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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渐入尾声，这些观点正以愈来愈激烈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这是对当时万花筒般多变的复杂局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失序、地方主义者骚动、资产阶级着手改革、工会与左翼政党破茧而出——的一种反应。西班牙社会的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个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崩溃，都在一个令人深感担忧而在某些方面又值得宽慰的断言中寻得了解释：责任被归咎于一个特征明确的外部敌人。据说，犹太人将共济会员当成顺应其心意的中间人，借此控制经济、政治、新闻媒体、文学和娱乐界等诸多领域，并通过这些途径扩散民众的堕落与兽性。长期以来，相当反动的卡洛斯传统主义派的日报《未来世纪报》（El Siglo Futuro）就一直在兜售这样的观点。1912年，在22位西班牙主教的支持下，何塞·伊格纳西奥·德·乌尔维纳创立了“国家反共济会与反犹太联盟”。阿尔梅里亚的主教写道：“对于这场注定要进行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天主教与犹太教、基督与魔鬼之间的决定性战争，我们已经是万事俱备。” 2 至于并无任何过硬的证据来证实所谓的“犹太人阴谋”这一点，则被归因为敌人（即恶魔本身）的狡猾与庞大无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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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的反犹主义也在1917年以后愈演愈烈。人们认为以下事实是不言自明的：社会主义是犹太人的发明，俄国革命得到了犹太资本家的金钱支持，而像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和达恩③这样具有犹太血统的知名布尔什维克分子则给出了一种看似可信的哲学与政治理念。西班牙的中上层阶级对发生于1917年到1923年间的那些威胁他们的此起彼伏的革命暴动感到震惊和愤怒。当军方于1923年9月再度干预政局，并最终建立了由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主导的独裁体制之后，恐慌的精英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安抚。作为巴塞罗那的卫戍部队司令，普里莫·德·里韦拉是加泰罗尼亚纺织业巨头们的同盟者，他理解处于无政府主义者劳动大军威胁下的他们的感受。而且，出身于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一个富有的大地主家庭的德·里韦拉，也对南部大庄园主的恐惧感同身受。因此，他是1917年后得到强化的企业主与地主之保守同盟的理想保卫者。在普里莫·德·里韦拉掌权时，他为中上层阶级提供安全保障。然而，其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努力构筑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在西班牙，两个在社会阶级、政治和道德观方面严重对立的群体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中。具体来说，作为将来他们替佛朗哥摇旗呐喊的宣传攻势之预演，这些宣传家们强调了眼前来自犹太人、共济会员和左派人士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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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实际上将整个左派阵营“非法化”，打击范围从中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和地方民族主义者，一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模糊他们之间的分歧以及否认他们作为西班牙国民的权利而达成了这一目的。右翼媒体和里韦拉政权的唯一合法政党“爱国联盟”（Unión Patriótica）公开谴责此种“反西班牙”的行径，民间组织和教育系统也在其中推波助澜。这些理念被用于培养民众对独裁统治的满意感，后者则被视为抵御“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堡垒。在颇具影响力的西班牙右翼诗人何塞·马里亚·佩曼眼中，整个世界被划分成“国家联盟与苏维埃联盟”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从这一前提出发，他宣称：“对于西班牙社会而言，在耶稣和巴拉巴④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声称人民大众“不是基督教徒，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破坏分子”，并且国家已经分裂成一个由各种异端和舶来品构成的反西班牙集团，以及另一个维系传统宗教信仰与君主主义价值观的真正的西班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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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莫·德·里韦拉政权的另一位更为年长的宣传家是何塞·佩马尔廷。像他的侄子佩曼一样，他也与塞维利亚的极右翼保持着联系，并且相信西班牙正处于一场由共济会（“世界各国政府秩序的永恒敌人”）策划的国际密谋的攻击之下。他摒弃了广义上的左派群体，因为他们是“被普选权、议会主权等他们自以为现代、民主和欧洲化的理念愚弄的教条主义者。他们不在（上帝的）救赎范围之内。他们被最糟糕的暴政、一元化意识形态或是某些专横的理念弄成了精神病”。