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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卡拉奇·乔吉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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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族来建立新国家的主张，是所有乌托邦计划中最危险的。”奥地利的外交部长于1853年如此警告，“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要与历史断绝关系。将它在欧洲任何地区实行，则会动摇坚固有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基础，将颠覆和搅乱欧洲大陆。”巴尔干的新民族国家在半个世纪内就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到了1918年也烟消云散。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洲国家秩序，已经被凡尔赛会议所建立的取代。但如同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奥斯卡·贾西1925年的文章《民族观念的无法抗拒性》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民族的问题，因为民族自决无法在每一个民族内成为政治现实。的确，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证明了另一种国家形式仍继续存在。在巴尔干这个种族万花筒中，民族主义更成了炮制暴行的秘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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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而言，基督教在东南欧胜利的影响长久以来都很明显。哈布斯堡王朝于17世纪末征服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之后，那里的穆斯林生活和遗址都破坏殆尽。1826年，针对希腊，列强一致认为：“希腊人应当买下土耳其人的产业，为了让这两个民族的个体之间能完全隔离，并防止长久以来的竞争所必然造成的冲突。”1830年，土耳其人被勒令撤出塞尔维亚乡村，移居至有驻军的城镇。30年后，另一项协议规定，所有不住在这些城镇的土耳其人将被驱逐出境，他们的地产则会被卖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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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至1878年，尼什附近的战事导致塞尔维亚领土扩张，使一批新的难民越过了奥斯曼—塞尔维亚边境逃回土耳其。俄国军队1877年入侵保加利亚时，有数以万计的穆斯林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逃走，其他人则都遭到俄国军队与基督徒农民屠杀。色萨利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在1881年被希腊兼并时约有45000名穆斯林居民，到了1911年只剩下3000人。在克里特岛，穆斯林人口由1881年的73000人降至1911年的27850人。有些人为了躲避战火而逃亡，其他人则是为了躲避强盗或平民的迫害，或单纯不想在基督徒军官底下服役而受辱。有组织的官方人口交换是20世纪巴尔干政治的特点，但当时还没有出现。1878年奥斯曼政府曾提议交换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人口，就被打了回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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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问题远比巴尔干穆斯林跌入低谷的命运还更深刻。民族国家的自由概念是要使多数种族的统治与个人权利的保证并行不悖。这两个因素的紧张关系在19世纪罗马尼亚宪法诞生过程中非常明显：当时宪法因为明确排除犹太人的公民权，而招来列强的愤慨。理论上说，少数应该会受到多数的同化，最后导致人口的均质化。但此理论完全不符后帝国时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实：族群之间充满紧张、仇恨和猜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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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至1922年这十年中的战事说明了这个民族问题有多严重。在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团体的冲突中有不少受害者，但其人数还远少于巴尔干战争期间正规军冲突的死伤平民数目。1912年，巴尔干历史上首次有现代国家想利用军事冲突来达到长期的人口目标。在前奥斯曼帝国的科索沃和莫纳斯提尔地区，胜利的塞尔维亚军队杀死了大概上千的平民。尽管有些塞尔维亚军官曾不经意谈到要“消灭”阿尔巴尼亚人，但这多半是因为报复心，而非有意的种族灭绝。不过射杀的惨状仍然吓坏了目击者和调查人员。“土耳其人在基督徒面前逃亡，保加利亚人在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面前逃亡，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人面前逃亡，阿尔巴尼亚人在塞尔维亚人面前逃亡。”1914年，卡内基委员会调查后表示，“希腊人对付保加利亚人的手段，土耳其人对付斯拉夫人的手段，以及塞尔维亚人对付阿尔巴尼亚人的手段，都不再是灭种或移民，而是用改信和同化来间接达到同样的目的。”强迫改信、集体处决和数万难民的逃亡，都导因于根据民族主义对奥斯曼的残余欧洲行省所进行的清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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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平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受到军方的猜疑。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的斗争漫无休止。保加利亚人占领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南部，极尽残暴之能事，随时可能引发起义。但被牵连的不只是巴尔干的民族，帝国列强也比过去更强力地镇压。例如，奥地利的政治家约瑟夫·雷德利克在他1914年10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匈牙利记者约瑟夫·戴纳—丹斯的来访。这位记者描述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南部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战争”：“数百个塞尔维亚人遭到拘禁，许多人都是无辜的。”