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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口音与方言上的诸多差异，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新教的宗教改革的成功显然也为维系苏英合并提供了关键的意识形态助力。虽然在教务体制、宗教习俗与惯例上有重大差异，苏格兰长老派基督教会与英格兰圣公会之间的分歧却在18世纪逐渐淡化。英格兰和苏格兰此时正卷入一场针对天主教国家法国（时常与同样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结盟）的百年战争，因此不得不搁置争议，寻求合作。在这一方面，于1707年5月1日生效的《联合条约》本身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联合条约》的条款允许苏格兰人保留始建于1690年的长老制国教会，从事后来看这收获了绝佳的效果。近代早期的大多数欧洲君主国都致力于在领地内统一信仰，正是这一动向在17世纪成为引发三十年战争惨剧的根本原因。政府认识到与政治上的灌输相比，宗教信仰更能在臣民当中激发效忠情绪，但当时有许多人把这两种力量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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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条约》中永久保障苏格兰国教会地位的做法主要出于权宜的考量，而非决策者高瞻远瞩的结果。如果威斯敏斯特方面没有宣布这一让步，苏英合并事业便有彻底破产之虞。英格兰方面即便在英格兰圣公会与苏格兰圣公会之间达成协议，也会在苏格兰长老派基督徒当中引起强烈抗议，导致苏英合并的立法动议受到阻挠，令政局朝着有利于詹姆斯党的方向发展。最终，《联合条约》同意以法律形式承认苏格兰国教会的地位，这对维持苏英合并的存续意义重大。这一决定不但让苏格兰在新的联合王国体制下获得了一个维持政治认同的制度焦点，也让苏格兰得以保留国教会在教育、济贫等领域发挥的关键职能，并在漫长的时间里维持着地方社会的基本伦理。在更为现实的层面上，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徒也不必因自身的宗教信仰而在不列颠殖民帝国体系内受到歧视，这为苏格兰人在全球范围内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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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短期来看，上述因素都不足以保障苏英合并的长期存续。在1707年之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因为期待中的经济好处没有兑现，苏英合并在苏格兰始终广受抵触。苏格兰的税负猛增至不可忍受的程度，伦敦方面对苏格兰宗教事务的干预也令虔诚的苏格兰长老派信徒愤怒不已。这种对联合王国的深重不满强烈影响了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业的态度，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詹姆斯党运动的历史，以及这场运动为何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苏格兰拥有诸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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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1760年代，苏英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稳定的新阶段。一方面，随着汉诺威王朝的政府军在卡洛登战役击败詹姆斯党人，并在战后残酷镇压詹姆斯党势力，斯图亚特复辟运动的威胁被彻底消除；而在另一方面，苏格兰的烟草与亚麻贸易活动蓬勃发展，苏格兰军官、商人、教育者与医生在不列颠殖民帝国体系下攫取了极为丰厚的利益。但摩擦依然存在。英格兰的辉格党精英没有忘记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险些颠覆汉诺威王朝在苏统治的恐慌时刻，他们因此在1757年制定《民兵法》，为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本土防卫力量时将苏格兰排斥在外。在苏格兰人看来，威斯敏斯特方面似乎仍将很多苏格兰人视为潜在的詹姆斯党分子，因此不愿授权他们持有武器。除此之外，伦敦的讽刺漫画家直到1790年代仍把苏格兰人描绘成狡诈之辈，后者像寄生虫一样在不列颠国内外榨取英格兰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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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的两场大规模战争很有可能改变了苏英关系的走向——1776—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更重要的1795—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苏格兰人在这两场战争中不但忠于不列颠一方（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爱尔兰人试图在政治上利用不列颠衰弱的机会，苏格兰的效忠因此值得注意），还在1815年击败拿破仑的决战中付出了重大伤亡。高地部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成为一种人格化的象征，标志着苏格兰人在联合王国中拥有了与英格兰对等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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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在事实上不可能是平等的。借用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描述加美两国不对等关系时的说法，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也是“与大象同床共枕”。