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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教派种种》的第二卷中包含了《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全译本，以及图斯克茨对马西亚的再次诋毁。在以“他们在西班牙的实际运用”为题的章节中，作者声称，在共和国的宗教迫害中，以及在通过对大庄园产业实施再分配而展开的农业改革运动中，犹太人对西班牙国家的进攻是清晰可见的。 9 1933年晚期，因各种著作而声名大噪的图斯克茨应“国际反共济会协会”之邀，前去参观刚建成不久的达豪集中营。他评论道，“他们为我们展示了我们应该在西班牙做些什么”。达豪集中营的建立是为了安置纳粹希望将之隔离的各种群体，其中包括各类政治犯（共济会员、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分子、反对纳粹政权的天主教徒和君主制支持者），以及那些被贴上“反社会”与“变态”标签的人（同性恋者、吉普赛人和流浪者）。尽管图斯克茨当时对此赞许有加，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却声称，当时的所见所闻让他震惊不已。无疑，此次访问丝毫未曾阻止其反犹和反共济会出版物的发行，也没有削弱内中言论的激烈程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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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斯克茨将对整个西班牙右翼，尤其是佛朗哥将军产生巨大的影响，后者深深痴迷于这种反共济会与反犹主义的言论。他制作了一份关于共济会的通讯刊物，并在军队高层中分发。后来，佛朗哥的连襟兼最强有力的盟友拉蒙·塞拉诺·苏涅尔对图斯克茨为“创造一种促成全国性起义之大环境”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许。 11 然而，图斯克茨所做的努力不仅仅限于发展那些将暴力合法化的理念。通过与加泰罗尼亚卡洛斯派分子之间的联系，他卷入了武装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之中。他和他的好伙伴华金·吉乌参加了由“西班牙军事同盟”（该组织在巴塞罗那有着强大的势力）召集的数次密谋会议。1936年5月底，他与加泰罗尼亚百万富翁弗兰塞斯克·坎博的私人秘书接洽，并请求对方为即将到来的军事政变提供经济支持。尽管，作为图斯克茨父亲的朋友，坎博曾写信称赞他在撰写和出版《起源》一书中所取得的成功，但是他并没有为政变提供资助。 12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图斯克茨和华金·吉乌就已经开始专注于编纂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名单。他们甚至将“国家公敌”的搜索范围扩大到裸体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唯灵论者和世界语爱好者等群体中去。当图斯克茨终于在内战期间的布尔戈斯成为佛朗哥的合作者时，他的那些包含所谓的共济会员信息的文件，将成为一个得到充分组织的镇压体系的重要部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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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君主主义者理论期刊《西班牙行动》的创始人金塔纳尔侯爵同样认可《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内容。在一次以他的名义于丽兹酒店举办的公众活动中，金塔纳尔声称，君主制崩溃的灾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世界范围的犹太–共济会之惊天阴谋，将民主的病毒注入了集权君主制的体内，它先是将其转化为开明君主制，然后再将其彻底击败”。 14 同属“西班牙行动”压力集团的胡利安·科尔特斯·卡瓦尼利亚斯也援引《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内容，将其作为“以色列的恶魔子孙”——犹太人——以共济会为媒介，控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乌合之众的证据。新成立的共和派–社会党政府中聚集了共济会员、社会主义者和被认为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士，这成为马克思和罗斯柴尔德之联盟已在西班牙建立桥头堡的铁证。 15 埃利塞达女侯爵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审阅了《锡安长老会纪要》的某个法文译本——仿佛其中所载为经验性的真理，她曾含蓄地向玛加丽塔·内尔肯表示，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是犹太人一手策划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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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班牙行动》杂志撰稿的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包括世俗神学家马西亚尔·索拉纳和神父阿尼塞托·德·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后者是萨拉曼卡主教座堂的一位高级教士。他们两人和神父巴勃罗·莱昂·穆尔谢戈为暴力颠覆共和国提供了神学上的合理性。他们坚持认为反抗暴政是天主教徒的职责。索拉纳利用圣阿奎那②的哲学思想证明，“暴君”就是任何暴虐或不公正的政府。既然权力最终归于上帝，那么这样一部反教权主义的宪法就已经清晰展现出了共和国的暴虐本质。 17 1932年，时任科米利亚斯耶稣会大学校长的卡斯特罗·阿尔瓦兰神父撰写了一本以“反叛之权利”为主题的著作。尽管该书直到1934年才得以出版，但是部分内容当时就已经选登在《西班牙行动》杂志上，它为索拉纳煽动叛乱的言论火上浇油，并且专门针对《辩论报》不愿触犯法律的谨慎态度展开攻击。通过撰文和布道，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将成为军事叛乱最重要的神学辩护者。