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81316 这不只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法律。这关系到我们到底是谁，又将何以自处。现在这片土地上有了一个新的声音，那是一个民主的议会发出的声音。这声音无疑将塑造苏格兰的面貌，就和苏格兰历史上回荡至今的那些声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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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18 在克莱德河畔嘈杂且庞大的造船厂里，焊工发出的那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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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20 在梅恩斯（Mearns）的土地里，将灵魂深深种下的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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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22 当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照亮整个欧洲的智识世界时，启蒙先贤们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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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24 那从大风笛中奏响的狂野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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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26 还有从布鲁斯和华莱士奋斗过的古老战场上，传来的遥远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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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28 迪尤尔希望后世把1999年7月1日视为一个标志着苏格兰迎来民主革新的“转折点”。他的发言让人们对新苏格兰议会发挥何种作用的期待更加高涨，这将在不久后反而令那些为苏格兰设计权力下放方案的人苦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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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30 不是所有人都对苏格兰议会抱有如此乐观的预期。一些人认为，在苏格兰设置新自治议会的做法将带来严重的宪制与政治风险。出身苏格兰、寓居伦敦的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尼尔（Andrew Neil）就是一名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对苏格兰的权力下放是一种“一时兴起、缺乏保险的大杂烩”，这将激发苏格兰与英格兰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动摇联合王国的基础。他认为，新的宪制安排中最大的破绽在于，爱丁堡议会在财务上几乎完全仰仗一笔来自伦敦方面的年度拨款，这在他看来会助长苏格兰方面的依赖性（一种针对苏格兰人的传统观念），如果威斯敏斯特方面不能增加拨款，苏格兰的不满情绪必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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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32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制度能比这更加助长伦敦与爱丁堡之间的对立。民族主义者一定蠢蠢欲动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爱丁堡议会对自己立法征收的每一分钱都负起责任。这也会让苏格兰的政治舆论场多一点务实精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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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34 很少有人在做出悲观的政治预言时像安德鲁·尼尔这样直白，但在高涨的热情之下，隐忧确实存在，一些人担心这场前所未有的宪制改革是否健全，能否持久。截至本书写作的2006年，关于苏格兰新宪制安排的一些最严重的担忧并未成真。在《联合条约》即将迎来三百周年的今天，苏英合并关系依然坚固，只不过从1999年以来，这一持续近三个世纪的纽带已经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新的政治与法律关系。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威斯敏斯特与爱丁堡之间发生了显著摩擦，或者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苏格兰或英格兰兴起，支持苏格兰独立的选民比例始终保持在25%左右。下一场苏格兰议会选举将在2007年春天举行，但到目前为止，苏格兰民族党未能取得多少突破，即便在2005年9月苏格兰议会格拉斯哥卡斯卡特选区的补选中，民族党也未能取胜。这场补选因代表该选区的苏格兰议会议员沃森男爵（Lord Watson）辞职而起，他当时在爱丁堡的一家酒店犯下诡异的纵火罪行，因此被捕。