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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激发暴力的因素，是土地所有者对第二共和国在农业改革方面的各种尝试的回应。在萨拉曼卡省，当地“农业联盟”（Bloque Agrario，一个代表土地所有者利益的政党）的领导人埃内斯托·卡斯塔尼奥和何塞·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鼓动他手下的党员抵制征税，并停止种植农作物。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激化了与乡村无产阶级（无地短工）的矛盾。 12 在整个西班牙南部的大庄园农业经济区，共和国针对劳工问题的立法遭到了有组织的藐视。尽管有1931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强制耕种的法令，但是有工会背景的劳工还是被“拒之门外”，地主们或者封闭庄园任由土地荒芜，或者干脆告诉这些饥饿的劳工，“让共和国去养活你们吧”（comed República，字面意思是“吃共和国的去吧”）。尽管1931年7月1日颁布的法令规定了在农业领域强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然而劳工们仍普遍工作16个小时——从日出到日落，而且地主也根本不会为额外的小时数支付额外的工资。事实上，那些雇工所得的报酬不足以维持温饱。虽然在南方有数以万计的无地短工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地主们却宣称失业问题是共和国捏造的。 13 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采集橡子（通常被用作猪饲料）、捡拾被风吹落的橄榄、牵着牲畜到河边饮水，甚至是拾柴火，都会被指责为“集体性惯偷”。 14 如果饥饿的农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被逮到，他们就会遭到国民卫队或庄园武装护卫的毒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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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的诞生也提升了他们的期望值，农业短工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沉和听天由命。当他们所期盼的改变因大庄园主的重重阻挠而受挫时，短工们的绝望只有通过国民卫队不断升级的暴力才勉强被压制住。国民卫队中的普通士兵往往会在慌乱中开枪射击，因为他们害怕愤怒的劳工群体会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右翼媒体会以愤慨的语气报道盗收庄稼或偷猎的事件。枪支会被用来对付劳工，左翼媒体则会以同样愤慨的言辞报道他们的遇害。在科拉尔–德阿尔马格（托莱多省），饥饿的无地短工试图打破当地地主的封锁，他们强行进入各个庄园并开始在田间劳作。国民卫队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而加以干预，共造成5名劳工死亡，另外7人受伤。例如，1931年9月27日，在萨拉曼卡省靠近佩尼亚兰达–德布拉卡蒙特市的帕拉西奥斯–鲁维奥斯，国民卫队向一群正在庆祝罢工成功结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开火。当这些村民开始在教区司铎住所前跳舞时，国民卫队士兵向他们开枪射击。有两名劳工当即被杀，另有两人于稍后死亡。 16 这一事件唤起了人们心中无尽的苦涩。1933年7月，在劳工总会下属的农业工人之联合团体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FNTT）萨拉曼卡分部的授意下，《土地与劳工报》（Tierra y Trabajo）的主编何塞·安德烈斯·曼索针对国民卫队下士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奎斯塔提起个人诉讼，指控其杀害4人，并使另外3人受伤。在鼓吹专制的天主教政党“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领袖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的有力辩护下，希门尼斯·奎斯塔被宣告无罪。安德烈斯·曼索于1936年7月底被长枪党分子谋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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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曼卡和其他地区，时常会有针对工会成员和土地所有者实施的暴行——在布尔戈斯，有一位70岁的老人被国民卫队士兵用步枪殴打致死；在科尔多瓦新镇，有一个财主被打成重伤。类似事件经常发生，通常是以劳工大批闯入庄园为导火索。这些暴力行动也不止发生在南部地区，在阿拉贡地区的3个省份里，此类事件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成群结队的无地短工到某个地主那里要求对方提供工作，或者有时候自行去干些地里的活，然后要挟地主支付报酬。但更常见的情形却是，他们被国民卫队或庄园主雇佣的枪手驱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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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地主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右翼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政权的诸多表现之一。