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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02 在1979年公投中支持权力下放的苏格兰民族党和工党也在不久后陷入各自的内讧当中不能自拔。苏格兰民族党在公投之后士气不振，酝酿多时的内部冲突终于浮出水面。在1979年大选中，民族党迎来惨败，在议会下院的议席从11个减少到2个。对这场灾难的反省，以及对本党未来路线方针的争议，都在党内的不同派系间引发了公开的斗争。包括马戈·麦克唐纳、吉姆·希勒斯和年轻的亚历克斯·萨蒙德（Alex Salmond）在内，所谓“1979年派”希望民族党的路线更加左倾，以在选民面前彰显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一团体发布的新闻简报在报头写有“为建立苏格兰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奋斗”的口号，其成员也对那些面临倒闭风险的工厂（例如因弗戈登的熔铝厂和巴斯盖特的英国利兰公司汽车厂）工人表示公开支持。“1979年派”承认公民抗命的合理性，由此引发的最为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81年10月，当时希勒斯与一些伙伴一道闯入了爱丁堡王家中学大楼，以在空荡荡的会堂里讨论苏格兰失业问题。那里原定为新设的苏格兰议会充当议事堂，因此正在接受整修。希勒斯最终被警察逮捕，并因破坏公物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民族党内的另一个新兴派系名为“盖尔之种”（Siol Nan Gaidheal），由党内年轻的文化传统主义者组成，他们喜欢身穿高地服装举行游行，佩带高地短剑，沿途击鼓、吹风笛，还以传统主义民兵自居，热衷于在公开场合象征性地焚烧英国国旗。虽然他们的激进形象为一些在大选失利后陷于绝望的民族党支持者所欢迎，但在“1979年派”及其盟友看来，他们的荒唐行径与法西斯无异。时任民族党党首戈登·威尔逊（Gordon Wilson）认为，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整个民族党便有彻底分裂之虞。因此，在1982年于艾尔举行的年度大会上，与会代表同意解散党内的所有派系，这导致“1979年派”的六名成员被开除出党，但其中大部分人在承认大会决定后恢复了党籍。即便如此，1982年的事件仍在民族党内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与深刻的个人怨恨，持续多年无法化解。1983年大选中，民族党保住了仅有的两个席位，但该党在苏格兰的总得票率只有12%。直到1988年吉姆·希勒斯赢得戈万选区补选之前，民族党都没有在公开政治角逐中取得显著战果。不过，从长远来看，1980年代初的严重内耗对民族党而言仍颇具意义，该党正是在这一时期更加明确了自身的中左翼立场。有朝一日，这一变革将在选举中为民族党带来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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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04 1979年以后，英国工党的处境甚至比苏格兰民族党更为艰难。在1979年选战失利后，工党的立场大幅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斗争派”（Militant Tendency）渗透到英格兰许多选区的基层工党组织当中。在1980年的年度大会上，工党左翼取得压倒性胜利，迫使工党将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单方面核裁军设为官方立场，并免去了下院议员选举党首的权力。左翼的胜利虽然让工党在意识形态上更为纯洁，但他们的纲领也让工党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无望赢得大选。1981年，由大卫·欧文（David Owen）、罗伊·詹金斯、雪利·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和比尔·罗杰斯（Bill Rodgers）组成的所谓“四人帮”退出工党，另行组建了社会民主党（SDP），这让工党陷于严重的分裂，无法充分发挥议会最大反对党的职能，因此无力把握1980年代初的机会，利用当时社会上针对撒切尔政府的广泛不满。工党在1983年夏天的大选中提出的左翼纲领曾被杰拉德·考夫曼（Gerald Kaufmann）称作“有史以来最长的自杀遗嘱”，这句名言最终应验了。工党的激进纲领、严重的内部分裂以及英军在马岛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这一点颇为关键）让保守党赢得了压倒性多数，工党的表现则极为悲惨，全国得票数跌至1918年以来的最低点。1983年的这场大选也开启了一个保守党长期执政的时代，直到14年后才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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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06 不过，即便在此时，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政局仍呈现出鲜明的不同。