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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不出意外地没有参加这一宪制大会，但工党，自由民主党，苏格兰65个区、岛屿区和次区[13]议会中的59个，苏格兰工会总会，各基督教派，少数族群代表，绿党，共产党以及苏格兰妇女大会（Scottish Convention of Women）都有参加。民族主义热情此时显然不再为民族党所垄断。民族党本身一度对宪制大会抱有兴趣，但最终没有参与。该党内部的很多纯粹主义者担心这场大会将被工党主导，还认为权力下放将阻挠而非推进苏格兰的独立进程。此时戈万选区的补选结果表明民族党的势头已经复苏，因此他们认为加入宪制大会对本党不利。不过，民族党的缺席反而有可能影响了工党的意向，使其在权力下放问题上做出了超出预期的让步。在前自由党党首大卫·斯蒂尔爵士、曾在苏格兰事务部担任负责权力下放事务的次级部长哈里·尤因（Harry Ewing）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坎农·凯尼恩·赖特三位联席主席的领导下，宪制大会为未来的苏格兰议会规划了蓝图。有说法称，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曾说“如果各方团体能达成一个共同的结论，自己就要从苏格兰事务部楼顶跳下去”。不过，当宪制大会在1990年圣安德鲁日当天公布报告书时，他没有信守诺言。这份报告书建议在苏格兰设置一个基于比例代表制的代议机关，其经费将从苏格兰缴纳的税金中“专门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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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层面上，宪制大会的提议是模糊且不甚明确的。例如，宪制大会同意新的苏格兰议会应为女性提供“平等的代表权”，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落实办法。此外，如何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代表苏格兰的难题也没有被宪制大会提及。归根结底，如果强硬的统一派保守党政府继续执政，这些提议便根本没有落实的希望。即便如此，宪制大会的努力仍颇具意义：通过把苏格兰最主要的政党——工党带到本地自治运动的舞台中央，宪制大会断绝了今后任何一届工党政府拒绝在苏格兰设置议会的可能。同等重要的是，工党在宪制大会上做出了妥协，同意支持新的苏格兰议会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这让工党霸权的根基之地——低地中部以外的地区更容易接受在爱丁堡设立苏格兰议会的想法，而不是像1979年那样感到怀疑。最后，宪制大会取得的政治突破为苏格兰的本地自治运动带来了新的动力。宪制大会的提议或许只吸引了少数苏格兰人的关注，但凯尼恩·赖特在听闻“铁娘子”撒切尔意料之中的批评后做出的回击，也让一些普通的苏格兰人感到振奋：“如果那个我们早已熟知的声音回应说‘我们就是国家，我们说不行’，那我们的回答就是‘我们就要这样，我们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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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同样在1990年11月，撒切尔因“人头税”导致的支持率下跌和保守党内在欧洲议题上的分裂而被迫辞职。在这个宪制改革的最强硬反对者下台之后，呼吁苏格兰本地自治的力量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外加上重振声势的民族党在选举中表现不俗，保守党似乎面临着1970年代以来所未有的败选威胁。1992年春天，随着新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宣布举行大选，本地自治问题再次成为苏格兰政坛角逐中的重要因素。在《苏格兰人报》于1992年1月发布的民调显示50%的苏格兰人倾向于独立之后，媒体的反应近乎疯狂。知名记者纷纷预计保守党将在下次大选之后从苏格兰彻底消失，苏格兰民族党也又一次打出了过于乐观的口号：“1993年就自由了”。出于与另一份大众报纸《每日纪事报》（Daily Record）争夺读者的商业考量，《太阳报》甚至在这场大选前宣布支持民族党，并在1月23日以“觉醒吧，再次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字及其旁边巨幅圣安德鲁斯十字旗首次表明了这一立场转向，令读者错愕不已。苏格兰人似乎终于迎来了历史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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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期待都落空了。约翰·梅杰领导的保守党虽然失去了一些议席，却在下院守住了多数议席，保守党在苏格兰的得票率非但没有大跌，反而从24%略微增至25.6%。即便如此，支持本地自治或独立的政党仍赢得了75%苏格兰选民的支持，并取得了苏格兰85%的下院议席。对于吉姆·希勒斯等沮丧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样的结果仍远远不够，希勒斯本人曾公开向全体苏格兰人倾泻怒火，指责他们是“三分钟热度的爱国者”，在该做出关键决断的时候“退缩”了。不久之后，希勒斯便退出了政坛。1992年大选显然没有如民族党预期的那般，成为一场为独立铺平道路的大选，从1980年代末以来取得了显著进展的宪制改革运动虽然没有消亡，却也在这场大选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正如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讽刺的那样：“那些靠炒作活着的人终将死于炒作。”[14]但从事后来看，主张宪制改革的政党确实在苏格兰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保守党的表现也只有在与之前大选中的灾难性失败（以及选前民族主义政客和部分记者过分乐观的预期）相比之后才略显乐观。保守党之所以能在苏格兰勉强稳住阵脚，是因为约翰·梅杰在苏格兰遭受的敌意远小于玛格丽特·撒切尔。苏格兰支持保守党的大量统一派选民因为担忧民族主义的威胁而动身投票，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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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大选之后，“联合苏格兰”（Scotland United）、“共同志向”（Common Cause）和“苏格兰民主”（Democracy for Scotland）等团体仍试图维持本地自治运动的士气。“苏格兰民主”最终成为上述团体中寿命最长的一个，他们曾在爱丁堡卡尔顿山上的王家中学大楼（原本拟定的新苏格兰议会议事堂址）外举行永久性守夜活动，直到1997年权力下放公投结果揭晓。“共同志向”团结了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与一些苏格兰政治家、小说家与流行乐明星联合的“联合苏格兰”也曾组织了两场成功的集会，提出了一个多选项宪制公投方案，但这两个团体很快便衰落下去。即便如此，“人民的力量”远远没有枯竭。