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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要强权仍是奥斯曼帝国。丢掉希腊（和埃及）之后，高门终于废除碍事的新军，将军队现代化并进行一连串的改革。阿里·帕夏于1822年被杀，波斯尼亚的诸侯在1831年兵败，奥斯曼帝国得以实行中央集权。诸多改革减轻了地方诸侯压迫巴尔干基督徒的专横情况。1837年，一位奥斯曼官员谴责地主强迫农民在星期天干活：“非穆斯林农民迄今备尝艰辛。苏丹之意是他们应受到保护，让他们全心信奉自己的宗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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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病夫”仍旧生气蓬勃：晚至1897年，土耳其仍能打败希腊的军队。其在经济上也很有活力：许多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仍是奥斯曼公民，一点也不想迁入他们新的“母国”，反而是有些人为了逃避新希腊王国的高税率和灰暗前景，搬到奥斯曼的安那托利亚或黑海港口。帝国的市集持续吸引基督徒商人，东正教信徒还是为高门效力，担任大使和顾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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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新国家都是贫困的农村国家。借用法国浪漫派诗人、政治家拉马丁的话，塞尔维亚是“一片林海”，国内的牛比人还多。哈布斯堡领土内的塞尔维亚人的学识发展远比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先进。住在新希腊王国的希腊人可能有80万，但仍为高门臣民的却超过200万。希腊的都市都比不上奥斯曼城市如士麦那、萨洛尼卡及首都本身的结构与财富。当然，对那些心系复兴的人而言，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征兆。例如在雅典、帕特拉斯、特里波利斯等地，都有依现代格局而建筑的新城镇，它们快速扩张，取代了奥斯曼的旧聚落；另外还有新政府所委托兴建的新古典宅第和公共建筑。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布朗基于1841年写道：“依我们自己模式而建的一些军营、一间医院和一所监狱，都宣示了一个新兴文明的存在。”事实上，类似的城镇计划与欧洲建筑的趋势也正在改造奥斯曼城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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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的居民在和平时期就像在战争期间一样彼此凶恶地划分界线。在塞尔维亚，卡拉乔治派和奥布瑞诺维奇派的拥护者互相争权，当地人与所谓的“日耳曼人”（来自哈布斯堡领土的塞尔维亚移民）相争，亲土耳其者对抗亲俄人士。在希腊也是一样，区域派系之间、外国列强的支持者之间，以及“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间，都有数不清的斗争。这些分裂一开始就制造了政治上的怨恨。新国家虽摆脱穆斯林统治而拥有自由，但它们刚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所带来的自尊，却在面对列强时转为强烈的自卑。它们的胜利也不表示巴尔干人民立即开始以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思考。相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830年时还不过是一撮知识分子和行动派所倡导的观念，“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也尚未成形。在东南欧，并没有“民族”自立为独立国家（如浪漫的民族主义者所想象），新国家的领袖必须由沉浸在奥斯曼世界观的农民社会中创造出“民族”。布朗基表示：“塞尔维亚应当感谢米洛斯为它找到穿过森林的首批路线，财政秩序得以重建，塞尔维亚民族得以确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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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的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合为未来的罗马尼亚——是极贫苦的说罗马尼亚语农民的家乡。他们被土生土长的地主波雅尔[8]支配，也受到向苏丹效忠的希腊亲王统治。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两公国被土耳其和俄国争来夺去的处境，显示了那些自治省在完全并入帝国和赢得独立之间不断挣扎。希腊人于1821年起义失败后，法纳尔人权力衰退，让各省的亲王能自罗马尼亚波雅尔阶级中脱颖而出，形成各地的统治精英。在俄国的刺激下，高门不得不在1826年接受这种转变。1829年一场军事行动之后，俄国军队已抵达离君士坦丁堡三天行程的距离之内，于是强行推行军事统治，但有些行省（如塞尔维亚）名义上仍属苏丹。根据《亚德里亚堡和约》第五条，所有公国都将“享有它们的敬拜仪式、完善的安全防卫、独立的国民政府与充分的商业自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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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独立的承诺却无法抵挡俄国军事占领的现实。进行现代化的俄国官员受到同时代英国和法国农地改革理论的影响，常干预各省内政，且远比土耳其人或法纳尔人频繁。教会受到政府的管辖，就像在俄国一样。城市规划者改变了布加勒斯特，房屋都编上门牌号码，街道有了名称（正好比柏林晚20年），路上添了街灯，也有新的下水道。如同巴伐利亚人奥托管理的希腊王国，俄国人以开明的保守官僚作为他们改革的基础。