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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社会变化趋势中，一个显著的例证便是苏格兰天主教徒的经历。苏格兰天主教徒占苏格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大多数人都是19世纪贫穷的爱尔兰裔移民的后代，但他们在当代苏格兰就业市场上已不再居于劣势。2001年的苏格兰家庭普查显示，天主教徒在苏格兰管理类与专业性岗位中的占比已不再低于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壮年天主教徒在不同领域的就职分布大体上与同年龄段的其他人群持平。他们的这一成果来得并不算早，美国的爱尔兰侨民早在20世纪初就基本达到了这一状态。有关证据表明，1960年代开始推行的全面中等教育制度很有可能扩大了天主教徒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在公共服务部门就职的机会。正是从1960年代起，就业市场上针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大为减弱，天主教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可能在这一变化背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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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些正面的指标背后，苏格兰社会的现状不容乐观。苏格兰仍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很多人未能融入以唯才是举为原则的社会新秩序。一些人担心一个新的下层阶级将在苏格兰诞生，这将由那些被知识经济体系排斥在外的人组成，他们作为“没有知识的人”，只能备受贫困、教育匮乏、身体状况恶劣、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与毒品肆虐的困扰。1995年，格拉斯哥60%的公租房租户都在领取低收入保障金，拉纳克郡、艾尔郡和邓巴顿郡等去工业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以及爱丁堡周边的公租房郊区、邓迪部分城区、斯特灵和阿伯丁也出现了广泛的相对贫困问题。记者艾伦·泰勒曾生动地把格拉斯哥的当代经历比作一场“双城记”，充斥着失业、疾病和社会保障的贫穷市民与活跃的文化生活、无拘无束的消费主义在这里紧张共存：“只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作家才能充分描写这种场面。”[14]部分出于这一原因，苏格兰在几乎所有居民健康状况指标上都落后英国其他地区和大部分发达国家。苏格兰的男性自杀率与暴力犯罪率都远高于英国的平均值。尽管近来的一些证据显示从1990年代末开始苏格兰的吸毒问题有了显著改善，但到2003年，苏格兰不满16岁的少年儿童中仍有41000—59000人生活在双亲有吸毒问题的家庭，相当于这一年龄段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其他方面也鲜有改善的迹象。仅从糖尿病、冠心病、中风和肝病发病率来看，苏格兰依然配得上“欧洲病夫”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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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苏格兰人报》发起了一项大规模调查，根据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数据为苏格兰的830个邮政编码区计算了“贫困指数”，揭示了苏格兰社会不平等问题何其深重。这项调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再一次证实了苏格兰的富裕阶层和贫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与此同时，这项调查也空前清楚地展示了贫富到底有多么悬殊。一方面，居住在所谓“优质苏格兰”，亦即调查中表现最好的100处社区中的80岁及以上居民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预期寿命，甚至比冰岛、日本、瑞典和澳大利亚等传统长寿国家更胜一筹。但在另一方面，苏格兰也拥有一些西半球最为贫困的居民区：这些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更接近第三世界水平（65岁左右），被称作“第三世界苏格兰”，主要（但并非全部）分布在格拉斯哥东郊。而在其他城市，贫困社区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甚至低于黎巴嫩、加沙地带或波斯尼亚。居民预期寿命在同一城市或地区最好与最差的邮政编码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在爱丁堡为22岁，在佩斯利为17岁，在珀斯郡为15岁，在高地地区为9岁。在“第三世界苏格兰”的核心地带，亦即格拉斯哥的达尔马诺克（Dalmarnock）、卡尔顿和唐海德（Townhead）街区，当地男性居民的预期寿命不足60岁，这一数字甚至低于二战期间英国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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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惨淡的局面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中产阶级苏格兰人在报道中读到苏格兰是毒品重灾区和欧洲谋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时会感到错愕。“这种印象既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日常体验，也不符合他们家中长辈的生活经历。”[15]他们的反应折射出苏格兰城市社会深重的分歧。在这里，许多人享受的富裕新生活并没有为少数贫穷市民的相对生活水准带来显著改善，这一问题也并非只靠向贫穷地区增加投资就能解决。正如一个来自格拉斯哥卡尔顿（这里的无业人口问题十分普遍）的人所说：“想找工作的人确实能找到工作。但我不是说人们不想工作，他们只是觉得这么做不值得。你拼死拼活才能赚来一张十英镑的票子，可这还不如失业救济金多。”[16]他认为，只要当地的年轻人还能从社会福利体系获得比工作更丰厚的利益，他们基于理性选择也不会工作。作为结果，一代又一代的无业文化将在一些社区扎下根来。由于从事正规工作的父亲或母亲越来越少，那里的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将不会遇到正面的人生典范，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足以列出一长串令人伤心的清单。在苏格兰权力下放事业的成果趋于巩固之后，随着苏格兰社会在21世纪初的变化日益加快，这些社会问题将成为苏格兰政府与议会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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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drew Neil，‘Sleep-walk to Devolution’in Alan Taylor，ed.，What a State！Is Devolution for Scotland the End of Britain？（London，2000），pp.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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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unday Herald，4 Sept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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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iona Ross，‘As a Friend’in Wendy Alexander，ed.，Donald Dewar：Scotland’s first First Minister（Edinburgh，2005），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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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lyrood must raise its game’，Scottish Daily Mail，6 Ma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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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ter Jones，‘The Modernising Radical’in Alexander，ed.，Donald Dewar，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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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eter Jones，‘The Modernising Radical’in Alexander，ed.，Donald Dewar，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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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 MacLennan，‘Real Devolution：In Housing’in D. Daiches，ed.，pp. 18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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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Brian Taylor，Scotland’s Parliament（Edinburgh，2002），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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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ames Hunter，‘Creating Britain’s Celtic Tiger：How Scotland’s Parliament is turning round the Highlands and Islands’，Scottish Parliament，5 May 2004.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Hunter for sending me a copy of hi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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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 Paterson，F. Bechhofer and D. McCrone，Living in Scotland（Edinburgh，2005），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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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cotland on Sunday，9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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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indsay Tanner，‘The Loneliness Crisis’，School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Sydne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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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ristina Iannelli and Lindsay Paterson，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Scot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www. ces. ed. ac. uk/SocMobility/mobility.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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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unday Herald，5 Febr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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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e Scotsman，4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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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he Scotsman，4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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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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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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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两个在历史上享有独立地位的民族结成的联合关系已延续了整整三百年。虽然这一关系在如今的苏格兰受到了自18世纪以来最为广泛的批评，数年前的权力下放安排也永久性地改变了苏英政治联合关系的内涵，但这一成就依然值得瞩目。欧洲的历史告诉我们，仅凭地理上的毗邻关系很难让两个彼此不同的国家维持长时间的政治联合，不列颠与爱尔兰共和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的例子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类似的破裂仍有可能发生，而随着1960年代以来苏格兰民族主义逐渐崛起，并在近些年的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一些人认为苏英合并破裂的可能性已然不低。即便如此，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像英格兰和苏格兰这样，两个自中世纪以来拥有独立地位、稳固建制与一定名望的王国结成长达四百年的联合关系（如果从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共主统治算起），是欧洲史上的罕见现象。”[1]鉴于本书在最后几章中时常对那些有可能在未来动摇这一古老纽带的因素加以关注，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简单梳理一下那些在近几个世纪里让苏英合并得以存续的主要原因。在这之后，这篇后记将重点讨论苏格兰在最近几年的历程——这也是对苏英合并关系未来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