后来，他在1938年出版的《圣战》（Guerra santa）一书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18 阿尔瓦兰、索拉纳和其他人极力主张暴力反抗共和国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一场针对暴政、无政府状态和莫斯科煽动的无神论思潮的神圣起义。1932年，吉普斯夸省的国会代表，同时也是维多利亚主教座堂之教士的安东尼奥·德·皮尔达因·萨皮安神父在国会中宣称，天主教的教义允许暴力反抗不义的法律。类似观点构成了1933年由神父何塞·西雷拉·普拉特出版的一部争议性著作的核心内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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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和西雷拉的著作，让塞维利亚红衣主教欧斯塔基奥·伊隆达因·埃斯特万和塔拉戈纳红衣主教比达尔·巴拉克尔等较为温和的教会人士感到惊骇不已。比达尔对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将天主教教义表现为具有党派性质的理念时所流露出的狂妄自大深感不安，因为这与梵蒂冈要求与共和国和平共处的政策背道而驰。他向担任教廷国务卿的红衣主教帕切利提出抗议，后者下令去除书上的“印行许可”③字样（基督教会表示认同其内容的印鉴），并设法将已发售的图书悉数收回。然而该书内容已在卡洛斯派分子的报纸上进行连载，新任命的全西班牙首席主教，托莱多大主教伊西德罗·戈马对“西班牙行动”的成员表示支持。 20 戈马在托莱多的前任，流亡罗马的红衣主教佩德罗·塞古拉·萨恩斯，被卡洛斯派分子的《未来世纪报》描绘成天主教会针对共和国不妥协之立场的典范。后来人们发现，在卡洛斯派的民兵组织（“义勇军”）为准备反共和国的暴动而进行军事训练期间，他曾经积极给该派领导人加油鼓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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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将军是《西班牙行动》杂志的订阅者，同时他对存在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之“肮脏结合”这一点也深信不疑。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持类似观点的高级军官中间，还包括1936年军事政变的总导演埃米利奥·莫拉将军。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莫拉将军颇有些学究气，然而他的真实背景却是一个严肃实干的非洲殖民老兵。他于1887年在古巴出生，是一名国民卫队上尉的儿子，打小就受到其父严苛的管束；历次非洲殖民战争让他在土著正规军（Regulares Indígenas，在当地招募并由西班牙军官率领的雇佣军部队）中一步步晋升至高位。他的摩洛哥回忆录中充斥着有关破碎头骨和腐烂肚肠的描述，这表明多年的非洲经历已经让他变得如野兽般冷酷无情。 22 在1930年2月独裁政权垮台之际，莫拉被任命为国家保安总长。他很快就开始接手警务工作。就像在摩洛哥粉碎部落民起义那样，他致力于镇压西班牙本土的工潮和学潮，直到君主制于14个月之后崩溃。 23 为实施镇压计划，他创建了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堪称一流的反暴乱小分队以及一个复杂的谍报系统。这一所谓的“赤色分子调查部”利用秘密警察渗透进入反对派组织的内部，并在其中扮演煽风点火的内奸角色。当莫拉将军在1936年为准备军事叛乱进行部署时，这一网络基本上仍可正常使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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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过高估计了相对弱小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威胁——他将共产党视为“犹太–共济会阴谋”的邪恶工具。这反映出他对其手下密探所提供的言辞激烈的报告深信不疑，尤其是那些来自圣地亚哥·马丁·巴格纳斯和腐化且偏执的胡利安·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德尔·巴里奥的报告。莫拉对犹太人、共产党员和共济会员的看法，同样也受到总部位于巴黎的白俄流亡部队组织（即俄罗斯全军联盟，ROVS）给出的情报的影响。之后，即便他不再担任保安总长，他仍然与该联盟的领袖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中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米勒与纳粹党的种族主义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一样都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反映出这一事实：布尔什维克革命让他们失去了家庭、财产、生计和故乡。他们相信犹太人一手策划了这场革命，所以他们决定阻止犹太人在西欧做同样的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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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建立之际，莫拉确信自己将会因为之前保卫君主制的作为遭到逮捕，因此他躲藏了起来。后来，在1931年4月21日，他向国防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自首。4天以前，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即已因为其作为首相在摩洛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来作为陆军大臣在对亲共和派的起义军官费尔明·加兰上尉和安赫尔·加西亚·埃尔南德斯上尉的草率审判与处决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捕。在右翼看来，逮捕莫拉和贝伦格尔纯粹是共和国方面的报复行为。 26 在非洲殖民军军官阶层的眼中，致使贝伦格尔遭到迫害的正是他们曾经为之流血牺牲的那场战争，而在军事法庭上审判叛乱者加兰和加西亚·埃尔南德斯时，贝伦格尔也只是照章办事。