他们利用1832年的“组织法规”将现金经济引入不动产，推动谷物生产，合法化波雅尔的土地所有权，却也让农村的阶级冲突日益恶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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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罗马尼亚人的新主子就像旧主子一样失去人心。在1848年这个革命年份，俄国和土耳其军队联手镇压了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起义。俄国人跟之前的希腊人一样逐渐失去影响力，罗马尼亚人开始接纳拉丁语系，尤其是他们的拉丁“姊妹国”法兰西的文化。在时尚圈里，法语取代了希腊语，正式公报也使用法文。有些人梦想着将瓦拉几亚的都城布加勒斯特变成“巴尔干半岛上的巴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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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于克里米亚战败后，法国人就鼓吹让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个公国合并，以便抵挡沙皇进一步染指君士坦丁堡。法国的支持加上罗马尼亚当地精英的巧妙运作，让这个想法得以实现。1859年，两个省议会都选出同一人当统治者——亚历山大·库扎，“一位宁要牙买加朗姆而不想插手公众事务的牌戏好手”——而且也都赞成统一。罗马尼亚就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诞生了（但要到1878年才获得国际正式承认）。库扎像巴尔干新国家的多数统治者一样在位非常短暂，不过他至少逃过了暗杀之祸。他因为推行土地改革而与许多地主为敌，在1866年被推下权力宝座。如同早先的希腊，罗马尼亚的地方精英无法接受一个土生土长的国家元首，只好从国外搬个王室回来。普鲁士国王的表亲、霍亨索伦王室[9]的西格马林的查理亲王在被选为罗马尼亚的国王之前，据说从未听说这个国家，不过他跟同时代的希腊国王乔治——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说他是一个“好孩子，才华不出众的平凡青年”——一样长期在位，安享太平，直到1914年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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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的独立比较晚——在1877年俄国最后一次入侵奥斯曼的欧洲领土之后——而且有高度的争议性。尽管19世纪时已有少数的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以及民族主义形式的文化和经济复兴，但因为接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和大主教比较容易控制保加利亚斯拉夫人。1841年的一场农民起义被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军快速无情地镇压，许多保加利亚人向北逃往多瑙河各公国、俄国，后来更逃往塞尔维亚。小型革命的密谋只发生在布加勒斯特和布莱拉[10]的咖啡店和客栈里。奥斯曼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越过多瑙河的保加利亚武装部队打得溃不成军。保加利亚的显贵大多在文化上亲希腊，并且忠于苏丹。当罗塞尼亚[11]学者尤里·维内林1830年到保加利亚，为他对保加利亚民族的历史及种族的开创性研究搜集资料时，他发现他们对他的询问很冷漠，没有什么回应。称呼一个人是保加利亚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1900年有人写道：“甚至在40年前，保加利亚人这个名称几乎不为人知，每个来自那里的人都很自然地称自己是希腊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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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和商人缺乏爱国情绪，以及武装起义终究失败，保加利亚的革命人士都感到理想幻灭，转而采取非军事策略，希望建立一个自治的东正教联盟，和苏丹分享权力。匈牙利于1867年成功脱离哈布斯堡帝国掌控，共同建立起二元君主制[12]，示范了和平抗争的好处。有一阵子，高门底下似乎也能进行改革：许多保加利亚人生活在改革派米德哈·帕夏管理的多瑙河省，此人对基督徒和穆斯林一视同仁——至少在理论上——给予他们立足点平等的官员地位。但这些基督徒事实上多为波兰、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移民，不是保加利亚人，而米德哈本人也在三年后被撤换，成了奥斯曼长久不稳定的官僚政治的牺牲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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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变迁比爱国的行动主义更成功地塑造保加利亚意识。美国的新教传教士曾将《新约圣经》译成保加利亚农民能了解的文字，借此开始渗透希腊文化独霸的圈子。尽管如此，传教士发现很少有农夫能读自己的文字，因此认真思考印制用斯拉夫字母写的土耳其语圣经！1849年，由于君士坦丁堡众多的保加利亚行会施加压力，著名的萨摩斯亲王斯蒂芬·波哥里迪的家乡建起了一座保加利亚教堂。波哥里迪也是苏丹的顾问，有部分保加利亚血统。后来又有人反对希腊人对宗主教职位的独霸以及希腊大主教在乡间的横征暴敛，导致1870年另外新建了一座保加利亚教堂。然而此后很久一段时间内，仍有许多说保加利亚语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希腊人，在马其顿尤其明显。这种心态不表示他们支持南方的希腊王国的扩张计划，而是说他们要在宗主教主持的教堂里做礼拜。说保加利亚语等于保加利亚人的意识是后来才慢慢形成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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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保加利亚一系列叛乱中的最后一次并没有争取到农民或城镇居民的支持。