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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迪布拉（Dibra），阿尔巴尼亚长久以来对抗外族占领的基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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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1913年《伦敦条约》的协定结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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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盟国（Central Powers），1914年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结为同盟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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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协约国（Entente），指联合起来与同盟国对抗的英、法、俄诸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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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s，1613—1917），俄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随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退位和1918年7月被处决而告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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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圣里摩（San Remo），意大利西北部靠近法国边界的港市，1920年一次大战中的同盟国曾在此召开会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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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承认并确定该王国的主权和边界，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Yugoslavia）王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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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大塞尔维亚（Greater Serbia），联合所有塞尔维亚人组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塞尔维亚民族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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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第四章 建立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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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鹰一样振翅高飞在云端，现在却掉到尘土中、泥沼中打滚……如果这是自由人所过的生活，那么这样的自由是徒托空言。我们播种玫瑰，长出来的却是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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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卡拉奇·乔吉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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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族来建立新国家的主张，是所有乌托邦计划中最危险的。”奥地利的外交部长于1853年如此警告，“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要与历史断绝关系。将它在欧洲任何地区实行，则会动摇坚固有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基础，将颠覆和搅乱欧洲大陆。”巴尔干的新民族国家在半个世纪内就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到了1918年也烟消云散。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洲国家秩序，已经被凡尔赛会议所建立的取代。但如同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奥斯卡·贾西1925年的文章《民族观念的无法抗拒性》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民族的问题，因为民族自决无法在每一个民族内成为政治现实。的确，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证明了另一种国家形式仍继续存在。在巴尔干这个种族万花筒中，民族主义更成了炮制暴行的秘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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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而言，基督教在东南欧胜利的影响长久以来都很明显。哈布斯堡王朝于17世纪末征服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之后，那里的穆斯林生活和遗址都破坏殆尽。1826年，针对希腊，列强一致认为：“希腊人应当买下土耳其人的产业，为了让这两个民族的个体之间能完全隔离，并防止长久以来的竞争所必然造成的冲突。”1830年，土耳其人被勒令撤出塞尔维亚乡村，移居至有驻军的城镇。30年后，另一项协议规定，所有不住在这些城镇的土耳其人将被驱逐出境，他们的地产则会被卖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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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至1878年，尼什附近的战事导致塞尔维亚领土扩张，使一批新的难民越过了奥斯曼—塞尔维亚边境逃回土耳其。俄国军队1877年入侵保加利亚时，有数以万计的穆斯林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逃走，其他人则都遭到俄国军队与基督徒农民屠杀。色萨利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在1881年被希腊兼并时约有45000名穆斯林居民，到了1911年只剩下3000人。在克里特岛，穆斯林人口由1881年的73000人降至1911年的27850人。有些人为了躲避战火而逃亡，其他人则是为了躲避强盗或平民的迫害，或单纯不想在基督徒军官底下服役而受辱。有组织的官方人口交换是20世纪巴尔干政治的特点，但当时还没有出现。1878年奥斯曼政府曾提议交换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人口，就被打了回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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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问题远比巴尔干穆斯林跌入低谷的命运还更深刻。民族国家的自由概念是要使多数种族的统治与个人权利的保证并行不悖。这两个因素的紧张关系在19世纪罗马尼亚宪法诞生过程中非常明显：当时宪法因为明确排除犹太人的公民权，而招来列强的愤慨。理论上说，少数应该会受到多数的同化，最后导致人口的均质化。但此理论完全不符后帝国时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实：族群之间充满紧张、仇恨和猜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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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至1922年这十年中的战事说明了这个民族问题有多严重。在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团体的冲突中有不少受害者，但其人数还远少于巴尔干战争期间正规军冲突的死伤平民数目。1912年，巴尔干历史上首次有现代国家想利用军事冲突来达到长期的人口目标。在前奥斯曼帝国的科索沃和莫纳斯提尔地区，胜利的塞尔维亚军队杀死了大概上千的平民。尽管有些塞尔维亚军官曾不经意谈到要“消灭”阿尔巴尼亚人，但这多半是因为报复心，而非有意的种族灭绝。不过射杀的惨状仍然吓坏了目击者和调查人员。“土耳其人在基督徒面前逃亡，保加利亚人在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面前逃亡，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人面前逃亡，阿尔巴尼亚人在塞尔维亚人面前逃亡。”