军队的职责就是保卫西班牙免受这些侵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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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普里莫·德·里韦拉暂时成功麻痹了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使他们不再那么焦虑，但是他的独裁统治未能持续。他尝试采取某些自上而下的仁慈之举，以此缓和独裁统治的负面影响，然而却在不经意间让自己与地主、产业家、天主教神职阶层和陆军精英军官团的部分成员彼此疏远。最具戏剧性的是，他在军队晋升流程方面的改革确保了，当1931年4月14日由社会主义者和中产阶级共和派组成的大选联盟以压倒性优势取得权力时，军方选择袖手旁观的立场。当这位独裁者于1930年1月下台之后，在首批为当局利益摇旗呐喊的人士中间，有位名叫何塞·马里亚·阿尔维尼亚纳的医生，他是一个古怪的巴伦西亚神经学者，同时也是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疯狂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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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维尼亚纳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超过20部，当中有小说，若干本有关神经疾病、宗教、医学史、医学哲学和西班牙政治等不同主题的书籍，以及一些关于墨西哥的秉承所谓“温和帝国主义者”立场的作品⑤，他相信国外隐藏着某个旨在摧毁西班牙的秘密联盟。在1930年2月，他散发了数万份由他本人撰写的《西班牙荣誉宣言》（Manifiesto por el Honor de España）。他在文中宣称：“存在一个由共济会员组成的苏维埃，它重新抛出了那些由躲在暗处的祖国永恒之敌捏造的邪恶传说和其他诬蔑之辞，在全世界面前玷污西班牙国家的荣誉。这个由冷酷无情者组成的苏维埃得到了居心不良的野心家们的支持，后者为了报自己的受辱之仇，去到国外喷吐对西班牙的侮辱。”这一指控针对的是被独裁政权驱逐出境的共和派分子。两个月之后，他成立了“队伍纯洁的西班牙国民党”，该党目标为“消灭祖国的内部敌人”。它那身着蓝色衬衫、使用罗马式敬礼的西班牙“军团”——“一支针对任何有损祖国声誉之企图而展开直接、猛烈和迅速之行动的人民志愿队伍”，丰富了法西斯主义者形象的库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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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的倒台是“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接管西班牙的第一步，阿尔维尼亚纳只是首批主张此观点的群体中的一员。此类观点迎合了那些见证第二共和国建立的极右翼偏执狂的口味。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简称“社会党”）及其中产阶级同盟——来自形形色色的共和派政党的法律界与知识界人士——开始执掌大权，这一政治权力的转移使整个西班牙右翼团体惊恐不安。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企图借助他们意外得以分享国家权力的契机，去实现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方案，即通过摧毁教会的反动影响、根除军国主义，并进行旨在缓解那些不幸的季节性农业短工目前悲惨境况的农业改革，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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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宏伟计划不可避免地提升了城乡无产阶级的期望值，同时又在教会、军队，以及由地主和工业资产阶级组成的寡头统治者那里引发恐惧，并滋生了根深蒂固的仇恨。从1917年至1923年的相互敌视发展到1936年以后吞噬西班牙的普遍性暴力，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自1931年春起开始显著加快。像往常一样，富有者的恐惧和仇恨总会在国民卫队那里寻得它们的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地主们竭力阻止改革步伐时，处于饥饿威胁之下的农业短工群体由于期望落空而只能付诸不断升级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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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右翼分子将共和国的建立视为西班牙正身处对抗世界革命的第二战线的证据——在治安部队和无政府主义者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们之间爆发的大量冲突催生了这一观点。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对极左翼采取的坚决行动并未阻止卡洛斯主义者的《未来世纪报》对政府进行大肆攻击，该报还宣称支持改革的共和国立法机构听命于国外势力。它曾在1931年6月宣称，属于极端保守派的3位政府部长——总理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米格尔·毛拉和司法部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乌鲁蒂——都是犹太人，而且共和国的诞生本身就是犹太人密谋之结果。持较温和观点的天主教畅销日报《辩论报》（El Debate）将德·洛斯·里奥斯称为“（犹太教）拉比”。很快，作为拥有《辩论报》等一系列深具影响力的报纸的出版社，天主教评论社开始发行恶毒反犹与反共济会的杂志《恩典与正义》（Gracia y Justicia）和《人民之子》（Los Hijos del Pueblo）。充斥低俗讽刺的《恩典与正义》杂志的主编是曼努埃尔·德尔加多·巴雷托，他曾一度与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合作，他是后者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的朋友，同时还是长枪党运动的早期资助者之一。