杰拉维奇写道：“四月起义后来虽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神话中的重大事件，但它是一个完全失败的革命。”欧洲人并不十分在意叛军杀死了100多名土耳其平民。但当苏丹得知接近帝国中心之地竟发生动乱，不免感到心惊，于是下旨进行迅速残暴的镇压。奥斯曼非正规军犯下“保加利亚恐怖事件”（大概有1.2万至1.5万名基督徒遇害）的消息终于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甚至成为英国大选的焦点。当苏丹拒绝欧洲人要求他进行国内改革后，俄国于1877年入侵巴尔干。起初俄国遭到土耳其令人讶异的顽抗，后来终于攻向君士坦丁堡。那一年列强向土耳其人提出的和约帮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取得了独立，也标示出奥斯曼丧失了已拥有数世纪的欧洲领土。不过，引起最大骚动的是另一项和约，它产生了一个国土广大、自治的新保加利亚国，往西到斯科普里和瓦尔达尔河流域，往南则到萨洛尼卡和爱琴海。这就是所谓的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13]，即得名于《圣斯特法诺和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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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只存活了几个月。列强，特别是英国认为它是俄国势力向巴尔干延伸的结果，令人无法接受。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坚持新保加利亚国的版图必须削减到小于原先的一半。马其顿交还给奥斯曼统治。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缓冲国——东鲁米利亚。这个新行省不久就并入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仅用了30年就从向苏丹进贡的自治公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但保加利亚人从来没有忘记俄国人原先承诺给他们的国家，马其顿的“失土”更成了他们扩张梦想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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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的过程占据了整个巴尔干19世纪的历史。那是一段实验性质浓厚的漫长历程，而且此区的许多“小民族”仍是列强的臣民，隶属于奥斯曼（如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或哈布斯堡王朝。况且，自治并没有像奥斯曼帝国内外的许多联邦主义者所希望的是达到民族全面独立的另一种选择，反而是它的预备程序：由自治迈向独立的过程，多瑙河诸公国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花了几十年，希腊则只用不到三年。曾在帝国内争取到自治的克里特岛和萨摩斯岛，则在一次大战前成了希腊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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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强强力干涉新国家的内政。它们从欧洲王侯之家的失业后裔中挑人来当新国家的国王，草拟新的宪法，并组织军事和文职顾问。例如，巴伐利亚人于19世纪40年代在奥托国王底下管理希腊，俄国人则于19世纪80年代治理保加利亚（包括军队和作战部）。列强在外交会议上划定边界、调整领土，并通过炮舰外交和经济威胁，强迫与会各方接受其要求。然而，它们对于新国家的控制并不是很成功，俄国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均是如此。列强已经对民族主义的力量退让，帮助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此后它们便力图保住奥斯曼帝国的其余部分。而阻碍列强力量的是它们亲手造就的这些国家的扩张野心，扩张也是那些新国家中普遍的政治焦点。巴尔干半岛上的新局势并不安定，便是起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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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政治的使命感是由扩张领土的梦想所驱动的。所有巴尔干国家都希望取回在列强划下疆界之外的“未收复的”兄弟或故土。例如，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14]的罗马尼亚人，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人和奥斯曼土地上的塞尔维亚人，在被哄骗而瓦解的圣斯特法诺土地上的保加利亚人。沉湎于新拜占庭帝国“伟大构想”的希腊人则企图在奥斯曼帝国中救回希腊文化。这些民间的光复主义激起了舆论的响应，资助非正规军越过边界入侵，且时常迫使毫无意愿的巴尔干君主们不顾列强劝告而冒进。米兰·奥布瑞诺维奇[15]在1876年被迫违背自己意愿而对土耳其宣战，支持在波斯尼亚起事的东正教信徒，又在1885年入侵保加利亚。但塞尔维亚这两次行动都不成功，而且仅因列强干预才免于再受羞辱。1854年至1897年，希腊人对奥斯曼领土发动了一连串入侵，但也都失败，1922年进军小亚细亚是这一系列失策的军事远征的最后一次，希腊人最后归咎于缺乏列强的支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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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巴尔干国家是过分高估自己恢复领土的能力，列强则是未能认真地看待这整件事。列强瞧不起自己的新创造物，常视这些国家为傀儡。1873年，奥地利的外长安德拉西曾说，奥地利的近东邻国全是“野蛮的印第安人，只能待之如未驯服的马，我们应该一手喂以玉米，另一手执鞭作势要打他们”。斐迪南大公则描述塞尔维亚是个“窃贼、杀人犯和盗匪出没，只有少数李树”的地方。哈布斯堡的军队于1878年占领奥斯曼的波斯尼亚之后，与塞尔维亚只隔着一条很长的边境。