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仍是苏格兰的第一大党，共有41名议员留任或当选，相当于苏格兰保守党的两倍。正因如此，苏格兰开始有一些人认为撒切尔政府缺乏统治苏格兰的民意授权。在政治立场上，苏格兰工党也比较温和。在1982年3月工党采取新的议员提名规则之后，苏格兰没有一名在任工党议员遭到党内罢免。社民党与自由党在1981年6月结成的同盟此时也得到了稳固的维持。从1982年开始转入社民党的下院议员查尔斯·肯尼迪（Charles Kennedy）认为，这是因为苏格兰工党的形象比英格兰的工党更理智、更有责任感。已故的约翰·史密斯曾说：“……工党对苏格兰亏欠很多，因为在工党深陷困境的那些年里，我们（苏格兰工党）就是压舱石，是我们为全党做了必要的事，那就是稳住阵脚。”[5]正是在1980年代，包括约翰·史密斯、戈登·布朗、罗宾·库克、唐纳德·迪尤尔（Donald Dewar）、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等有才干的苏格兰工党政治家登上舞台，而在1997年大选之后诞生的工党政府也成为英国历史上苏格兰议员入选阁僚最多的一届政府。在选举当中，工党仍是苏格兰反保守党民意的绝对焦点。苏格兰的自由党-社民党联盟在1983年大选中表现上佳，获得了超过25%的选票，但只赢得8个议席（工党赢得了41个议席）。然而，虽然工党能在苏格兰轻松获胜，保守党却在米德兰、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等通常决定了英国大选结果的地区拥有不可战胜的优势。随着撒切尔政府在1983年之后受到苏格兰社会更加强烈的嫌恶，这个根本性矛盾又一次将苏格兰的宪制问题推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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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08 1985年，政府不顾遍及苏格兰的抗议运动，批准英国钢铁公司关闭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的主要客户——位于拉纳克郡的加特科什轧钢厂，舆论因此认为政府的政策对苏格兰怀有敌意。无论这一猜测是否正确，保守党的确对苏格兰昔日工业荣光的消亡负有责任。普遍反保守党的苏格兰媒体也常常关注本地工业衰退的消息，轻视新经济增长点正在萌生的新闻。在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中，政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曾经无比强大的全国矿工工会不得不忍辱屈服。虽然煤炭产业在经济上极不合理，矿工们的斗争却在苏格兰引起了广泛的同情，舆论指责政府罔顾人民生活的损失，一味追求经济效率。同样在这一时期，政府开始对从1945年起在苏格兰受到广泛政治支持的公共服务部门施加新的管理规定，地方行政部门的预算受到严格限制，社会服务开支也被削减，受雇于这些行政机构的雇员因此开始失业。随着洛锡安地区议会以及紧随其后的斯特灵、爱丁堡地方议会拒绝服从这些新规定，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乔治·扬格动用自己的权限设置了公共开支上限，并强制降低了地方税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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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10 在1980年代，保守党政府在苏格兰推行的最受非议的新政当数征收社区税，亦即所谓“人头税”（poll tax）。在这场风波中，复杂的地方财政问题也成为焦点。为讨论将来的税制改革，对地方财产税的定期重估在1983年被推迟，而在此期间，一些人发现自己的纳税额有了大幅增加。由于受到这项改革影响的很多人属于传统上支持保守党的群体，这一结果对政府而言在政治上不可接受。即便没有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或在选举中蒙受惨重损失，保守党在苏格兰的立场也已十分危急。在1985年于珀斯举行的保守党年度大会上，苏格兰草根保守党选民对增税风险的恐惧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乔治·扬格仍向听众保证现行的地方财产税将被一项新的社区税取代，一时平息了局面。两年后的1987年5月，撒切尔夫人在年度大会上宣布新税已得到女王御准，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新的社区税将由全体成年居民按统一税率缴纳，以填补地方行政机构提供服务的开支。政府认为，新税制可以让开支膨胀的地方政府对更广泛的居民群体负责，但在实践中，这项新税被很多人认为忽视了居民的纳税能力，因此有失公平。更糟糕的是，在很多苏格兰人看来，这项政策的推行者是一届没有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府，一些人因此怀疑政府率先于苏格兰推行这项政策，有把苏格兰当作试验品之意。苏格兰爆发了规模浩大的拒缴社区税运动，仅在第一年里，政府就以违法抗税为名发布了多达70万份治安法庭传票，但最终让这项“人头税”得到废除的是英格兰爆发的示威骚乱，以及这项政策可能对保守党选情造成的冲击。在很多苏格兰人看来，“人头税”政策是自己正被一个外来政府统治的最佳例证。