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80903 不知名的地方议员摩肩接踵，与那些名声彪炳苏格兰史册的人一道参与请愿。来自格拉斯哥港口或法夫郡矿坑的工人们也和穿着细条纹长裤的体面商人一道，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一誓约体现了苏格兰人此前从来不敢设想的团结精神，随着印有誓约文本、只等人们签字的长卷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厅堂里的每一个人都屏息等待着写下自己姓名的那一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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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05 虽然在联署中存在一些已故名人的姓名乃至一些捏造的姓名，但“国民誓约”无疑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不过，这场运动并没有为苏格兰带来本地自治，这一目的最终只有通过选举，让支持本地自治的候选人赢得选民的支持，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国民誓约”运动试图营造一种去政党、非政治的外部形象，但工党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麦考密克和他的盟友的动机。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亚瑟·伍德伯恩（Arthur Woodburn）认为“国民誓约”运动是工党政敌组建的一个前哨组织，目的是推翻艾德礼领导的政府，这一判断并非完全出于这位大臣的无稽猜测。麦考密克在1945年加入了自由党，并在当年的大选中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与角逐。1947年12月，麦考密克又在自由党、统一党和“国民誓约”运动的支持下参加佩斯利选区补选，与工党候选人竞争——其他政党都同意不在这场补选中指派自己的候选人，以尽可能增加麦考密克的胜算。支持麦考密克的这个奇怪的联盟发表的共同声明宣称，来自威斯敏斯特中央政府的“集权管制”（在这个语境下指的是“国有化”）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威胁到苏格兰自身的存续。在这里，虽然统一党支持麦考密克，但若因此认为该党在本地自治问题上的态度已转向正面，显然也是荒唐的。统一党的目的在于巧妙地利用“苏格兰”这一政治筹码对抗工党，以在政党间的选举角逐中获得优势，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更远大的目的。然而，这一策略最终以失败告终，麦考密克也没能赢得补选。即便如此，这起事件显然让工党政府对麦考密克关于宪制改革之必要性的呼吁失去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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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07 在遭到政府无视之后，“国民誓约”运动的政治影响力迅速陨落，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两场大选中没能掀起多少波澜。然而，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并未因此熄灭。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冒险活动，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四名支持麦考密克的学生在1950年圣诞节当天潜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窃取“命运之石”斯昆石一事。这块苏格兰君主的“加冕石”是苏格兰主权的有力象征，在苏格兰独立战争时期被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25]带到伦敦，以象征他对苏格兰人的宗主权。窃取斯昆石一事从表面上看只是一场恶作剧，却在民众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短暂失踪后，这块石头最终被包裹在一面苏格兰安德鲁十字旗里，重现于苏格兰的阿布罗斯（Arbroath）修道院。与此同时，保守党指责工党在苏格兰的国有化政策令苏格兰产业经济被白厅官僚机构摆布的说法也在苏格兰本地获得了一些群体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Hector McNeil）不得不在1950年的一份提交给内阁的备忘录中予以承认。在野的统一党人总是大打苏格兰牌，他们无疑认为，只要对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情绪善加利用，就能给本党在选举中带来强有力的帮助。温斯顿·丘吉尔曾在一场于爱丁堡举行的集会上宣称，工党的集权化政策将威胁苏格兰的现有地位，乃至令苏格兰走上与1707年《联合条约》的条款相悖的道路，成为伦敦中央政府操纵下的一片“社会主义农奴份地”。但讽刺的是，当丘吉尔决定称呼刚刚即位的女王为“伊丽莎白二世”（她在苏格兰君主序列中应被称作“伊丽莎白一世”）时，这一决定刺激到了苏格兰的民族自尊感。爱丁堡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记者阿诺德·肯普曾如此回忆自己的家人在当时的反应：“这件事引起了广泛且发自真心的愤怒。我父母当时对这件事有多反感，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他们在很多年后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26]一些人针对这一决定提起了法律诉讼，还有一些带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QEII）字样的邮筒遭到爆破。在1950年代宗教界的“苏格兰国教会主教”争议当中，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圣公会和长老会之间，关于如何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联合磋商持续数年，这些讨论最终在1957年汇成一份报告书：出于宗教统一的考虑，建议苏格兰国教会采用圣公会式的主教制，每一个长老会中会（presbytery）都应从成员中选出一人担任主教。这一想法虽然有利于促进普世教会合一（ecumenism），却在公布后受到苏格兰民众的强烈抵制，以及诸多媒体的尖刻谴责。在批评者看来，抵制这份报告书既是为了拒绝来自英格兰的宗教渗透，也是维持苏格兰国教会信仰纯正性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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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09 由此可见，虽然民族党影响力不再，“国民誓约”运动也以失败收场，但民族情绪的因素在1945年以后从未从苏格兰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不过，这仍无法改变苏格兰议会自治的主张遭到冷落的状况：统一党从未支持过这一立场，而工党支持苏格兰自治的传统立场也开始动摇。迟至1945年，工党的竞选纲领中仍纳入了在苏格兰实现本地自治的承诺，但到1950年，苏格兰工会总会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一项由矿工提出的动议，拒绝表态支持在苏格兰建立自治议会。