同样，他们将莫拉视为非洲殖民战争中的英雄，而作为国家保安总长，镇压骚乱仅仅是他的职责所在。非洲军团的军官们极为恼火，那些为他们所敬仰的军人领袖遭到迫害，而那些密谋反对“独裁者”④的人却获得了嘉奖。对曼努埃尔·戈代德、华金·凡胡尔、莫拉和佛朗哥等殖民军军官来说，逮捕行动为他们心中对共和国的本能敌意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他们将获得共和国方面晋升的军官视作犹太人与共济会员的走狗，以及纵容暴徒的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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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本人因在3月25日处置一次学生示威时过度使用武力而受到指控。在等待审判期间，他被囚禁于一座军事监狱的一个“潮湿和充满臭气的牢房”中。 27 8月5日，阿萨尼亚安排将莫拉转为在家中软禁。然而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当看到不久之前他所针对的那些目标人物如今都大权在握时，莫拉心中滋生出了对共和国深深的敌意，以及对阿萨尼亚个人的憎恨。卡拉维利亚递交的那些充满偏见的报告，还有俄罗斯全军联盟提供的诸多档案，促使他相信民主政治的胜利，正是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精心策划的结果。1931年晚期，在他回忆录的第一卷中，关于共济会的威胁，他这样写道：“当我为履行职责而对共济会分支机构插手西班牙政治生活的情况进行调查之后，我意识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巨大力量，让我察觉到这一点的，不是这些支部本身，而是那个在国外操纵共济会的强有力的团体——犹太人。”《西班牙行动》杂志刊登了一篇长达9页的评论文章来热烈欢迎此书的出版。该评论文章的作者为欧亨尼奥·维加斯·拉塔皮，他是《西班牙行动》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暴力反对共和国的狂热倡导者。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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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莫拉开始撰写回忆录的第二卷时，他更加直言不讳地对共济会和犹太人进行攻击。他本人对此有所暗示，他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因为受到米勒提供的报告的影响，还因为他已经读过了图斯克茨神父的著作和《锡安长老会纪要》。于是，莫拉在书中写道，共和国的降临是犹太人和共济会对西班牙之仇恨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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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西班牙人因何激起了以色列后裔之仇恨？此仇恨之动机是什么？基本说来有三点：根植于他们内心之中的，对任何一个拥有自己祖国的种族的嫉妒；对我们的信仰难以遏制的厌恶，因为他们将自身在全世界的流散归咎于我们的信仰；以及他们对被驱逐的经历的记忆，而该事件的发生并非像其经常宣称的那样，是源自国王的一时冲动，而是源自人民的呼声。⑤这些就是共济会西班牙支部之三角标的三个点所代表的含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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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莫拉为其充满激辩言辞的《过去、阿萨尼亚（时代）与未来》（El pasado，Azaña y el porvenir）一书写下结语，并在自己的笔下声援军方对共和国整体和阿萨尼亚个人的普遍敌意。左翼的反军国主义被莫拉视为不爱国之举，并使他感到羞恼，他将此种举动归结为受到多种不同原因的影响，而主要原因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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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颓废堕落的国家是国际性寄生组织最中意的牺牲品，这些组织轮流被各大势力操控，利用弱小国家的艰难处境，在其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正如不健康的机体组织是病菌得以广泛传播的最肥沃的土壤那样。重要的是，所有类似的组织都处于犹太人直接或间接的操纵之下……犹太人不关心一个国家，或者十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毁灭，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实施他们蓄谋已久的宏大计划，而且，在从史无前例的大灾变中捞取好处这一点上，他们能力非凡。发生在俄国的事件正是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例证，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希特勒的观点。作为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德国总理希特勒坚信，只要犹太人及其控制与影响的寄生组织仍然存在于国家的内部，德意志民族就无法重新崛起。这就是他毫不留情地迫害犹太人的缘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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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是个阴郁且不愿抛头露面的人，早先他并不为世人所知。然而，借助这本畅销书，他成为被军方与民间最反动的那部分群体推崇备至的对象之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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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起，莫拉和佛朗哥就已经是日内瓦出版的反共杂志《反共产国际联盟通讯》（Bulletin de l’Entente Internationale contre la Troisième Internationale）的忠实读者了。