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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强强力干涉新国家的内政。它们从欧洲王侯之家的失业后裔中挑人来当新国家的国王，草拟新的宪法，并组织军事和文职顾问。例如，巴伐利亚人于19世纪40年代在奥托国王底下管理希腊，俄国人则于19世纪80年代治理保加利亚（包括军队和作战部）。列强在外交会议上划定边界、调整领土，并通过炮舰外交和经济威胁，强迫与会各方接受其要求。然而，它们对于新国家的控制并不是很成功，俄国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均是如此。列强已经对民族主义的力量退让，帮助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此后它们便力图保住奥斯曼帝国的其余部分。而阻碍列强力量的是它们亲手造就的这些国家的扩张野心，扩张也是那些新国家中普遍的政治焦点。巴尔干半岛上的新局势并不安定，便是起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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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政治的使命感是由扩张领土的梦想所驱动的。所有巴尔干国家都希望取回在列强划下疆界之外的“未收复的”兄弟或故土。例如，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14]的罗马尼亚人，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人和奥斯曼土地上的塞尔维亚人，在被哄骗而瓦解的圣斯特法诺土地上的保加利亚人。沉湎于新拜占庭帝国“伟大构想”的希腊人则企图在奥斯曼帝国中救回希腊文化。这些民间的光复主义激起了舆论的响应，资助非正规军越过边界入侵，且时常迫使毫无意愿的巴尔干君主们不顾列强劝告而冒进。米兰·奥布瑞诺维奇[15]在1876年被迫违背自己意愿而对土耳其宣战，支持在波斯尼亚起事的东正教信徒，又在1885年入侵保加利亚。但塞尔维亚这两次行动都不成功，而且仅因列强干预才免于再受羞辱。1854年至1897年，希腊人对奥斯曼领土发动了一连串入侵，但也都失败，1922年进军小亚细亚是这一系列失策的军事远征的最后一次，希腊人最后归咎于缺乏列强的支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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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巴尔干国家是过分高估自己恢复领土的能力，列强则是未能认真地看待这整件事。列强瞧不起自己的新创造物，常视这些国家为傀儡。1873年，奥地利的外长安德拉西曾说，奥地利的近东邻国全是“野蛮的印第安人，只能待之如未驯服的马，我们应该一手喂以玉米，另一手执鞭作势要打他们”。斐迪南大公则描述塞尔维亚是个“窃贼、杀人犯和盗匪出没，只有少数李树”的地方。哈布斯堡的军队于1878年占领奥斯曼的波斯尼亚之后，与塞尔维亚只隔着一条很长的边境。此时维也纳的外交圈都相信他们已经抑制住塞尔维亚的扩张，并将腐败的奥布瑞诺维奇家族收为己有。但巴尔干民众痛恨对列强卑躬屈膝，行为太像强邻傀儡的君主都难免落得如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16]的下场。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在1903年遭到塞尔维亚的陆军军官杀害，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对头——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亲奥地利的彼得国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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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也相信自己牢牢掌握着斯拉夫人的忠诚。尽管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确实感激俄国帮忙建国，但两国仍很快就开始痛恨这个北方强邻的干预。俄国过度的自信也许在1912年表现得最明白：俄国外交人员鼓励巴尔干国家结为巴尔干同盟[18]，对奥匈帝国施压。事实上，该同盟后来对付的是土耳其，将它逐出了欧洲——这是俄国始料未及的事——后来更因内讧而分裂。斯拉夫人或东正教的团结从不曾如此有力地影响巴尔干与俄国的关系，并让紧张的西方人非常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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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878年是列强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高峰期，那么随后30年就是此控制力的瓦解。只要奥地利和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欧洲便能确保安定。德国在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担任着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斡旋者。而这三个强国的结盟使得巴尔干的政客不可能利用它们之间的敌对而得利。当俾斯麦1890年下台后，他在柏林的继任者都愈来愈反俄。当其他列强瓜分非洲、在海外扩张帝国版图时，奥地利则是觊觎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尽管如此，奥地利和俄国仍于1897年达成协议，以“消除在巴尔干骚动土地上破坏欧洲和平的敌对危险状态”。接着，俄国的外交政策转向远东而非巴尔干半岛。直到1905年日俄之战被打败后，俄国才回到东南欧，与奥匈帝国的冲突开始加剧。冲突点则是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心脏——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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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是一个没有明显边界的区域，甚至不是奥斯曼帝国内的行政实体。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四周是新建立的国家——在南边有希腊，北边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19世纪结束时，马其顿成了这些新国家扩张野心的焦点。