一个多月后，戴纳—丹斯带给雷德利克更多消息：“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边境的斯雷姆，有一万名塞尔维亚人被当作卖国贼杀掉，边境地区的人口都已经减少。”雷德利克把这情形解释为“有计划的灭种政策已经颁布，用来对付塞尔维亚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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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用语预示了德国纳粹党将来的术语，尽管哈布斯堡王朝镇压的规模，比不上30年后希特勒的国防军在同一地区的毁灭行动。话说回来，集体处决、集中营和放逐塞尔维亚精英这些手段，其实都曾被奥地利皇帝约瑟夫的军队用来在占据的领土上维持秩序。在安那托利亚，一战爆发时，奥斯曼政府也曾将数千名希腊人由小亚细亚海岸驱逐到内陆。然后，1915年至1916年，奥斯曼帝国在一次有组织的计划性屠杀中杀害了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其中一些人是遭到处决，其他人则是在强行军中饿死。希特勒在1939年提出的著名问题——“现在谁记得亚美尼亚人呢？”——指的便是数年前的这些事件。犹太作家魏菲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反纳粹寓言小说《穆萨·达的四十天》也同样提到过那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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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些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比较不那么极端。其中有一项政策被专家宽厚地称为“人口转移”。此政策最戏剧性的例子是希腊和土耳其于1923年协议的强迫性双边人口交换，当时旧的奥斯曼世界已确定告终，100万以上的希腊东正教徒由小亚细亚迁至希腊，38万穆斯林则离开希腊到土耳其。事实上，如果算入黑海沿岸和东色雷斯的希腊难民，以及曾由巴尔干其他地方逃走的许多穆斯林，难民总数大概接近200万。没有迁走的只有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社群，与在西色雷斯的穆斯林。于是，希、土两国有非常大比例的人口（希腊至少有五分之一）都如此经历了放逐、流亡和贫困，而政府则必须解决由此牵扯出来的社会救济、公共卫生、重新安顿和经济失序的难题。但这两个国家的主宰人物——凯末尔和韦尼泽洛斯——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为，人口交换是至为重要的，可帮助他们建立种族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希腊的马其顿省有大多数人是希腊人（1912年时还只占43%，1923年已占了89%），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沿岸则几乎全是穆斯林人口，以前因为基督教人口众多而被称为“异教徒的”伊兹密尔，也从一个没有生气的土耳其港口复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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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土两国的人口交换常常被国际权力掮客视为增进国际和平的理性手段，它也的确帮助改善这两国在1930年后的关系，但在两次大战的中间期，人口交换却没有持续实施。相反，巴尔干各国被列强在国际联盟监督下逼迫签订少数民族权利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超出了昔日19世纪对个人的保护，进一步纳入了集体权利；后者的重要性已由战争的结果凸显出来。1918年，罗马尼亚不但获得广大的新领土，也接纳为数众多的匈牙利人、德国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族群；全国人口中只有72%是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即南斯拉夫王国）有接近15%的人口完全不属于这三个族群。保加利亚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不是保加利亚人。总人口正好超过600万的希腊辛苦地安置100多万的难民，它拥有的少数民族包括斯拉夫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甚至境内只有少数希腊族群的阿尔巴尼亚，也被纳入了这个满足少数民族权利的新体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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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新制度既不能满足少数民族，也未能满足多数民族。少数民族发现他们的抗议被忽视，而原因是国际联盟没有可供调度的有效执行机构。多数民族则因为其他国家可以干预其内政事务而感到气愤。在经济发生危机、政治又不安定的时期，巴尔干各国必须解决重建和发展的巨大难题，因此不可避免会憎恨任何提醒它们自身弱点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读到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迫使阿尔巴尼亚政府容许少数希腊族群建立自己的学校时，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满足少数民族权利的制度是如何不符期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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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尔干各国能够按自己的期望来自由对待少数民族。迅速的领土扩张意味着这些国家时常以殖民强权来施展威权，派遣宪兵、教师、屯垦农人和税务官前往说不同语言的人民所住的偏僻行省。希腊人在他们的“新土地”，罗马尼亚人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塞尔维亚人在他们的“新南方区域”以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山，都是在对自己根本不友善的族群当中，建设新的国家。波兰在两次大战之间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对抗时，曾焚烧村庄和派遣军队，前述这些国家固然不如波兰激进，却同样采取了系统的镇压。少数民族在地产争执中常受到歧视，他们也被迫要公开使用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则只能躲在家里说。亨利·波齐1935年写道：“所有马其顿人必须将姓名塞尔维亚化，字尾必须是‘itch’而不是‘off’。”在希腊，人名的字尾则是用“os”或“i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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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新统治者所猜疑的，少数民族中都有许多人有修正主义历史的想法：他们曾见过巴尔干边界在1912到1922年间迅速和戏剧性的改变，现在希望重新改变它们。