此时维也纳的外交圈都相信他们已经抑制住塞尔维亚的扩张，并将腐败的奥布瑞诺维奇家族收为己有。但巴尔干民众痛恨对列强卑躬屈膝，行为太像强邻傀儡的君主都难免落得如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16]的下场。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在1903年遭到塞尔维亚的陆军军官杀害，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对头——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亲奥地利的彼得国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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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也相信自己牢牢掌握着斯拉夫人的忠诚。尽管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确实感激俄国帮忙建国，但两国仍很快就开始痛恨这个北方强邻的干预。俄国过度的自信也许在1912年表现得最明白：俄国外交人员鼓励巴尔干国家结为巴尔干同盟[18]，对奥匈帝国施压。事实上，该同盟后来对付的是土耳其，将它逐出了欧洲——这是俄国始料未及的事——后来更因内讧而分裂。斯拉夫人或东正教的团结从不曾如此有力地影响巴尔干与俄国的关系，并让紧张的西方人非常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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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878年是列强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高峰期，那么随后30年就是此控制力的瓦解。只要奥地利和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欧洲便能确保安定。德国在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担任着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斡旋者。而这三个强国的结盟使得巴尔干的政客不可能利用它们之间的敌对而得利。当俾斯麦1890年下台后，他在柏林的继任者都愈来愈反俄。当其他列强瓜分非洲、在海外扩张帝国版图时，奥地利则是觊觎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尽管如此，奥地利和俄国仍于1897年达成协议，以“消除在巴尔干骚动土地上破坏欧洲和平的敌对危险状态”。接着，俄国的外交政策转向远东而非巴尔干半岛。直到1905年日俄之战被打败后，俄国才回到东南欧，与奥匈帝国的冲突开始加剧。冲突点则是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心脏——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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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是一个没有明显边界的区域，甚至不是奥斯曼帝国内的行政实体。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四周是新建立的国家——在南边有希腊，北边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19世纪结束时，马其顿成了这些新国家扩张野心的焦点。但它的人种结构对大多数热切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分子构成了挑战：自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以来，人种结构已经大幅改变而不易辨识。马其顿的农民主要是东正教教徒，而且大多数是斯拉夫人；说希腊语的人都住在沿海地区和城镇里。马其顿的都城萨洛尼卡，一个“令人垂涎的城市”，是奥斯曼帝国内能使用数种语言的典型港口，连街头擦鞋童都会说六种语言。萨洛尼卡还有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在它的种族万花筒中，最大的族群不是希腊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或斯拉夫人，而是赛法地犹太人。在这个城市的里里外外，没有哪个族群能占到优势。于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民族主义只能靠着极端暴力和许多的一厢情愿提供统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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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家查理·艾略特爵士于1900年写道：“就某种意义而言，马其顿境内的一支种族就只是一个政党。”为了争取斯拉夫东正教农民的忠诚，亲希腊和亲保加利亚的党派之间发生不少斗争。双方都设立学校宣传自己的民族理想，建立忠于自己“主教”的教堂，制作地图及民族志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有理，还资助爱国者组成军队——有些是当地人，有些是外地人支持——期望能获得农民的认同：在马其顿，和平的方法不保证有成效。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也为自己宣传，只是不那么积极。希腊人花了一段时间组织自己，保加利亚人则因自身阵营发生严重的分裂而力量削弱：一派人要为“大保加利亚”而战；另一派人则属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想为马其顿争取自治。土耳其当局通常选择旁观这些基督徒的争战情况，只有在事态似乎快不可收拾时，才会调来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军进行干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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