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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时，一些地理学家扩展巴尔干这个词的意义，用来指整个半岛区域。这大多是基于错误的假定，以为巴尔干山脉正好横越欧洲东南部的这个半岛，就像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的顶端一分为二。在18世纪，人们对于土耳其疆域的地理知识非常模糊。即使到了1802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平克顿也表示：“这块区域晚近的地图仍旧非常不完备。”大多数学者，包括这地区最早从事研究的希腊作家，都沿用更普遍的“欧洲的土耳其”一词，而且19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提及“巴尔干”。例如，大学者埃米·博伊的著作中就毫无记载，事实上，他对这整个区域有详细的勘探，记录在他1840年出版的《欧洲的土耳其人》，其正确和详尽程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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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之前也少有人提到“巴尔干”民族。东正教的信徒包括希腊人与斯拉夫人，这些信徒中的人种差异和政治分歧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出来。1797年，希腊革命的煽动者里卡斯·维勒斯丁里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示，预言奥斯曼帝国必将败亡，同时宣布需要成立一个“希腊共和国”，鲁米利亚、小亚细亚、多岛海[4]、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所有居民都将是此共和国里的公民，不分“种族和宗教”。在里卡斯这个未来的庞大共和国中，希腊文不仅是学习的语言，也是官方语言。晚至19世纪50年代，见闻广博的评论家仍旧嘲笑“那些肤浅的观察家，他们视斯拉夫人为‘希腊人’，只因为绝大多数的斯拉夫人信奉‘希腊’的宗教”。甚至有德国学者卡尔·李特尔提议，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区域称为“希腊半岛”。英国历史学家佛里曼于1877年写道：“直到最近，信奉东正教的土耳其臣民在大多数欧洲人眼中仍像是希腊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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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民族主义明显地兴起之后，人们难以确认哪种形态的国家和民族秩序会继承土耳其帝国。有些评论家猜想，在奥斯曼帝国绝对宗主权的统治下，会出现众多自治的基督教政治组织；也有评论家预期，这个区域将分裂成一个希腊国家与一个南部斯拉夫联邦。几乎没有人正确预见实际的分裂过程。一位法国作家于1864年写道：“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还常听到人们问及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人属于哪一国，俄罗斯、奥地利，还是法兰西？有些梦想家回答‘这些人属于他们自己’。这样的乌托邦思想真是何等有趣、何等可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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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土耳其”是巴尔干最受欢迎的地理称呼；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一称谓显然余日无多。19世纪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等国家相继崛起，列强则瓜分剩下的部分。1878年到1908年之间，欧洲外交会议屡次削减奥斯曼帝国的疆土，并将剩下的版图交给强权国家看管。西方的旅人、记者和宣传人士纷纷涌到这个区域，使“巴尔干”这个词大为流行，获得新的、更加广泛的使用。到了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统治）时，巴尔干已成了通用的词汇。讲究用语纯正的人因此甚感不安。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怒气冲冲地谈到“东南部的欧洲——或者像人们时常说的、那个错了半个世纪的名词——巴尔干半岛”。一位保加利亚的专家对于“这个区域……（被）误称为巴尔干半岛”也不平地抱怨。但这样的腐论抵挡不住潮流。不到半个世纪，新的地理概念已在日常用语中扎根，而这主要起因于军事和外交上的突变。1917年，在有关“东方问题”的标准历史记载中已经描述“那片土地被上一代地理学家称为‘欧洲的土耳其’，但政治变迁让我们必须为它寻找新的名称。常见的名字是‘巴尔干半岛’，或只称作‘巴尔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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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巴尔干就不只是个地理概念。这个名词像它的许多前身一样充满了负面含意，如暴力、野蛮、原始，我们很难找到与其匹敌的词汇。“为什么要称作‘野蛮的欧洲’呢？”新闻记者哈利·德温特在他1907年写的同名书中问道，“因为……这个词生动地形容了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一些荆莽未开、无法无天的国家。”叛乱和报复在此地已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更在1900年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展开炸弹攻击，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被刺杀，以及巴尔干两次战争期间的大屠杀之后达到了高潮。