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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农民不利用他们手中的民主权利来选择亲农民的政党担任官职呢？这有部分原因是：巴尔干议会制度外表开明，实际上却是腐败又专制，权力都掌握在宫廷、军官集团和都市精英的手中。农民政治的孱弱是两次大战间欧洲的一项明显特色。今天谁还记得将欧洲农民团结起来的“绿色国际”呢？理论上，一个大型的农民社会应当有能回应农民需求的议会政府，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仍不会读写、行动缓慢、安土重迁的农民很难为政治动员起来。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农民团体确实曾崛起，却被其他力量压制住了。例如，保加利亚农业联盟，它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然后在一次政变中被赶下台。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掌权有两年之久，直到它的党魁马纽在与国王争执后辞职。颇孚民望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在两次战争间的大多数时期被一群塞尔维亚精英边缘化。在希腊，各个农业团体处于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两极政治生态中，大多显得无关紧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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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农民团体对于自己国家面对的经济难题都提不出真正的解答。减轻农民的税务以及鼓励信用合作社的普及，无法解决巴尔干各国人口过剩和工业落后的结构性危机。小农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也无法撤退到19世纪和仰赖自给自足，因为他们还要偿付债务，喂养快速增多的家人。尽管都市的知识分子和政府新成立的旅游局都在提倡理想的农民生活，但很显然，乡村里找不到成长和繁荣之道。农民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量涌入城市，但城市里也没有足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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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乐观主义盛行的短暂时间内（介于战后重建结束和华尔街崩盘之间），巴尔干多数国家都选择重新加入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来重建。它们建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加入金本位制度，并设法通过紧缩预算、还清债务来吸引外国投资者。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资金都涌入这个区域。但是，国际资本主义可是个严格的教师。1930年之后，巴尔干的出口呈现枯竭，债务危机逐渐逼近。英国或法国政府都限制了巴尔干国家的进口数量货物，让后者赚不到外汇。于是到了1932年，各国普遍无法还债，外汇交易暂停，1918年后煞费苦心重建的开放国际经济也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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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巴尔干的经济又被打回原形，必须依靠自身的资源聊以为继。各国政府抬高关税壁垒，配给外汇，被迫采取更直接的干预方式：首次打算有计划地分配资源，为了保护农民而买进全部收成并一笔勾销农民的债务。巴尔干的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有几年恢复了成长，但其市场体制崩溃后却只跟第三帝国[8]维持易货贸易。此外，通过定期巴尔干会议来协调区域贸易政策的成效十分有限。有些政治人物试图推动巴尔干联盟，也几乎毫无进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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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也侵蚀了议会政体的脆弱基础。即使在1930年以前，两次大战之间成立的民主制度都未能争取到合法性。希腊苦于无止息的军事政变和阴谋。1921年南斯拉夫宪法争执暴露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主要政党之间的裂痕。克罗地亚农民党党魁雷迪克在国会席上被刺之后，这条裂痕不可避免地更为扩大。在保加利亚，身为农业联盟成员的总理史丹波利斯基在一次政变后惨遭刺杀。在阿尔巴尼亚，阿默德·贝·索古于1924年率佣兵入侵，宣布自己是第一任总统，后来竟登基为国王，建立起永久的统治。共产党曾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得到广大支持，短暂地威胁政府，后来在大多数国家都遭到禁止。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民主制度受到的主要威胁，毋宁说来自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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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之后，右翼独裁在巴尔干各地取代了民主制度，但这种独裁不是法西斯主义——即群众政党[9]经由民主程序取得统治权力——而是由国王及其亲自挑选的大臣所组成的独裁政府。东南欧群众政治的弱点从以下这个事实最能显露出来：左翼，甚至流行的法西斯运动（如罗马尼亚的铁卫队）都轻易地被政府击溃和压制。亚历山大国王在1929年解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的议会，然后通过个人独裁统治着这个重新命名为南斯拉夫的国家。保加利亚的波里斯国王在1935年如法炮制，将议会变成了咨商团体，并在警察严密监督下进行选举。希腊的乔治国王于1936年废除议会。罗马尼亚不受欢迎的卡罗国王逮捕并枪决了颇孚民望的法西斯领袖科德雷亚努，然后建立他自己的新的民族党（被当时人认为“完全失败”），主持民族团结政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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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尽管巴尔干早有民主政治的经验，左翼和右翼的群众政党却都无法存活下来。至20世纪30年代末，曾对议会制度和政党寄予厚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失去了兴致。几乎没有人哀悼它们的消逝。不过，皇室独裁者和他们的亲信也不确知自己的使命，几乎得不到爱戴。很显然，他们是主要秩序的捍卫者，对于彻底的社会经济变迁毫无准备，而想要使巴尔干国家走出农业人口就业不足的死胡同，这些变迁都势在必行。由于人们对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和之后保守分子的作为都感到幻灭，才使得1945年后左翼的经济复兴计划在苏联协助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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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总体战及其劫后余波完全扫除了战前的政治精英。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清楚地暴露出各国政府无法保护民众免于暴行、营养不良和贫困之苦。希腊政府无法控制食物供应，使国内遭到严重的饥荒；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平民遭到报复性劫掠，国内陷入内战和社会失序，使得几十万人死亡。