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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是这种动荡局势下的结果，也是原因。革命暴行制造出民族联系，民族联系也反过来制造出革命暴行。不幸的农民更关心生活重新安定，不愿意为民族主义牺牲生命。有一个人自白：“我们的父亲是希腊人，没有人提到保加利亚人。若我们成为保加利亚人，那自然再好不过；如果一定要做塞尔维亚人，也没有问题。但现在当保加利亚人比较好。”夹在强硬派革命分子和天威难测的奥斯曼政府之间，许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前往保加利亚、希腊、中欧，或者越过大西洋。留下来的人成了政府斗争的工具，斗争双方都为了抓紧他们的忠诚而日益依赖暴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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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亲保加利亚的革命分子在朱马雅筹划起事，当地村民的反应是漠不关心，但换来的结果却是他们的房子被奥斯曼政府烧掉，牲畜也被卖掉。次年春天，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成员在萨洛尼卡制造炸弹袭击，又在秋天发动伊林顿叛乱[19]，触发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和另一次土耳其人的报复。他们的目的跟之前与之后的许多叛乱分子一样，是想将列强拖下水，支持他们对自治的要求。但他们并未得逞：俄国沙皇尼古拉[20]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最后一次达成协议，在这个奥斯曼行省实行改革计划。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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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兹泰格改革”是这两个涉入巴尔干事务的强权最后一次真正的合作。塞尔维亚在亲奥的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国王遇害之后开始独断独行，令奥地利感到震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曾于1905年建立秘密的关税同盟，但奥地利逼使他们解散。次年，塞尔维亚人向法国而不向哈布斯堡购买武器，双方因此又起争执。在“猪只贸易战”中，奥地利人再度设法胁迫塞尔维亚人，不过这一次是通过经济制裁。因为塞尔维亚有80%至90%的货物要经由奥匈帝国出口，所以奥地利人预期塞尔维亚人可能会屈服。但塞尔维亚人却改道南方进行贸易，更贴近俄国。奥地利人开始担忧——借用索雷尔[21]的话——“当东方问题看起来已经解决时，欧洲将不可避免面对奥地利的问题。”19世纪中叶，独立小国皮埃蒙特借由占领奥匈帝国的部分意大利行省而逐步建立了意大利；现在，维也纳当局担心塞尔维亚人会如法炮制，利用帝国内的南部斯拉夫人而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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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马其顿的改革派军官因为对于奥斯曼的懦弱无能和西方的持续干预而气愤难平，率领部队反抗高门。当苏丹阿布杜·哈米德宣布，他正在恢复1876年的宪法，兴奋的浪潮横扫马其顿行省。奥斯曼帝国此时看来很有可能在革命的带领下转化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人人享受宗教平等和民权。马其顿因此庆祝了一阵子。7月有一个城镇报道：“毛拉[22]在做祷告，希腊主教与团结暨进步联盟的代表发表演说。”7月23日，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在叛乱的中心萨洛尼卡报道：“军官和平民在政府大楼的台阶上一直向群众热烈演说。他们主张支持自由和代议政治，说宪法已经正式公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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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些人有理由不欢迎奥斯曼帝国得到拯救。奥斯曼政府担心改革更可能失去穆斯林人口的支持，而不是得到基督徒的支持。当阿布杜·哈米德首次乘火车旅行时，旁观的穆斯林的反应都很刻薄：“土耳其皇帝（Padishah）已经变成了邪教徒。”宪政就像铁路一样，代表了基督教价值观突兀地闯入奥斯曼的伊斯兰阶级世界。与此同时，奥地利也对这种宪政改革感到同样的恐惧，并于1878年占领奥斯曼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行省。维也纳当局因为担忧青年土耳其党[23]会设法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投票权，于是很快地将该省吞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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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位哈布斯堡帝国的南斯拉夫专家看出其中的麻烦。1908年时，许多波斯尼亚农民认为哈布斯堡的皇帝仍旧是“我们的老父亲”（stari otac），但是这种对于帝国当局的顺从正在消退。奥地利人在刚吞并的新行省里建设公路、铁路和学校，却反倒帮助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波斯尼亚东正教的社群中散布。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又和土地问题有关联。当时，克罗地亚、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农民已是自由之身，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五分之四的农民仍等待解放，他们生活于被奥地利人保存的奥斯曼封建秩序之下。“显然没有人曾停下来思考，当人民知道在德里纳河和萨瓦河的对岸并没有次级将官会为士绅或地主剥削农民三分之一的年收成，他们会怎么想……”因此，哈布斯堡王朝虽努力灌输一种波斯尼亚的民族意识，却终归失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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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哈布斯堡帝国挽救波斯尼亚的唯一办法似乎是“将南部斯拉夫人世界的中心安置在奥地利之内”。在整个19世纪，匈牙利对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统治愈来愈专制，促使了南部斯拉夫人合作运动的兴起。