1914年，卡内基委员会调查后表示，“希腊人对付保加利亚人的手段，土耳其人对付斯拉夫人的手段，以及塞尔维亚人对付阿尔巴尼亚人的手段，都不再是灭种或移民，而是用改信和同化来间接达到同样的目的。”强迫改信、集体处决和数万难民的逃亡，都导因于根据民族主义对奥斯曼的残余欧洲行省所进行的清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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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平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受到军方的猜疑。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的斗争漫无休止。保加利亚人占领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南部，极尽残暴之能事，随时可能引发起义。但被牵连的不只是巴尔干的民族，帝国列强也比过去更强力地镇压。例如，奥地利的政治家约瑟夫·雷德利克在他1914年10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匈牙利记者约瑟夫·戴纳—丹斯的来访。这位记者描述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南部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战争”：“数百个塞尔维亚人遭到拘禁，许多人都是无辜的。”一个多月后，戴纳—丹斯带给雷德利克更多消息：“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边境的斯雷姆，有一万名塞尔维亚人被当作卖国贼杀掉，边境地区的人口都已经减少。”雷德利克把这情形解释为“有计划的灭种政策已经颁布，用来对付塞尔维亚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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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用语预示了德国纳粹党将来的术语，尽管哈布斯堡王朝镇压的规模，比不上30年后希特勒的国防军在同一地区的毁灭行动。话说回来，集体处决、集中营和放逐塞尔维亚精英这些手段，其实都曾被奥地利皇帝约瑟夫的军队用来在占据的领土上维持秩序。在安那托利亚，一战爆发时，奥斯曼政府也曾将数千名希腊人由小亚细亚海岸驱逐到内陆。然后，1915年至1916年，奥斯曼帝国在一次有组织的计划性屠杀中杀害了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其中一些人是遭到处决，其他人则是在强行军中饿死。希特勒在1939年提出的著名问题——“现在谁记得亚美尼亚人呢？”——指的便是数年前的这些事件。犹太作家魏菲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反纳粹寓言小说《穆萨·达的四十天》也同样提到过那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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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些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比较不那么极端。其中有一项政策被专家宽厚地称为“人口转移”。此政策最戏剧性的例子是希腊和土耳其于1923年协议的强迫性双边人口交换，当时旧的奥斯曼世界已确定告终，100万以上的希腊东正教徒由小亚细亚迁至希腊，38万穆斯林则离开希腊到土耳其。事实上，如果算入黑海沿岸和东色雷斯的希腊难民，以及曾由巴尔干其他地方逃走的许多穆斯林，难民总数大概接近200万。没有迁走的只有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社群，与在西色雷斯的穆斯林。于是，希、土两国有非常大比例的人口（希腊至少有五分之一）都如此经历了放逐、流亡和贫困，而政府则必须解决由此牵扯出来的社会救济、公共卫生、重新安顿和经济失序的难题。但这两个国家的主宰人物——凯末尔和韦尼泽洛斯——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为，人口交换是至为重要的，可帮助他们建立种族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希腊的马其顿省有大多数人是希腊人（1912年时还只占43%，1923年已占了89%），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沿岸则几乎全是穆斯林人口，以前因为基督教人口众多而被称为“异教徒的”伊兹密尔，也从一个没有生气的土耳其港口复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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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土两国的人口交换常常被国际权力掮客视为增进国际和平的理性手段，它也的确帮助改善这两国在1930年后的关系，但在两次大战的中间期，人口交换却没有持续实施。相反，巴尔干各国被列强在国际联盟监督下逼迫签订少数民族权利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超出了昔日19世纪对个人的保护，进一步纳入了集体权利；后者的重要性已由战争的结果凸显出来。1918年，罗马尼亚不但获得广大的新领土，也接纳为数众多的匈牙利人、德国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族群；全国人口中只有72%是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即南斯拉夫王国）有接近15%的人口完全不属于这三个族群。保加利亚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不是保加利亚人。总人口正好超过600万的希腊辛苦地安置100多万的难民，它拥有的少数民族包括斯拉夫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甚至境内只有少数希腊族群的阿尔巴尼亚，也被纳入了这个满足少数民族权利的新体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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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新制度既不能满足少数民族，也未能满足多数民族。少数民族发现他们的抗议被忽视，而原因是国际联盟没有可供调度的有效执行机构。多数民族则因为其他国家可以干预其内政事务而感到气愤。在经济发生危机、政治又不安定的时期，巴尔干各国必须解决重建和发展的巨大难题，因此不可避免会憎恨任何提醒它们自身弱点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读到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迫使阿尔巴尼亚政府容许少数希腊族群建立自己的学校时，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满足少数民族权利的制度是如何不符期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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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尔干各国能够按自己的期望来自由对待少数民族。迅速的领土扩张意味着这些国家时常以殖民强权来施展威权，派遣宪兵、教师、屯垦农人和税务官前往说不同语言的人民所住的偏僻行省。希腊人在他们的“新土地”，罗马尼亚人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塞尔维亚人在他们的“新南方区域”以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山，都是在对自己根本不友善的族群当中，建设新的国家。波兰在两次大战之间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对抗时，曾焚烧村庄和派遣军队，前述这些国家固然不如波兰激进，却同样采取了系统的镇压。少数民族在地产争执中常受到歧视，他们也被迫要公开使用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则只能躲在家里说。亨利·波齐1935年写道：“所有马其顿人必须将姓名塞尔维亚化，字尾必须是‘itch’而不是‘off’。”在希腊，人名的字尾则是用“os”或“i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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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新统治者所猜疑的，少数民族中都有许多人有修正主义历史的想法：他们曾见过巴尔干边界在1912到1922年间迅速和戏剧性的改变，现在希望重新改变它们。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的移民组织密谋推翻《凡尔赛和约》的调停结果，并与抱有同样想法的强国密切合作，如奉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马其顿的自治论者实际上控制着保加利亚西部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封地，割据扰乱了保加利亚政局，直到军队介入才得以平息。匈牙利境内，还有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被人视作潜伏的“第五纵队”[1]——纳粹曾在海外利用纯种的日耳曼人进行外交工作，证明这种猜疑不无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南欧的地图上可以见到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计划的实现轨迹：南斯拉夫再度消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从罗马尼亚和希腊获得更多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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