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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苏丹治下不顺服的总督中最顽强的或许要算阿里·帕夏。他是个面容庄严却残忍无情的阿尔巴尼亚人，势力范围从他在阿尼纳的基地往东延伸至瓦尔达尔河，往南则至科林斯湾。在与高门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以及和英、法两国外交人员复杂欺骗的交涉中，他一直处心积虑地利用希腊人。他知道敖德萨、维也纳等地的希腊革命圈子长期策划着解放抗争，而且半秘密的友谊社正在阴谋叛乱。阿里·帕夏说希腊语，有位信奉东正教的妻子，他雇用一群希腊顾问，他们劝他皈依基督教，他则鼓励他们恢复“罗马人的帝国”。他的都城阿尼纳是重要的基督教学术和教育中心，希腊语文学校非常兴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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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高门为了粉碎阿里·帕夏的势力，派部队去阿尼纳征讨他。同一时间，希腊有两处相隔几百英里的地方都发生了起义事件。第一桩起义比较不成功，发生在多瑙河各公国，靠近黑海周围的繁荣希腊世界。领袖是法纳尔人、前俄国军官亚历山德罗斯·伊普西兰提斯。俄国已是希腊人获得支援的主要来源——希腊人是高层外交圈中一个财富、阴谋与同情的汇集之所。伊普西兰提斯曾是俄国将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而后来成为独立希腊第一任总统的爱奥尼斯·卡波迪斯特里亚拒绝领导叛乱，他是当时俄国外交圈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俄国诗人普希金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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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如何）印制宣言书，很快散布到各处——据说里面提到希腊的凤凰将自灰烬中升起，土耳其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还有一个强权认可了这项有气魄的壮举！希腊人已成群聚集在三种旗帜下。其中一支旗帜是三色旗；另一支招展着用月桂枝叶缠绕的十字架，上面的文字是“靠此记号征服”（上帝对君士坦丁大帝的应许）；第三支旗帜描绘自灰烬中升起的凤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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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俄国如伊普西兰提斯期望的给予支援，多瑙河流域的起义就可能带来法纳尔人梦想的拜占庭帝国的复兴，但事实上沙皇急于保持欧洲的和平。卡波迪斯特里亚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皇帝很不赞同伊普西兰提斯亲王希望用来解放希腊的那些（手段）。当欧洲各地受到革命的威胁时，有谁会认不出这两个公国的革命的同样颠覆模式会造成一样的后果，有引起战争灾难的同样阴谋……有煽动性的专制政治的最可怕祸害。”当罗马尼亚的农民也拒绝对叛军的支援后，叛军便被土耳其军队轻易地剿平了。罗马尼亚的叛乱领袖都铎·瓦拉迪米里斯楚说：“我并不准备让罗马尼亚人为希腊人流血。”这次失败主要的后果是，法纳尔人完全丧失在多瑙河以北的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希腊学术中心也因此消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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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春天揭开了新的战斗季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遥远南端发生了希腊人的第二次叛乱。那里的农民多数说希腊语，因为俄国人的唆使，早在1170年就有过一次重大叛乱，并以流血收场。这次起义比伊普西兰提斯的起义成功，而且该事件意味着当希腊人真的建立新国家时，它并无法成为横跨欧洲和安那托利亚的新拜占庭帝国，而只是一个小王国，首都位于雅典这个奥斯曼小市镇。而此次起义仍谈不上完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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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高门与北方狡猾的阿里·帕夏之间的斗争。在帕特拉斯[5]，希腊人仍期望阿里·帕夏会“打胜仗”，将他们从奥斯曼的统治中“解放”。事实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官员在为同样的事担忧。他们为了先制伏阿里·帕夏的基督徒支持者而囚禁当地的显贵，无意中触发了希腊人的叛乱。许多希腊人面对被捕或反叛的抉择时，都选了后者，开始攻击穆斯林的聚落。“长年遍布在西天的黑云，现在似乎开始在这个地方投下它荒凉和恐怖的阴影。”一位英国人在马其顿听到叛乱消息时说，“这种争取独立的革命精神似乎也在希腊其他地区风起云涌。”最初几个月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4万名穆斯林居民大约有1.5万人遭叛党杀害，幸存者都逃往城镇和要塞避难。当年夏天，希腊军队围攻、最后洗劫了省都特里波利斯。一个希腊人回忆：“大伙进城拼命砍杀，将男人和妇孺由星期五一直杀到星期天。据称有3.2万人被杀……另有约百名希腊人被杀。后来终于结束，有告示出来说屠杀必须停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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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年底，希腊的叛乱领袖聚在一起，宣布新宪法并向欧洲求助。