维也纳两院制议会[24]议员斯特罗斯梅耶主教曾与其他人设法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通过南斯拉夫学院和萨格勒布大学等机构，为以后南部斯拉夫人在哈布斯堡王朝底下争取权利的运动奠下基础。但是，甚至在帝国之内，这个政策也遭到匈牙利人坚决反对，因为他们不希望和南部斯拉夫人分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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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之外，塞尔维亚人将自己视为巴尔干半岛上负有使命的皮埃蒙特，要将其他南部斯拉夫人自奴役中解放。他们认为，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是故意对付他们的动作。俄国人也反对此举，尤其是因为他们知道奥地利人想要建一条往南通到爱琴海的铁路。一位英国外交人员评论：“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的斗争现在显然已经开始。”俄国和塞尔维亚都要求奥地利人赔偿，但两者都未如愿。塞尔维亚人盼望俄国支援，甚至不惜向奥地利宣战。奥地利的（外交）部长由贝尔格莱德回电说：“所有人都想要复仇，而这复仇只有在俄国人的协助下才能完成。”但是德国人警告会动员兵力帮助奥地利，俄国人只好打退堂鼓。俄国外长通知塞尔维亚人：“俄国军队尚未准备妥当，现在无法作战。”直到1914年，塞尔维亚人才得到俄国人不同的回答。[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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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境内，许多秘密会社因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而迅速崛起；其中之一是“死亡会社”，涉及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击事件。1913年10月，一位亲塞尔维亚的奥国观察员在波斯尼亚境内报道，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成功将“一年前仅仅属于希望的事”变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运动”。奥匈帝国愈来愈进退维谷。一位分析家说：“我们一定得消灭塞尔维亚，如果我们办不到，就必须学着去爱它。”斐迪南大公被人刺杀，使奥地利政府采取第一个选择，展开了与1908年吞并时几乎同样的军事动作。不过，1914年时，俄国人觉得自己不能再打一次退堂鼓。于是，欧洲的第二次波斯尼亚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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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巴尔干的版图已经有了剧烈变动，因为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几乎快崩溃了。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并未能使巴尔干的臣民甘心接受奥斯曼的统治，反而加速了这个帝国的瓦解。民族主义挣开了旧帝国的束缚，哈布斯堡王朝自己也将发现这一点。土耳其民族主义本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革命分子期望将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基础，到头来却只让基督徒添增仇视。到了1911年，已经有两百支以上的游击队在马其顿活动，巴尔干的前途看来比许多年前更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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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严重的是，奥斯曼政府为了将帝国现代化而做的努力，使得传统上忠于其政权的一支民族——阿尔巴尼亚人——愈来愈疏离。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曾为苏丹效力，担任非正规军和侍卫，由于高门愿意让他们持有现代武器并自治，因此他们甚为忠心。伊迪丝·杜韩描述村庄的男丁“应召服兵役时……时常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而应免役，后来又用枪驱逐那些去收兵役税的人，理由是自己是穆斯林，不用付那种税”。1910年阿尔巴尼亚北部发生起义事件，奥斯曼帝国出动了两万兵力才剿平。次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在利比亚交战，并打算入侵阿尔巴尼亚——一次规模更大的叛乱发生了，叛军首次呼吁各界承认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并要求实际的自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在迪布拉[26]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开始考虑在户口名簿上将阿尔巴尼亚人登记为‘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依‘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来区分，这一点特别有意义。组成委员会的显贵本身显然是穆斯林，他们会考虑接纳人民对民族地位而非宗教地位的要求，这真是值得注意的全新发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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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的叛乱预示了巴尔干的权力均衡将发生激烈变化。它显示出武装对付土耳其政府是能成功的，因此引发巴尔干各国纷纷要求拿回属于它们的奥斯曼领土。它也表明了有组织且好战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已经崛起。塞尔维亚和希腊都对此感到惊惶，因为它们声称拥有广大的阿尔巴尼亚语人口所居领土的权利。使巴尔干各国更惊恐的是，阿尔巴尼亚的叛乱鼓励了奥地利和意大利梦想在东南欧得到新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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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12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协议“团结起来捍卫它们的独立和完整，并且反抗列强入侵奥斯曼巴尔干领土的企图”。希腊和黑山很快就加入塞、保两国的阵营。俄国外交人士相信自己已经培养了一个对抗奥地利的防御集团，但是他们直到巴尔干同盟攻击土耳其时才幡然醒悟。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俄国想踩刹车，但发动引擎的其实就是她。”