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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代表了城市生活的断裂还是持续呢？历史学家对此意见分歧。不过有件事是很明显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全盘衰退。因为苏丹们的统治，贝尔格莱德等城堡才得以发展为较大的商业及行政中心，周围还有广大的郊区。主要的都市计划，例如大清真寺，依当时欧洲标准来看都是迅速完成的，由此证明了帝国甚至在小城镇如塞瑞斯和普利兹伦都能有效地动用劳力。整体而言，巴尔干半岛在奥斯曼帝国早期加深了都市化，同时，沿海的贸易城市如萨洛尼卡和杜布罗夫尼克（实际上是奥斯曼的附庸）也繁荣了起来。到了1600年，君士坦丁堡已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即使我们采信较低的居民估计值25万人，也比伦敦（约20万人）、巴黎（约22万人）和罗马（约10.5万人）多。柏林（约2.5万人）、马德里和维也纳（约5万人）则是不起眼的中型城镇。另一方面，根据利思戈的比较，开罗甚至比帝国首都还要大——“地球上人们所见最令人佩服和最伟大的城市”。至于帝国宫廷的临时所在地埃迪尔内，蒙塔古夫人曾于1717年去过，她并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倒是进入过“365家商店，它们都备有各式各样的商品出售，物品齐备完全就像伦敦的新证券交易所。人行道保持得更加干净，所有商店十分清洁，看来像刚上过新的油漆。各类有闲之人在这里散心漫步，或者喝点咖啡和果汁奶冻来消遣”。在这些事物移入西欧城市之前，它们就已是奥斯曼都市生活中的主要部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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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备受宠爱，是因为帝国政府无法缺少它们。它们是行政中心，国家通过它们收税、监督贸易，并从盐类等重要商品的专卖权来榨取钱财。城镇生存在君士坦丁堡的阴影中，通过粮食购买配额和储备制度，它们喂养着这个位于奥斯曼帝国心脏地带的都城。即使当奥斯曼中央政府在17世纪变弱之后，人们想要依照西欧模式来累积私人资本仍有很高的障碍。贸易与资本渐渐由穆斯林和犹太人转移到基督徒商人手中，后者构成了早期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基督徒商人深知他们在帝国中其实很脆弱，因此会在帝国势力以外之地建立会员组织，例如维也纳、敖德萨或马赛，让资金可以安全移往那里。城市本身仍是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它们很容易受到瘟疫的袭击，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平均十几年就出现一次历史学者斯托亚诺维克所谓的“罕有的时疫”。另外，砖石造屋的技术很慢才由北欧传到东南欧，因此巴尔干的房子大部分仍是木造的，迟至20世纪初期，还常发生大火烧毁城镇的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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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早期，西方游客很惊讶土耳其城镇竟仍如此静谧——看不到教堂的大钟，也见不着装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和马蹄铁。这一切都证实了当地没有铁匠、金属加工者和机械。英国画家威廉·泰纳于1812年写道：“在欧洲人印象深刻的新奇事物中，没有什么比那么大一个都城中弥漫的静谧更令人感到惊讶。”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没有让城镇进行真正的工业化，其原因必定跟帝国中少有商业性农业的进展相同：公路交通欠缺维修与保护，官僚政治阻挠，印刷媒体和科学知识的散布遭到宗教反对，社会失序随着针对马其顿的政治斗争而日益加剧。乡村人口缺乏安全感长久以来一直是个问题。托马斯·罗爵士于1622年说：“大苏丹的所有领土上人口减少，是因为缺少正义，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极端的压迫。”这个问题后来并没有消失。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尼亚有“幅员辽阔的地产，但几乎没有居民”。一位英国游客曾听希腊农民说他们如何受到土耳其政府虐待，才了解他们怎样防卫自己。“我们发现狗都很难缠。”贝斯特船长于1842年写道，“居民们受到那样的对待，怪不得他们要养那么凶猛的狗。”但狗却无法对付税吏。某个当地人写道：“一位希腊主教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掠夺。”由于农民容易受到谷价波动的影响，面对武力时又求助无门，包税者和放贷者便利用这些来剥削他们。一位观察罗马尼亚乡土的人写道：“瓦拉几亚人无所事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辛劳的成果会被别人以什一税的名义勒索走，根本享受不到。”随之而来的人口减少导致土地废弃、农业粗放，以及可耕地被用作牧地。由于山上人口压力提高，森林遭到滥伐，因此加快了土壤的流失、泥沙淤积在冲积山谷，以及疟疾的蔓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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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种令人沮丧的景象。在摩拉瓦河谷，“玉米田丰收……经过良好的耕作……肥沃的田野一望无际”。18世纪和19世纪时，那些开始累积土地的大地主包括了一些“逐渐开明的”地方统治者和乡绅。阿尼纳的阿里·帕夏[28]将蚕、桑和稻米耕种引进他的领土内。在他被苏丹推翻前，他“以极严厉的手段”对付骚扰他土地的大群强盗，而且“由于开放通商、保障商人与货物的安全，不但增加了他自己的岁收，还改善了他臣民的生活”。18世纪阿尔巴尼亚另一个著名的家族布夏利斯则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稻米和棉花，将它们输往意大利。在塞瑞斯附近，棉花种植也散布得非常快。有些改革派的奥斯曼公仆也设法将乡下和城镇现代化。米德哈·帕夏大概是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中最伟大的公仆，土耳其人认为他偏袒基督徒而称他为“邪教徒[29]帕夏”。他在保加利亚境内增加了税收和农业生产。