他们身处对抗共和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的第一道防线。新政权在宗教和军队领域的立法同样招来了激烈的回应。其实，这三个问题往往彼此交织在一起，因为很多军官本身就出身于信奉天主教的地主家庭。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近出现的若干个政治团体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代言人。这些团体中最极端，并且也是最早公开尝试摧毁共和国政权的是两个君主主义者的组织，即“卡洛斯正统派联盟”（Comunión Tradicionalista）和“西班牙行动”，它们是由新近退位的阿方索国王十三世的支持者们建立的，被视作“当代反革命思潮的学校”。在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短短数小时之内，拥护君主制的野心家们就已经开始筹集资金，打算创办一份期刊，旨在宣传起事反对共和国的正当性，并在陆军中注入某种反叛精神。同时，他们还要建立一个具备表面合法性的政党，充当其为反对共和国而进行的各种串联、募捐与阴谋活动的幌子。《西班牙行动》（Acción Española）杂志同样在兜售所谓的犹太–共济会–左翼之邪恶同盟的理论。在一个月之内，杂志的创办者们就已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组织计划中的叛乱。他们的首轮尝试就是1932年8月10日爆发的军事政变。政变的失败促使他们痛下决心，下次起事之前务必要获得更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力争取得彻底的成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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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温和的民族行动党——后来被更名为人民行动党（Acción Popular）——开始设法在共和国法律框架之内保卫右翼的利益。极端分子（“大难将至论者”）在很多方面与所谓的“温和派”持有相同观点。然而，当1932年8月的军事政变失败之后，二者将在武装密谋反对共和国的功效这一点上分道扬镳。“西班牙行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党西班牙复兴党（Renovación Española），而人民行动党则拉拢了众多具有相似立场和理念的右翼群体，并组成了“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 20 在一年之内，“大难将至论者”的队伍由于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诞生而得到了壮大。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完全否定共和国的民主合法性。尽管人民行动党和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其领袖却常常毫无顾忌地公开声明，针对共和国的暴力行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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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权建立仅仅3周之后，新政府仍因在诸多社会问题上的谨小慎微而备受关注的时候，民族行动党就以一个“社会防卫组织”的面目出现了。该党创始人是激进的天主教日报（到那时为止还是君主制的支持者）《辩论报》的主编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战略家，埃雷拉·奥里亚将成为第二共和国早期泛政治天主教主义背后的智囊。民族行动党将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对抗不断崛起的城乡劳工阶级的两个右翼组织整合到了一起。它的领袖们均来自国家天主教促进会（ACNP），这是一个深受耶稣会影响的组织，由约500名杰出且有名望的拥有天主教背景的右翼分子组成，成员在新闻媒体、法律界和各专业领域颇具影响力。它在基层的支持者为全国天主教农民联盟（CNCA），这是一个声称“完全服从教士之权威”的大众化政治组织。以抗衡左翼团体扩张为目的而组建的国家天主教促进会，在西班牙北部和中部信奉天主教的小农群体中拥有广大的民众基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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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行动党在其宣言中声称，“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前卫部队”已经爬上了君主制的废墟。它公开谴责第二共和国那些体面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软弱及其在控制普罗大众方面的无能。“普罗大众，即那些不信神故而拒绝接受基督教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民众；即对婚姻与家庭的神圣性不屑一顾，转而追求随心所欲的两性关系的民众；即企图将私有制这一个体福祉与集体财富的源泉，代之以国家指令下的全面公有化的民众。”除此之外，还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那些死硬的极端民族主义疯子，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甜言蜜语，他们的目的都是破坏国家的统一”。民族行动党明确宣告，它将反对共和国所支持的任何事情。高喊着“信仰、祖国、家庭、秩序、工作、财富”的战斗口号，它宣布“决定这些永恒原则之存亡的社会斗争，正在我们的时代展开。