英格兰方面似乎也没有对苏格兰的权力下放表现出太多忧虑。兰开斯特大学发起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认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一样乐见苏格兰新议会的召开……并未因此感到不悦。”一名资深苏格兰记者还曾尖刻地讽刺道，预想中英格兰人对苏格兰议会的抵触只是“保守党议员和他们的媒体喉舌的狂妄幻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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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36 如上所述，从中央集权到分权自治的转变总体上进行得较为平稳，并未如一些人预想的那样引发十分激烈的反应。事实上，民调数据显示，目前苏格兰人对宪制问题的态度反而较之前略为冷淡，他们也和西方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一样，越来越不愿意在选举中投票。这种宪制上的稳定状态背后存在多种原因。第一，苏格兰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就业形势也比较健康，这不但改善了居民的物质生活，也让苏格兰行政部门的预算空间显著增加。在2005年，苏格兰的就业市场已经历了长达两年半的连续改善，其中格拉斯哥贡献了全苏格兰三分之一的新就业岗位。苏格兰的住房与劳动力市场在这一时期不但呈现出良好的景气，在发展速度上也快过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后者的经济增速从2004年开始减缓）。正因如此，预想中伦敦和爱丁堡之间围绕财政问题的冲突并未发生。第二，1999年以来形成的一些新的行政规则也让权力下放之后苏格兰的制度框架变得更加灵活务实，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数由在工党内阁担任大臣的苏维尔男爵（Lord Sewel）设立的“苏维尔准则”，这个准则明确了威斯敏斯特方面如何在业已正式下放给苏格兰议会的权力领域内立法。“苏维尔准则”在1999年至2003年总共被启动41次，令一些人批评苏格兰方面将过多的职责让给了威斯敏斯特。第三且最重要的是，权力下放之所以运转良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党同时在伦敦和爱丁堡两地执政，联合王国政府与苏格兰政府间的潜在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党内或私人渠道解决。而这一点也意味着，苏格兰的宪制安排迄今为止尚未面临真正的考验。只有当苏格兰议会与威斯敏斯特联合王国议会不再由同一个政党主导，或者英国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因此每年对苏格兰的拨款也将减少）时，真正的考验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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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38 对新生的苏格兰政府与议会而言，来自苏格兰内部的政治挑战更为迫切，至于唐纳德·迪尤尔和他的团队是否有能力应对，则成了问题。近来的报道显示，迪尤尔在苏格兰议会开幕式上的庄重表现掩盖了他真正的身心状况。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之外，迪尤尔其实缺乏自信，也易于消沉。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即1960年代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事务大臣威利·罗斯的女儿、广播主持人菲奥娜·罗斯（Fiona Ross）曾回忆，迪尤尔的状态在1998年即将成为首任首席大臣之前的几个月里陷入了最低谷，当时距离他承担重任、领导权力下放后的第一届苏格兰政府只有一年，但他已彻底失去斗志。菲奥娜·罗斯称，当时的迪尤尔面临着媒体的无情攻击、围绕苏格兰议会候选人提名的漫长争论，以及威斯敏斯特的“许多英格兰同僚在突然认识到自己同意的这场宪制改革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之后对他施加的沉重压力，因此不堪重负。她认为迪尤尔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他抱怨自己已筋疲力尽，还出现了胸部感染的问题。这个背负众望，即将领导苏格兰走入新时代的政治家显然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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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40 这位作为在野党政治家从政18年的苏格兰事务大臣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但在工党执政不到一年后的今天，他却想要离职退场。唐纳德身心俱疲，他曾多次说过：“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些无穷无尽的琐事总是像磨盘一样碾压着我。”……他认真地考虑过辞职。他曾考虑过不再参选苏格兰议会，而是留在威斯敏斯特。不过，他真正想要的还是从内阁辞职，然后在下一场选举时彻底退出政坛。“如果我不干这份工作了，”他说，“我会有点怀念，但不会太后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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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42 菲奥娜·罗斯猜测，后来令迪尤尔过早逝去的心脏疾病可能就是从那段悲惨的日子肇始的。在权力下放之后的新苏格兰政府组建伊始，迪尤尔的遭遇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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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44 最终，迪尤尔的首席大臣任期在悲惨的境遇下仓促结束，总共不到18个月，而在其中约半年时间里，他都受到健康问题的折磨。