在“人头税”实行前夕，苏格兰最大的三个教会的领袖都出面谴责这项新税“不民主，不公正，激化社会分歧，对家庭与社区生活造成了破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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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12 不是所有保守党的政策都像“人头税”那样激起了苏格兰人的强烈愤慨，允许家长自由择校以及允许公租房住户赎买住房的政策最终都大受欢迎。1979—1989年，苏格兰共有15万套公租房完成出售，大多数苏格兰人得以住在自有住房里，这是20世纪以来苏格兰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府认为这些在苏格兰的施政功绩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上述成就被其他深受嫌恶的政策所引起的反响冲淡了。保守党在1980年代降低了所得税率，最终又不得不提高间接税以维持财政收入。作为结果，在总体税收水平上升之余，从所得税转向间接税的举动也对财富再分配造成了巨大影响。“穷人在相对意义上变得更穷，富人则在绝对意义上变得更富，无论税前还是税后都是如此。”[7]很多中产阶级苏格兰人对保守党极力削减福利国家规模的做法深恶痛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格兰中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都受雇于公共服务部门，他们的生计因此受到了政府财政紧缩政策的直接影响。1985年，政府开始在医疗服务部门引入专门的经理人（时常从私营部门聘用而来），例如唐·克鲁克香克（Don Cruickshank）在担任苏格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首席执行官之前就在《泰晤士报》和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的维珍集团担任高管。这个新崛起的精英经理人群体和医疗专业人员之间时而发生矛盾，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一起冲突发生在1989年，其起因在于政府不向医疗专业人士咨询意见便制订了一项新计划，试图在医疗服务体系内发展基于市场机制的管理哲学。高等教育也在保守党执政时期迎来了一套严格的新体制，其重点在于更强的责任意识、外部研究绩效考核与财政紧缩的压力。苏格兰的大学生人数从1978—1979年度的46597人增至1988—1989年度的55133人，增幅约为25%，但苏格兰大学获得的资源没有经历成比例的增加。在邓迪大学，这一时期学生与教职员的比例从8比1恶化到了14比1。一些大学遭遇了更严重的问题。拥有500年历史的阿伯丁大学在1986年经历了残酷的开支削减，超过200人被裁撤，六个艺术类院系被迫关停。苏格兰的大学校长原本在1979年大多以高等教育经费决定权将从伦敦转交给爱丁堡为由反对权力下放，但在上述变化的影响下，当权力下放问题于1991年重新浮出水面时，他们反而变成了这一方案的热情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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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14 当1987年大选结果揭晓时，执政党在苏格兰的惨败并不令人惊讶。保守党在苏格兰的议席从21个减少到11个，这是1910年以来的最差水平。与1955年相比，保守党在苏格兰的得票数已减少了一半。相比之下，在1987年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赢得72个议席中的50个，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但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保守党在英国全国范围内赢得了100个以上的多数议席，并决心在新一届政府的任期内推动全面的私有化政策以及其他激烈的改革措施，苏格兰的工党对此根本无力阻挠。在这场大选中于班夫和巴肯选区首次当选的苏格兰民族党议员亚历克斯·萨蒙德就曾将与他同时当选的50名苏格兰工党议员称为“五十弱兵”。此时的撒切尔夫人依旧拒绝接受苏格兰选民普遍反对自己的现实，不愿调整政府的施政方针，并认为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让苏格兰人摈弃他们的“依赖文化”和由此而生的种种陋习，这一观点最终在她内阁的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访问苏格兰时为世人所知。劳森在访问中宣称，整个苏格兰的社会生活都“与市场力量相隔绝，展现出一种依赖的，而不是进取的文化面貌”。[8]《太阳报》的苏格兰版用标志性的俚俗风格戏仿了劳森的观点：“别对我怨这怨那，苏格兰佬。”与此同时，一些英格兰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开始参与议会的苏格兰事务相关辩论，抓住一切机会猛烈抨击苏格兰公共开支规模过大，其中一名议员甚至将他认为过度的开支斥为苏格兰事务部的“黑钱”。这些新闻都在人们心中加深了撒切尔政府敌视苏格兰的印象。社会民主党籍议员查尔斯·肯尼迪曾巧妙地称撒切尔为“苏格兰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正是她的政策令苏格兰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成为她的反对者。