事实上，其胜负不会由一次单独的战役决定；在西班牙发生的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将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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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当人民行动党已发展成为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时，它对共和国的分析评价变得愈加大胆，“接管国家大权的，是一群因为缺乏（恰当的）价值观而总是不负责任的乌合之众”。即使对于埃雷拉·奥里亚的合法组织来说，共和国的建立也被认为是“最为暴烈的极端分子身上那具有传染性的疯狂，在无情、邪恶、反叛和精神错乱的易燃物上燃起一场大火”的产物。共和国的支持者是劣等人类，应该像对待散播瘟疫的害虫那样将他们彻底铲除：“下水道放开了闸门，社会渣滓淹没了街道和广场，像精神病患者般痉挛和战栗。” 23 在欧洲各地，处于危机中的精英阶层，正在通过激起大众对被描绘为“舶来品”的左翼的恐惧，对这种威胁到国家存亡的恶疾的恐惧，来动员大众支持一场所谓的“民族净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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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右翼在毁灭共和国方面的坚定不移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即抵制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然而，在右翼对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独裁统治的热烈支持中就可以明确看出，共和国的民主特性早已招致了右翼的仇恨，其时右翼还没有机会可以公开谴责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而且，那些因为宗教原因反对共和国的人，同样也援引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理由，尤其是在反对地方自治的时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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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无论在言语还是行动上，宗教纷争都是激烈冲突的诱因。1931年5月10日，星期日，于马德里阿尔卡拉大街上举行的“君主主义独立派”（Circulo Monarquico Independiente）成立大会，在高音喇叭中传出的王家赞歌的歌声中落幕。此时，一队共和派群众恰好从马德里丽池公园的一场午后音乐会结束现场返回，他们路经此地，并对此种挑衅之举怒不可遏。一场骚乱随之发生。路旁的汽车被点燃，附近塞拉诺街上的君主主义者报纸《ABC》的办公室也遭到袭击。群众的过激情绪四处溢散，出现焚烧教堂这种极不光彩的举动，从5月10日到12日，类似事件在马德里、马拉加、塞维利亚、加的斯和阿利坎特均有发生。这一点暗示了普通人在内心中将教会与君主制及右翼政治等同为一体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共和国方面的报纸宣称，纵火的始作俑者是来自黄色工会⑥自由工会（Sindicatos Libres）组织的故意煽动闹事的破坏分子。共和国方面甚至还宣称，为了败坏新政权的声誉，年轻的君主主义分子已在四处散发引诱群众袭击宗教建筑的小册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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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确有密探和内奸的参与，但很多左翼人士本来就坚信教会是西班牙反动统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他们中间头脑发热的冲动分子则会在不同地点实施暴力行动。在南方的很多村子里，神父们会被人扔石头。对于右翼分子而言，确认罪犯的身份并没有多少意义。教堂遭到焚烧的事实，恰好证实并彰显了他们之前敌视共和国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还是发表了苦涩的言论：“马德里的天主教徒一丁点都没有想过，走上街头保卫本应是他们眼中的神圣之物的东西，是他们应该做的，或者说是他们的职责。”在很多村镇⑦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虔诚的教徒保护教堂免受暴力分子的亵渎。在5月的晚些时候，当临时政府宣布结束宗教义务教育时，他们收到了大量表示抗议的请愿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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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大部仍处于平静状态当中，然而，从共和国成立最初，在南方的大庄园经济区和其他由全国劳工联盟掌控的地区，一种不宣而战的内战氛围就越来越浓烈。米格尔·毛拉宣称，在从1931年5月中旬到同年10月他辞职为止的5个月中，他手中要处理的革命性罢工事件多达508起。全国劳工联盟指控他在镇压行动中导致108人丧生。 27 毛拉的镇压行动尤其清晰地展现在塞维利亚的无政府主义骚乱所招致的血腥后果中。作为一系列革命性罢工事件的高潮，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组织号召于1931年7月18日进行总罢工。其目标不仅针对当地雇主，同时也包括全国劳工联盟在当地的主要对手——社会党的劳工总会。