因为这样的历史形势，所以欧洲才很快地将这个区域跟暴力和流血联想在一起。战祸又起为时十年，1922年希腊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击败，有差不多两百万难民被迫背井离乡，但是情势仍无改变。没错，巴尔干的人民现在是自行统治了，一如许多为他们仗义执言的西方人士所愿。但结果如何呢？不能自给自足的、互相敌对的、内部冲突不断的小国家遍地林立。这种情形看起来简直像“小邦”，正是反对民族国家无限制出现的人所畏惧的。自由主义者觉得一个分裂又不稳定的现实世界很难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自决理想。在像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的新国家里，19世纪的民族主义使原本的古代小邦能够结合成较合乎经济理性的大单位，但在巴尔干，结果却恰恰相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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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更迭之间，小说家和电影导演将这个区域变成了一个舞台，上演着贪污腐败、动辄杀人、随手犯罪等异国情节。在安伯勒写的《狄米崔厄斯的面具》中，巴尔干象征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本身的道德败坏。在阿嘉莎·克莉斯蒂1925年写的《烟囱的秘密》中，巴尔干则为穷凶极恶的波里斯·安立科夫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他来自“巴尔干的一个国家……主要的河流，不为人知。主要的山脉，也不为人知。首都，伊卡瑞斯特。人口，大部分是盗贼。嗜好，刺杀君王和发动革命”。英国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在游记《黑羔羊与灰猎鹰》的开头写道：“暴力就是我对巴尔干所知的一切！我对南部斯拉夫人所知的一切！”雅克·特纳1942年执导的黑色影片《豹女》甚至更加过火，透过影片中备受煎熬的塞尔维亚女主角，将巴尔干变成了“古老的罪”的温床；这种罪恶将人类变成了杀人劫色的掠夺者，威胁要摧毁普通美国人“正常、快乐的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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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些陈腔滥调已变得比较没有力量。冷战期间，“巴尔干”从西方人意识中消失，“铁幕”贯穿了东南欧，将希腊和它的共产主义邻邦隔开。阿尔巴尼亚让外人根本难以参透；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受到美国决策者和欧洲新左翼的偶像崇拜；南斯拉夫国内的国际不结盟和工人自我管理的口号，反而在国外更受关注。一般人知道的是，希腊成了“西方世界”的边缘，其他巴尔干国家则是共产主义东欧世界最少被研究的部分。大众旅游将数以万计的人带到了巴尔干的海滩和滑雪坡，将农民文化转变成餐后的余兴。明媚景色取代了暴力，大多数游客想象中最麻烦的问题不过是差劲的道路和匪夷所思的盥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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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随着冷战而来的长期和平给欧洲的裨益。对今天许多人而言，这些和平景象看起来不但遥不可及，而且如梦似幻；也像个裂口，巴尔干各国的真正性格透过它若隐若现。自从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后，我们比较容易将东南欧再度视为一个单纯的实体，但是它那根深蒂固的贬损含意却也重新出现。的确，南斯拉夫分裂而促成的战争大概已使这些含意较以往更深植于人民的想象中：现在受到西方谴责的不仅有专制主义，还有种族差异，以及宗教与文化之间的长期历史鸿沟。要想找到人对巴尔干美言几句实在很难，想要不计善恶来讨论它更是难如登天。我写这本书的主要挑战，正在于能否以新的角度来看巴尔干，而不是透过我们长久习惯的有色眼镜看到一个扭曲的“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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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巴尔干的刻板印象应该发展了不止一个世纪，否则这些印象为何仍有那么大的控制力就委实难以解释。这个名词虽然近来才产生，却是奠基于西方深层思想之上。其中一种刻板印象来自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紧张对立，形成于十字军1204年劫掠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时。当然，更重要的因素仍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那道互相不了解的鸿沟。这两个世界为了在欧洲争夺疆土和信徒，已缠斗了超过千年——开始于公元7世纪，至17世纪末叶仍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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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圣战”[5]将穆斯林文化拓展到一片广袤的区域，西至西班牙（和大部分非洲），东到印度和中国边境。“基督教国家”为了对抗，展开了收复伊比利亚半岛的光复运动（reconquista）,收复南部意大利的运动，以及最为首要的“十字军东征”。借用历史学者埃立克·克理斯琴森的话，“地中海的神圣战争终究是时间、金钱和人命的可悲浪费”。话说回来，基督教对抗撒拉森人[6]两个世纪，虽未能重夺耶路撒冷，却加强了基督教欧洲对异端人士和异教徒在军事上不宽容的传统，尤其是不能容忍穆斯林。