1988年5月，撒切尔首相来到爱丁堡，并在苏格兰国教会总会上发表讲话。这场讲话将辛勤工作、勤俭节约、商业进取和自我负责等保守党的信条与基督教伦理画上等号，引起了在场多数牧师的不满，她的发言后来也被戏谑地称为“丘上宝训”（Sermon of the Mound）[9]。接着，苏格兰国教会的“公认”领袖——议长，向首相递交了两份关于住房和贫困（这两个问题在政府政策中极其重要）的教会报告，并建议她仔细阅读。接下来，撒切尔在汉普登公园球场出席苏格兰杯决赛时遭遇了另一群苏格兰观众，他们不但人数更多，气性也与国教会牧师迥然不同。球场上的凯尔特人队与邓迪联队球迷向她发出巨大的嘘声，并对她出示了成千上万张在比赛开始前分发给观众的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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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18 苏格兰人对撒切尔主义的抗议绝不只是反对一届不受欢迎的政府那么简单。在苏格兰社会仍拥抱大政府和社区团结等理念的时候，保守党却极力宣扬民族主义、自由竞争和私有化。1987年多名保守党议员候选人耻辱落败的结果已表明政府的价值观受到了广泛抵制，但政府仍凭借在英国其他地方的选举优势，继续在苏格兰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苏格兰人对“人头税”（最初实行于1988年4月1日）抑或公营部门私有化的强烈抗议都遭到了政府的无视。撒切尔同样忽视了将苏英合并视为合作关系的传统观念，没有在此基础上考虑苏格兰的利害得失，而是将威斯敏斯特议会对整个联合王国的主权视作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威。在1987年成为苏格兰事务部分管教育和卫生事务的次级部长之后，迈克尔·福赛思（Michael Forsyth）极力安排政府政治立场的支持者加入苏格兰事务部下属的委员会与半官方机构，这些机构负责在一系列重要事务上向政府提出建议，在此之前曾固执地试图捍卫自身的专业独立性。福赛思认为，上述策略是在苏格兰打垮法团主义社会共识、成功掀起自由市场革命的必由之路，但他的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做法是为了党派利益而无理削弱行政机构的独立性，充分表明了保守党正恶意推行集权手段。渐渐地，撒切尔主义不再被视为苏格兰管治问题的唯一根源，人们逐渐将责任追溯到整个联合王国的宪制架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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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20 后来曾担任跨党派团体“宪制大会”（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主席的坎农·凯尼恩·赖特（Canon Kenyon Wright）曾如此阐述这种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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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22 我认为在苏格兰，（撒切尔夫人）在两种意义上扮演了一个新事物的助产士的角色，而这个新事物还将在之后不断发展。第一，我们认为她不但试图在苏格兰强加广受反对，乃至广受厌恶的政策——“人头税”是其中最知名也酿成了最大痛苦的一个例子——还试图强加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立场，试图否定以社群为基础的价值观，并在实践中严重侵犯了我们苏格兰独特的教育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在苏格兰，撒切尔政府的这种行径不只意味着一系列不受欢迎的政策，更是被视为一个关乎道德与立场的问题。第二个意义是深层的，这主要在于政府无情的集权措施，以及在地方行政和其他领域对任何与政府观念不同，却能真正产生社会组织力的力量发起的执拗攻击。政府还动用王室特权，通过半官方机构等渠道扩张部长、大臣的权力。这一切显然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情况，这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信赖联合王国政府，也不能继续在君临议会的主权宪制原则下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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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24 我们据此认为，如果首相的权力、王室特权、泛滥的政治赞助和议会制度能让撒切尔夫人如此自信，乃至以站不住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幌子，让一切异己失去力量，那么未来的每一位首相都将有能力这么做。我们意识到，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特定的某一届政府（无论由哪个政党执政），而是一套有问题的宪制体系。