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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种族压迫不是故事的全貌，我们探讨它时，必须同时考虑20世纪巴尔干精英分子更广泛的统治理念。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倾向支持对少数民族采取容忍最少的政策。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制定国家现代化的政策，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大的中央权力会通过积极的社会及经济改革，将国家慢慢带入20世纪。毕竟，从所有指标来看，如识字率、谷物产量或寿命长短，巴尔干都落在欧洲各地之后，进行现代化的任务因此非常艰巨。他们反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学校，以免制造文化分裂，但赞成建立更多国立学校，让少数民族能学习多数民族的语言。他们猜疑的对象不只是少数民族，可能脱离掌控的群体都是他们的目标，不管这些群体是自治的少数民族、基督教会、盗贼还是可能叛乱的工人或农民。他们也赞成工业化、农业改革和进入海外金融市场，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是如此，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需要有具备都市技能和语言的人参与，如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换句话说，自由派的国家建立计划虽不在乎少数民族的意愿，但也并不完全排外。镇压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过程，而非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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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述与纳粹根据人种优劣论来界定和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有非常大的不同，巴尔干并没有太多这样的事迹。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人，在希腊的瓦拉基人和斯拉夫人，在罗马尼亚的乌克兰人和马其顿人，都可能借由学习语言或修改名字而同化；犹太人和穆斯林等宗教上的外来者，如果改变信仰也可以同化。只有罗马尼亚的反犹政府纵容集体屠杀和抵制，并限制犹太人进入大学。极端主义的反犹运动，如民基党和铁卫队[2]，在罗马尼亚都得到相当大的支持。1940年年底，在铁卫队进入政府之后，暴行终于演变成了一连串屠杀，几千人因此死亡。不过在其他地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反犹主义仍只是基督教大众文化里的一个方面，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一般而言，巴尔干的国家并不特别在法律上界定少数民族，更少有国家会禁止种族互动，并非像1933年后的纳粹那样隔离少数民族、没收他们的土地或驱逐他们。这些措施必然要以对科学的信仰和官僚政治为前提，而在东南欧管理不善的贫困乡村社会中，根本不会有这些前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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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1年后，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让种族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浮上台面，同时也给了少数民族扭转局势的机会。现代的克罗地亚首次争取到独立，成了轴心国的傀儡国，并且由战前没有赢得太多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乌斯塔沙党统治。该政府禁止使用西里尔字母[3]，迫害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它还建立一党国家，目的是“确保只有克罗地亚人永远统治着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对克罗地亚民族的定义很模糊（具有雅利安人血统，且从其行为可证明他没有从事反对克罗地亚人解放的活动），比较不强硬的文官在判定种族时还是可以钻漏洞。但是，行人道监督之责的天主教会鞭长莫及，使得这个政权可以毫不含糊地放手滥杀无辜，大多数是针对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这种做法导致数十万人遭到监禁和杀害，在雅瑟诺瓦集中营尤其惨绝人寰，这些暴行大大助长了游击队的抵抗行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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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触发了范围更广的种族内战。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4]谈到他们意图“清除波斯尼亚境内一切非塞尔维亚之物”，杀害了数万非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军队吞并了希腊色雷斯一部分地区，杀死数千平民，禁止使用希腊文，还试图将保加利亚人移来定居。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也推行过同样的政策。不过这两个战时的殖民行动都失败了。游击队的报复和战争生活的艰苦远超过自由土地和财产的吸引力。边境的土地重划在和平时期就很少成功（两次大战之间南斯拉夫在马其顿以及20世纪50年代希腊在北部边界都实施过，但几乎留不住农民，农民常迁往能提供安全和财富的城市），在战争期间会失败当然不足为奇了。重要的是，土地重划确实进行过，它显示对某些巴尔干国家而言，就像对纳粹德国本身一样，战争不仅关乎军事胜利，也跟新领土上的长期人口变化有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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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内战也没有随着德国人撤军而告终。阿尔巴尼亚人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在科索沃的战争长达数月，在若干地区甚至历时数年。