伊斯兰国家仍接受非穆斯林为臣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非穆斯林常是多数人口），反倒是基督教国家驱逐穆斯林（而且从中世纪起便严格控制犹太人小社群的居住地），视他们为威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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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国家的第二次军事行动是以中亚的游牧民族土耳其人为前锋。11世纪到17世纪之间，土耳其人民逐渐侵蚀并击败拜占庭帝国，征服了基督徒在爱琴海东边的殖民地，占领黑海周边，最后他们经由匈牙利，挺进到中欧的日耳曼心脏地带。奥斯曼的军队还两度包围维也纳。基督徒认为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证明了东正教已经衰亡，拜占庭的帝国体制走向毁灭，这是神对世人所犯罪恶的惩罚。当土耳其的船舰在意大利外海巡弋的时候，虔敬的天主教徒都听从教会指示要“祈祷伊斯兰教毁灭”。奥斯曼王朝也许将自己视为罗马和拜占庭普世帝国体制的继承者，是“神在地上的影子”。但对许多基督教徒而言，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学家理查德·诺尔斯，它是伊斯兰教威胁的最新化身，是“世人当前的恐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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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宗教上互相憎恶，16世纪的欧洲人仍很敬畏土耳其人的势力、领土和效率。“Gran Signore”（大人），即普为人知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视为或许是当时已知世界中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文艺复兴时代的观察家形容他是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皇帝们的继承者，与基督教军队毫无军纪的状态对比鲜明。1525年，法兰西国王兼“教会的长子”费朗索瓦一世寻求与苏莱曼大帝[7]结盟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让基督教国家原本摇摇欲坠的联合阵线终于崩塌。这次“百合花与新月亵渎神明的结合”正是天主教法兰西和土耳其人长期联合的开端。威尼斯人也对奥斯曼帝国似乎无垠的疆土和无限的人力印象深刻，这帝国机器为战争而建。他们的大使马可·密尼欧在1521年已经警告：“大人”已掌握通往所有基督教国家之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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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富勒在1639年写道，苏丹的帝国是“太阳之下最庞大、最固若金汤的帝国。将大海和陆地加在一起……由西方的布达到东方的陶瑞斯，它延伸之地大约有3000英里……它位于世界的中心，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向他所有的边境居民挑衅，并掌握着欧洲、亚洲和非洲最富饶的国家”。它的两个大都会君士坦丁堡和开罗规模之大，让访客敬畏不已，也使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罗马如小巫见大巫。它的壮丽让邻近纷闹的基督教国家黯然失色。它的权势吸引欧洲人，也令他们退避三舍。针对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亨利·布朗特爵士曾评论说：“看见那么多人离开我们而投入他们，而他们只有那么少人归向我们，仿佛目睹对面有一场兴盛的运动，吸引人们共襄盛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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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种对奥斯曼政权的尊敬论调开始渐渐消失。从17世纪的下半叶，远在孟德斯鸠论及专政体制的著作出现之前，奥斯曼的统治便日益被描述成“暴政”或“专制”。早先对它宗教宽容的描述减少了，人们愈来愈强调它缺乏合法性，它严重的贪污、苛捐杂税、司法不公，并预言它终究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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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转变，正当土耳其人及其对手之间的权力均衡发生明显的变动之时，此时奥斯曼的军事扩张仿佛已到了极限。由于贸易和帝国组织横越了大西洋，商业资本主义兴起，而且三十年战争后新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愈来愈强盛。尤其是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崛起后，奥斯曼饱受军事威胁，因而基本上改变了东欧和黑海区域的权力均衡。1683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利，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从此时开始式微：哈布斯堡的军队攻下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及其附近地区，让基督徒大量移居至此，构成了军事前哨区。奥斯曼内部国力也愈来愈虚弱，帝国官员已经注意到中枢对于行省的控制日益无力。悲悼16世纪的黄金时代成了奥斯曼政治文学中的惯用主题。帝国大部分地方，当然也包括巴尔干，人民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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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大幅度变动，伴随着这些政治和经济进程。