1992年12月，欧洲共同体领导人峰会在爱丁堡召开时，多达25000人在城里发起游行，要求在苏格兰实行民主自治。1994年，超过100万斯特拉斯克莱德人在一场地区邮递公投中投票反对政府将当地供水服务私有化的计划，占到全体投票选民的97%。虽然苏格兰的街头没有爆发骚乱，但这些事件清楚地表达了苏格兰社会对保守党一些关键政策的强烈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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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后的第一年里，一起事件便奠定了约翰·梅杰政府未来的命运，为工党在下一场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铺平了道路。1992年9月16日，英国投入数亿英镑巨资以维持英镑汇率的努力失败之后，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即“黑色星期三”。这场货币危机耻辱地暴露出英国当局在经济上的严重无能，令保守党政府一蹶不振。但在实际层面，这一时期苏格兰的经济表现相对不错。1993—1994年苏格兰的失业率略低于英国全国水平，而在1996年，苏格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100英镑，与英格兰的9140英镑相差无几。在1990年代初，苏格兰的经济增速高于英国平均水平，制造业部门的增长尤其显著。不过，保守党并未被视为这些成就背后的功臣。1995年区及次区两级地方行政体系被废除之后，保守党甚至未能主导苏格兰的任何一个地方议会。而在同一年，随着苏格兰事务大臣伊恩·朗（Ian Lang）调任更重要的内阁大臣职位，政府决定让曾在1980年代重创苏格兰医疗与教育系统的右翼政治家迈克尔·福赛思接管苏格兰事务部。这一举动似乎注定要让政府在苏格兰麻烦缠身，但出乎苏格兰人意料的是，福赛思在上任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苏格兰爱国主义者。他虽然坚决反对宪制改革，认为这将威胁到联合王国的存续，但不遗余力地在其他所有方面标榜自己的苏格兰性。在电影《勇敢的心》首映时，他曾身穿全套高地方格呢服装出席，这身装扮或许在历任苏格兰事务大臣当中开了先河。保守党在苏格兰使用了一则新口号“为苏格兰而战”，福赛思也上演了一出“礼节政治”的大戏，在一场充斥着虚构传统的仪式上将斯昆石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请回苏格兰。政府制订计划，试图振兴苏格兰的电影产业，福赛思甚至试图在中学教育中加入专门的苏格兰历史课程，以弥补学校课纲的短板。由于此时保守党政府仍在苏格兰推行不受欢迎的地方政府改革，并试图在医疗服务中扩大自由市场原则的影响，这些象征性的政策没有产生多少实际效果，但至少在一个领域上，迈克尔·福赛思获得了一些支持：当工党为未来的苏格兰议会提出一系列新的财政规划时，他成功地让这些提案受到持续不断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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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接替尼尔·金诺克担任工党党首的约翰·史密斯去世，工党在苏格兰本地自治问题上的立场再度成为悬念。史密斯在苏格兰等地拥有压倒性的支持，他位于艾奥纳岛上的坟墓也很快成为一处朝圣地。从1970年代开始，约翰·史密斯便强烈呼吁对苏格兰进行权力下放，在卡拉汉政府执政时期，他也曾受命主持本地自治的相关立法活动，直到这一事业在1979年公投中遭遇挫折。史密斯在权力下放问题上的立场确定无疑，而在当选为工党党首之后，他也乐于宣称建立议会已成为“苏格兰人民的已遂心愿”。但随着史密斯去世后继任党首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对工党的政策纲领进行全面修改，工党是否继续支持本地自治成了一个未知数。最终，本地自治得以继续留在工党的新纲领之中，除此之外，工党也采纳了苏格兰宪制大会的一项提议，同意新的苏格兰议会有权在3%的浮动范围内自行调节苏格兰的所得税基准税率。迈克尔·福赛思对这一决定紧咬不放。他注意到，工党在税收议题上存在破绽，而新的工党领导层正决心彻底摆脱“高税收高开销”的旧名声，以在大选中争取胜算。福赛思和保守党的其他发言人宣称苏格兰议会的税率调节权只是一种针对苏格兰人独特身份的“方格呢税”。这一批评触动了不少民众，而工党的回应也令支持本地自治运动的各界人士紧张不已。1996年6月，工党影子内阁认定即便本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获胜，也不足以立刻触发一场像苏格兰本地自治一样深远的宪制变革，这激怒了工党在苏格兰宪制大会的盟友以及许多在苏格兰的支持者。工党提出举行一场公投决定是否在苏格兰开设议会，并解决另外两个不同的问题，即这一议会的运作原则和这一议会的征税权。批评者认为，工党意在削弱苏格兰议会有限但必要的财政权力，而新的议会如果没有这种权力，便完全无法影响经济事务。甚至还有一些人怀疑，布莱尔有意彻底抛弃对苏格兰进行权力下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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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疑虑最终都没有成为现实。在1997年大选以工党的压倒性胜利告终后不久，政府承诺在同年9月11日举行公投。政府就苏格兰本地自治问题迅速出台了一份颇为细致的白皮书，新上任的苏格兰事务大臣唐纳德·迪尤尔也是权力下放长期以来的忠实支持者。本地自治运动似已万事俱备，但因为威尔士亲王妃戴安娜于巴黎因车祸身亡，这场突发的悲剧将实质上的竞选时间压缩到短短100个小时左右，迫使助选团队不得不仓促运转。不过，支持本地自治的阵营在这场公投中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在党首亚历克斯·萨蒙德务实的领导下，苏格兰民族党的助选活动与唐纳德·迪尤尔代表的工党和吉姆·华莱士（Jim Wallace）代表的自由民主党一样积极，相比之下，反本地自治阵营的表现更为消极。曾在1979年强烈反对权力下放的苏格兰商界在这场公投中大体保持了沉默，在知名人士中只有苏格兰银行行长布鲁斯·帕图洛爵士（Sir Bruce Patullo）表态反对权力下放，并因此受到多方谴责，甚至还有一些客户威胁将自己开设在苏格兰银行的账户转移到其他银行。与此同时，诸如保险业的标准人寿（Standard Life）、苏格兰寡妇基金（Scottish Widows）等苏格兰大型企业对权力下放的提议表达了宽容的态度。在名为“三思后行”（Think Twice）的反权力下放阵营助选团队背后，很少有曾在1979年反对权力下放的组织提供资金或人员支持。而当前首相撒切尔决定出面介入公投，并对反权力下放阵营表达公开支持时，后者的失败便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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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权力下放公投中，74.3%的投票者支持设立苏格兰议会，63.5%的投票者支持苏格兰议会掌握税率调节权。与1979年公投不同，支持权力下放的意见在苏格兰的每一个地区都占显著多数，只有奥克尼与设得兰群岛的多数选民不同意让苏格兰议会掌握税收权力，而在那些曾于1979年坚决反对权力下放的地区，正反双方的差距也最小。不过，经由这场公投，苏格兰人民的“心愿”确实“已遂”。