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的移民组织密谋推翻《凡尔赛和约》的调停结果，并与抱有同样想法的强国密切合作，如奉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马其顿的自治论者实际上控制着保加利亚西部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封地，割据扰乱了保加利亚政局，直到军队介入才得以平息。匈牙利境内，还有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被人视作潜伏的“第五纵队”[1]——纳粹曾在海外利用纯种的日耳曼人进行外交工作，证明这种猜疑不无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南欧的地图上可以见到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计划的实现轨迹：南斯拉夫再度消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从罗马尼亚和希腊获得更多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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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种族压迫不是故事的全貌，我们探讨它时，必须同时考虑20世纪巴尔干精英分子更广泛的统治理念。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倾向支持对少数民族采取容忍最少的政策。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制定国家现代化的政策，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大的中央权力会通过积极的社会及经济改革，将国家慢慢带入20世纪。毕竟，从所有指标来看，如识字率、谷物产量或寿命长短，巴尔干都落在欧洲各地之后，进行现代化的任务因此非常艰巨。他们反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学校，以免制造文化分裂，但赞成建立更多国立学校，让少数民族能学习多数民族的语言。他们猜疑的对象不只是少数民族，可能脱离掌控的群体都是他们的目标，不管这些群体是自治的少数民族、基督教会、盗贼还是可能叛乱的工人或农民。他们也赞成工业化、农业改革和进入海外金融市场，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是如此，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需要有具备都市技能和语言的人参与，如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换句话说，自由派的国家建立计划虽不在乎少数民族的意愿，但也并不完全排外。镇压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过程，而非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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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述与纳粹根据人种优劣论来界定和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有非常大的不同，巴尔干并没有太多这样的事迹。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人，在希腊的瓦拉基人和斯拉夫人，在罗马尼亚的乌克兰人和马其顿人，都可能借由学习语言或修改名字而同化；犹太人和穆斯林等宗教上的外来者，如果改变信仰也可以同化。只有罗马尼亚的反犹政府纵容集体屠杀和抵制，并限制犹太人进入大学。极端主义的反犹运动，如民基党和铁卫队[2]，在罗马尼亚都得到相当大的支持。1940年年底，在铁卫队进入政府之后，暴行终于演变成了一连串屠杀，几千人因此死亡。不过在其他地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反犹主义仍只是基督教大众文化里的一个方面，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一般而言，巴尔干的国家并不特别在法律上界定少数民族，更少有国家会禁止种族互动，并非像1933年后的纳粹那样隔离少数民族、没收他们的土地或驱逐他们。这些措施必然要以对科学的信仰和官僚政治为前提，而在东南欧管理不善的贫困乡村社会中，根本不会有这些前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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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1年后，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让种族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浮上台面，同时也给了少数民族扭转局势的机会。现代的克罗地亚首次争取到独立，成了轴心国的傀儡国，并且由战前没有赢得太多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乌斯塔沙党统治。该政府禁止使用西里尔字母[3]，迫害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它还建立一党国家，目的是“确保只有克罗地亚人永远统治着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对克罗地亚民族的定义很模糊（具有雅利安人血统，且从其行为可证明他没有从事反对克罗地亚人解放的活动），比较不强硬的文官在判定种族时还是可以钻漏洞。但是，行人道监督之责的天主教会鞭长莫及，使得这个政权可以毫不含糊地放手滥杀无辜，大多数是针对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这种做法导致数十万人遭到监禁和杀害，在雅瑟诺瓦集中营尤其惨绝人寰，这些暴行大大助长了游击队的抵抗行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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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触发了范围更广的种族内战。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4]谈到他们意图“清除波斯尼亚境内一切非塞尔维亚之物”，杀害了数万非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军队吞并了希腊色雷斯一部分地区，杀死数千平民，禁止使用希腊文，还试图将保加利亚人移来定居。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也推行过同样的政策。不过这两个战时的殖民行动都失败了。游击队的报复和战争生活的艰苦远超过自由土地和财产的吸引力。边境的土地重划在和平时期就很少成功（两次大战之间南斯拉夫在马其顿以及20世纪50年代希腊在北部边界都实施过，但几乎留不住农民，农民常迁往能提供安全和财富的城市），在战争期间会失败当然不足为奇了。