但它的人种结构对大多数热切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分子构成了挑战：自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以来，人种结构已经大幅改变而不易辨识。马其顿的农民主要是东正教教徒，而且大多数是斯拉夫人；说希腊语的人都住在沿海地区和城镇里。马其顿的都城萨洛尼卡，一个“令人垂涎的城市”，是奥斯曼帝国内能使用数种语言的典型港口，连街头擦鞋童都会说六种语言。萨洛尼卡还有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在它的种族万花筒中，最大的族群不是希腊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或斯拉夫人，而是赛法地犹太人。在这个城市的里里外外，没有哪个族群能占到优势。于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民族主义只能靠着极端暴力和许多的一厢情愿提供统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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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家查理·艾略特爵士于1900年写道：“就某种意义而言，马其顿境内的一支种族就只是一个政党。”为了争取斯拉夫东正教农民的忠诚，亲希腊和亲保加利亚的党派之间发生不少斗争。双方都设立学校宣传自己的民族理想，建立忠于自己“主教”的教堂，制作地图及民族志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有理，还资助爱国者组成军队——有些是当地人，有些是外地人支持——期望能获得农民的认同：在马其顿，和平的方法不保证有成效。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也为自己宣传，只是不那么积极。希腊人花了一段时间组织自己，保加利亚人则因自身阵营发生严重的分裂而力量削弱：一派人要为“大保加利亚”而战；另一派人则属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想为马其顿争取自治。土耳其当局通常选择旁观这些基督徒的争战情况，只有在事态似乎快不可收拾时，才会调来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军进行干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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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是这种动荡局势下的结果，也是原因。革命暴行制造出民族联系，民族联系也反过来制造出革命暴行。不幸的农民更关心生活重新安定，不愿意为民族主义牺牲生命。有一个人自白：“我们的父亲是希腊人，没有人提到保加利亚人。若我们成为保加利亚人，那自然再好不过；如果一定要做塞尔维亚人，也没有问题。但现在当保加利亚人比较好。”夹在强硬派革命分子和天威难测的奥斯曼政府之间，许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前往保加利亚、希腊、中欧，或者越过大西洋。留下来的人成了政府斗争的工具，斗争双方都为了抓紧他们的忠诚而日益依赖暴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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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亲保加利亚的革命分子在朱马雅筹划起事，当地村民的反应是漠不关心，但换来的结果却是他们的房子被奥斯曼政府烧掉，牲畜也被卖掉。次年春天，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成员在萨洛尼卡制造炸弹袭击，又在秋天发动伊林顿叛乱[19]，触发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和另一次土耳其人的报复。他们的目的跟之前与之后的许多叛乱分子一样，是想将列强拖下水，支持他们对自治的要求。但他们并未得逞：俄国沙皇尼古拉[20]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最后一次达成协议，在这个奥斯曼行省实行改革计划。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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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兹泰格改革”是这两个涉入巴尔干事务的强权最后一次真正的合作。塞尔维亚在亲奥的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国王遇害之后开始独断独行，令奥地利感到震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曾于1905年建立秘密的关税同盟，但奥地利逼使他们解散。次年，塞尔维亚人向法国而不向哈布斯堡购买武器，双方因此又起争执。在“猪只贸易战”中，奥地利人再度设法胁迫塞尔维亚人，不过这一次是通过经济制裁。因为塞尔维亚有80%至90%的货物要经由奥匈帝国出口，所以奥地利人预期塞尔维亚人可能会屈服。但塞尔维亚人却改道南方进行贸易，更贴近俄国。奥地利人开始担忧——借用索雷尔[21]的话——“当东方问题看起来已经解决时，欧洲将不可避免面对奥地利的问题。”19世纪中叶，独立小国皮埃蒙特借由占领奥匈帝国的部分意大利行省而逐步建立了意大利；现在，维也纳当局担心塞尔维亚人会如法炮制，利用帝国内的南部斯拉夫人而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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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马其顿的改革派军官因为对于奥斯曼的懦弱无能和西方的持续干预而气愤难平，率领部队反抗高门。当苏丹阿布杜·哈米德宣布，他正在恢复1876年的宪法，兴奋的浪潮横扫马其顿行省。奥斯曼帝国此时看来很有可能在革命的带领下转化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人人享受宗教平等和民权。马其顿因此庆祝了一阵子。7月有一个城镇报道：“毛拉[22]在做祷告，希腊主教与团结暨进步联盟的代表发表演说。”7月23日，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在叛乱的中心萨洛尼卡报道：“军官和平民在政府大楼的台阶上一直向群众热烈演说。他们主张支持自由和代议政治，说宪法已经正式公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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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些人有理由不欢迎奥斯曼帝国得到拯救。