大萧条期间主张政府根本无力对抗经济危机的人遭到了现实的反驳。阶级秩序和阶级矛盾在战时没有消失，但政府在战时投入了不小的努力，在社会上下传达了一种共同使命感，让人们相信每个人都在为对抗共同敌人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而那些相信自己已经为“共同使命”做出牺牲的人显然不愿回到1939年之前那个黑暗的旧时代。因此，战时的苏格兰人与政府在实质上订立了一份新的社会契约，“不再重演过去”正是这份契约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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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851 战时的新氛围在1942年12月发布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份著名的报告及其摘要一经出版，立刻成为市面上的畅销书，人们在皇家出版局（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的下属书店门口排长队抢购。一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面市短短两周之后，95%的英国受访者便已对这份报告的政策提议有所了解。《贝弗里奇报告》很快也流入了前线部队与战俘营。斯图尔特·胡德（Stuart Hood）回忆：“《贝弗里奇报告》出版的时候我还在战俘营里。有人收到了一本，这让他们兴奋得不得了，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很广泛的辩论，探讨我们到底为何而战。我很早就知道，军队中的大多数人肯定是左翼选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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