随着权力下放公投时期的高期望与强烈热情逐渐消散，迪尤尔领导的苏格兰政府遭遇了一系列问题与突发状况，因此几乎总是面临着危机。一直以来持反权力下放立场的报纸幸灾乐祸地批评新的苏格兰议会议员在最初做出的一些决议中“投票给自己安排了丰厚的薪水、补助金、每周三个工作日和更短的工时，还有每年17周的休假和一枚奖章”。[4]媒体（尤其是小报）对苏格兰体制的瑕疵也紧咬不放，通过曝光这些细节鼓动了大众的怀疑情绪。苏格兰政府与苏格兰议会议员们不得不学会与无穷无尽且时而充满敌意的审视共存，但他们的处理方式并不总是恰当。事实上，虎视眈眈的小报记者确实能从他们身上挖到不少猛料。2000年夏天苏格兰学历认证局（Scottish Qualifications Agency）向外发布了不准确的高中毕业考试成绩，在苏格兰引发众怒，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给准备申请就读大学的苏格兰学生带来了不确定性。迪尤尔团队的两名高级顾问因此辞职，其中一人就是他的幕僚长约翰·拉弗蒂（John Rafferty），后者曾向记者透露了不实信息，宣称苏格兰卫生部长苏珊·迪肯（Susan Deacon）因受到死亡威胁正在接受警方保护。2000年9月，遍及苏格兰各地的反油价上涨运动几乎令苏格兰陷入瘫痪，这场抗议活动虽然遍及英国其他地方，但它在苏格兰引发的激烈对抗加深了人们对于新的苏格兰政府危机频仍的印象。一个支持权力下放的评论者曾说，新的苏格兰政府仿佛遭遇了“一场灾难博览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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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46 但与爱丁堡圣十字宫附近新议会大楼不断增长的建筑成本和《地方政府法》第28条（2A）的法律文本所引发的争议相比，上述事件的影响微乎其微。迪尤尔曾希望为新的苏格兰议会建造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议事堂，这座新议会大楼的选址——正对着爱丁堡的王室宫殿圣十字宫——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判断。批评者开始指责新议会大楼的工程成本受到了严重的低估，也有很多人担心苏格兰的新自治机构将带来浩大的建筑支出。和之前提到的风波一样，舆论轻易地把此事归因于新的苏格兰政府无能，但事实上，议会大楼的建设项目早在议会首次召开前便开始了。随着新议会大楼庞大的真实成本在日后得到揭露，媒体的批评声音也达到了顶点，但当时唐纳德·迪尤尔的短暂任期已经结束，这让他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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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48 相比之下，《地方政府法》第28条（2A）条款引起的不满造成了更严重的短期影响。这项法律条款禁止地方行政部门（包括地方行政部门辖下的学校）“宣扬”同性恋，苏格兰政府试图将其废除。迪尤尔向苏格兰议会宣称，这项条款“在我们的人民中针对一个特定的少数群体施加了羞辱、孤立与恐吓”，因此不能继续保留。2000年秋天，苏格兰社区部长温迪·亚历山大（Wendy Alexander）宣布了废除这项条款的立法计划，但很快就受到强烈抵制。苏格兰最畅销的小报《每日纪事报》、由汤姆·温宁（Tom Winning）枢机领导的苏格兰天主教会和信奉基督教福音派的汽车客运大亨布赖恩·苏特（Brian Souter）联起手来，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活动中，抗议者还在苏特的赞助下发起了一场邮寄投票，有87%的回函者都投票要求保留这一条款。反对者们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他们认为，废除这一条款只是未来政府计划的冰山一角，当局最终会在学校里推行同性恋课程。即便如此，苏格兰政府最终仍没有退让，将这一条款废除了。无论对苏格兰权力下放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而言，这一事件都表明苏格兰议会的确可以给苏格兰带来改变，迪尤尔虽然时常被描述为一个谨慎的政治家，但在做出决策时也能表现出决断力。即便有很多人认为废除《地方政府法》第28条（2A）条款的决定侵犯了传统家庭价值，因此不可容忍，他坚定的社会自由主义立场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在2000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工党年度大会上，迪尤尔曾自豪地宣称：“我们在风浪中坚定了立场……第28条已成为历史。”[6]然而，这场改革的代价是沉重的，执政党在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大幅下跌，迪尤尔作为首席大臣的民调支持率也进一步下挫。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曾热情支持权力下放的温宁枢机现在开始宣称，新的苏格兰议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自己为苏格兰的政治家感到羞耻。苏格兰天主教会的圣职普遍认为，比起捍卫传统的道德原则，新的苏格兰议会更乐于推行基于政治正确原则的政策纲领。相比之下，苏格兰国教会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更为宽容。与此同时，迪尤尔似乎无力控制自己的苏格兰政府内阁成员，这造成了比教会的怀疑更严重的政治后果：在新内阁内部，成员之间的斗争接连不断，彼此敌对的阵营时常将消息泄露给媒体。首席大臣曾私下里向身边的同事说自己应该更加“杀伐果断”一些，把违反规则泄露消息的人开除。但在接受了心脏手术之后，迪尤尔即将退休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下任首席大臣的主要角逐者也开始加紧权力斗争的步伐，他们是亨利·麦克利什（Henry McLeish）、杰克·麦康奈尔（Jack McConnell）和苏珊·迪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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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50 2000年10月唐纳德·迪尤尔突然离世之后，他在任时遭遇的种种风波都被遗忘了。