在选民的压倒性支持中诞生的新苏格兰议会将有权审议除外交、国防、宏观经济、社会保障、堕胎及广播以外的所有政策事务，可以在上下各3%的区间内调节所得税基准率，亦即4.5亿英镑的财政收入。虽然威斯敏斯特方面仍将代表整个联合王国参与欧洲事务，但苏格兰也将在布鲁塞尔设置代表处，苏格兰政府的部长也可作为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成员加入欧盟的部长理事会。1999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将基于比例代表制进行，而因为设立苏格兰议会的立法只明确了威斯敏斯特方面的保留权力，苏格兰议会仍可以进一步拓展自身权限，以保护苏格兰的利益。1999年7月，当1707年苏英合并以来的第一届苏格兰议会召开时，苏格兰民族的漫长历史无疑揭开了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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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2年3月，朗甘尼特煤矿因严重浸水和母公司破产托管等原因关闭，苏格兰的地下采煤业至此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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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mes Mitchell，Conservatives and the Union（Edinburgh，1990），pp.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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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im Sillars，Scotland. The Case for Optimism（Edinburgh，1986），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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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ter L. Payne，Growth and Contraction. Scottish Industry，c. 1860-1990（Dundee，1992），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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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A. Clements，K. Farquharson and K. Wark，Restless Nation（Edinburgh，1996），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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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Kenyon Wright，The People Say Yes（Glendaruel，1997），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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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eter Clarke，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Harmondsworth，1996），p.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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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Mitchell，Conservatives and the Union，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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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88年苏格兰报刊描述撒切尔国教会讲话时使用的名称，戏仿了《新约圣经》中耶稣对门徒发表的“山上宝训”（Sermon of the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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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right，The People Say Yes，pp. 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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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M. Linklater and R. Dennistoun，eds，Anatomy of Scotland（Edinburgh，1992），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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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wen Dudley Edwards，ed.，A Claim of Right for Scotland（Edinburgh，1989），pp.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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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73年《地方政府（苏格兰）法》在苏格兰设置了区（regional）、岛屿区（island area，与地区同级）和次区（district）构成的两级地方区划体系，后来被1994年《地方政府（苏格兰）法》设置的32个地方议会区（council area）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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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drew Marr，The Battle for Scotland（Harmondsworth，1992），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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