在1950年大选中，本地自治从工党的竞选纲领上彻底消失。六年后，时任工党党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明确了工党反对本地自治的立场，而在1959年，苏格兰工党也在年会上放弃了对本地自治的支持。就这样，本地自治自多年前首次被提起以来，第一次从政治界的议程中消失，这一结果背后的原因并不难想见。在战后的岁月里，两大统一派政党——工党和保守党见证了居民收入、生活水平与医疗条件的空前提高和改善。在苏格兰人最关心的就业、工资与医疗问题上，威斯敏斯特中央政府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惨痛经历过后，全民就业在苏格兰社会的意义甚至比在英格兰更为重要。汤姆·约翰斯顿在战时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期间的杰出表现也表明，一个有能力的苏格兰政治家无须寻求全面的宪制改革，也能反过来利用联合王国的既有体制，让中央政府向苏格兰妥协。同样在战争期间，虽然有像第51高地步兵师这样在蒙哥马利指挥下充当主力军、征战北非与欧洲战场的英雄部队以辉煌的战绩激起了真诚的苏格兰民族自豪感，但共同对抗纳粹威胁的经验也给苏格兰社会带来了一种更为热切的不列颠认同。此外，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基于1945年《产业再分配法》（Re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Act）和1947年《城乡规划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展开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要求把工业企业从更为富饶的南方转移到更为萧条的北方，这些政策也只有在将联合王国全境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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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1 在1951—1964年长达十三年的保守党执政期间，或许不难预想政府没有对苏格兰本地自治的呼声让步，但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候，接连执政的历届保守党政府也付出了不少努力，试图避免潜在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进一步增长。在1950年到1964年间举行的历次大选中，统一党在苏格兰的平均得票率为46%，与之相对，工党在苏格兰的平均得票率则为47%。考虑到统一党（保守党）的天然选民基础——中产阶级在苏格兰规模较小，这一成绩相当难得。1955年大选中，统一党还在苏格兰赢得了50.1%的选票，创下了苏格兰选举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纪录。在这场大选中，由于苏格兰经济在工党执政时期实行紧缩政策之后进入繁荣期，而统一党人在苏格兰西部新教徒工人阶级选民当中仍有不少忠实的支持者（比起工党与统一党的政治分歧，他们更在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教派对立），这一成绩的背后存在一些幸运的因素。1959年大选中科特布里奇与艾尔德里选区的角逐便充分体现了教派因素对选举政治的影响。工党在这个选区的候选人是著名的本地城镇议员詹姆斯·登普西（James Dempsey），信奉天主教；统一党指名的候选人C.S.莫顿（C.S.Morton）则是曾在战间期为格拉斯哥流浪者队效力的球员艾伦·莫顿（Alan Morton）的亲戚。虽然在当年的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总体居于上风，而科特布里奇与艾尔德里选区又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登普西最终只赢得了略多的795票。这个例子表明，苏格兰的保守党（统一党）人地位相对独立，对特定的苏格兰选民群体也有独特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保守党政府忠实沿袭了前任工党政府留下的政策路线图，走上了集体主义和积极干预经济事务的道路。1955年大选之后，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的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uart）甚至在公共工程领域比工党的公租房建设事业更进一步，启动了福斯湾公路大桥（Forth Road Bridge）工程，并着手对格拉斯哥市内及周边的铁路系统进行电气化改造。由此便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一时期有很多苏格兰选民将自己日益改善的经济状况归因于保守党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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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3 不过，表面上的繁荣并未持续太久，到1950年代末，经济景气似乎消耗殆尽。这一时期的经济活动呈现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信号。1957年的通货紧缩（很大程度上源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国防开支的增长）和国民兵役制的废除导致失业人数在1958年到1959年间成倍增长，从58010人增至116000人。如果不是有大量移民在1950年代（即便当时经济十分繁荣）外迁，这一数字本有可能更大。1950—1960年，共有超过50万人离开苏格兰，移民海外和移居英格兰的大体上各占一半。苏格兰人持续不断的南迁趋势进一步表明，苏格兰的工资水平与失业率相比英格兰仍有劣势。在其他方面，苏格兰经济也有落后之处。这一时期苏格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为59%，但英国整体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幅达到了70%。到1960年代初，英国的经济增速已显著慢于部分欧洲国家，但苏格兰的表现甚至不及英国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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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5 苏格兰的政治家和规划者们逐渐认识到，苏格兰人正生活在一个“愚者的天堂”（威廉·弗格森语）中。[27]苏格兰之所以在战后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似乎只是因为1945年以来世界经济的替代性需求旺盛，而遭到战火蹂躏的欧洲和远东一时间无法在经济上与苏格兰竞争。直到此时，苏格兰工业经济的多样化进程仍十分有限，在1958年，苏格兰经济对重工业的依赖程度甚至高于1930年代晚期。在传统工业的核心地带——苏格兰西部，1950年代新兴企业的引进速度仅相当于1940年代的一半。更为不幸的是，本地既有企业的表现同样十分衰弱。在二战以前，苏格兰西部的大多数企业都由苏格兰本地资本控制，但到1960年，苏格兰西部雇员人数超过250人的企业中有60%都被非苏格兰资本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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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7 相比之下，让时人最感焦虑的经济问题还是苏格兰支柱产业的不利处境，而在这当中，煤炭产业的前途尤为惨淡。