苏格兰人以真诚且深切的心情为他哀悼，他作为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深受敬重，他也是让权力下放成为现实的关键人物。他的葬礼在格拉斯哥主教座堂举行，这成了苏格兰近年来最接近国事典礼的庄严仪式，联合王国内阁的所有成员和苏格兰社会各界领袖，以及迪尤尔的大量朋友、同事与敬仰者都到场志哀。大众媒体的立场也瞬间逆转。在一系列极尽崇敬之词的讣告中，曾经以沉闷、不善言辞与无能的形象为人所知的迪尤尔摇身一变，成为“苏格兰国父”。大部分版面都被用来纪念他为设立苏格兰议会做出的贡献，但他在短暂的首席大臣任期里留下的两项重要成绩所受到的重视较少。他曾计划对高地的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这在他去世两年后的2003年1月终于得到落实），并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设想——将格拉斯哥市内庞大的公租房社区的管理权交给租户自治协会。苏格兰政府推行的新土地改革法案授予乡村地区居民可以集体购买自己所在土地的权利，无论地主是否有出售意愿。如果某个地方的大多数居民决定购买家乡土地，这片土地的价值就将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决定，购地款项则从政府的彩票销售所得中支取。苏格兰地主协会指责这一政策威胁到私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权，土地改革的支持者则认为这一政策可以纠正高地清退运动以来的历史错误，并朝着改变苏格兰土地产权过度集中之传统的方向迈进一小步。格拉斯哥公租房改革同样处理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格拉斯哥地方行政部门有高达9亿英镑的住房债务，因此承受了相当于房租总收入40%的利息负担，随着英国政府接过这笔债务，地方财政的压力大大减轻，可以将更多的收入用来修缮数以千计的老旧房屋。近来有一个评论者称这一策略为“自1919年和1924年的《住房法》设立公租房制度以来，社会保障住房事业最大的一场革命”。[7]因此，虽然被负面报道与无休止的批评包围，迪尤尔时代的苏格兰政府仍取得了一些实质成果。除此之外，迪尤尔也在危机频仍的任期里维持了自己作为联合王国政坛重要人物的地位，帮助苏格兰议会在成立之初的几个月里获得了更强的正当性。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在威望和经验上可与迪尤尔媲美的人接替首席大臣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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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52 在迪尤尔之后，工党籍苏格兰议会议员选举企业部长亨利·麦克利什而非他的对手杰克·麦康奈尔继任首席大臣，但麦克利什的当选并未得到压倒性的支持。虽然得到戈登·布朗等伦敦方面重要政客的背书，但麦克利什只以44票对36票的微弱优势胜出。不过，在首席大臣任上，麦克利什的确实现了一项显著且大受欢迎的政策突破。他不顾伦敦布莱尔政府的强烈反对，在苏格兰立法提供免费的老年人陪护服务，这一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工党在苏格兰议会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以及苏格兰民族党和保守党等反对党的作用。这一政策将成为苏格兰社会养老事业的里程碑，还是一场严重损耗苏格兰财政资源的灾难，仍需时间验证，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立法引发的争端足以表明苏格兰的新议会并不总是对伦敦方面俯首帖耳。虽然苏格兰出身的前律师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领导的英国财政部与社会保障部对苏格兰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但麦克利什扛住了这些压力，推动了这项政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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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54 但在这一成就之外，麦克利什时代的苏格兰政府的表现极为平庸。归根结底，这位新的首席大臣在绝大多数政策领域上都缺乏个人权威，甚至缺乏值得信赖的能力。之前在企业部长任上，麦克利什在苏格兰议会表现不错，但首席大臣的职责似乎超出了他的能力限度。因为他时常失言，所以对他不怀好感的媒体经常戏谑地将这些消息报道为“麦克利扯淡”，首席大臣的公共形象也有沦为笑柄之虞。在接受资深记者布赖恩·泰勒（Brian Taylor）采访时，苏格兰政府的内部人士曾直白地称麦克利什德不配位，坐上了自己不能胜任的位置。最终，麦克利什的任期也没有持续很久。2001年11月8日，麦克利什因未能平息舆论对自己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下院担任议员时的办公室补贴所抱有的疑虑而宣布辞职，此时距离他当选首席大臣只过去了一年。事实上，早在之前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节目时，麦克利什就表现糟糕，未能就全国观众关心的问题给出满意答复，他的命运从那一刻起便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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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56 麦克利什辞职一事不仅毁掉了他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也让许多权力下放的支持者感到沮丧焦虑。