在以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罢工群体为一方，以国民卫队和资本家的狗腿子为另一方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了若干暴力冲突。在7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属于社会党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要求米格尔·毛拉采取有力行动以结束正在损害共和国形象的动乱局面。当总理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问到是否每个人都同意采取积极措施对付全国劳工联盟时，内阁全体成员一致表示赞成。毛拉告知国防部长阿萨尼亚，他将下令动用炮兵摧毁无政府主义者占据的一所房屋，因为后者曾经从里面向军警开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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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1931年7月22日与23日之间的那个夜晚，塞维利亚的极右翼分子被允许参与镇压罢工的行动。由于省长何塞·巴斯托斯·安萨尔特相信单凭正规部队的力量不足以应对此问题，于是他邀请“拉布拉多社团”和“贸易联盟”这两个地主阶级的俱乐部，去组建一个被称为“市民自卫队”的准军事组织。这一邀请正中这座城市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右翼分子的下怀，他们是：哈维尔·帕拉德·伊瓦拉；退役骑兵中校和大地主佩德罗·帕里亚斯·冈萨雷斯；著名斗牛士何塞·加西亚·卡兰萨，他在斗牛场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⑧。武器被集中起来，而市民自卫队则由一个残忍的非洲殖民军军官，绰号为“牛鞭”的曼努埃尔·迪亚斯·克里亚多上尉指挥。7月22日夜，在玛丽亚–路易莎公园，他们射杀了4名囚犯。第二天下午，在马卡雷纳街区，如同毛拉之前向阿萨尼亚承诺的那样，劳工阶级聚集的“科尔内略之家”咖啡馆被炮火摧毁。在塞维利亚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位于省会以南的3个市镇——滨河科里亚、乌特雷拉和两姊妹镇，国民卫队采取极其暴力的手段镇压罢工。在两姊妹镇，有人向电话局扔了石头，之后一辆满载国民卫队士兵的卡车从塞维利亚抵达。他们向镇中熙熙攘攘的集市开枪射击，导致数人受伤，伤者中有两人不治身亡。在该省骚乱期间，共计17人在冲突中丧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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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迅速回应说，发生在公园中的事件“看起来是使用了‘逃跑法则’（即将蓄意谋杀伪装成犯人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他还指责毛拉“先开枪，再瞄准”。阿萨尼亚如此反应，是因为最近受到了毛拉的打击，后者指控他向新闻媒体泄漏内阁机密。两周以后，他得知 “逃跑法则”这一冷血实践与毛拉完全无关，而是市民自卫队在执行迪亚斯·克里亚多的命令。 30 玛丽亚–路易莎公园的蓄意谋杀和“科尔内略之家”遭遇炮击是引向1936年之残暴场面的一连串暴力事件的开端。在1932年8月失败的军事政变和发生在1936年的众多大事件中，迪亚斯·克里亚多和市民自卫队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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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塞维利亚的诸事件和通过电话系统进行的罢工，预示着遍及西班牙城市地区的治安部队与全国劳工联盟之间将发生不尽的冲突。在巴塞罗那，除了围绕电话系统发生的冲突，冶金行业在8月份也有4万名工人罢工。充满激进分子的伊无联愈加强烈地鼓吹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暴动，并用自由共产主义取而代之。针对警察和国民卫队的准军事性质的街头行动，是深具影响力的伊无联主要领导人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所定义的“革命锻炼”之中心环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与治安部队以及与较为温和的社会党劳工总会之间的血腥冲突。接下来在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巴伦西亚、萨拉戈萨和马德里发生的暴力行动，虽然针对的目标是政府，但右翼却归咎于共和国本身。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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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中产阶级之中激起的不安，由于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而在天主教徒群体中得到强化。在后者看来，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试图将天主教的影响力严格限制在宗教领域之内的宏伟目标，与无政府主义者狂暴的圣像破坏之间区别甚微。紧随着议会对新宪法提案的激烈辩论，在教士阶层的支持下，右翼对共和国的敌意被充分调动起来。宪法草案提出了政教分离原则，并引入了无宗教仪式的公证结婚和允许离婚的条款。它限制了国家对教会的支持，并且，至少在纸面上终结了宗教之于教育的垄断地位。提议中的改革在天主教报纸和教堂的布道坛上被大肆抨击，它们被认为是要摧毁传统家庭之价值，其性质是渎神、专横和无神论的。 32 来自卡斯特利翁–德拉普拉纳的一位神父做出的回应在当时并不罕见。