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要在苏格兰实现公平正义、符合民主原则的治理，我们最需要的便不是更换一届政府，而是改变整套规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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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26 1987年大选中保守党取得的压倒性胜利给此时依然死气沉沉的本地自治运动提供了新的动力。1979年以后，旨在将工党、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和苏格兰民间人士组织起来，共同为本地自治事业规划未来路线的“呼吁组建苏格兰议会运动”（Campaign for a Scottish Assembly，CSA）继承了权力下放的诉求，但在198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这一运动的诉求几乎没有受到政府的关注。但在1987年以后，“呼吁组建苏格兰议会运动”时来运转。运动的参与者组建了一个以罗伯特·格里夫爵士（Sir Robert Grieve）——著名学者、城市规划师、公务员——为首的指导委员会，其成员多为来自教会、工会、商界及高等院校的知名人士。他们将在一起讨论如何在苏格兰设立一个宪制大会，并通过宪制大会探讨呼吁在苏格兰建立自治议会的有力理由，并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在权力下放问题上，工党的态度日趋积极。1987年大选中工党轻取苏格兰但保守党赢得全国多数的“噩梦情境”让工党再次对苏格兰权力下放抱有热情，他们担心苏格兰选民在现状之下将很快对苏格兰工党在议会下院的“五十弱兵”失去耐心，转而支持民族党。此外，在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担任党首时期，工党的所谓“现代化”进程让该党不再像从前那样执着于中央计划经济与高度国有化，这也为一种新的政治权力下放的路径提供了可能。在这一时期，苏格兰民族党从1980年代初的内讧中走了出来，在1988年的党大会上公布了新的基本纲领——“独立于欧洲之中”，还推动了一场针对“人头税”的大众拒缴运动，明确了自身作为中左翼政党的地位。通过争取苏格兰在欧洲的独立地位，苏格兰民族党一方面试图瓦解将自身视为“分离主义势力”的传统成见，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光谱上逐渐左倾，表明了夺取工党传统票仓的野心。1988年11月，吉姆·希勒斯在戈万选区补选中击败工党，早早地为苏格兰民族党的新策略赢得了第一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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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28 苏格兰文化界的活跃气象也间接推动了社会对本地自治问题的关注。在这一时期，对苏格兰历史、文学、政治与社会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詹姆斯·克尔曼（James Kelman）、阿拉斯代尔·格雷（Alasdair Gray）、威廉·麦基尔瓦尼、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和时代稍晚的欧文·韦尔什（Irvine Welsh）等小说家在作品中生动刻画了苏格兰的城市生活，还时常在写作中使用工人阶级的口语表达，在国际文坛赢得了声名。迪肯·布鲁（Deacon Blue）、宣告者（Proclaimers）和“小块地”（Runrig）等摇滚乐团呈现了鲜明的苏格兰风格，在海外听众中广为喜爱。“小块地”乐队的作品不但宣扬广义上的苏格兰文化，还对盖尔语文化尤为尊崇，这些都让年青一代苏格兰人对自身的民族身份更有自信。世界各地富有且知名的收藏家竞相追逐史蒂文·坎贝尔（Steven Campbell）、阿德里安·维斯纽斯基（Adrian Wizniewski）、肯·柯里（Ken Currie）和彼得·豪森（Peter Howson）等“新格拉斯哥画派”（New Glasgow Boys）的作品。詹姆斯·麦克米伦（James MacMillan）则在年轻时便因音乐创作的天赋享誉世界。在广播和电视媒体中，对苏格兰独特性的表现也有显著增强。当时担任苏格兰电视网络总监的格斯·麦克唐纳（Gus Macdonald）曾说：“从前苏格兰媒体的苏格兰味很淡，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研究显示，人们想要一份专属于苏格兰的放送日程表。”[11]广播电台也时常呈现出对苏格兰文化的浓厚兴趣，例如比利·凯（Billy Kay）极具开创性的系列节目《奥德赛》（Odyssey）就曾聚焦口传文化传统，试图借此挖掘苏格兰的往昔。1990年，英国政府同意拨款建设一座新的苏格兰博物馆以陈列苏格兰的种种收藏品，新馆由戈登·本森（Gordon Benson）和艾伦·福赛思（Alan Forsyth）设计，最终在1998年11月30日圣安德鲁日当天由女王亲自揭幕。苏格兰的政治学者在这一时期开始注意到1960年代初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发生的“寂静革命”，并发现在这一案例中，文化的活跃发展有助于弥合社会群体内部自1945年以来出现的裂痕，最终在魁北克为一场更团结的民族自决运动奠定了基础。