该杂志的周发行量曾一度达到20万份之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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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右翼，共和国也面临着来自极左翼的暴力抵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盟意识到，其组织中的许多激进分子已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了共和派–社会党主义者联盟，而且后者的出现已经在广大群众中间燃起了希望。正如一位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就像穿上新鞋的孩子们”那样兴高采烈。然而，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层觉得共和国不会做出任何改变，前者仅仅执着于宣传其革命目标，并且继续与社会党的劳工总会（UGT）进行激烈斗争，后者因为曾与普里莫·德·里韦拉政权合作而被视为“御用工会”。在这样一个普遍失业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大量流动性劳工纷纷从海外归国，以及因为独裁统治时期多个大型公共工程的停工而导致很多无特别技能的建筑工人被遣散，西班牙的劳动力市场正处于即将失控的状态。这种局势将被伊无联中主张强硬路线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他们认为共和国也像君主政体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当全劳联–伊无联在同年5月1日的示威活动遭到治安部队的暴力镇压时，短暂的蜜月期宣告结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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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份的晚些时候，来自帕萨赫斯港的近千名罢工者突然出现在圣塞瓦斯蒂安，很明显他们的意图是洗劫城中富庶的商业区。提前得到警告的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将国民卫队部署在城市入口处。他们驱散了这场骚乱，在此期间有8名罢工者死亡，多人受伤。接下来，在7月初，全国劳工联盟通过电讯系统发动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罢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政府的一种挑战。它在警察的强力镇压以及隶属社会党的劳工总会的工人团体抵制之下归于失败，后者拒绝参加这种被其视之为徒劳的抗争。打扮光鲜、身材肥胖的激进社会党人安赫尔·加拉尔萨是当时的国家保安总长，统领保安总局（DGS），他下令只要发现有人企图破坏电话公司设施，可以当场射杀。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毛拉和加拉尔萨正设法维系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信心。但不可避免地，他们的立场导致全国劳工联盟针对共和国和劳工总会的暴力行径进一步加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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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和派–社会党内阁来说，全国劳工联盟的破坏活动相当于叛乱。对于全国劳工联盟而言，合法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正遭到与君主制时期不相上下的专制手段的大肆镇压。1931年7月21日，内阁一致同意需要“某种紧急且严厉的补救措施”。毛拉概述了关于采取“一种合法镇压手段”的提案，社会党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则提出，应制定相关法令使罢工非法化。这两项法令最终于10月22日被合并到《共和国保卫法》中，该举措得到了政府中社会党成员的热烈支持，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该法令所针对的正是其政治对手——全国劳工联盟。 9 但这在右翼看来无甚区别，他们将无政府主义分子造成的暴力冲突和社会动荡视为左翼整体的特征，公开谴责其行径的社会党人和对其大力打压的共和国政府也只是左翼阵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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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所关心的是，国民卫队和陆军应组织防御，保卫现有经济秩序不受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传统上，陆军军官团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将阻止政治与经济变革作为其根本任务之一。此时，共和国方面正试图实施军队改革，以使其费用支出和思维模式与西班牙变化后的环境保持一致。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就是精简极为臃肿的军官团。那些强硬且顽固的非洲殖民军军官（Africanistas）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非正规战争的战场晋升中受益甚多，他们也将会是受到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对共和国改革计划的抵制将开启这样一个进程：从此，西班牙近代殖民史中的暴力会通过某种方式反作用于本土的大都市。1909年至1925年摩洛哥部落战争期间的种种残忍和恐怖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摩洛哥的经历同样也让他们有种孤军奋战之感：他们奋不顾身地为保卫殖民地而战，只有他们关心祖国的命运。