在一次布道中，他对他的信众说：“共和主义分子应该被唾弃，绝对不要与之进行对话。我们应该准备好打一场内战，之后再来谈教会与国家分离的问题。离开宗教的学校无法教育人，而只能培养野蛮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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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立法，往最好了说也只是“不谨慎”，往最坏了说则是“不负责任”——在右派看来，这就是共济会激发的仇恨之结果。共和国的支持者认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必须用世俗化的学校取代教会掌控下的教育系统。然而，其中的许多法令可以非常容易地被规避。神职人员像以往那样继续管理着学校——只是学校改了名字，教士们穿上了平民服装。很多类似的学校，尤其是耶稣会名下的学校，往往只向富人的孩子们开放。所谓的“中间立场”并不存在。教会对财产的保护和对社会苦难的漠不关心，自然而然地使自己与极右翼站在了同一阵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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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宪法实施的所谓“修正主义运动”期间，针对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改革计划的普遍敌意得到了积累。于10月13日获得通过的宪法受到了右翼的激烈反对，他们强烈抵制在加泰罗尼亚促进地方自治以及在广大乡村地区推动农业改革的计划。 35 激起全体基督徒之怒火的，则是被视为邪恶共济会之阴谋的有关允许离婚和解散宗教团体的立法。 36 在1931年10月13日的论战中，人民行动党的议会领袖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在议会里向占据多数的共和派–社会主义人士宣称：“今天，反对宪法通过的天主教西班牙已表明了立场。你们要为即将在西班牙爆发的宗教战争承担责任。”5天之后，在莱德斯马斗牛场，希尔·罗夫莱斯号召进行一场针对共和国的讨伐运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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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一群巴斯克传统主义者创建了“宗教人士亲友联合会”。在萨拉曼卡以及巴利亚多利德等在内战期间因残暴镇压而闻名的城市中，该组织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它出版了一份反共和主义的简报《防卫报》（Defensa），并印制了大量反共和主义的小册子。它还创立了激烈反犹与反共济会的周刊《人民之子》，该刊主编为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最终他将作为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继任者，负责管理《辩论报》。德·路易斯是“西班牙共和国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之玩偶”这一理论的大肆鼓吹者。 38 《人民之子》的另外一位重要撰稿人是整合派耶稣会士恩里克·埃雷拉·奥里亚神父，他是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兄弟。该刊物的广泛发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它那对共和国重要政治人物进行恶毒攻击的讽刺漫画深受群众欢迎。通过将这些人打上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标签，将其描绘成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国际大阴谋的一部分，它就可以在读者中间宣传“肮脏的外国密谋必须被摧毁”的观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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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左翼分子和自由派人士不是真正的西班牙人，因此必须消灭他们的理念，很快就在右派群体中生根发芽。1931年11月初，君主主义者领导人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在马德里向欢呼的听众们宣布，在社会主义和（西班牙）民族之间将会有一场殊死搏杀。 40 11月8日，在帕伦西亚，卡洛斯主义分子华金·贝翁萨向2.2万名集会群众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我们还是不是男人？在遭遇这些无耻迫害的时候，那些没有准备好奉献出一切的人，根本不配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切手段保护我们自己，我说的并非仅限于法律许可的手段，一切可以用于自卫的措施都是好的。”在声称西班牙议会是“动物园”之后，他继续说道：“我们被一帮共济会分子统治着。我要说，采取任何手段反对他们都合情合理，不管该手段合法还是不合法。”在同一场集会中，希尔·罗夫莱斯宣称，政府对教会的迫害是“在共济会的会所中”决定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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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反对共和国及其支持者的暴力行动的，并不只是极右翼。标榜自己为“守法公民”的天主教徒希尔·罗夫莱斯所做的诸多演说，在敌对性和煽动性方面，与君主主义者、卡洛斯派分子以及后来长枪党人的演说毫无二致。