奥斯曼政府担心改革更可能失去穆斯林人口的支持，而不是得到基督徒的支持。当阿布杜·哈米德首次乘火车旅行时，旁观的穆斯林的反应都很刻薄：“土耳其皇帝（Padishah）已经变成了邪教徒。”宪政就像铁路一样，代表了基督教价值观突兀地闯入奥斯曼的伊斯兰阶级世界。与此同时，奥地利也对这种宪政改革感到同样的恐惧，并于1878年占领奥斯曼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行省。维也纳当局因为担忧青年土耳其党[23]会设法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投票权，于是很快地将该省吞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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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位哈布斯堡帝国的南斯拉夫专家看出其中的麻烦。1908年时，许多波斯尼亚农民认为哈布斯堡的皇帝仍旧是“我们的老父亲”（stari otac），但是这种对于帝国当局的顺从正在消退。奥地利人在刚吞并的新行省里建设公路、铁路和学校，却反倒帮助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波斯尼亚东正教的社群中散布。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又和土地问题有关联。当时，克罗地亚、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农民已是自由之身，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五分之四的农民仍等待解放，他们生活于被奥地利人保存的奥斯曼封建秩序之下。“显然没有人曾停下来思考，当人民知道在德里纳河和萨瓦河的对岸并没有次级将官会为士绅或地主剥削农民三分之一的年收成，他们会怎么想……”因此，哈布斯堡王朝虽努力灌输一种波斯尼亚的民族意识，却终归失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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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哈布斯堡帝国挽救波斯尼亚的唯一办法似乎是“将南部斯拉夫人世界的中心安置在奥地利之内”。在整个19世纪，匈牙利对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统治愈来愈专制，促使了南部斯拉夫人合作运动的兴起。维也纳两院制议会[24]议员斯特罗斯梅耶主教曾与其他人设法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通过南斯拉夫学院和萨格勒布大学等机构，为以后南部斯拉夫人在哈布斯堡王朝底下争取权利的运动奠下基础。但是，甚至在帝国之内，这个政策也遭到匈牙利人坚决反对，因为他们不希望和南部斯拉夫人分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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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之外，塞尔维亚人将自己视为巴尔干半岛上负有使命的皮埃蒙特，要将其他南部斯拉夫人自奴役中解放。他们认为，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是故意对付他们的动作。俄国人也反对此举，尤其是因为他们知道奥地利人想要建一条往南通到爱琴海的铁路。一位英国外交人员评论：“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的斗争现在显然已经开始。”俄国和塞尔维亚都要求奥地利人赔偿，但两者都未如愿。塞尔维亚人盼望俄国支援，甚至不惜向奥地利宣战。奥地利的（外交）部长由贝尔格莱德回电说：“所有人都想要复仇，而这复仇只有在俄国人的协助下才能完成。”但是德国人警告会动员兵力帮助奥地利，俄国人只好打退堂鼓。俄国外长通知塞尔维亚人：“俄国军队尚未准备妥当，现在无法作战。”直到1914年，塞尔维亚人才得到俄国人不同的回答。[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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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境内，许多秘密会社因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而迅速崛起；其中之一是“死亡会社”，涉及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击事件。1913年10月，一位亲塞尔维亚的奥国观察员在波斯尼亚境内报道，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成功将“一年前仅仅属于希望的事”变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运动”。奥匈帝国愈来愈进退维谷。一位分析家说：“我们一定得消灭塞尔维亚，如果我们办不到，就必须学着去爱它。”斐迪南大公被人刺杀，使奥地利政府采取第一个选择，展开了与1908年吞并时几乎同样的军事动作。不过，1914年时，俄国人觉得自己不能再打一次退堂鼓。于是，欧洲的第二次波斯尼亚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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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巴尔干的版图已经有了剧烈变动，因为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几乎快崩溃了。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并未能使巴尔干的臣民甘心接受奥斯曼的统治，反而加速了这个帝国的瓦解。民族主义挣开了旧帝国的束缚，哈布斯堡王朝自己也将发现这一点。土耳其民族主义本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革命分子期望将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基础，到头来却只让基督徒添增仇视。到了1911年，已经有两百支以上的游击队在马其顿活动，巴尔干的前途看来比许多年前更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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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严重的是，奥斯曼政府为了将帝国现代化而做的努力，使得传统上忠于其政权的一支民族——阿尔巴尼亚人——愈来愈疏离。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曾为苏丹效力，担任非正规军和侍卫，由于高门愿意让他们持有现代武器并自治，因此他们甚为忠心。