重要的是，土地重划确实进行过，它显示对某些巴尔干国家而言，就像对纳粹德国本身一样，战争不仅关乎军事胜利，也跟新领土上的长期人口变化有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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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内战也没有随着德国人撤军而告终。阿尔巴尼亚人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在科索沃的战争长达数月，在若干地区甚至历时数年。纯种日耳曼人被逐出沃伊沃迪那和罗马尼亚，他们的土地也被重划。1944年至1945年，阿尔巴尼亚人被逐出希腊西北部。从1946年持续至1949年的希腊内战则部分成了雅典政府和北部说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少数民族希望争取到某种形式的自治，也可能想跟在边境崛起的国家搭上关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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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0年，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结构已经有了大幅变动。它的犹太人口在1930年大约有85.6万人，此时减至不足5万人。数十万纯种日耳曼人被赶出南斯拉夫或从罗马尼亚逃走。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逃离希腊北部，塞尔维亚人逃离科索沃。因为20世纪上半叶充斥着总体战[5]、种族灭绝及大批难民迁移，增加了巴尔干各国的种族同质性。但是，各国仍有不少少数民族，如在保加利亚、希腊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以及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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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斯拉夫，铁托试图以共产主义下的多民族统治，取代塞尔维亚人和卡拉乔治王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统治体系，以此来解决根深蒂固的民族问题。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试图利用共产主义联邦的概念来领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这个梦想后来随着南斯拉夫和莫斯科于1948年夏天决裂而告终，但联邦主义仍是铁托处理南斯拉夫境内民族的策略。南斯拉夫的“手足团结”也许没有实现，但它可不只是口号：甚至在铁托与斯大林的关系破裂后，莫斯科在东欧的霸权统治保证了少数民族问题和光复主义不会破坏巴尔干各国的关系。巴尔干在1940年之前深受这些问题困扰，之后问题的隐患也始终存在。冲突没有从此消失，在东欧共产主义运动解体后又重新浮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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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巴尔干土地是由多数民族耕作的，外交人员垂涎这块土地，军队也争来夺去。巴尔干各国都渴望欧洲其他的土地，相信自己有扩张的需要——不论是要解救未被救赎的“兄弟”，或要重新获得它们自称有历史权利[6]的省份，或只是想显示该民族在达尔文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该有的活力。在1914年之后的十年内，希腊的领土和人口都增加了几乎四分之一；罗马尼亚的土地由13.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1.7万平方公里，人口由750万增加到1760万人。失去领土的保加利亚梦想重建曾在1878年被承诺的圣斯特法诺大国；阿尔巴尼亚的国界仅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过正式协议，却也指望从希腊和南斯拉夫找回“失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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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年战争之后，这些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都是如何使这块土地能喂饱土地上的人民。1912年之前，大规模的越洋移民已经显示出这项任务有多困难：数百万农民因为对贫困的农耕生活感到绝望，由东南欧——从斯洛文尼亚到伯罗奔尼撒半岛——逃往美国。1921年之后，随着战前的移民路线关闭，东南欧的新国家必须开始展现它们该有的健全经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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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教会了每个人自给自足的必要性，但它也使自给自足变得异常复杂。除了战争刚结束之后的救济难题之外（近东基金会、国际联盟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被请求施予援助），还有更深层的结构问题。1918年，进行战争的开销已导致战前货币制度的崩溃。因此战后国家的优先事务是稳定通货与改革银行，然后才能自海外货币市场举债。但还债意味着要增加税收和减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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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一方面来看，农民因战争终结而受益匪浅：各国政府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俄国散布到东欧，所以都着手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从政者创造出小农阶级，希望能借此换来社会平静，防止革命。因此小农的增加让本来就在巴尔干处于主导地位的小农群体更为庞大，大地主的数量相应地缩减。但这一措施产生的政治利益却被经济成本抵销了：土地细分迫使农民种植现金作物、更依赖市场力量，最终掉入负债的火坑。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农民的负债已成了土地改革者肩上的重担，乡村现代化看来也遥不可及。农民的收入随着世界谷物价格直线滑落而减少，但他们却继续背负着国家大部分税务，因为巴尔干所有国家的税收几乎都来自对消费品课间接税。1923年罗马尼亚税法的前言提出了警告：“当乡村的大地产都消失时，如果一个国家还容许少数人从贸易和工业累积财富，却同时让大众处于昔日农奴的地位，那么这个国家便不能称为民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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