但米德哈·帕夏在位并不长久，他因政局不稳而垮台，伟业也因此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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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从未经历像西欧和中欧地主改革的全面冲击，它们也无法逃避西方资本主义的逐步逼近，尤其当贸易联结起该帝国与中欧、法兰西和更远地方的市场之后。其实18世纪早期以来，改革也曾断断续续进行，但要当奥斯曼政府眼前的危机愈来愈大时，高门显然才觉得有必要立即改革。几乎有一个世纪的时间，苏丹王室的权力因为无力控制新军（the janissaries）而衰退。禁卫新军本是构成奥斯曼征服机器的重要部分，随着时间演进，由精英的、忠心的军事队伍变成了待遇恶劣、独立且难以驾驭的利益团体，有时甚至会推翻苏丹。到了18世纪，他们对自身特权的维护已经威胁到帝国居民，而且还大于对敌军的威胁。新军的基督徒邻居惧怕他们，因为他们会在街上攻击基督徒而不受惩罚；穆斯林居民，甚至高门也都惧怕他们。在拿破仑战败，以及主张分裂的穆罕默德·阿里于埃及崛起之后，奥斯曼中央政府重申它的权威，企图将军队现代化并恢复它的威望：首都的禁卫新军在1826年遭到屠杀，被职业军人取代。不久，英国政府逼使高门将贸易自由化并承诺帝国所有的臣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19世纪50年代时，买卖土地终于成为可能，至少理论上如此（应当注意的是，这项改变不会比匈牙利乡下开始土地买卖晚太多）。这一切意味着干扰经济、规范经济旧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而商业性农业——棉花和烟草、塞尔维亚的猪和罗马尼亚的小麦——得以在国际市场中拓展。外国资本、货物和投资者于是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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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农民仍维持着自给自足，不信任货币。理由很充分：他们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更贫困。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政府设法更有效地征税、给予地主更多合法的权力，并削减农民对土地和农产品惯有的权利。资本主义正在逼着奥斯曼帝国变革。变革的解决办法会消解传统上的公正观念，而这一观念支持着巴尔干农民心中的自然秩序。于是，这导致农民渐渐采取斯托亚诺维克所谓的“要求废除地主、同时废除那些拒绝废除地主的政府的策略”。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以及奥斯曼政府的现代化在政治上产生了影响。如同在奥匈帝国和帝制俄国，在土耳其帝国中，货币经济与现代政府组织瓦解了旧的社会关系，并为政治变革铺好了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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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先理解这种戏剧性的经济和社会崩溃，我们才能了解19世纪巴尔干半岛上集体民族主义如何崛起。民族主义是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牵涉农民，然而就农民而言，重要的不是民族或其他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他们对于土地、生计和公平税赋的权利。当农业改以货币交易，传统缴税方式也换成用现金缴纳的时候，乡下的阶级冲突便开始加剧了。1875年触发奥斯曼势力在巴尔干崩溃的黑塞哥维那叛乱，便是由于谷物歉收，以及随后士兵和包税者恶待农民而挑起来的。法国驻萨拉热窝的领事写道，叛乱始于“各宗教的臣民抗议严苛的赋税”。另一位目击者说得更清楚：“它主要是一场土地的战争……它的起源与土地有关，而不是政治。”阶级对立和民族主义是一同崛起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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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基本上是对的：政治独立能创造生活的平静和财产的安全，因此对他们有利。独立并未结束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没有让盗贼绝迹，事实上，这两个难题仍然阴魂不散，缠着独立后的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常使这些新国家的领袖无颜面对人民。但是它的确立即增加了大多数基督徒的安全保障。布朗基1841年时曾正确地预言：“当保加利亚享有一个安稳的政权时，今日任由山羊破坏的广大区域和差劲牧地都将被人开垦。”有一位同情土耳其的旅人曾在1853年由奥斯曼领土进入半独立的塞尔维亚，他惊讶地发现：“我们似乎来到一个新的地区：整个山谷作物繁茂，公路细心筑好……每样事物都显示出勤奋和舒适，这一切均来自充分的安全保障。”而真正独立之后，山上的居民又再搬到平原，人口增长快速，未曾开垦的土地也很快地消失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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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获得自由的农民，仿佛陷入了“永不满足的追求土地的欲望”，开始砍伐古老的森林，拓展自己的土地。一位于1900年到罗马尼亚的德国游客写道：“在过去十年间，一大片林地被完全清除。”塞尔维亚橡树密林在几十年内消失无踪。随着牧地开垦，政府划分土地给小农，过去300年繁荣的畜牧经济陷入了危机。20世纪2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土地改革，以及1945年之后的第二波土地改革，将大片土地分配给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人，并剥夺了传统的绵羊冬季牧地。新的政治边界切断了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随着季节移动的牧羊人正在绝迹，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便很少见，现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家在1964年写道：“1922年以前，一个人拥有2000头羊是很常见的，现在500头羊就很可观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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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独立给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新的困难。