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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阿尼纳（Jannina），约位于今天的希腊西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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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阿索斯山（Mount Athos），位于希腊东北部，建有许多独立的修道院，是希腊东正教的圣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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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大卫·厄克特（David Urquhart，1805—1877），英国外交官、作家，曾帮助希腊进行独立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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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鲁米利亚（Rumelia），曾是奥斯曼一省，位于巴尔干山与洛多皮山之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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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赛法地犹太人（Sefardic Jews），犹太人的一系，原居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于1492年被驱逐，逃往非洲北部、土耳其和意大利，后又迁移到北欧和美洲。他们保持自己的礼仪、习俗、方言（拉迪诺语）和希伯来语的发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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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阿尼纳的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Jannina，1741—1822），曾任奥斯曼鲁米利亚省总督，后于阿尼纳自立为王，人称“阿尼纳之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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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邪教徒（giaour），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特别是基督徒的贬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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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吉拉斯（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政治家、作家，生于黑山。他是铁托的终身挚友，曾直率批评当时南斯拉夫奉行的共产主义制度而被罢官入狱。著有《新阶级》《与斯大林的谈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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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卡拉杰（Vuk Karadzic，1787—1864），塞尔维亚语言学家，塞尔维亚语的主要改革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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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第二章 民族兴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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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堕落区域的教会地理学当然只能丢给收古董的人，因为它无法阐明历史，更不能交代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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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平克顿《现代地理》（1802），第二册，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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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会是神圣的，但我们的神职人员都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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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1]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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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争夺着奥斯曼马其顿基督徒农民的忠诚，结果出乎意料地困难。一位希腊的参与者写道：“我到达萨洛尼卡时，希腊农民和人们搞不太清楚正教和保加利亚主张教会分裂者之间的实际差异。我知道这点是因为只要我问他们究竟是Romaioi（指希腊人）还是Voulgaroi（即保加利亚人）时，他们便茫然地看着我。他们互相询问我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然后天真地回答我：‘嗯，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说的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是什么意思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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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被英国同伴描述为“出身于城镇的现代爱国人士”的亲保加利亚的达尼尔，他对于“乡村民众的冷漠感到很烦恼”。在普利斯帕湖区一带，他设法对乡民解释，说他们被迫用希腊语做礼拜，而不是用自己的斯拉夫语，简直是被反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利用。“但他们却大口吃着生菜，配着乳香酒吞下去，说那样并没有关系。他们许多人都说希腊语。神职人员舔了一点酒，也持同样见解。他自己为了普通的目的说当地的斯拉夫方言，却是用希腊语来学成所有的礼拜仪式。礼拜做得很好，难道还会有什么关系？达尼尔感到不自在，跟我说他们非常无知。他们都是保加利亚人，应当有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但他们却不知道。就我所见，他们也不在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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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治下的基督徒臣民对于民族界线漠不关心，反映了他们对于宗教社群的归属感。在那样的社群中，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语言上的差别，没有他们对于东正教的共同信仰来得重要。这也显示了在这个时刻，具有现代种族政治思想的人已来到乡下，遇上的是民族主义兴起以前的世界。东南欧民族语言、种族和宗教的多样状况，至少早至斯拉夫人入侵时就已经存在。不过，种族在政治上一直不是重要的因素。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都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体。许多世纪以来，只要肯改变信仰、适应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也能展开精英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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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尔干的历史大部分是由上述的民族主义爱国人士的后裔所写，他们设法启蒙的农民又没有足够坚定的发言力量，于是农民很少被写入历史。但即使到了晚近，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早在种族政治得势以前就已长存的农民思想状态。英国记者布雷斯福德于1905年写道：“我询问奥克瑞达附近一个遥远山村的男孩们，那里没有老师也没有牧师，没有任何居民看得懂书。我是想知道他们拥有多少传统知识。我将他们带到保加利亚皇帝城堡的废墟，它位于一个圆丘顶上，可以一览湖泊和平原。我问他们：‘这个地方是谁建立的？’答案很有意思——‘自由人’。‘他们是谁呢？’‘我们的祖父。’‘好的，但他们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呢？’‘他们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基督徒。’由此似乎可看出他们的知识程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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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否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或希腊人，对于奥斯曼帝国中基督徒农民孩子而言几乎没有意义，正如穆斯林鲜少关心自己的种族背景。“因此在伊斯兰教内，从来没有分离主义的活动，不管是有关民族还是教义的。”1912年，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因为见到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的新奇而惊讶地表示：“所有的穆斯林，不论是什叶派或逊尼派，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或库尔德族，在户籍簿上全登记为‘穆斯林’。”大多数苏丹臣民的意识不是由学校或军队塑造成的，而这两个主要机构却正是现代国家宣扬民族认同的工具。奥斯曼政府是以宗教而非语言为基础来对待臣民，因此，后者并不必然遭遇布雷斯福德那些问话中所隐含的新鲜的人种分类，尽管他们的子孙视其为理所当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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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回顾遥远的历史，就能够看出人口迁移如何塑造出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与文化。单单在20世纪，就有数百万人由一个国家搬迁或被搬迁到另一个国家去。在战后时期，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工人为了寻找工作，到澳洲、美国和西欧定居；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为了寻找工作或逃避战火而有新的迁徙，构成了这数千年来不断迁徙的历程中的最新一章。不过，尽管人口经常来去，巴尔干半岛上基本的种族结构早在公元7世纪便已建立。在那之前，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各行省因遭到日耳曼民族和匈奴人的侵略而分裂。尽管这些入侵很频繁，具有毁灭性，但都为时短暂，通常随着侵略者迁往他处而告终。而斯拉夫人带来的冲击则非常不同：在大约两百年之内，他们大批地在巴尔干半岛永久定居，开垦田地，放牧牛羊，远至南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的到来象征着古代世界的结束，并且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罗马帝国东西两半之间凿出了裂痕，最后促成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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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原有的居民和新来者争地也争权。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山里找到藏身之地，在主要说斯拉夫语的聚落中将自己独特的语言保存了下来。希腊人——称自己为“罗马人”而不是以前说的“希腊人”（此时已转指“异教徒”）——被赶入孤立的地区，如岛屿或有城墙的城镇和人口稀少的城市，在那里保存着帝国的希腊-罗马市民文化。在多瑙河下游的汗国，统治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亚人原本是说突厥语，但正像英格兰、诺曼底和俄罗斯瓦兰吉人的[2]统治精英一样，他们最后也采用了被统治者的语言。直到20世纪早期，说斯拉夫语的乡村和说希腊语的城镇还是马其顿人口分布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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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语言界线等同于宗教界线。但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斯拉夫人像之前的希腊人一样改信了基督教。完成这项宣教使命的两兄弟——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都来自萨洛尼卡，他们在那里无疑和说斯拉夫语的当地农民有过接触。在那个大部分东欧和北欧地区仍信奉旧神的时期，两兄弟和他们的继承者发展出斯拉夫字母和祈祷文，将斯拉夫人带入基督教的势力之下。教会为这种成功而付出的代价，是在崛起中的东正教巴尔干境内牺牲希腊语的特权地位。东正教会的这种态度与罗马教廷日益坚持使用拉丁语的立场大相径庭。语言众多，但教会只有一个，这正是拜占庭东正教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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