《联合条约》缔结时，英格兰的人口相当于苏格兰的五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相当于苏格兰的十倍。伦敦不仅是不列颠帝国体制的中心，也是整个不列颠岛上（除苏格兰文艺复兴时期以外）最主要的文化、时尚、思想和经济发动机。事实上，在19世纪初，苏格兰面临的问题在于，英格兰这头“大象”似乎正要把北方的邻居一口吞下，把苏格兰变成一个新的“北不列颠”。当时的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曾认为“苏格兰的末日”已不可避免，亨利·科伯认为自己生活在“最后一个纯正的苏格兰依然存在的时代”，约翰·辛克莱爵士则担忧自己的故乡有可能“被英格兰彻底消化”。[2]如果这一危险成真，曾在中世纪进行过多场独立战争的苏格兰有可能见证一场建立在古老抗争传统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风潮。毕竟，19世纪中叶是浪漫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匈牙利等地爆发的民族主义革命险些将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彻底撕碎。诚然，苏格兰的中上流阶层在联合王国的纽带之下取得了丰厚的利益，因此不太可能孕育一群敢于在政治上铤而走险的民族主义者。但如果苏格兰历史悠久的独特属性被“英格兰性”淹没，或苏格兰沦为英格兰霸权之下的一个边缘行省，1707年的《联合条约》就很有可能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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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本书前半部分的一些章节所述，19世纪苏格兰的真实情况与此截然不同。19世纪苏格兰几乎不存在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联合王国也受到了空前稳固的拥护。这是属于联合王国民族主义的时代：苏格兰人对苏格兰确实怀有自豪感，但他们也诚挚效忠于1707年与英格兰一道结成的联合王国。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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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经济在维多利亚时代取得的空前成就显然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史学界开始适应新的现状，把《联合条约》之前的苏格兰描述成一个深陷派系斗争与蒙昧迷信之中的国度，把《联合条约》之后的苏格兰描述成一个象征着启蒙、开化与经济发展的典范之地，并认为这些成就都是在1707年注定的。不过，物质上的发展只是令苏格兰忠于联合王国的其中一个原因。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人热衷于兼顾“苏格兰性”与“不列颠性”的双重身份认同，在这种观念下，效忠于掌握全球霸权的不列颠帝国和大受欢迎的维多利亚女王与追求一种独特的苏格兰身份认同不但并行不悖，还有密切的关联。这一时期流行的苏格兰身份认同是一种新近发明的认同体系，以对伯恩斯、诺克斯的崇拜与对威廉·华莱士的再发现和尊崇为基础，杂糅了司各特爵士和其他作家修饰并神化的历史记忆。在这种观念中，苏格兰人是一群杰出的帝国缔造者、勇敢的战士，以及优秀的教育者、医生和工程师。高地风尚化用了方格呢、长裙和毛皮袋等盖尔语地区的文化符号，也定义了整个苏格兰民族的形象（不只是其中最为贫穷的一部分），这在无意间形成了一种基于服饰的民族主义符号体系，与联合王国完美兼容。与此同时，联合王国政府也在苏格兰事务上放弃干涉主义，走上放任路线，并至少将这一状况维持到了19世纪末。在那之前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基本上都通过城镇议会、一系列自发的社会组织与慈善组织，以及各种官方理事会实行自治，覆盖范围从社会福利、监狱制度到疯人院不一而足。威斯敏斯特方面在大多数时候不会插足苏格兰事务，在态度上也十分冷淡，苏格兰本地的“公权力”成了苏格兰的实际治理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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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的规模与权限开始扩大，但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独特的法律制度仍保证其拥有一种事实上的行政自治地位，以确保专属于苏格兰的立法能得到通过与有效实施。因此，在1885年，英国政府不但恢复了苏格兰事务大臣的职位，还在伦敦设立了专门的苏格兰事务部，并在议会设置了苏格兰事务常务委员会，负责审议苏格兰的专属法案。从1880年代开始，伦敦方面甚至对在苏格兰实行本地自治产生兴趣，甚至在1914年几乎要达成这一目标，直到相关立法进程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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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或许是联合王国爱国主义在苏格兰达到巅峰的时期。在战间期的七场大选中，保守党和统一党在苏格兰赢得了四场，这意味着在普遍的经济危机面前，苏格兰选民大多向英国政府寻求保护，不敢在民族主义路线上冒险。1934年苏格兰民族党的建立表明当时不是所有的苏格兰人都是统一派，但该党在成立之后一系列选举中的糟糕表现无疑证明，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仍忠于苏英合并。事实上，民族党之所以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当时选民基础更为稳固的自由党和工党逐渐对本地自治失去了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激发了苏格兰人对联合王国的认同感：不屈不挠的不列颠及其帝国领地一度孤军奋战，在邪恶的轴心国面前拒不退让。随着整个国家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苏格兰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都受到了影响。