伊迪丝·杜韩描述村庄的男丁“应召服兵役时……时常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而应免役，后来又用枪驱逐那些去收兵役税的人，理由是自己是穆斯林，不用付那种税”。1910年阿尔巴尼亚北部发生起义事件，奥斯曼帝国出动了两万兵力才剿平。次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在利比亚交战，并打算入侵阿尔巴尼亚——一次规模更大的叛乱发生了，叛军首次呼吁各界承认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并要求实际的自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在迪布拉[26]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开始考虑在户口名簿上将阿尔巴尼亚人登记为‘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依‘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来区分，这一点特别有意义。组成委员会的显贵本身显然是穆斯林，他们会考虑接纳人民对民族地位而非宗教地位的要求，这真是值得注意的全新发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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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的叛乱预示了巴尔干的权力均衡将发生激烈变化。它显示出武装对付土耳其政府是能成功的，因此引发巴尔干各国纷纷要求拿回属于它们的奥斯曼领土。它也表明了有组织且好战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已经崛起。塞尔维亚和希腊都对此感到惊惶，因为它们声称拥有广大的阿尔巴尼亚语人口所居领土的权利。使巴尔干各国更惊恐的是，阿尔巴尼亚的叛乱鼓励了奥地利和意大利梦想在东南欧得到新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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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12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协议“团结起来捍卫它们的独立和完整，并且反抗列强入侵奥斯曼巴尔干领土的企图”。希腊和黑山很快就加入塞、保两国的阵营。俄国外交人士相信自己已经培养了一个对抗奥地利的防御集团，但是他们直到巴尔干同盟攻击土耳其时才幡然醒悟。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俄国想踩刹车，但发动引擎的其实就是她。”另一位法国外交官表示：“在东方问题的历史中，小国首次获得列强那样独立的地位。它们觉得完全没有列强也能行动，甚至控制列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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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2年至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几周之内就烟消云散。塞尔维亚和希腊是主要的胜利者，都获得广大的新领土。保加利亚赢得的领土小得多，而且因为它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对昔日盟友宣战，落败之后被削去更多领土。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得到了列强的承认，对抗着它虎视耽耽的邻国。从许多方面来看，最大的输家除了奥斯曼帝国之外就数奥匈帝国了，它现在面对着成功独立且实行扩张主义的塞尔维亚。奥地利试图让阿尔巴尼亚成为平衡的力量，却阻止不了科索沃等附近地区被划给塞尔维亚与黑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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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塞尔维亚已经没有能力应付第三次。但在1914年夏天的维也纳，主战派人士相信一次消灭塞尔维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知道自己有德国人撑腰。此外，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使俄国人坚决支持塞尔维亚，因为他们不想丢第二次脸。于是，列强注定要发生冲突。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刺之后，塞尔维亚政府对奥地利人的要求几乎全部让步，但这还不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不到三年，奥地利便发动了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一个星期之内，在欧洲各盟国的复杂牵连下，所有列强都卷入了这场纠纷，冲突的规模扩大至全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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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来看，奥俄协约在1878年破裂后，几十年过去，两国仍然会兵戎相见，实在是毫无道理。奥地利与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本来互不相容，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两个强国也自觉势力日渐下滑。巴尔干民族主义的成长，以及奥斯曼帝国衰落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使奥俄两国难以巩固它们的重要利益——南部斯拉夫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的顺服；在俄国一方则是对黑海及往地中海的通路的控制。奥俄两国需要巴尔干的盟友和代理人，于是被拖入当地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更糟的是，它们缺少判断力，时常低估这些盟友的军事及外交技巧。巴尔干各国在这种“摇摆政治”中已驾轻就熟。1914年，这些巴尔干小国终于逼使列强开战，而我们知道，这种以小撼大的状况不会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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