在17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科学与启蒙运动的兴起为欧洲带来了新的政教分离主义，并统合了精英文化，使奥斯曼的政治—宗教结构似乎显得过时。也是从此时，西方开始谴责过分自负的宗教势力，包括腐败的东正教教士与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并延续至今。在旅人、博学者和哲人的著作中，出现了强力的、新的两极论，例如文明的西方和野蛮的东方、爱好自由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欲望的、缓慢的、梦幻的——对于关心自己的西方游客而言，东方的一切都像镜中之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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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本身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过渡文化区——位于欧洲却又不属于欧洲。19世纪的旅人比前人有更敏锐、更注重价值的辨别力：他们一踏上奥斯曼的土地，便意识到自己已离开欧洲来到亚洲。1875年，年轻的伊文斯[8]站在哈布斯堡王朝克罗地亚和奥斯曼帝国波斯尼亚的界河萨瓦河岸边，开始“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新世界里。波斯尼亚人说萨瓦河的另一边是‘欧洲’，他们说对了：事实上，五分钟的航程就能将你载到亚洲。见识过土耳其辖下叙利亚、亚美尼亚或埃及等行省的旅人，当他们来到波斯尼亚，都会立刻惊讶地发现这个欧洲土耳其行省有熟悉的亚洲和非洲景色”。西方人士还注意到，私人财物在这里并不安全，奥斯曼法律奥秘难测，而且统治者与臣民信奉的宗教有极鲜明的区别。总之，当地给西方人留下的美学的，乃至戏剧性的印象，让西方人大为惊艳——那些出人意料的颜色、气味，混杂的民族。1812年，年轻的亨利·荷南在伊奥尼亚群岛对面的普勒维扎登陆，他写道：“进入这些区域，景色突然一变，你看到眼前有新的生物，带着富有东方意象的所有华丽装饰，它们长久以来就在我们对东方故事的想象里，乐趣横生。由于宗教等背景环境，土耳其人有全然一致的习惯，所以这样的景色变化在你可能进入的第一个土耳其城镇，跟那些更远离欧洲边境的土耳其城镇一样，几乎同样引人注目。”一个世纪以后，一位年轻的俄罗斯记者，即后来成名的托洛茨基，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前夕乘火车由布达佩斯前往贝尔格莱德，他由车窗望出去，不禁高兴得大喊：“东方！东方！一个有不同面孔、服装、种族和文化水平的混合物，多么奇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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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令人惊惶的欧亚之间或东西之间的文化互相渗透，在现代对巴尔干的多数描述中都有体现。欧洲被看作一股文明的力量，在消极的东方文化中埋下一颗震撼弹。旅人惯常对“欧洲式”的生活迹象发表高见，例如有玻璃窗的房子、金属餐具、夜总会，或有台球室的大饭店。巴尔干的城市则都被形容成有欧洲的门面，门后却是东方的现实景象——意味着景色如画，但是肮脏不洁、臭味四溢、没有生气、缺乏规划。铁路是欧洲的，但马车道不是；科技铁定是欧洲的，宗教仪式却不然。社会结构几乎总是被分成现代化的表面和传统的本体。东方的种种现实，如宗教的势力、普遍的农业贫困等，都被认为许多世纪以来不曾改变。由许多记述中可看出，到了19世纪末叶，西方旅人实际上已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看待巴尔干——他们接触的都是文学中东方醉人的欢愉和感官的享乐，就像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描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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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尽管奥斯曼帝国和法兰西有联系，它长久以来仍不被视为欧洲强权集体行动的一分子。例如，它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没有代表权，也被国际法的评论人士排除在“基督教国际大家庭”之外。是现实政治[9]——奥斯曼帝国明显的衰亡，与令人担忧的俄罗斯的崛起——将奥斯曼带上国际舞台。欧洲列强帮助土耳其打赢了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终于在1856年宣布“允许‘高门’[10]参与欧洲的公法与制度”。但高门也被要求推行财产、司法与宗教平等的改革，信奉基督教的列强坚持这些制度是现代文明国家必需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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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本身却从来没有被欧洲人接纳。在19世纪日益种族化的词汇中，土耳其人是统治“欧洲文明诞生之地”的“亚洲人”、“游牧民族”和“野蛮人”。约翰·罗素勋爵[11]于1828年写道：“土耳其人显然在各方面都不同于欧洲其余的民族。”甚至连莱瑟姆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头脑最清楚的民族志学者都表示：“若不严格来看，土耳其人就是欧洲人，就像新英格兰人是美国人一样。”莱瑟姆完全不认同土耳其人是“欧洲的新来者”或“亚洲人”，大肆嘲笑这类的观点，同时觉得土耳其人的宗教使得他们成了“欧洲体系中难以对付的成员”。穆斯林普遍被西方人误认为比基督教臣民更“好战”。一位美国外交官于1842年写道：“没有任何古代或现代的战争像土耳其人对抗希腊人的战争那样狂暴和残忍。欧洲的基督教国家能够长期缄默，冷眼旁观它的暴行，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事。”尽管有作家反驳，如乔治·芬利曾写作《希腊独立战争史》，不遗余力地抨击双方的“灭种战”，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暴力只会来自战争双方中的一方。