他们的同情者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是“文明政府的永久耻辱”。但希腊人像早先的塞尔维亚人一样漫无组织、争吵不休，他们彼此攻打，浪费了曾赢得的战役。1825年以后，组织严明的土耳其—埃及部队联手蹂躏伯罗奔尼撒。若不是欧洲前来施救，巴尔干历史上恐怕又有一次叛乱失败的记录。英国首相坎宁担心易卜拉欣·帕夏的军队会奴役伯罗奔尼撒的基督徒，便提出警告，表示他“不会准许实行让人口减少的制度”。他告诉易卜拉欣“要拒绝或正式放弃……将那里的人运往亚洲和非洲，再将亚洲和非洲的人运来，使摩里亚[6]变成巴巴利国家[7]”。奥斯曼帝国三年前在希俄斯岛的报复使数千希腊人丧命，更多人被卖为奴隶，已使欧洲自由派的良知大为震撼。这次列强为了监视状况，便派了一支小舰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毁了土耳其的海军。埃及军队随后在法国远征军的监视下撤退了。多亏这样的外在干预，希腊终于在1830年成为独立的国家。两年后，列强选上一位17岁的基督徒、年轻的巴伐利亚亲王奥托担任希腊的国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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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常要解释为何已经发生的事必然会发生。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兴起这个案例中，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成功必须归因于商人移民社群的出现，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但若非奥斯曼帝国军事和行政的软弱无力——尤其在帝国边缘地区——以及国际权力均衡的变动，这些原因全不值得一述。塞尔维亚人于1810年军事失利，希腊人则在1827年被击败，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争取到了建国地位。有位学者写道：“如果没有一个或更多强国的全力支持，塞尔维亚人能否从奥斯曼手中争取到独立，实在值得怀疑。”就希腊人而言也是如此。塞尔维亚和希腊人的结局是换来微小且不安定的政体，远不及那曾激励巴尔干革命分子的梦想中的伟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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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要强权仍是奥斯曼帝国。丢掉希腊（和埃及）之后，高门终于废除碍事的新军，将军队现代化并进行一连串的改革。阿里·帕夏于1822年被杀，波斯尼亚的诸侯在1831年兵败，奥斯曼帝国得以实行中央集权。诸多改革减轻了地方诸侯压迫巴尔干基督徒的专横情况。1837年，一位奥斯曼官员谴责地主强迫农民在星期天干活：“非穆斯林农民迄今备尝艰辛。苏丹之意是他们应受到保护，让他们全心信奉自己的宗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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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病夫”仍旧生气蓬勃：晚至1897年，土耳其仍能打败希腊的军队。其在经济上也很有活力：许多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仍是奥斯曼公民，一点也不想迁入他们新的“母国”，反而是有些人为了逃避新希腊王国的高税率和灰暗前景，搬到奥斯曼的安那托利亚或黑海港口。帝国的市集持续吸引基督徒商人，东正教信徒还是为高门效力，担任大使和顾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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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新国家都是贫困的农村国家。借用法国浪漫派诗人、政治家拉马丁的话，塞尔维亚是“一片林海”，国内的牛比人还多。哈布斯堡领土内的塞尔维亚人的学识发展远比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先进。住在新希腊王国的希腊人可能有80万，但仍为高门臣民的却超过200万。希腊的都市都比不上奥斯曼城市如士麦那、萨洛尼卡及首都本身的结构与财富。当然，对那些心系复兴的人而言，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征兆。例如在雅典、帕特拉斯、特里波利斯等地，都有依现代格局而建筑的新城镇，它们快速扩张，取代了奥斯曼的旧聚落；另外还有新政府所委托兴建的新古典宅第和公共建筑。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布朗基于1841年写道：“依我们自己模式而建的一些军营、一间医院和一所监狱，都宣示了一个新兴文明的存在。”事实上，类似的城镇计划与欧洲建筑的趋势也正在改造奥斯曼城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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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的居民在和平时期就像在战争期间一样彼此凶恶地划分界线。在塞尔维亚，卡拉乔治派和奥布瑞诺维奇派的拥护者互相争权，当地人与所谓的“日耳曼人”（来自哈布斯堡领土的塞尔维亚移民）相争，亲土耳其者对抗亲俄人士。在希腊也是一样，区域派系之间、外国列强的支持者之间，以及“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间，都有数不清的斗争。这些分裂一开始就制造了政治上的怨恨。新国家虽摆脱穆斯林统治而拥有自由，但它们刚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所带来的自尊，却在面对列强时转为强烈的自卑。它们的胜利也不表示巴尔干人民立即开始以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思考。