纯种日耳曼人被逐出沃伊沃迪那和罗马尼亚，他们的土地也被重划。1944年至1945年，阿尔巴尼亚人被逐出希腊西北部。从1946年持续至1949年的希腊内战则部分成了雅典政府和北部说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少数民族希望争取到某种形式的自治，也可能想跟在边境崛起的国家搭上关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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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0年，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结构已经有了大幅变动。它的犹太人口在1930年大约有85.6万人，此时减至不足5万人。数十万纯种日耳曼人被赶出南斯拉夫或从罗马尼亚逃走。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逃离希腊北部，塞尔维亚人逃离科索沃。因为20世纪上半叶充斥着总体战[5]、种族灭绝及大批难民迁移，增加了巴尔干各国的种族同质性。但是，各国仍有不少少数民族，如在保加利亚、希腊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以及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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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斯拉夫，铁托试图以共产主义下的多民族统治，取代塞尔维亚人和卡拉乔治王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统治体系，以此来解决根深蒂固的民族问题。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试图利用共产主义联邦的概念来领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这个梦想后来随着南斯拉夫和莫斯科于1948年夏天决裂而告终，但联邦主义仍是铁托处理南斯拉夫境内民族的策略。南斯拉夫的“手足团结”也许没有实现，但它可不只是口号：甚至在铁托与斯大林的关系破裂后，莫斯科在东欧的霸权统治保证了少数民族问题和光复主义不会破坏巴尔干各国的关系。巴尔干在1940年之前深受这些问题困扰，之后问题的隐患也始终存在。冲突没有从此消失，在东欧共产主义运动解体后又重新浮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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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巴尔干土地是由多数民族耕作的，外交人员垂涎这块土地，军队也争来夺去。巴尔干各国都渴望欧洲其他的土地，相信自己有扩张的需要——不论是要解救未被救赎的“兄弟”，或要重新获得它们自称有历史权利[6]的省份，或只是想显示该民族在达尔文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该有的活力。在1914年之后的十年内，希腊的领土和人口都增加了几乎四分之一；罗马尼亚的土地由13.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1.7万平方公里，人口由750万增加到1760万人。失去领土的保加利亚梦想重建曾在1878年被承诺的圣斯特法诺大国；阿尔巴尼亚的国界仅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过正式协议，却也指望从希腊和南斯拉夫找回“失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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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年战争之后，这些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都是如何使这块土地能喂饱土地上的人民。1912年之前，大规模的越洋移民已经显示出这项任务有多困难：数百万农民因为对贫困的农耕生活感到绝望，由东南欧——从斯洛文尼亚到伯罗奔尼撒半岛——逃往美国。1921年之后，随着战前的移民路线关闭，东南欧的新国家必须开始展现它们该有的健全经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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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教会了每个人自给自足的必要性，但它也使自给自足变得异常复杂。除了战争刚结束之后的救济难题之外（近东基金会、国际联盟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被请求施予援助），还有更深层的结构问题。1918年，进行战争的开销已导致战前货币制度的崩溃。因此战后国家的优先事务是稳定通货与改革银行，然后才能自海外货币市场举债。但还债意味着要增加税收和减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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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一方面来看，农民因战争终结而受益匪浅：各国政府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俄国散布到东欧，所以都着手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从政者创造出小农阶级，希望能借此换来社会平静，防止革命。因此小农的增加让本来就在巴尔干处于主导地位的小农群体更为庞大，大地主的数量相应地缩减。但这一措施产生的政治利益却被经济成本抵销了：土地细分迫使农民种植现金作物、更依赖市场力量，最终掉入负债的火坑。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农民的负债已成了土地改革者肩上的重担，乡村现代化看来也遥不可及。农民的收入随着世界谷物价格直线滑落而减少，但他们却继续背负着国家大部分税务，因为巴尔干所有国家的税收几乎都来自对消费品课间接税。