一位研究农民生活的克罗地亚学者于1935年表示：“土地正在变成商品。”农民们无法避免且常常是不情愿地被拉进现金交易网络，但交易条件却让他们愈来愈难以避免负债。他们将土地划成块分给继承人，以致几个世代之后，耕地愈分愈细，耕作也没有效率。人口高度成长更加速了这种不能独立发展的小块土地的形成。更糟的是，旧式集体农耕（斯拉夫人特别盛行）开始消失，集体生活组织“杂住盖”也因成员家庭自立门户而瓦解。土地细分使得农人愈来愈无法自立，要更依赖农耕来赚钱。但几乎没有农作物能让农民家庭兴旺超过一两个世代。出口商品像是烟草或醋栗、塞尔维亚的李子和猪，都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独立的罗马尼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成为世界谷物主要出口国，但极端贫困的佃农与犹太商人互相对立，造成了社会上的紧张，农民在1907年终于爆发了起义。这场巴尔干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农民起义后来被罗马尼亚的军队镇压，但也赔上了大概1.1万条人命。罗马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土地分配最不平均的地方：1%的地主拥有近50%的耕地和牧地，而85%的农民仅能勉强甚至无法温饱。高生育率和土地碎化的压力同样也发生在巴尔干其他地区，使农人日益贫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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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迁徙，尤其是移民海外，表明新独立的巴尔干国家很难让农民愿意继续农业生活。在纽约市埃利斯岛移民博物馆里，游客可以看到许多黑山、克罗地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犹太乡下人的画像，证明了当初由巴尔干前往美国的移民潮有多巨大。移民潮于奥斯曼帝国最后几十年开始加速，而且此后一直进行着。到了1912年，已有25万希腊人前往美国，几乎是希腊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希腊也是1900年以后移民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乡村完全依赖海外的汇款，有些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遭到劳工短缺之苦，然后是美国的移民限制，切断了这种人口外流。20世纪50年代，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农民又开始一波移民，这次是前往澳洲和德国：因为土地已无法承受极高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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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设法抗拒现代事物的侵袭。他们对待旅人慷慨亲切（常内化成习惯），但同时又对邻居、邻村居民，当然也包括地主疑心重重。山上与谷地的居民彼此仇恨，远近都知名。17世纪早期，达尔马提亚低地的世故女孩们这么嘲笑来到市集的高地牧羊人：“我宁可嫁给土耳其人，也不要身着黑衣、戴着头巾逛来逛去。”黑山人吉拉斯[30]写道：“平原一直都属于山居人眼中的异族；山居人渴望着面包和土地，厌倦了家乡寸草不生但很美丽的险崖。”吉拉斯在回忆录中鲜明地传达出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相互的嫉恨：“如果从前身为农民的镇民轻视农民，农民便会反过来恨他们……农民看不起镇民，觉得他们懒散、狡猾、爱扯谎，食量很小，只吃烹调精致的羹汤、牛肚和糕饼，在潮湿拥挤的小房间里日渐消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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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世纪以来，村庄是主要的政治、行政、财政及军事单位，负责管理巴尔干乡村居民的集体生活。乡村居民认为乡村是他们的“故土”，乡村的代表们负责在国家的达官要人和其他闯入者面前为乡民代言。19世纪时，这种孤立的集体生活开始以乡民难以理解的方式改变。农民早已习惯了城镇是土耳其人、外国商人和店家居住的行政兼贸易中心，认为自己才是民族的精神核心。卡拉杰[31]在19世纪初说过：“塞尔维亚民族没有成员而只有农民。”金钱意味着剥削，商店和商业则暗示堕落。有些农民抱怨年轻人受到引诱“从他们的家中偷取食物，以便去商店购买无用、廉价的货物”。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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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现在发现，独立并没有让他们躲开这些邪恶。他们赶走了土耳其的地主和官吏，只换来拥有新的致富手段和野心的新管理阶级。一位年轻的英国外交人员曾这样评论19世纪末的塞尔维亚：“在分析他们的民族性格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你要探讨——政府官员和商人，他们穿着大衣、长裤和靴子；其次是农民，他们喜欢穿夹克、衬裙和凉鞋。”44专横又贪婪的奥斯曼包税者下台了，现在台上的是受薪的现代化官僚，他们急于以单一通货取代旧的“混乱货币体系”，并派遣宪兵、教师、测量员和人口调查员去做土地分类、登记、绘图，并教育那些土地上的劳动者。这一切听来像是更多的干预和剥削，而不是更少。无疑，巴尔干半岛的现代国家比奥斯曼帝国政府更多地闯入了农人的生活；巴尔干的人均公务员比起德国或英国人都还要多。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听到马其顿一位农民说：“土耳其的子弹也好过希腊的笔。”这句话无疑是该农民在巴尔干独立时代的祖先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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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民无力改善这种情形，他们在新国会中表达出的不平很少有成效。