相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830年时还不过是一撮知识分子和行动派所倡导的观念，“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也尚未成形。在东南欧，并没有“民族”自立为独立国家（如浪漫的民族主义者所想象），新国家的领袖必须由沉浸在奥斯曼世界观的农民社会中创造出“民族”。布朗基表示：“塞尔维亚应当感谢米洛斯为它找到穿过森林的首批路线，财政秩序得以重建，塞尔维亚民族得以确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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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的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合为未来的罗马尼亚——是极贫苦的说罗马尼亚语农民的家乡。他们被土生土长的地主波雅尔[8]支配，也受到向苏丹效忠的希腊亲王统治。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两公国被土耳其和俄国争来夺去的处境，显示了那些自治省在完全并入帝国和赢得独立之间不断挣扎。希腊人于1821年起义失败后，法纳尔人权力衰退，让各省的亲王能自罗马尼亚波雅尔阶级中脱颖而出，形成各地的统治精英。在俄国的刺激下，高门不得不在1826年接受这种转变。1829年一场军事行动之后，俄国军队已抵达离君士坦丁堡三天行程的距离之内，于是强行推行军事统治，但有些行省（如塞尔维亚）名义上仍属苏丹。根据《亚德里亚堡和约》第五条，所有公国都将“享有它们的敬拜仪式、完善的安全防卫、独立的国民政府与充分的商业自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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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独立的承诺却无法抵挡俄国军事占领的现实。进行现代化的俄国官员受到同时代英国和法国农地改革理论的影响，常干预各省内政，且远比土耳其人或法纳尔人频繁。教会受到政府的管辖，就像在俄国一样。城市规划者改变了布加勒斯特，房屋都编上门牌号码，街道有了名称（正好比柏林晚20年），路上添了街灯，也有新的下水道。如同巴伐利亚人奥托管理的希腊王国，俄国人以开明的保守官僚作为他们改革的基础。他们利用1832年的“组织法规”将现金经济引入不动产，推动谷物生产，合法化波雅尔的土地所有权，却也让农村的阶级冲突日益恶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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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罗马尼亚人的新主子就像旧主子一样失去人心。在1848年这个革命年份，俄国和土耳其军队联手镇压了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起义。俄国人跟之前的希腊人一样逐渐失去影响力，罗马尼亚人开始接纳拉丁语系，尤其是他们的拉丁“姊妹国”法兰西的文化。在时尚圈里，法语取代了希腊语，正式公报也使用法文。有些人梦想着将瓦拉几亚的都城布加勒斯特变成“巴尔干半岛上的巴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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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于克里米亚战败后，法国人就鼓吹让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个公国合并，以便抵挡沙皇进一步染指君士坦丁堡。法国的支持加上罗马尼亚当地精英的巧妙运作，让这个想法得以实现。1859年，两个省议会都选出同一人当统治者——亚历山大·库扎，“一位宁要牙买加朗姆而不想插手公众事务的牌戏好手”——而且也都赞成统一。罗马尼亚就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诞生了（但要到1878年才获得国际正式承认）。库扎像巴尔干新国家的多数统治者一样在位非常短暂，不过他至少逃过了暗杀之祸。他因为推行土地改革而与许多地主为敌，在1866年被推下权力宝座。如同早先的希腊，罗马尼亚的地方精英无法接受一个土生土长的国家元首，只好从国外搬个王室回来。普鲁士国王的表亲、霍亨索伦王室[9]的西格马林的查理亲王在被选为罗马尼亚的国王之前，据说从未听说这个国家，不过他跟同时代的希腊国王乔治——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说他是一个“好孩子，才华不出众的平凡青年”——一样长期在位，安享太平，直到1914年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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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的独立比较晚——在1877年俄国最后一次入侵奥斯曼的欧洲领土之后——而且有高度的争议性。尽管19世纪时已有少数的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以及民族主义形式的文化和经济复兴，但因为接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和大主教比较容易控制保加利亚斯拉夫人。1841年的一场农民起义被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军快速无情地镇压，许多保加利亚人向北逃往多瑙河各公国、俄国，后来更逃往塞尔维亚。小型革命的密谋只发生在布加勒斯特和布莱拉[10]的咖啡店和客栈里。奥斯曼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越过多瑙河的保加利亚武装部队打得溃不成军。保加利亚的显贵大多在文化上亲希腊，并且忠于苏丹。当罗塞尼亚[11]学者尤里·维内林1830年到保加利亚，为他对保加利亚民族的历史及种族的开创性研究搜集资料时，他发现他们对他的询问很冷漠，没有什么回应。