早在1931年之前，这些殖民军军官已经对本国的职业政治家和反战的左翼群众深为蔑视，后者已被他们看作成功实现其爱国使命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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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和国民卫队在西班牙长期以来的持续性社会冲突中（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所扮演的镇压者角色，被认为是这一爱国主义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1931年到1936年间，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将使军方随处都能找到正当理由去使用暴力对付左翼。首先一个就是共和国企图打破天主教会的权力。1931年10月13日，当时的国防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后来曾担任过共和国总理和总统）宣称：“西班牙不再是天主教国家。” 10 即便这是对的，但是当时的西班牙仍然是一个拥有大量虔诚天主教信众的国家。现在，共和国反教权主义的立法将为那些有充分动机坐视共和国毁灭的满怀敌意的人士，提供一个明显的理由。关于“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密谋”的令人作呕的说辞也随即拥有了市场。再者，部分毫无必要的反教权举措无形中召集了许多普通的天主教徒为了富人的事业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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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议题将滋养促使右翼分子酝酿暴力活动的第二个关键性因素，那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极大成功的宣传。在右翼所宣扬的理论中，左翼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不是真正的西班牙人，他们甚至只能被视为非人类；因此，作为国家生存的威胁之一，他们必须被根除。在大批量发售的书籍、日报和周刊中，右翼分子大肆灌输这种理念，即第二共和国由外国势力把持，是邪恶之物，必须加以摧毁。这种看法在右翼的恐慌中寻得了肥沃的土壤，它是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共和国是犹太人一手策划的阴谋的产物，共济会通过操控对其言听计从的左翼分子来实施这个阴谋。这个所谓的大型国际阴谋，即contubernio（佛朗哥本人的惯用词之一，意为“肮脏的结合”），则证明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系国家生存的合理性。发挥运用这些理念的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可以将其同大庄园主对无地短工的憎恨和城市资产阶级对失业者的恐惧联系起来。像很多陆军军官与神职人员一样，萨拉曼卡地主贡萨洛·德·阿吉莱拉·蒙罗正是此类书刊的一个贪婪的读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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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激发暴力的因素，是土地所有者对第二共和国在农业改革方面的各种尝试的回应。在萨拉曼卡省，当地“农业联盟”（Bloque Agrario，一个代表土地所有者利益的政党）的领导人埃内斯托·卡斯塔尼奥和何塞·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鼓动他手下的党员抵制征税，并停止种植农作物。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激化了与乡村无产阶级（无地短工）的矛盾。 12 在整个西班牙南部的大庄园农业经济区，共和国针对劳工问题的立法遭到了有组织的藐视。尽管有1931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强制耕种的法令，但是有工会背景的劳工还是被“拒之门外”，地主们或者封闭庄园任由土地荒芜，或者干脆告诉这些饥饿的劳工，“让共和国去养活你们吧”（comed República，字面意思是“吃共和国的去吧”）。尽管1931年7月1日颁布的法令规定了在农业领域强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然而劳工们仍普遍工作16个小时——从日出到日落，而且地主也根本不会为额外的小时数支付额外的工资。事实上，那些雇工所得的报酬不足以维持温饱。虽然在南方有数以万计的无地短工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地主们却宣称失业问题是共和国捏造的。 13 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采集橡子（通常被用作猪饲料）、捡拾被风吹落的橄榄、牵着牲畜到河边饮水，甚至是拾柴火，都会被指责为“集体性惯偷”。 14 如果饥饿的农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被逮到，他们就会遭到国民卫队或庄园武装护卫的毒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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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的诞生也提升了他们的期望值，农业短工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沉和听天由命。当他们所期盼的改变因大庄园主的重重阻挠而受挫时，短工们的绝望只有通过国民卫队不断升级的暴力才勉强被压制住。国民卫队中的普通士兵往往会在慌乱中开枪射击，因为他们害怕愤怒的劳工群体会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右翼媒体会以愤慨的语气报道盗收庄稼或偷猎的事件。枪支会被用来对付劳工，左翼媒体则会以同样愤慨的言辞报道他们的遇害。在科拉尔–德阿尔马格（托莱多省），饥饿的无地短工试图打破当地地主的封锁，他们强行进入各个庄园并开始在田间劳作。