1980年代的苏格兰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文化觉醒，令苏格兰的本地自治运动获得了新的动力与信心。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文学等领域，苏格兰文化的复苏并非全新现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麦克迪尔米德与1920年代“苏格兰文艺复兴”以来业已存在的鲜活传统。例如，索尔利·麦克莱恩（Sorley Maclean）、诺曼·麦凯格（Norman MacCaig）、伊恩·克赖顿·史密斯（Iain Crichton Smith）和埃德温·摩根（Edwin Morgan）等著名诗人以及小说家乔治·麦凯·布朗（George Mackay Brown）等人的创作生涯都贯穿了1940年代与1980年代之间的数十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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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30 在如此活跃的文化背景下，“呼吁组建苏格兰议会运动”下设的“苏格兰名人”委员会发布了《苏格兰权利声索书》（A Claim of Right for Scotland）。这份文件的标题意在向历史上苏格兰人反抗暴政的经历致敬。无论是1680年代詹姆斯七世蛮横统治的反对者，还是1842年苏格兰国教会大分裂之前反对政府干预宗教事务的人，都曾在文件中使用了“声索”的字眼。发布于1988年7月6日的《苏格兰权利声索书》由退休公务员吉姆·罗斯（Jim Ross）起草，他在1970年代曾长期参与权力下放相关立法的规划工作。这份宣言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从学理层面阐述了在苏格兰设立议会的理由，并提出建立一个由约210名成员组成的宪制大会，邀请下院议员、地方政府代表、工会成员和教会人士一同讨论如何在苏格兰实现本地自治。这份文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或许是文本中纯粹的民族主义色彩，其中的一个段落甚至断言“苏英合并一直以来都对苏格兰文化特色的存续构成了威胁，这一威胁今后也将持续下去”。《苏格兰权利声索书》进而宣称，与当时的流行观点相反，18世纪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并不是以1707年的《联合条约》为基础，而是苏格兰本土社会通过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往来所孕育的结果。《苏格兰权利声索书》还激烈批评了撒切尔，指责她手中的专制权力比苏格兰或英格兰历史上的几乎所有君主都要大。这份文件在结尾部分做出的如下论断，值得在此全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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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32 苏格兰的认同与存续正面临着危机。正在统治它的政权不但没有得到它的人民的认可，还公然企图违背苏格兰人民的意愿，用强制手段扭转苏格兰的观念与行为方式。这个政权对任何质疑其统治是否应事先得到人民同意的声音都充耳不闻。这个政权自称践行了亚当·斯密的教诲，但它的行径必将令亚当·斯密惊诧不已。苏格兰的历史被选择性地歪曲，苏格兰人的选票被贬斥为虚假的民意。当局竟扬言，即便苏格兰选民一次又一次地投票反对政府施政，他们在心里仍欢迎那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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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34 在被未经认可的政府统治这一点上，苏格兰并非唯一的受害者。这个问题正影响着整个联合王国。统治着我们的政府公然践踏社会共识，而这离不开现行宪制的纵容。然而，苏格兰对于这种暴行不但有特殊的申诉资格，也对自身在这种统治之下受到的损害有着特殊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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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36 这些与特定时期之特定政策的优劣无关，也不受民众对这些政策的信任与否所左右。历史上有多少蔑视民主的政客都在倒台前做过一两件好事。据说连墨索里尼也曾让意大利的火车准点。真正的关键在于权力和肯认，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让权力向民意负责，并为未经全民同意不得采取的措施设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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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38 除非撕开笼罩在“君临议会”概念之上的集权伪装，否则这些问题在英国永远得不到充分的解答。只有引入一套足够强力的制衡机制，约束那些缺乏自制力的统治者，才能保证政府确实在人民认可的基础上执政。