格莱斯顿[12]公开谴责“保加利亚恐怖事件”[13]时，便曾有效地利用这种单方暴行的观点，这也证明了尽管有证据显示基督徒也从事暴行，或屡次故意挑起暴行，保持此观点的人却完全不为所动。伊迪丝·杜韩[14]如此总结西方人的态度：“当穆斯林杀穆斯林，那不算一回事。当基督徒杀穆斯林，是正义的行为。当基督徒杀基督徒，那是判断失误，最好不要谈论。只有当穆斯林杀基督徒时，我们才认为是十足的残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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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欧洲对于穆斯林受害者视而不见，因此忽略了奥斯曼帝国衰亡所引发的巨大人口迁移。奥地利地质学家埃米·博伊于1854年写道：“在西方，人们时常谈到要将所有的土耳其人（即穆斯林）迁到亚洲去，以便让欧洲土耳其变成一个独尊的基督教的帝国。这就如同以不人道的命令将犹太人逐出西班牙或将新教徒逐出法兰西一样，而且事实上几乎行不通，因为欧洲人常常忘了，在欧洲土耳其，穆斯林大部分是斯拉夫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权利，跟其他基督教同胞的权利一样由来已久。”根据一项估计，在1821年之后一个世纪内，大约有500万穆斯林从奥斯曼在巴尔干和黑海区域的土地上被赶走；光是在巴尔干，就有170万到200万之间的穆斯林于1878年至1913年自愿或非自愿迁往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所在地。土耳其语因此衰退成区域性的语言，殖民城市被信奉基督教的新来者接收，奥斯曼的建筑都遭到恣意破坏或任其坍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杰作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遭到炸毁，正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极端去伊斯兰化的延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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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到1913年间，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崩溃，许多西方人士都将此视为“亚洲的”强权终于被逐出欧洲的标志，是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力量和种族力量的胜利。当时的美国记者弗雷德里克·摩尔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报道，亚洲土耳其人强行以伊斯兰教的方式统治其欧洲的臣民，摧毁他们的意志。土耳其人设法让欧洲人改信伊斯兰教以增强自己的种族势力，却终究无法胜过自己统治之下的欧洲人种。现在，“‘土耳其人’将循许多世纪前他们来时的路返回亚洲，与欧洲人的来往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本质。他们对欧洲人的印象仍停留在中古时期欧洲的野蛮，欧洲的美丽和污秽，欧洲轻率的信仰”。至于未来，摩尔预测土耳其帝国以前的统治者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预测，这些已扩大的巴尔干国家会沿着现代路线快速发展，因为我们已见到它们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至少部分实现了采取欧洲文明制度的热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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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的预测完全符合一般自由派的期望，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人民的文明能力有高下之别。不少欧洲人士因为相信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应自奥斯曼统治中解放，而在欧洲其余地方奔走游说：摩尔的说法则揭示了支持这些说客的观念。但正是这种论调导致了随后几乎不可避免的失望。早在1836年，在巴尔干民族主义首次得胜之后，一位前往希腊的法兰西旅人记录下他情绪上的变迁。他写道：“成为土耳其人奴隶的希腊人是受人怜悯的。希腊人一旦获得自由却使人恐惧。他们的生活是一连串的偷窃和袭击，纵火和暗杀成了他们的消遣。”于是，自由派的乐观主义在1912年被迅速甚至是粗暴地粉碎了。刚刚才打败奥斯曼军队的几个巴尔干国家立即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彼此兵戎相见。不时传出的新闻透露，他们的正规军以残暴的方式对付平民，尤其是在马其顿、科索沃和黑山。托洛茨基曾报道说：“当你靠近看它，会看到这一切。肉正在腐烂，人肉和牛肉都一样；村庄变成了群立的火柱；人们要杀光‘12岁以上的人’；每个人都变成了野兽，失去了人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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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被信奉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卜刺杀身亡。20世纪的第二次波斯尼亚危机和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变成了欧洲大陆的浴血惨剧，终于摧毁了欧洲的旧秩序。就因为这样，巴尔干从此在欧洲人意识中受到诅咒。只有那些对这些小国怀抱最热烈希望的人才继续力争，说它们值得援助。愿意主张不把欧洲的文化设想强加给巴尔干，从其自身理解巴尔干的人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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