国民卫队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而加以干预，共造成5名劳工死亡，另外7人受伤。例如，1931年9月27日，在萨拉曼卡省靠近佩尼亚兰达–德布拉卡蒙特市的帕拉西奥斯–鲁维奥斯，国民卫队向一群正在庆祝罢工成功结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开火。当这些村民开始在教区司铎住所前跳舞时，国民卫队士兵向他们开枪射击。有两名劳工当即被杀，另有两人于稍后死亡。 16 这一事件唤起了人们心中无尽的苦涩。1933年7月，在劳工总会下属的农业工人之联合团体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FNTT）萨拉曼卡分部的授意下，《土地与劳工报》（Tierra y Trabajo）的主编何塞·安德烈斯·曼索针对国民卫队下士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奎斯塔提起个人诉讼，指控其杀害4人，并使另外3人受伤。在鼓吹专制的天主教政党“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领袖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的有力辩护下，希门尼斯·奎斯塔被宣告无罪。安德烈斯·曼索于1936年7月底被长枪党分子谋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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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曼卡和其他地区，时常会有针对工会成员和土地所有者实施的暴行——在布尔戈斯，有一位70岁的老人被国民卫队士兵用步枪殴打致死；在科尔多瓦新镇，有一个财主被打成重伤。类似事件经常发生，通常是以劳工大批闯入庄园为导火索。这些暴力行动也不止发生在南部地区，在阿拉贡地区的3个省份里，此类事件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成群结队的无地短工到某个地主那里要求对方提供工作，或者有时候自行去干些地里的活，然后要挟地主支付报酬。但更常见的情形却是，他们被国民卫队或庄园主雇佣的枪手驱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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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地主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右翼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政权的诸多表现之一。他们身处对抗共和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的第一道防线。新政权在宗教和军队领域的立法同样招来了激烈的回应。其实，这三个问题往往彼此交织在一起，因为很多军官本身就出身于信奉天主教的地主家庭。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近出现的若干个政治团体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代言人。这些团体中最极端，并且也是最早公开尝试摧毁共和国政权的是两个君主主义者的组织，即“卡洛斯正统派联盟”（Comunión Tradicionalista）和“西班牙行动”，它们是由新近退位的阿方索国王十三世的支持者们建立的，被视作“当代反革命思潮的学校”。在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短短数小时之内，拥护君主制的野心家们就已经开始筹集资金，打算创办一份期刊，旨在宣传起事反对共和国的正当性，并在陆军中注入某种反叛精神。同时，他们还要建立一个具备表面合法性的政党，充当其为反对共和国而进行的各种串联、募捐与阴谋活动的幌子。《西班牙行动》（Acción Española）杂志同样在兜售所谓的犹太–共济会–左翼之邪恶同盟的理论。在一个月之内，杂志的创办者们就已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组织计划中的叛乱。他们的首轮尝试就是1932年8月10日爆发的军事政变。政变的失败促使他们痛下决心，下次起事之前务必要获得更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力争取得彻底的成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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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温和的民族行动党——后来被更名为人民行动党（Acción Popular）——开始设法在共和国法律框架之内保卫右翼的利益。极端分子（“大难将至论者”）在很多方面与所谓的“温和派”持有相同观点。然而，当1932年8月的军事政变失败之后，二者将在武装密谋反对共和国的功效这一点上分道扬镳。“西班牙行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党西班牙复兴党（Renovación Española），而人民行动党则拉拢了众多具有相似立场和理念的右翼群体，并组成了“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 20 在一年之内，“大难将至论者”的队伍由于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诞生而得到了壮大。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完全否定共和国的民主合法性。尽管人民行动党和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其领袖却常常毫无顾忌地公开声明，针对共和国的暴力行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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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权建立仅仅3周之后，新政府仍因在诸多社会问题上的谨小慎微而备受关注的时候，民族行动党就以一个“社会防卫组织”的面目出现了。