曾经储量丰沛的拉纳克郡煤田此时已基本枯竭，消费者的需求也开始大举转向电力、燃油和燃气。随着柴油机车取代了蒸汽机车，燃油取代煤炭成为炼钢炉的主要燃料，煤炭的传统市场开始大幅萎缩。1957年，苏格兰的第一座综合性钢铁厂在马瑟韦尔附近的雷文斯克雷格（Ravenscraig）建成投产，项目建设投入高达2250万英镑，但在1950年代末，欧洲经济已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钢产量也大幅提升。随着世界性的钢铁产能过剩日益加剧，减价销售成为行业的普遍策略，但苏格兰钢铁企业大多位于内陆，无法以低价引进铁矿石或对外输出产品，因此在斥巨资兴建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之后，苏格兰钢铁行业在国际竞争中仍处境不妙。苏格兰造船业则在1950年代末之前便已基本丧失了世界领先的地位。虽然当时全球船舶市场的需求依旧旺盛，克莱德河造船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却在不断下降。1947年，克莱德河畔各造船厂建成下水的船舶总吨位数达到世界新造船舶总吨位数的18%，但到1958年，这一比例已跌至区区4.5%。曾经拥有世界级声誉的苏格兰造船业此时跌入了谷底，这一行业的诸多弊端在战后初期只因全球市场新旧置换的旺盛需求而被掩盖，如今则开始暴露出来。诚然，德国、荷兰、瑞典和日本的造船厂在这一时期享受了来自政府的慷慨支持，但苏格兰造船业者仍要为自身的诸多劣势负责。在竞争对手们开始采用流水线生产工艺，并大力投资推进机械化进程，设计建造有良好规划的新式船坞的同时，苏格兰造船业者只采用了将铆接改为焊接和改良预制构件等有限的革新，他们因此逐渐失去了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到1950年代末，德国的造船厂时常能够以比克莱德河造船企业快一倍的速度交付新船。优柔寡断的管理人员和缺乏主见的工人在这一时期陷入了一系列分工争议，他们因此都要为这一原本可以避免的糟糕处境背负责任。这场危机若被悬置太久，苏格兰曾经辉煌无比的造船业便有彻底崩溃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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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19 苏格兰经济面临的困境还带来了直接的政治影响。1959年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赢得38个议席（统一党赢得32席），成为苏格兰第一大党，这一结果与英国全国的形势相反。苏格兰的次要政党也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活跃。在1950年代，苏格兰自由党在政坛的存在感并不比民族党高出太多，但在1957年以后，自由党的公共影响力在乔·格里蒙德（Jo Grimond）的积极领导下开始大幅提升。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民族党仍一蹶不振，在1959年大选中只参与角逐了五个选区的议席，但该党的组织架构已得到整顿，为其在1960年代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础。阿瑟·唐纳森（Arthur Donaldson）曾承认，当时民族党的活动家为数稀少，只需一架小型客机就能装下，而倘若这架客机遭遇空难无人生还，苏格兰独立的诉求便要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断绝。不过，到1960年代初，在伊恩·麦克唐纳（Ian Macdonald）的组织和经营下，民族党开始在苏格兰各地建立新的地方支部。在1962年以前，民族党只有不到20个地方支部，到1965年，这一数字便增至140个。在1962年西洛锡安选区补选中，民族党的竞选实力初露锋芒，虽然工党的候选人塔姆·戴利埃尔（Tam Dalyell）最终胜出，但民族党候选人威廉·沃尔夫（William Wolfe，他在日后成为民族党党首）仍在这个工党的铁票仓赢得近一万张选票，超过统一党候选人位居第二。在为沃尔夫助选的过程中，民族党活动者团队在人员构成上的变化值得关注。与从前由专业人员、作家、学者和高级律师等群体主导的旧民族党人不同，沃尔夫助选团队的大多数人来自技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这些人更加务实，他们感兴趣的是挖掘关于苏格兰经济的数据，而不是诗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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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21 在这一时期，经济议题再次成为政治界争论的焦点。随着民众日益担心苏格兰可能在保守党政府的统治下倒退回黑暗的1930年代，连续两任苏格兰事务大臣约翰·S.麦克莱（John S.Maclay）和迈克尔·诺贝尔（Michael Noble）都试图推行一项大规模经济规划与干预战略。这项战略的灵感部分来自1961年的《图特希尔报告书》（Toothill Report）。费兰蒂有限公司（Ferranti Ltd）总裁约翰·图特希尔爵士（Sir John Toothill）作为调查团主席主持编写了这份报告。在他看来，苏格兰经济最大的结构性缺陷在于对传统重工业的过度依赖、在世界市场新格局面前缺乏适应力，以及未能成规模地建立以新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制造业。鉴于《图特希尔报告书》倾向于抬高新技术、贬低旧产业，这些结论并不完全公平。苏格兰的产业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多样化无疑有其必要，但除煤炭产业以外，苏格兰的“旧”产业如果能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那样得到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更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管理战略的指引，就仍具有强大的潜力。最终，保守党政府的确通过苏格兰发展部（Scottish Development Department，设立于1962年）和苏格兰中部开发计划（Central Scotland Plan）等渠道，试图在保全传统产业的同时为苏格兰开辟新的经济发展领域。这些计划既是为了遏制苏格兰经济的下行压力，也是为了挽救保守党在苏格兰日益恶化的政治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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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23 政府在这一时期为一些规模可观的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1958年，政府半强制性地向科尔维尔有限公司贷款5000万英镑，以鼓励该公司在雷文斯克雷格建设一座配备最尖端工艺的轧钢厂，但以安德鲁·麦坎斯爵士为首的科尔维尔公司历任总裁认为苏格兰市场的规模太小，投入巨资建设轧钢厂的决定在商业上缺乏保证。从一开始，这个巨大的变化就给科尔维尔这一炼钢企业的发展可能性带来了负担和威胁。接下来，1963年5月，爱丁堡公爵在林伍德（Linwood）为苏格兰近三十年来建成的第一座汽车厂——鲁茨汽车厂（Rootes）揭幕，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座汽车厂耗资2350万英镑，规划中的最大年产量高达惊人的15万辆。