1923年罗马尼亚税法的前言提出了警告：“当乡村的大地产都消失时，如果一个国家还容许少数人从贸易和工业累积财富，却同时让大众处于昔日农奴的地位，那么这个国家便不能称为民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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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农民不利用他们手中的民主权利来选择亲农民的政党担任官职呢？这有部分原因是：巴尔干议会制度外表开明，实际上却是腐败又专制，权力都掌握在宫廷、军官集团和都市精英的手中。农民政治的孱弱是两次大战间欧洲的一项明显特色。今天谁还记得将欧洲农民团结起来的“绿色国际”呢？理论上，一个大型的农民社会应当有能回应农民需求的议会政府，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仍不会读写、行动缓慢、安土重迁的农民很难为政治动员起来。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农民团体确实曾崛起，却被其他力量压制住了。例如，保加利亚农业联盟，它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然后在一次政变中被赶下台。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掌权有两年之久，直到它的党魁马纽在与国王争执后辞职。颇孚民望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在两次战争间的大多数时期被一群塞尔维亚精英边缘化。在希腊，各个农业团体处于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两极政治生态中，大多显得无关紧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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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农民团体对于自己国家面对的经济难题都提不出真正的解答。减轻农民的税务以及鼓励信用合作社的普及，无法解决巴尔干各国人口过剩和工业落后的结构性危机。小农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也无法撤退到19世纪和仰赖自给自足，因为他们还要偿付债务，喂养快速增多的家人。尽管都市的知识分子和政府新成立的旅游局都在提倡理想的农民生活，但很显然，乡村里找不到成长和繁荣之道。农民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量涌入城市，但城市里也没有足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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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乐观主义盛行的短暂时间内（介于战后重建结束和华尔街崩盘之间），巴尔干多数国家都选择重新加入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来重建。它们建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加入金本位制度，并设法通过紧缩预算、还清债务来吸引外国投资者。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资金都涌入这个区域。但是，国际资本主义可是个严格的教师。1930年之后，巴尔干的出口呈现枯竭，债务危机逐渐逼近。英国或法国政府都限制了巴尔干国家的进口数量货物，让后者赚不到外汇。于是到了1932年，各国普遍无法还债，外汇交易暂停，1918年后煞费苦心重建的开放国际经济也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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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巴尔干的经济又被打回原形，必须依靠自身的资源聊以为继。各国政府抬高关税壁垒，配给外汇，被迫采取更直接的干预方式：首次打算有计划地分配资源，为了保护农民而买进全部收成并一笔勾销农民的债务。巴尔干的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有几年恢复了成长，但其市场体制崩溃后却只跟第三帝国[8]维持易货贸易。此外，通过定期巴尔干会议来协调区域贸易政策的成效十分有限。有些政治人物试图推动巴尔干联盟，也几乎毫无进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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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也侵蚀了议会政体的脆弱基础。即使在1930年以前，两次大战之间成立的民主制度都未能争取到合法性。希腊苦于无止息的军事政变和阴谋。1921年南斯拉夫宪法争执暴露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主要政党之间的裂痕。克罗地亚农民党党魁雷迪克在国会席上被刺之后，这条裂痕不可避免地更为扩大。在保加利亚，身为农业联盟成员的总理史丹波利斯基在一次政变后惨遭刺杀。在阿尔巴尼亚，阿默德·贝·索古于1924年率佣兵入侵，宣布自己是第一任总统，后来竟登基为国王，建立起永久的统治。共产党曾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得到广大支持，短暂地威胁政府，后来在大多数国家都遭到禁止。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民主制度受到的主要威胁，毋宁说来自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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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之后，右翼独裁在巴尔干各地取代了民主制度，但这种独裁不是法西斯主义——即群众政党[9]经由民主程序取得统治权力——而是由国王及其亲自挑选的大臣所组成的独裁政府。东南欧群众政治的弱点从以下这个事实最能显露出来：左翼，甚至流行的法西斯运动（如罗马尼亚的铁卫队）都轻易地被政府击溃和压制。亚历山大国王在1929年解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的议会，然后通过个人独裁统治着这个重新命名为南斯拉夫的国家。保加利亚的波里斯国王在1935年如法炮制，将议会变成了咨商团体，并在警察严密监督下进行选举。希腊的乔治国王于1936年废除议会。