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国家元首都走上流亡之途，和自己的臣民日渐疏远。到了1943年至1944年，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抵抗运动似乎已准备在德国人撤军后立即接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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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针对战后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希腊将受英国和美国管治，其余国家则都交给苏联。不过，希腊的共产党拒绝承认国土已遭瓜分，他们在长期内战之后才被击败。内战在1949年结束，人民遇害、下狱和无家可归者远比德国占领期间更多。希腊的这次危机延续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来是靠着英、美两国在军事和财务上大力支持反共武装才得以消弭。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很快就取得政权。虽然红军[10]曾穿过南斯拉夫追击撤退的德军，但铁托能上台纯属国内事务，是因为他的游击队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等对手都在一年内被他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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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战争本身对社会的影响没有战后余波来得大。这两个国家都站在轴心国一边，虽然逃过了邻国的悲惨经历，但德国的战败却导致昔日的统治精英垮台和丧失名誉。两国都被苏联部队占领，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在保加利亚，昔日的国家行政组织尤其遭到严厉的整肃，战时的通敌者和战前旧政治阶级都作为敌人遭到处死、监禁或流放。在罗马尼亚，政府也向过去的种族敌人——显然是德国人——算账。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数都在战后急遽增加，例如保加利亚，1944年9月到1946年9月之间，由1.4万人增加到42.2万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都不曾在战时反纳粹过程中扩张。原因很显然：两国都属于轴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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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至1950年熄灭，巴尔干半岛转变成了西方世界和苏联社会制度展开竞争的实验室，双方都想带领该地的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必须工业化，为迅速成长的人口创造工作，所有的巴尔干国家也都需要追上欧洲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准。铁幕两边的对比使得同时代的观察家为之着迷。经验丰富的英国观察家伊丽莎白·巴克问道：“普通的男人或女人，我指的不是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而是身为人类的普通男人或女人，他们会觉得在边境的东面还是西面生活更好呢？”巴克留意到，希腊的政策混乱和希腊北方国家的严格管控之间有明显的对比，“一边是牺牲人类自由来确保最低程度的社会安全，另一边是个人受社会寄生虫摆布而失去社会安全”，这两者间也有很大的不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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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认为共产党对巴尔干有正确的经济策略。他们不见得钦佩共产党的方法，而是觉得这些政策不仅让巴尔干走出两次大战之间的萧条，也可能使巴尔干经济结构有永久的改变。历史学家休·西顿—沃森1954年写道：“这些影响深远的计划激起了想象。即使是外国人也一定会被规划者的热诚和乐观所感动。而且确定的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公共设施和农业机械化是解决乡村人口过剩和贫穷的良方，同时可以改善东欧一向缺乏制造品的状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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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写道：“希腊比任何东欧国家更需要有计划的工业化方案。”他警告希腊在不久的未来会依赖外国援助。虽然工业化方案没有实现，他的后一项预测倒是很准确：1947年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11]之后，希腊成了世界上个人平均获得美国最多赠予的受惠国——至1963年，它收到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超过了30亿美元。之后，希腊与共同市场[12]签订的联合协议让它可以进入西欧市场贸易。在有外国资金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希腊的经济成长率可说很高，但并不惊人，而且是建立在纺织品出口、在西德工作的数千希腊人的汇款之上，后来则有大众观光的兴起。1974年，希腊一年已有200万游客，1980年更有600万。工业投资少于房地产、消费品和服务业的投资。希腊政府在经济方面扮演主角，建筑公路和改善通讯，但对制造业或其他产业几乎没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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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另一边的经济成长起初远胜希腊。共产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着重在重工业进行投资。它们控制消费，加上不像希腊能得到美国的援助，于是将国内的可用资金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它们采行较不极端的苏联模式，设法将农场集体化（只是成就有限），并以各种方式征用民间劳力。它们努力宣扬“乡间的阶级斗争”，却在20世纪50年代初遭到农民坚决的反抗。尽管如此，快速的电气化、新的机械工业以及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延伸，都显示了共产党决心完成他们前辈的未竟之业，使巴尔干民族国家的经济能够自立并现代化。1939年，保加利亚有24%的国民所得来自工业，56%来自农业；到了1952年则分别是47%和34%。罗马尼亚有76%的战前劳动力是用在土地上，只有11%用于工业；到了1968年，分别成为28%和45%。如果这些国家不是与苏联，而是跟西欧进行贸易，它们的成长或许还会更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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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之内，铁幕两边的社会变迁有很明显的革命性发展。经济增长率之高史无前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萧条似乎远去，农村社会已经跃进为现代都市生活。“全部都变了，而且变得很快。”时代生活图书公司1966年一本谈论“巴尔干”的书说，“昔日的巴尔干——那个热情的、有近乎神秘的民族主义与极高民族忠诚的世界——将不会延续到这个世纪末，甚至在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偏僻山区也是如此。西方的科技像饥饿的植物一样将它的卷须伸到各处。辛勤不倦的工人们用炸药炸出山隘……牵引机和圆耙开辟出集体农场……牧人每天早晨被卡车载到牧场。在黑海沿岸，政府观光信托机构用玻璃幕墙和混凝土预制板建造度假饭店。”