另一位法国外交官表示：“在东方问题的历史中，小国首次获得列强那样独立的地位。它们觉得完全没有列强也能行动，甚至控制列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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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2年至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几周之内就烟消云散。塞尔维亚和希腊是主要的胜利者，都获得广大的新领土。保加利亚赢得的领土小得多，而且因为它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对昔日盟友宣战，落败之后被削去更多领土。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得到了列强的承认，对抗着它虎视耽耽的邻国。从许多方面来看，最大的输家除了奥斯曼帝国之外就数奥匈帝国了，它现在面对着成功独立且实行扩张主义的塞尔维亚。奥地利试图让阿尔巴尼亚成为平衡的力量，却阻止不了科索沃等附近地区被划给塞尔维亚与黑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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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塞尔维亚已经没有能力应付第三次。但在1914年夏天的维也纳，主战派人士相信一次消灭塞尔维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知道自己有德国人撑腰。此外，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使俄国人坚决支持塞尔维亚，因为他们不想丢第二次脸。于是，列强注定要发生冲突。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刺之后，塞尔维亚政府对奥地利人的要求几乎全部让步，但这还不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不到三年，奥地利便发动了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一个星期之内，在欧洲各盟国的复杂牵连下，所有列强都卷入了这场纠纷，冲突的规模扩大至全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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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来看，奥俄协约在1878年破裂后，几十年过去，两国仍然会兵戎相见，实在是毫无道理。奥地利与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本来互不相容，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两个强国也自觉势力日渐下滑。巴尔干民族主义的成长，以及奥斯曼帝国衰落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使奥俄两国难以巩固它们的重要利益——南部斯拉夫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的顺服；在俄国一方则是对黑海及往地中海的通路的控制。奥俄两国需要巴尔干的盟友和代理人，于是被拖入当地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更糟的是，它们缺少判断力，时常低估这些盟友的军事及外交技巧。巴尔干各国在这种“摇摆政治”中已驾轻就熟。1914年，这些巴尔干小国终于逼使列强开战，而我们知道，这种以小撼大的状况不会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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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盗客、希腊游击队员、希腊民兵和土匪是巴尔干民族群英会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成了传奇和口述史诗。但实情并不那么传奇，常规的陆军和海军其实更能决定政治局势。1877年俄国发动16万兵力渡过多瑙河，他们比任何黑盗客或游击队员更能为巴尔干基督徒争取自由。直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1999年干预科索沃，最近两个世纪内，正规军总是胜过非正规部队，后者只有在获得更强军力支持时才发挥作用。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显示，巴尔干的军队已经符合了现代战争的种种要求。巴尔干各国的武力竞赛一直进行到1914年。奥斯曼军队也依西方列强的意见而整编，并由波兰、匈牙利的流亡将领以及英、美、德的佣兵所率领。例如，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他是奥斯曼在柏林会议的代表，原来是普鲁士士兵，改信伊斯兰教之后成了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巴尔干的军队也引进西方知识和武器，对这些新成立的穷国而言，实在所费不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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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军在随后的战斗中首当其冲。1914年，塞尔维亚的武装部队人数达到惊人的45万，但到了1916年已不到15万，阵亡者就有10万。虽然塞尔维亚曾成功抵御哈布斯堡王朝两次非同寻常的入侵，但两军实力悬殊，在坚强的抵抗后，终于还是被逼退到海上，放弃了领土。土耳其加入了战争，站在德国这一方。巴尔干其他国家则看到了保加利亚外长斯丹科·托多罗夫所说的“勒索”机会：加入战争，以便能够在日后的和平调停中要求以领土为报酬。保加利亚选择站在同盟国[28]这边，希望能获取塞尔维亚和希腊领土的保证。保加利亚最终共动员了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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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和罗马尼亚都花了较长的时间才决定支持后来的获胜者。罗马尼亚政府在1916年夏天加入协约国[29]，却迅速对同盟国投降。一位俄国的指挥官抱怨：“让罗马尼亚的军队打现代战争，等于是叫驴子跳小步舞曲。”罗马尼亚擅长讨价还价，不擅长战斗。几个月之内，罗马尼亚的军队就宣告瓦解，布加勒斯特还被安插了一个亲德国的政府。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斯通说：“罗马尼亚的搅局使德国能将这场战争拖到1918年。”