他们因为没有政治组织能力而付出极高的代价。尽管有压倒性的人数，却在政治上受到忽视。其他的团体通过主顾关系的网络拉拢他们，国家则动用宪兵、教师和税吏监视乡村。结果独立成了巴尔干农民的最后胜利。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改革或许可说是一次农民的成功，它反映出巴尔干政客们的恐惧：若不收买农民，可能就无法防止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颠覆社会。只是单单凭土地改革不能保证农民的生计。事实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土地较以前更四分五裂，土地持有形式更没有效率。农民在政治上的胜利导致他们在经济上一败涂地。逃离家乡是很无情，但能阻挡他们的也只有难行的泥路和茫茫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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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沉的问题是，当这些新巴尔干国家面对人口和经济困境时，农民的价值观却无法提供任何解决之道。小农地根本无法创造足够的财富来满足崇尚消费的新社会，即使在丰年也一样。乡村缺乏电影院、镜子、留声机以及其他迷惑年轻人心智的娱乐设备。20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的农村少女们“叽叽喳喳谈论着化妆、新奇的皮鞋和高跟鞋”。她们告诉游客说宁可要更美的衣裳，不要更好的食物，因为“没有人能看见我吃了什么，但所有人都说得出我穿什么衣服”。但经济萧条使她们得不到新衣，也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乎所有农作物价格下跌，农民陷入了负债。当时的经济学家估计，在接近3000万的乡村劳动人口中，有600万到800万的人没有真正的工作，原因是“人口压力、贫穷与缺乏工业的恶性循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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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岁月中，农民终于能报复镇民：20世纪40年代曾有一段时间，粮食生产者再度掌控了经济活动。但当和平重返，政治活动和创造财富的场所又回到了城市。1974年，历史学家斯蒂芬·朗西曼曾悲叹，巴尔干的现代“特大都会”为他在半世纪前初次造访的寂静小城带来了公寓高楼、交通阻塞和空气污染。山上不再像两个世纪前一样提供一种公众生活的选择，森林被摧毁后已无法再生。品都斯山上的乡村人口由19世纪的数千人减少到今天的几百人。这些地方只能依靠观光事业和移民汇款来继续生存。以前人们由山上搬到平原，现在更进一步搬进城镇。50年内，保加利亚土地上的劳动人口由80%降到37%，南斯拉夫则由78%降到29%，罗马尼亚从77%减为29%。所以，现在面对巴尔干半岛，我们不再讨论它的农民社会了，而是讨论后来的新社会形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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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莱（Calais），法国海港，濒临多佛海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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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克罗地亚最大旅游中心和疗养胜地，位于亚得里亚海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半岛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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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雨影（rain shadow），山脊背风面的少雨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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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孚岛（Corfu），希腊西海岸爱奥尼亚群岛北端的岛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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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克拉泽斯群岛（the Cyclades），在爱琴海南部，属希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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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洛多皮山脉（Rhodope），绵亘于保加利亚西南和希腊东北的山脉，是保加利亚中部与爱琴海地区之间的主要气候分界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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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白俄罗斯城市布列斯特的旧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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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苏联靠近罗马尼亚的边境地区，大部分属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土耳其和俄国曾长期争夺此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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