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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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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伊林顿（Ilinden），保加利亚语，意指希伯来的先知以利亚（Elijah）。此次叛乱因发生在圣以利亚日而得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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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68—1918），俄国末代皇帝（1894—1917），二月革命中退位，十月革命后被枪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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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记者和社会政治思想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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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毛拉（Mullah），伊斯兰教徒对神学家的敬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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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正式名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20世纪初力促奥斯曼帝国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改革者，1908年起义反抗苏丹阿布杜·哈米德，1909年夺取政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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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两院制议会（Reichsrat），奥匈帝国时期（1867—1918）奥地利的议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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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皇储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刺，触发了战争。同年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至30日，俄国全国动员支援塞尔维亚。8月1日，德对俄宣战，8月3日，德又对法宣战，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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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迪布拉（Dibra），阿尔巴尼亚长久以来对抗外族占领的基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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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1913年《伦敦条约》的协定结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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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盟国（Central Powers），1914年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结为同盟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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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协约国（Entente），指联合起来与同盟国对抗的英、法、俄诸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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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s，1613—1917），俄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随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退位和1918年7月被处决而告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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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圣里摩（San Remo），意大利西北部靠近法国边界的港市，1920年一次大战中的同盟国曾在此召开会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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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承认并确定该王国的主权和边界，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Yugoslavia）王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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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大塞尔维亚（Greater Serbia），联合所有塞尔维亚人组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塞尔维亚民族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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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第四章 建立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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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鹰一样振翅高飞在云端，现在却掉到尘土中、泥沼中打滚……如果这是自由人所过的生活，那么这样的自由是徒托空言。我们播种玫瑰，长出来的却是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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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卡拉奇·乔吉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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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族来建立新国家的主张，是所有乌托邦计划中最危险的。”奥地利的外交部长于1853年如此警告，“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要与历史断绝关系。将它在欧洲任何地区实行，则会动摇坚固有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基础，将颠覆和搅乱欧洲大陆。”巴尔干的新民族国家在半个世纪内就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到了1918年也烟消云散。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洲国家秩序，已经被凡尔赛会议所建立的取代。但如同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奥斯卡·贾西1925年的文章《民族观念的无法抗拒性》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民族的问题，因为民族自决无法在每一个民族内成为政治现实。的确，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证明了另一种国家形式仍继续存在。在巴尔干这个种族万花筒中，民族主义更成了炮制暴行的秘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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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而言，基督教在东南欧胜利的影响长久以来都很明显。哈布斯堡王朝于17世纪末征服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之后，那里的穆斯林生活和遗址都破坏殆尽。1826年，针对希腊，列强一致认为：“希腊人应当买下土耳其人的产业，为了让这两个民族的个体之间能完全隔离，并防止长久以来的竞争所必然造成的冲突。”1830年，土耳其人被勒令撤出塞尔维亚乡村，移居至有驻军的城镇。30年后，另一项协议规定，所有不住在这些城镇的土耳其人将被驱逐出境，他们的地产则会被卖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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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至1878年，尼什附近的战事导致塞尔维亚领土扩张，使一批新的难民越过了奥斯曼—塞尔维亚边境逃回土耳其。俄国军队1877年入侵保加利亚时，有数以万计的穆斯林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逃走，其他人则都遭到俄国军队与基督徒农民屠杀。色萨利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在1881年被希腊兼并时约有45000名穆斯林居民，到了1911年只剩下3000人。在克里特岛，穆斯林人口由1881年的73000人降至1911年的27850人。有些人为了躲避战火而逃亡，其他人则是为了躲避强盗或平民的迫害，或单纯不想在基督徒军官底下服役而受辱。有组织的官方人口交换是20世纪巴尔干政治的特点，但当时还没有出现。1878年奥斯曼政府曾提议交换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人口，就被打了回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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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问题远比巴尔干穆斯林跌入低谷的命运还更深刻。民族国家的自由概念是要使多数种族的统治与个人权利的保证并行不悖。这两个因素的紧张关系在19世纪罗马尼亚宪法诞生过程中非常明显：当时宪法因为明确排除犹太人的公民权，而招来列强的愤慨。理论上说，少数应该会受到多数的同化，最后导致人口的均质化。但此理论完全不符后帝国时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实：族群之间充满紧张、仇恨和猜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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