称呼一个人是保加利亚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1900年有人写道：“甚至在40年前，保加利亚人这个名称几乎不为人知，每个来自那里的人都很自然地称自己是希腊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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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和商人缺乏爱国情绪，以及武装起义终究失败，保加利亚的革命人士都感到理想幻灭，转而采取非军事策略，希望建立一个自治的东正教联盟，和苏丹分享权力。匈牙利于1867年成功脱离哈布斯堡帝国掌控，共同建立起二元君主制[12]，示范了和平抗争的好处。有一阵子，高门底下似乎也能进行改革：许多保加利亚人生活在改革派米德哈·帕夏管理的多瑙河省，此人对基督徒和穆斯林一视同仁——至少在理论上——给予他们立足点平等的官员地位。但这些基督徒事实上多为波兰、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移民，不是保加利亚人，而米德哈本人也在三年后被撤换，成了奥斯曼长久不稳定的官僚政治的牺牲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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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变迁比爱国的行动主义更成功地塑造保加利亚意识。美国的新教传教士曾将《新约圣经》译成保加利亚农民能了解的文字，借此开始渗透希腊文化独霸的圈子。尽管如此，传教士发现很少有农夫能读自己的文字，因此认真思考印制用斯拉夫字母写的土耳其语圣经！1849年，由于君士坦丁堡众多的保加利亚行会施加压力，著名的萨摩斯亲王斯蒂芬·波哥里迪的家乡建起了一座保加利亚教堂。波哥里迪也是苏丹的顾问，有部分保加利亚血统。后来又有人反对希腊人对宗主教职位的独霸以及希腊大主教在乡间的横征暴敛，导致1870年另外新建了一座保加利亚教堂。然而此后很久一段时间内，仍有许多说保加利亚语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希腊人，在马其顿尤其明显。这种心态不表示他们支持南方的希腊王国的扩张计划，而是说他们要在宗主教主持的教堂里做礼拜。说保加利亚语等于保加利亚人的意识是后来才慢慢形成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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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保加利亚一系列叛乱中的最后一次并没有争取到农民或城镇居民的支持。杰拉维奇写道：“四月起义后来虽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神话中的重大事件，但它是一个完全失败的革命。”欧洲人并不十分在意叛军杀死了100多名土耳其平民。但当苏丹得知接近帝国中心之地竟发生动乱，不免感到心惊，于是下旨进行迅速残暴的镇压。奥斯曼非正规军犯下“保加利亚恐怖事件”（大概有1.2万至1.5万名基督徒遇害）的消息终于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甚至成为英国大选的焦点。当苏丹拒绝欧洲人要求他进行国内改革后，俄国于1877年入侵巴尔干。起初俄国遭到土耳其令人讶异的顽抗，后来终于攻向君士坦丁堡。那一年列强向土耳其人提出的和约帮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取得了独立，也标示出奥斯曼丧失了已拥有数世纪的欧洲领土。不过，引起最大骚动的是另一项和约，它产生了一个国土广大、自治的新保加利亚国，往西到斯科普里和瓦尔达尔河流域，往南则到萨洛尼卡和爱琴海。这就是所谓的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13]，即得名于《圣斯特法诺和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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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只存活了几个月。列强，特别是英国认为它是俄国势力向巴尔干延伸的结果，令人无法接受。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坚持新保加利亚国的版图必须削减到小于原先的一半。马其顿交还给奥斯曼统治。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缓冲国——东鲁米利亚。这个新行省不久就并入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仅用了30年就从向苏丹进贡的自治公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但保加利亚人从来没有忘记俄国人原先承诺给他们的国家，马其顿的“失土”更成了他们扩张梦想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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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的过程占据了整个巴尔干19世纪的历史。那是一段实验性质浓厚的漫长历程，而且此区的许多“小民族”仍是列强的臣民，隶属于奥斯曼（如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或哈布斯堡王朝。况且，自治并没有像奥斯曼帝国内外的许多联邦主义者所希望的是达到民族全面独立的另一种选择，反而是它的预备程序：由自治迈向独立的过程，多瑙河诸公国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花了几十年，希腊则只用不到三年。曾在帝国内争取到自治的克里特岛和萨摩斯岛，则在一次大战前成了希腊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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