最后，在1964年12月，英国汽车公司（British Motor Corporation）在巴斯盖特（Bathgate）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卡车制造厂。无论上述项目的商业前景如何，它们都全然无力挽救保守党在苏格兰的选情。在巴斯盖特卡车厂正式投产的同一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以在保守党统治时期“被浪费的13年”为口号，在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胜出。即便保守党政府在苏格兰大力建设大型工厂、展开工业投资，苏格兰选民仍将大多数选票投给了工党，让工党在苏格兰赢得多达43个议席。威尔逊之所以能在大选中赢得6席微弱多数，苏格兰的选情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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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25 [1] Quoted in Seona Robertson and Les Wilson，Scotland’s War（Edinburgh，1995），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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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27 [2] Quoted in Seona Robertson and Les Wilson，Scotland’s War（Edinburgh，1995），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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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29 [3] Gavin Sprott，‘Lowland Country Life’，in T. M. Devine and R. J. Finlay，eds，Scot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dinburgh，1996），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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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31 [4] Quoted in Robertson and Wilson，Scotland’s War，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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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33 [5] Quoted in Robertson and Wilson，Scotland’s War，p. 61.

1706380934

1706380935 [6] Quoted in Robertson and Wilson，Scotland’s War，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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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37 [7] Angus Calder，The People’s War（London，1969），p.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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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39 [8] Angus Calder，The People’s War（London，1969），p.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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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41 [9] Andrew Marr，The Battle for Scotland（Harmondsworth，1992），pp.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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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43 [10] Quoted in Christopher Harvie，‘The Recovery of Scottish Labour，1939-51’，in Ⅰ. Donnachie，Christopher Harvie and I. S. Wood，Forward！Labour Politics in Scotland 1888-1988（Edinburgh，1989），pp.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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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45 [11] 赫伯特·莫里森（1888—1965），工党政治家，在丘吉尔战时内阁历任物资供应大臣与内政大臣，1945年艾德礼领导工党组阁后任副首相兼下院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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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47 [12] Herbert Morrison，An Autobiography（London，1960），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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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49 [13] Quoted in Robertson and Wilson，Scotland’s War，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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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951 [14] Quoted in Harvie，‘The Recovery of Scottish Labour’，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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