本土居民受到敌军轰炸与粮食短缺的威胁，直到1942年以前还担心敌人从海上直接入侵，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因此逐渐消解。不列颠举国为正义而战的共同记忆构成了苏格兰民间的一笔重要遗产，即便生于1945年之后的世代也能通过长盛不衰的战争题材漫画、书籍和电影作品与其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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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并不是令不列颠认同在苏格兰得到巩固的唯一关键因素。1930年代的市场经济失灵给苏格兰带来了严重的失业潮，让无数苏格兰人在恶劣的居住空间里备受折磨。相比之下，战后的福利国家体系致力于实现全民就业，承诺为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在苏格兰人看来极具吸引力。正因如此，即便大英帝国在1947年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而走上解体之路，苏格兰人对联合王国的信念也没有动摇。1950年代，随着居民生活开始改善，经济紧缩时代的苦难逐渐过去，对联合王国的支持几乎坚不可摧。1950年，工党甚至在纲领中放弃了长期以来对苏格兰自治事业的支持，苏格兰民族党也一度沦为政坛上毫无影响力的边缘力量。1955年大选中，统一党甚至在苏格兰赢得了略多于50%的选票，创下苏格兰选举史上绝无仅有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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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政治共识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苏格兰性”消失了。恰恰相反，1949年获得近200万人联署、呼吁在爱丁堡开设自治议会的《苏格兰誓约》（“国民誓约”）无疑证明了苏格兰人依然怀有强烈的自身认同。此外，从1950年代末开始，苏格兰经济急转直下。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者相比，战后英国经济在196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陷入了长期的相对衰退，“苏格兰性”与“不列颠性”之间的力量对比也逐渐开始逆转。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威斯敏斯特方面出于现实考虑对权力下放问题重新抱有兴趣，以及这一时期苏格兰文化界的活跃景象无不表明变化正在发生。1980年代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节点。由于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没有得到苏格兰多数选民支持的情况下强制推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社会与经济政策，自18世纪以来与苏格兰“同床共枕”的“大象”第一次侵犯了苏格兰的领域。这段经历最终让苏格兰选民和政治家的态度更为坚决，令他们不再怀疑设立议会能否左右苏格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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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后记写作的2011年底，1950年代联合王国爱国主义的巅峰时刻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在今天，苏英关系的关键议题在于，联合王国这一历史悠久的纽带能否在千禧年以后长期维持。诚然，苏格兰的民族认同感已达到18世纪以来的顶峰。2004年的民意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三的苏格兰人认为自己“只是”或“首先是”苏格兰人，这一比例远高于英格兰人或威尔士人。此外，这种对“苏格兰”的归属感在年轻人当中尤为普遍。然而，这种民族意识并不必然意味着苏格兰在政治上的独立，它反而有可能成为苏英合并历史上的又一个例证，证明联合王国的框架不但具备高度的灵活性，也能容纳威尔士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自由且充分地宣扬自身的文化与族群身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近来发起的一项研究便指出，苏格兰人对苏格兰和联合王国由来已久的双重认同意识至今仍未灭绝。但或许不可避免的是，最近大多数媒体乃至学界人士仍在讨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列颠性”为何衰退。这一问题的潜在答案或许包括新教信仰的衰微（对老一辈人而言，新教信仰是维系不列颠认同的重要思想源泉）、大英帝国的解体及英国沦为二流国家的结局、欧洲一体化强大且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对君主制的尊崇意识日趋淡漠，最后一个因素可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外，随着二战结束及苏联解体，20世纪末以来的英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他者”，再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强大外敌能够让英国人在不列颠的名义下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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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里，关于苏格兰宪制前景的讨论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苏格兰民族党支持率的快速上升，以及该党在苏格兰议会新近取得的主导地位。2007年，民族党以一席优势超过工党，成为苏格兰议会的最大党，并组建了一届少数派政府。