对那些花费多年心血主张权力下放的人来说，两年时间内连续两位首席大臣辞职、新议会大楼建筑成本不断攀升引发的公共丑闻和对苏格兰议会议员个人能力的广泛怀疑，似乎都威胁到整个权力下放事业的基础。2002年5月，女王本人在阿伯丁苏格兰议会临时会场上的发言中便充分提及了这一点，还对此提出了一些明智的建议：“之前的苏格兰议会可以说休会了近三百年，要从头开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文化）无疑需要时间。在这个寻求立即决策的时代，我们必须始终将这一点铭记于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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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58 女王的建言与鼓励引起了良好的反响。毫无疑问，苏格兰议会设立之初的处境不利：新议会背负的期望过高，连续两任首席大臣的仓促辞职十分不幸，而更糟糕的是，苏格兰的权力下放正逢西欧各国政治冷感、政治家广泛失信的时期。不过，苏格兰政府自己也犯下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新议会大楼引起的一系列丑闻。曾在约翰·梅杰内阁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的保守党人卡米利男爵弗雷泽（Lord Fraser of Carmylie）受命调查新议会大楼的开支为何从最初过分乐观的4000万英镑激增至4.31亿英镑。在长达49天的听证之后，他基于长达100万字的证据发表了一份对苏格兰政府极为不利的报告，指出整个苏格兰的公务部门放任议会大楼开支无限增长，未能及时将情况告知苏格兰政府部长与苏格兰议会议员，应为这场灾难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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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60 在“办公经费门”迫使麦克利什下台之后，首席大臣一职的潜在候选人只剩下两人：在一年前的首席大臣选举中以微弱劣势落败的杰克·麦康奈尔，以及唐纳德·迪尤尔的政坛门徒、以才智与办事效率著称的年轻政治家温迪·亚历山大。随着亚历山大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退出角逐，麦康奈尔成为新任首席大臣，但他很快就因缺乏眼界与“尽善尽美”的决心而备受批评，这有时令苏格兰的政治陷入一种令人麻木的乏味状态，也损害了他之前作为“好伙计杰克”的公众形象。不过，鉴于权力下放初期发生了种种磨难，让新的制度“沉淀”下来、趋于稳定并避免危机也有一定的道理。与迪尤尔和麦克利什相比，麦康奈尔在担任首席大臣期间对苏格兰政府内阁的掌控力度大为强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就职后解任了工党内部的所有对手。只有温迪·亚历山大留任了一段时间，但她很快就因部长职责过重选择辞职，再度成为后座议员。到目前为止，麦康奈尔领导的苏格兰政府并不乏重要的政策业绩，但（在苏格兰议会议员们看来不怀好意的）苏格兰媒体并未给予政府多少称赞。这届政府试图解决苏格兰由来已久的教派隔阂，遏制反社会行为，在公共场所禁烟（相关法律在2006年春天出台），还发布了所谓“新人才计划”，以应对苏格兰人口可能走向衰减的问题，这些举措都切中了当今苏格兰的重要关切。而与这些相比，苏格兰政府最为重要的新举措当数在地方选举中推广比例代表制，这一立法将在2007年得到实施。比例代表制改革一经落实，就将快速瓦解工党在地方议会的主宰地位，并鼓励政党间结成联盟，让主要反对党在城镇议会的席位大大增加，（在一些改革的支持者看来）还有可能让一些死气沉沉的地方议会重振活力。不过，截至本书写作时，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仍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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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1362 《苏格兰法》通过八年之后，随着《联合条约》签订三百周年的日期临近，权力下放带来的一些结果变得明朗起来。新的苏格兰议会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其中不乏合理的指摘，而在很多苏格兰人看来，这个新的机构并未达到当初的预期。但在更积极的层面上，苏格兰议会鼓励政党间联盟，程序较为公开透明，还拥有运转良好的下属委员会——这一机构对苏格兰的公务部门进行了更有力的监督，其所通过的一些立法给地方政府、土地政策、医疗卫生和学费等领域带来了独特且显著的影响。总而言之，苏格兰议会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新议会大楼接受女王亲临剪彩，并赢得了一系列国际建筑设计大奖（其中包括2005年的斯特灵建筑奖，该奖评委称新的苏格兰议会大楼“无比出色，光彩夺目”，但也不乏调侃意味地称其“物有所值”），当初关于高昂成本的不愉快记忆逐渐散去。到2005年底，已有超过100万访客（以苏格兰人为主）造访过新的议会大楼，其中绝大多数都对这栋建筑印象良好。苏格兰民众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放弃权力下放的意愿。在2003年的一场民调中，虽然近一半受访者同意“议会没有给苏格兰的社会生活带来改善，到目前为止是一记败笔”，但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反对权力下放。新一代苏格兰政治家显然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不但希望维持权力下放，还希望苏格兰议会的权限进一步扩大。自1999年以来在苏格兰进行的每一场民调都证实了这一点。例如，2005年秋天由莫里公司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58%的苏格兰人希望爱丁堡方面掌握更多权力，只有24%的人反对。换言之，1999年以立法形式下放给苏格兰议会及政府的权力，还没有成为苏格兰人民的“已遂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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