如果把权力从白厅以外的政治家手中夺去（这将不可避免地加强领导白厅各政府部门的大臣和部长们的权力），权力也不会回到人民手中，只会被有权势的人掌握。作为结果，我们似乎会得到更大的选择权，但在实际上，我们的决定仍是由有权势的人事先限定好的。但通过有效力且对民众负责的代议机构，我们可以亲手设定自己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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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40 无论政府未能及时介入还是施加了不必要的干预，一套既能对消费者也能对生产者负责，既能为富人也能为穷人服务的政治制度总能提供修正的渠道。如果这些制度受到限制、压制乃至被取消，政府就不会得到准确的信息——或者有能力无视一切对其不利的信息。如果之前的政治操作引发了不满，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打开政治空间，改善政治进程，让更准确的信息更及时地传递出来，而不是关闭政治活动的大门，纵容少数依然掌握政权的政治家凭空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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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42 代议机构及其行动自由为基于人民认可的政府奠定了基础。然而，一届没有多数人支持的威斯敏斯特政府无须顾虑任何宪制上的程序约束便能蓄意将其关闭，这无疑体现了英格兰宪制的脆弱与虚伪。近来无论在苏格兰还是其他地方，很多人都开始在上院中寻找不列颠民主政治的残影，这一现象无疑揭露了英国宪制的弊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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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44 对于这样的英国宪制，苏格兰不抱任何希望，而苏格兰如果还想维系自身作为“苏格兰”的独特存在，这一宪制安排更是不可接受。苏格兰人已经表示出极大的克制与忍让，从现在起，他们必须从改革苏格兰自身的治理方式开始，展示出进取的决心。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推动对英格兰宪制的改革，他们要充当蚌壳里的沙粒，从苦痛中磨砺出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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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46 一些意识到英国制度现状之弊端的人认为，成功的改革要求联合王国所有组成部分的政府机构同时进行重组，但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这样做只会带来延宕多年的谈判，也很难产生明确的实际行动。制度是否有序只是次要事项：今天的联合王国从诞生时起便是一个怪胎，其“畸形”之处如今已尽人皆知。因此，认为除非政府的体系能符合某种完美对称的预想否则不应对其加以改动，这样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与其追求彻底消灭“畸形”的空想，引入新的“畸变”从而迫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显然更具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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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48 苏格兰人曾满心希望用选票选出一个更符合苏格兰诉求的执政党，但一味信赖英国宪制的现状并不符合苏格兰的长远利益。苏格兰人如果要动摇这一现状，也不必感到自责，他们可以满怀自信地向其他人发起挑战，让他们为现状提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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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150 我们毫不低估这些提议的严肃性。质疑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事关重大，如果没有感到英国政府的腐朽已如此严重，以至于在传统的程序框架内对其进行改革几乎没有可能，我们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建立一个苏格兰宪制大会，并据此建立一个苏格兰的议会，仅凭这些手段本身不能为英国政治体制带来必要的改革，但如果我们要保全苏格兰统治机构的最后一点独特性，这些措施是必需的。它们也能为全英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带来必要的推力，让改革真正走上正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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