该党创始人是激进的天主教日报（到那时为止还是君主制的支持者）《辩论报》的主编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战略家，埃雷拉·奥里亚将成为第二共和国早期泛政治天主教主义背后的智囊。民族行动党将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对抗不断崛起的城乡劳工阶级的两个右翼组织整合到了一起。它的领袖们均来自国家天主教促进会（ACNP），这是一个深受耶稣会影响的组织，由约500名杰出且有名望的拥有天主教背景的右翼分子组成，成员在新闻媒体、法律界和各专业领域颇具影响力。它在基层的支持者为全国天主教农民联盟（CNCA），这是一个声称“完全服从教士之权威”的大众化政治组织。以抗衡左翼团体扩张为目的而组建的国家天主教促进会，在西班牙北部和中部信奉天主教的小农群体中拥有广大的民众基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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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行动党在其宣言中声称，“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前卫部队”已经爬上了君主制的废墟。它公开谴责第二共和国那些体面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软弱及其在控制普罗大众方面的无能。“普罗大众，即那些不信神故而拒绝接受基督教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民众；即对婚姻与家庭的神圣性不屑一顾，转而追求随心所欲的两性关系的民众；即企图将私有制这一个体福祉与集体财富的源泉，代之以国家指令下的全面公有化的民众。”除此之外，还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那些死硬的极端民族主义疯子，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甜言蜜语，他们的目的都是破坏国家的统一”。民族行动党明确宣告，它将反对共和国所支持的任何事情。高喊着“信仰、祖国、家庭、秩序、工作、财富”的战斗口号，它宣布“决定这些永恒原则之存亡的社会斗争，正在我们的时代展开。事实上，其胜负不会由一次单独的战役决定；在西班牙发生的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将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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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当人民行动党已发展成为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时，它对共和国的分析评价变得愈加大胆，“接管国家大权的，是一群因为缺乏（恰当的）价值观而总是不负责任的乌合之众”。即使对于埃雷拉·奥里亚的合法组织来说，共和国的建立也被认为是“最为暴烈的极端分子身上那具有传染性的疯狂，在无情、邪恶、反叛和精神错乱的易燃物上燃起一场大火”的产物。共和国的支持者是劣等人类，应该像对待散播瘟疫的害虫那样将他们彻底铲除：“下水道放开了闸门，社会渣滓淹没了街道和广场，像精神病患者般痉挛和战栗。” 23 在欧洲各地，处于危机中的精英阶层，正在通过激起大众对被描绘为“舶来品”的左翼的恐惧，对这种威胁到国家存亡的恶疾的恐惧，来动员大众支持一场所谓的“民族净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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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右翼在毁灭共和国方面的坚定不移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即抵制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然而，在右翼对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独裁统治的热烈支持中就可以明确看出，共和国的民主特性早已招致了右翼的仇恨，其时右翼还没有机会可以公开谴责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而且，那些因为宗教原因反对共和国的人，同样也援引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理由，尤其是在反对地方自治的时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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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无论在言语还是行动上，宗教纷争都是激烈冲突的诱因。1931年5月10日，星期日，于马德里阿尔卡拉大街上举行的“君主主义独立派”（Circulo Monarquico Independiente）成立大会，在高音喇叭中传出的王家赞歌的歌声中落幕。此时，一队共和派群众恰好从马德里丽池公园的一场午后音乐会结束现场返回，他们路经此地，并对此种挑衅之举怒不可遏。一场骚乱随之发生。路旁的汽车被点燃，附近塞拉诺街上的君主主义者报纸《ABC》的办公室也遭到袭击。群众的过激情绪四处溢散，出现焚烧教堂这种极不光彩的举动，从5月10日到12日，类似事件在马德里、马拉加、塞维利亚、加的斯和阿利坎特均有发生。这一点暗示了普通人在内心中将教会与君主制及右翼政治等同为一体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共和国方面的报纸宣称，纵火的始作俑者是来自黄色工会⑥自由工会（Sindicatos Libres）组织的故意煽动闹事的破坏分子。共和国方面甚至还宣称，为了败坏新政权的声誉，年轻的君主主义分子已在四处散发引诱群众袭击宗教建筑的小册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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