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1947年到1974年间多次造访希腊，他更直率地写道：“如果将满足人类欲求和期望当作进步的标准，那么过去30年希腊的发展就必然是非同寻常的成功故事。对于数百万的希腊人而言，1945年似乎不可能的事真的都实现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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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拓展：1960年到1991年，雅典人口由190万上升到300万，布加勒斯特的人口由140万增加为220万，贝尔格莱德的人口从58.5万上升到110万。小城市（如塞萨洛尼基、斯科普里和萨拉热窝）的人口更增加了一倍以上。从布加勒斯特到拉里萨，高楼大厦将19世纪的老旧市中心围了起来，甚至在乡间，小城镇也变成混凝土森林，有钢筋和玻璃的办公大楼，柏油马路上的交通问题日益严重。乡村开始变成空地，丘陵上人去村空。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最遥远的贫穷地区之外，就已再难看到农民穿着传统服装。农民从乡下搬走，让他们的孩子上学。他们发展出消费和休闲的新概念，赚取足够的钱以便到黑海、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海边去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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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农民即使搬入城镇和改变生活形态，仍对乡村和土壤保持着依恋。宗教情感时常胜过无神论。或许更重要的是，乡村仍旧供应新鲜食物、猪肉和水果，比官方的配给配销和零售制度来得可靠和低廉。乡村或家庭的社会网络移植到了政府、军队和经济体中。换句话说，都市化时常意味着乡村被带入城市，或者说乡村以某种方式接管了城市：个人的互动、赠礼和帮忙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能发生润滑作用，是对于现代政府不讲人情的机制所起的自然回应，但可能被不知个中奥秘的人误解为“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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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没有原来想象的重要。各自的增长形态不同，但增长率都一样。希腊的收入分布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平均，但它的平均收入比较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乡村工人和都市工人都有很大的收入差距。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已普及整个巴尔干半岛，如大众教育和大学教育、医院和农业合作社。战后的罗马尼亚有26500名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至1957年则达到15.7万人。同时，巴尔干的乡村经济已被城市经济取代，文盲绝迹，新的公路消除了农民的隔离，乡村停止自我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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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之后有许多人都在讨论一党国家中实施经济改革的种种后果。在南斯拉夫，改革派共产党员力图调和中央计划经济和供需定律，（借用他们的话）来创造“现代的、有高生产力的、稳定和理性的市场经济”。但这几乎无法实现。物价像失业率一样急剧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下滑。私人企业的规模受限，对于竞争性产业缺乏管理经验则阻碍了国营企业的现代化和效率提升。南斯拉夫经济权力下放和放松管制之后，工人特别痛恨有钱有势的党员，掀起新一波民族主义。相较之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改革很少，对公开反对的压制也十分严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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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希腊和社会主义的北方国家有更明显的对比。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萎缩迫使各地进行改变。曾大力建立重工业以自给自足的共产党政权虽成功解决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难题，现在发现问题已经变了。20世纪末，由国家政府保护的劳动力密集的重工业无法与海外的资本主义对手竞争。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也无法拯救它们。只有极端的压迫才能偿付日益增长的外债。齐奥塞斯库使用秘密警察——其庞大体制与复杂特务网络令盖世太保都相形见绌——牺牲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准来偿付罗马尼亚的债权人，但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太弱小以致无法这么做。保加利亚政府则强过南斯拉夫政府，它在战前就有集中资源的经验，它向外国举债也比较少，部分是由于苏联曾慷慨援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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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希腊，政府虽然长期积弱不振，但由于三点原因而不致经济衰退：私有经济运作有弹性，拥有丰富经验的个人知道如何不让自己的钱流入政府手中，此外希腊于1981年加入欧洲共同体而获取不少资源。上校政权（1967—1974）垮台后，重新引进的民主政治容许人民有表示不满的空间，不过不会威胁整体政治制度。1974年后，希腊享有稳定的两党民主制度，由社会党和保守党轮流掌权。相比之下，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存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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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挑战在南斯拉夫发生最为严重的后果。铁托在1980年的去世已使南斯拉夫联邦走向崩溃。国际货币基金（IMF）对南斯拉夫政府伸出援手，但只是暂时的：“稳定”还是需要政府做出艰难的政治抉择。冻结薪资让工人不满，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精英尤其抗拒压榨。因此，经济危机削弱了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的力量，使民族主义分子得以在区域和联邦政府层级进行斗争，争取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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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调和，”列宁一度主张，“为了取代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国际主义，合并所有民族而达到高度的团结。”但事实上，战后的共产党政权很快就发现，不论它们喜欢与否，都必须向巴尔干半岛上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势力让步。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论家所希望的让民族国家纳入一个更大的联邦。1918年之后，巴尔干国家大体上都各自保持完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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