2011年5月，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意外获胜，这一事件有可能彻底改变英国的历史走向。获得了69个议席的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成为占绝对多数的第一大党，这一未曾设想的结果彻底改变了整个苏格兰的政治格局。苏格兰议会的反对党再也无法阻挠民族党推行堪称该党存在之最大理由的计划，即在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很快，首席大臣亚历克斯·萨蒙德便承诺将在自己执政的五年任期内让独立公投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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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党的得票率在选举中增长了13个百分点，工党的得票率则有所下降。这一结果对工党造成了尤为沉重的打击：该党在苏格兰（尤其是苏格兰中部）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的每一座城市都从工党手中赢得了新的议席，还有几名苏格兰工党的要人被民族党候选人击败。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中失去了所有苏格兰议席，数十万潜在选票流入民族党手中，自由民主党为与保守党联合执政付出了代价。苏格兰保守党在选举中依旧表现低迷，只能困守弱小的选民基础。正是在民族党大获全胜的背景下，苏格兰另外三党的领袖在这场选举之后的几个月里引咎辞职，被相对不知名的新人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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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党的胜利背后有很多原因。在之前的几年里，该党的执政表现得到了选民的认可。它向苏格兰选民提供了积极向上的信息，工党的宣传策略则被普遍认为更为负面。领导民族党的亚历克斯·萨蒙德也极为优秀，堪称苏格兰乃至整个英国最杰出的现役政治家之一。此外，苏格兰选民一向有在苏格兰和英国议会选举中支持不同政党的习惯：他们在为苏格兰议会投票时会支持更擅长治理苏格兰的政党，并在全国大选中支持另一个政党（通常是工党）。事后看来，苏格兰工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资深记者兼历史学家尼尔·阿舍森（Neal Ascherson）批评工党的宣传策略“毫无胜算”。[3]但在此之外，工党的失败还暴露了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苏格兰工党在姿态上似乎以抵制民族党为重，未能更有力地发挥权力下放这一主题，以应对苏格兰长期以来面临的健康问题和部分城市街区根深蒂固的欠发达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工党的传统支持者因布莱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不愉快记忆而离心离德。相比之下，标榜左翼路线的苏格兰民族党可以轻易以旧工党的继承者（或旧工党的意识形态近亲）自居。在苏格兰议会，苏格兰工党的人才短缺问题也显而易见。库克、布朗、里德、达林和亚历山大等苏格兰工党的“大将”都选择将伦敦而非爱丁堡作为自己的舞台，新生代工党政治家中的一些佼佼者则因派系斗争和党内私怨而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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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2011年下半年），苏格兰民族党已在苏格兰政坛取得全面优势。苏格兰议会内的统一派各党势力持续低迷，想要从2007年选举的惨败中恢复仍需不少时间。更严重的是，统一派阵营还没有在思想上提出一套可靠且可信的论述，证明苏格兰应留在联合王国之内。随着民族党承诺的独立公投逐渐迫近，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无比关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王国的其他组成地区，对苏英合并的支持也在下降。2011年11月进行的一项全英民意调查显示，在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被调查者当中，只有39%支持在今后维持苏格兰现行的宪制状态，支持苏格兰彻底独立的比例达到24%，另有15%的受访者支持苏格兰在不脱离联合王国的前提下获得更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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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苏格兰民族党采取了一种两阶段的政治策略。第一，民族党政府将在目前正接受议会审议的《苏格兰法案》的基础之上大幅扩张苏格兰当局的权力，涉及一些由苏格兰权力下放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 Scottish Devolution）做出的政策提议。苏格兰权力下放调查委员会由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肯尼思·卡尔曼爵士（Sir Kenneth Calman）主持，因此得名“卡尔曼委员会”。这一机构最初由苏格兰工党提议设立，遭到苏格兰民族党反对，最终于2007年在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下通过苏格兰议会审议。卡尔曼委员会被广泛视为一种对抗民族党独立诉求的手段，旨在进一步增强苏格兰方面的自治权力。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包括授予苏格兰议会有限的所得税率设定权，但相应减少联合王国政府对苏格兰的年度拨款，并允许苏格兰政府以公共工程的名义借款，限额20亿英镑。