但罗马尼亚人的运气很好，因为其他协约国更优良的军队打了胜仗，让他们能从巴黎和会捞到不少好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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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希腊，赞成参战和反对参战者在国内造成了分裂，后来是由总理维尼泽罗斯领导的前者得势。希腊、塞尔维亚、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所谓的“萨洛尼卡园丁”——占据了马其顿前线，和同盟国对抗。1918年秋天，协约国成功的攻势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事实上，保加利亚在9月底的崩溃更让德国军事领袖断定战局已经大势已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痛切地评论道：“遗憾的是，就好像有许多人无法想象巴尔干半岛上的事件能够引发世界大战，也有很多人不肯相信那般偏僻地区的事件能结束一场大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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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于1918年结束，东南欧的战事却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比欧洲其他多种族帝国更早开始瓦解，但它最后的崩溃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30]都走下王座之后。希腊军队1919年在小亚细亚登陆，在士麦那附近建立了桥头堡，也得到列强的支持，维尼泽罗斯发现，这正是实现领土恢复并重建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拜占庭帝国的大好机会。但是，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冒险终以灾难收场：土耳其军队逼使希腊人退回地中海岸，最后全部离开陆地，安那托利亚的大批东正教信徒被迫逃亡。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是在穆斯塔法·凯末尔——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阿塔图克”（土耳其之父）——的领导下，于1921年至1922年的战事后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乘英国战舰逃离君士坦丁堡，1926年逝世于圣里摩[31]；他因为负债累累，债权人拖了两个星期才让他得以入土为安。另一方面，阿塔图克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艰巨任务：将从前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变成土耳其民族国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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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英国外相说：“同盟国希望这场战争能让巴尔干的政治均衡建立在更宽广、更有民族性的基础上。”不过最后的实际结果并非万事如意。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的强制人口交换——穆斯林离开希腊到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安那托利亚人则“返回”希腊——增加了这两国的种族同质性。也因为这样，1914年以前不到希腊—马其顿地区半数人口的希腊人，此时已占了将近90%。犹太人的萨洛尼卡变成了希腊的塞萨洛尼基，从小亚细亚来的数千难民落脚于此。另一方面，罗马尼亚获得以前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大片土地，也得到新的少数民族。至1922年，罗马尼亚的土地较战前大上三分之一，却只有三分之二人口算是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均为数众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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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战后出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这是个在凡尔赛宫创立的国家，后来以南斯拉夫[32]之名而广为人知。战争方起时，协约国当中没有国家意图分割奥匈帝国以创造一个“新欧洲”，也很少有南部斯拉夫人期望这种事。但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和来自意大利的威胁（意大利要求在达尔马提亚拥有领土）使得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别无选择，只有加入塞尔维亚的卡拉乔治王朝领导下的南部斯拉夫人联盟。但猜疑一开始就蠢蠢欲动：人们怀疑他们得到的不是联邦制度，而是来自贝尔格莱德、服膺大塞尔维亚主义[33]的中央集权统治。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领袖在战时讨论中就数次爆发冲突，1918年之后，由克罗地亚到黑山的农民也都曾武装反对并入新国家。1921年的宪法证实了他们最担心的：塞尔维亚的文武官员此后控制了新的南斯拉夫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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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问题至1923年告终。十年来的战争终于摧毁曾统治巴尔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达数世纪的几个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崩溃并没有带来西方自由主义者期望的和平。新兴国家以民族主义之名，宣称拥有邻国土地的主权：光复主义继续存在，巴尔干的边界鲜少没有争议。更甚者，民族主义带来了两种影响。第一，所有新国家内都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存在削弱了各国以民族之名进行统治的主张。第二，1918年以后，欧洲列强没能成功弥合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它们在一战中大打出手，战后它们之间的对抗反而因为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兴起而更加尖锐和剧烈。因此，20世纪如同19世纪一样，巴尔干由于区域性争执和强权竞争，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意识形态的时代初见端倪，民族主义则跨越了两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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