罗马尼亚不受欢迎的卡罗国王逮捕并枪决了颇孚民望的法西斯领袖科德雷亚努，然后建立他自己的新的民族党（被当时人认为“完全失败”），主持民族团结政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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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尽管巴尔干早有民主政治的经验，左翼和右翼的群众政党却都无法存活下来。至20世纪30年代末，曾对议会制度和政党寄予厚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失去了兴致。几乎没有人哀悼它们的消逝。不过，皇室独裁者和他们的亲信也不确知自己的使命，几乎得不到爱戴。很显然，他们是主要秩序的捍卫者，对于彻底的社会经济变迁毫无准备，而想要使巴尔干国家走出农业人口就业不足的死胡同，这些变迁都势在必行。由于人们对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和之后保守分子的作为都感到幻灭，才使得1945年后左翼的经济复兴计划在苏联协助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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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总体战及其劫后余波完全扫除了战前的政治精英。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清楚地暴露出各国政府无法保护民众免于暴行、营养不良和贫困之苦。希腊政府无法控制食物供应，使国内遭到严重的饥荒；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平民遭到报复性劫掠，国内陷入内战和社会失序，使得几十万人死亡。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国家元首都走上流亡之途，和自己的臣民日渐疏远。到了1943年至1944年，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抵抗运动似乎已准备在德国人撤军后立即接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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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针对战后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希腊将受英国和美国管治，其余国家则都交给苏联。不过，希腊的共产党拒绝承认国土已遭瓜分，他们在长期内战之后才被击败。内战在1949年结束，人民遇害、下狱和无家可归者远比德国占领期间更多。希腊的这次危机延续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来是靠着英、美两国在军事和财务上大力支持反共武装才得以消弭。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很快就取得政权。虽然红军[10]曾穿过南斯拉夫追击撤退的德军，但铁托能上台纯属国内事务，是因为他的游击队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等对手都在一年内被他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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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战争本身对社会的影响没有战后余波来得大。这两个国家都站在轴心国一边，虽然逃过了邻国的悲惨经历，但德国的战败却导致昔日的统治精英垮台和丧失名誉。两国都被苏联部队占领，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在保加利亚，昔日的国家行政组织尤其遭到严厉的整肃，战时的通敌者和战前旧政治阶级都作为敌人遭到处死、监禁或流放。在罗马尼亚，政府也向过去的种族敌人——显然是德国人——算账。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数都在战后急遽增加，例如保加利亚，1944年9月到1946年9月之间，由1.4万人增加到42.2万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都不曾在战时反纳粹过程中扩张。原因很显然：两国都属于轴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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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至1950年熄灭，巴尔干半岛转变成了西方世界和苏联社会制度展开竞争的实验室，双方都想带领该地的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必须工业化，为迅速成长的人口创造工作，所有的巴尔干国家也都需要追上欧洲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准。铁幕两边的对比使得同时代的观察家为之着迷。经验丰富的英国观察家伊丽莎白·巴克问道：“普通的男人或女人，我指的不是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而是身为人类的普通男人或女人，他们会觉得在边境的东面还是西面生活更好呢？”巴克留意到，希腊的政策混乱和希腊北方国家的严格管控之间有明显的对比，“一边是牺牲人类自由来确保最低程度的社会安全，另一边是个人受社会寄生虫摆布而失去社会安全”，这两者间也有很大的不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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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认为共产党对巴尔干有正确的经济策略。他们不见得钦佩共产党的方法，而是觉得这些政策不仅让巴尔干走出两次大战之间的萧条，也可能使巴尔干经济结构有永久的改变。历史学家休·西顿—沃森1954年写道：“这些影响深远的计划激起了想象。即使是外国人也一定会被规划者的热诚和乐观所感动。而且确定的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公共设施和农业机械化是解决乡村人口过剩和贫穷的良方，同时可以改善东欧一向缺乏制造品的状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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