作为应对，民族党主导的苏格兰政府试图在这些提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谈判争取对企业税的自主控制权，并将政府借贷上限大幅提升至50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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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党的第二个目标是在本届苏格兰议会任期的后半段举行独立公投，让苏格兰选民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做出选择。2011年10月，一贯自信满满的亚历克斯·萨蒙德在电视上向全苏格兰的观众宣布，苏格兰人在时机成熟时一定会选择独立：“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理性，我都相信苏格兰将成为欧洲大家庭内部的一个独立国家，并与不列颠诸岛上的友邻保持融洽的合作关系。”[4]但在不久后的2011年民族党年度总会上，这位首席大臣又提出在公投选票上增加一个替代选项，这反而对实现苏格兰独立构成了最大挑战：“（选票上的）第一个问题是简单的是非题：要不要独立。”与此同时，这个选项还将“像1997年的公投那样，提出第二个问题，询问选民是否接受我们提出的财政自主权方案”。[5]批评者很快指出萨蒙德有“在赌局中对冲风险”之嫌，认为他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满心相信苏格兰选民将选择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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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格兰民族党在追求独立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不少挑战。一直以来，投给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票并不必然等于投给苏格兰独立的赞成票，而最近民族党的强势表现或许比一些人所设想的更脆弱。在下一场英国议会选举中，很多苏格兰选民仍有可能回归传统立场，把票投给工党。此外，1997年以来的所有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苏格兰支持独立的民意占比始终在25%—30%小幅波动。相比之下，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扩大财税自主权（所谓的“最大下放”方案）吸引了更多选民，在上述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基本保持在50%以上。决定苏格兰独立与否的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可控因素：在信贷紧缩、欧元区危机、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的方针很有可能在未来数年之内延续），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的严重经营危机（两家企业只因英国政府介入才避免破产）之后，苏格兰的独立派民意又将有怎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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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格兰民族党也可以自豪（且准确）地指出，即便在上述逆境面前，独立派的核心民意仍保持稳定，一旦独立公投的宣传活动全面展开，这一群体将为独立派提供重要的基础。2011年12月，英国政府内阁秘书兼公务员部门长官格斯·奥唐奈尔爵士（Sir Gus O’Donnell）就曾公开表示联合王国在今后数年之内将有不复存在的风险，并指出“如何维持我们联合王国的统一”将是未来英国政府必须面对的诸多“严峻挑战”之一。[6]奥唐奈尔爵士的担忧表明，英国政界高层已严肃地认识到了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苏格兰政府承诺，独立公投的宣传活动将拥有苏格兰有史以来最高效的组织运作和最丰厚的财力支持。或许只有在那场大辩论开始之后，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苏格兰人将对这个1707年《联合条约》以来最为重要的宪制抉择做出怎样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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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C. Smout，‘Introduction’in T. C. Smout，ed.，Anglo-Scottish Relations，1603-1900（Oxford，2005），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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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T. M. Devine，Scotland’s Empire，1600-1815（London，2003），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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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eal Ascherson，‘Wolves in the Drawing Room’，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 33，2 June 2011，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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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uardian，23 Octo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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