1932年元旦，在穆尔西亚大区的莫利纳–德塞古拉，希尔·罗夫莱斯宣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用我们正义的力量实现我们的意志，如果这还不够，就借助其他的力量。右派的怯懦，已经让那些来自污秽之地的恶徒们掌控了祖国的命运。” 42 在人民行动青年团（JAP）的成立宣言中，西班牙右翼稳健派的不妥协态度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我们是右翼人士……我们会尊重当局的合法命令，但是我们不会容忍暴民的无理和强暴。我们将一如既往勇敢捍卫我们自身的尊严。我们向共产主义和共济会宣战。”在右派们的眼中，“共产主义”包括社会党，“共济会”则指向被认为是左翼共和派的形形色色的共和派自由党及其在各地的变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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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对社会进行的世俗化改革很容易使其敌人找到正当理由来攻击它。市政当局被禁止对教堂和宗教节日进行资助，因此教会陷入穷困的境地。1932年1月，教会墓地被置于市政当局的管辖之下。国家现在只认可公证结婚，因此那些在教堂举行过婚礼的新人必须前往婚姻登记办公室进行登记。葬礼也不再包含任何宗教元素，除非死者超过20岁，且在其遗言或遗嘱中特别做出说明（即希望举行宗教性质的葬礼），然而对于死者家属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与复杂的官僚机构打交道。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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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在布尔瓦格纳（特鲁埃尔省）的“殉难者圣佩德罗”纪念日上，一支铜管乐队在市镇广场上演奏，有意在从教堂里传出的纪念圣徒的宗教音乐中制造不和谐音。在利夫罗斯（特鲁埃尔省），当教区教堂里面正在举行纪念圣柱圣母的弥撒时，教堂外面则在组织一场舞会。 45 在塞维利亚，由于担心遭遇攻击，有超过40个传统的宗教团体（cofradía）退出了原计划参加的圣周宗教游行。这些团体中的成员大多为人民行动党和卡洛斯正统派联盟中的激进分子，他们所表现出的姿态使“殉教者塞维利亚”这个短语在右翼天主教徒中间流传，尽管事实上共和国当局正竭尽全力确保此次宗教游行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这些同样在诸多雇主和土地所有者的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激烈叫嚣着他们的控诉。结果，只有一个团体参加了游行，并且成为辱骂和石块袭击的目标。几天以后，在1932年4月7日，圣胡利安教堂被大火烧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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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市政当局将十字架从学校中移走，将宗教塑像从公立医院中移走，并且还禁止教堂敲钟。这些措施超出了官方政策的范畴，因为政策仅仅规定了举行公共庆祝活动需要得到当地市政当局的许可。在一般的天主教徒看来，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迫害，因此他们将共和国视为敌人。在萨拉曼卡省的很多村镇中都充斥着街巷抗议活动，在十字架重新回归学校之前，孩子们不被允许上学。在1932年9月末，用于弥撒、婚礼和葬礼之目的的教堂鸣钟在贝哈尔被禁以后，天主教徒对此普遍感到不安。在其他地方，很多具有左派背景的市镇长官（alcalde）对教堂敲钟的行为征收地方税。 47 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托莱多省），市长向佩戴十字架的女性罚款。在社会冲突频发的巴达霍斯省，禁止送葬队列上街一类的事件大量出现，这成了仇恨的触发器。在丰特–德坎托斯，市长对教堂鸣钟这种行为征税的方式为：最初5分钟征收10个比塞塔，之后每分钟征收2个比塞塔。在弗雷赫纳尔–德拉谢拉，教堂鸣钟被完全禁止，且举行基督教葬礼也需要缴税。在若干个村镇中发生了教堂遭到焚烧的事件。在巴罗斯自由镇，社会党人占多数的镇议会于1932年4月通过投票，决定将主广场的圣心像移走。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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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层面的摩擦很快就被右派分子加以充分利用。节日庆典变成了示威活动，朝圣之旅变成了抗议游行，主日布道则成为聚众集会，并经常惹怒反教权人士，有时招致暴力对待。 49 从言语控诉其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到大肆鼓吹暴力行动，以对抗被描绘成“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所策划的邪恶阴谋之成果的共和国改革进程，其间仅仅经过了一小步。 50 多年以后，希尔·罗夫莱斯承认，他曾经有意鼓动他的听众与当局发生冲突。1937年4月，当人民行动党正在解体并被纳入佛朗哥的一党制体系时，希尔·罗夫莱斯曾自豪地宣称，正是他在共和国时代⑨培育了大批量的右翼分子的好斗性，右派在内战中获得胜利才成为可能。他将战争胜利这一“大丰收”视为其宣传攻势之成果。在他于196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仍然以这项功绩为傲。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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