在莫拉担任国家保安总长期间，他的密探们在不断编造关于所谓来自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之威胁的报告。莫拉将这些捕风捉影的文字寄给日内瓦的反共产国际联盟，后者将其整合到刊物当中，该刊物又通过佛朗哥与军队里的其他订阅者回到西班牙，成为“过硬的证据”。该组织的创办人是瑞士右翼分子提奥多尔·奥贝特，以及一位名叫乔治·洛德金斯基⑥的白俄流亡者。在洛德金斯基的推动下，该组织的出版物具有强烈的反犹与反共色彩，它赞扬法西斯主义和军事独裁为抵御共产主义的防波堤。该组织还与由约瑟夫·戈培尔的情报部负责运作的“反共产国际”（Antikomintern）组织保有密切联系，借助这一便利条件，它熟练地将目标定位于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身上，并为他们提供形形色色的曝光所谓赤色分子未来进攻计划的报告。佛朗哥、莫拉和其他军官如饥似渴地阅读《反共产国际联盟通讯》中的资料，在这些文章中，第二共和国被描绘成共济会和赤色分子的“特洛伊木马”，这些人决意要松开那些听命于莫斯科的不信神的暴徒的笼头，并用他们对抗西班牙及其全部的伟大传统。 32 对于西班牙极右翼分子和他们的很多海外盟友而言，第二共和国就是“锡安长老会”的一个前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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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内西莫·雷东多·奥尔特加是西班牙法西斯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同时也是《锡安长老会纪要》的狂热信徒。雷东多曾在德国学习，并与耶稣会关系紧密。他深受恩里克·埃雷拉·奥里亚神父的影响，后者是《辩论报》主编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兄弟。埃雷拉神父促使奥内西莫相信共产主义、共济会和犹太教徒正在阴谋摧毁基督教和祖国，并推荐他阅读由莱昂·蓬森所编写的一本激烈反犹和反共济会的小册子——《革命的秘密部队，FM–犹太教》（Las fuerzas secretas de la Revolución. F∴M∴–Judaismo），其中F∴M∴显然是代表“共济会”。因此，奥内西莫在了解到《锡安长老会纪要》之后，便翻译了一个简略的译本，并将其发表在他于巴利亚多利德省出版的报纸《自由报》（Libertad）上。这个译本后来被重新出版，其附带的评注将文中泛泛而谈的指控与第二共和国的特定环境联系了起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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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报刊普遍将《锡安长老会纪要》视为一份严肃的社会学研究著作。由于西班牙并没有多少犹太人，所以很难说那里存在“犹太人问题”。然而，西班牙的“没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并非针对真实的犹太人，而是对一种“可察觉的国际威胁”的抽象指涉。反犹主义是整合派天主教的核心，它可以追溯到加略人犹大对耶稣基督的背叛，以及那些有关犹太人杀害儿童作为祭品的中世纪传说及其引发的恐惧。现在，对革命的恐惧又赋予它某种强烈的现实意义。那些逃离纳粹政权统治并在第二共和国寻求庇护的左翼分子和犹太人的存在，为“所有属于左翼社团之人士均为犹太人傀儡”的观念提供了支持。在卡洛斯主义者的报刊媒体看来，入境的少量犹太人是世界革命的前卫部队，他们企图用色情和娼妓来毒害西班牙社会。 35 这些反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反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一切与犹太人和共济会沾边的意识形态的卡洛斯主义者，他们执迷于通过武装叛乱摧毁共和国，并在西班牙推行一种田园式的乡村神权统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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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知识分子坚持认为，犹太人已暗中使用各种卑劣手段将西班牙工人阶级变为他们的奴隶。有人声称，这一征服的结果是西班牙工人本身开始具有某些“东方化”的特质。西班牙的激进右翼分子开始将工人阶级视为被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背信弃义与野蛮残暴败坏后的产物。这种观点最极端的支持者，是19世纪晚期的卡洛斯主义理论家胡安·巴斯克斯·德·梅利亚。他认为，曾经资助过自由派革命运动的犹太资本家，正在有组织地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与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各部族建立了联盟，以摧毁基督教文明，并让犹太人的暴政降临世间。甚至连阿方索十三世国王都相信，里夫地区的部落民起义是“一场由莫斯科和国际犹太人团体煽动发起的整个穆斯林世界总暴动的开端”。 37 卡洛斯主义的拥护者们将这些理论视作确凿的事实，他们辩称“世界末日的四驾马车——犹太教、共产主义、共济会和死亡”，已经统治了不列颠、法国和奥地利，很快西班牙也要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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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胡尔霍政变失败后入狱的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如饥似渴地阅读巴斯克斯·德·梅利亚和其他卡洛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的著作。对比1923年普里莫·德·里韦拉之政变的成功和1932年圣胡尔霍的失败，精力旺盛且胆大包天的巴雷拉相信，一场成功的武装起义需要平民的大力支持。他相信卡洛斯派的激进民兵组织“义勇军”就可以实现这一点。然而，他回绝了要求他领导一次由卡洛斯派单独参加的起义的号召，理由是这一重任需要像佛朗哥这样资历更高的军官来承担，不过他接下了将义勇军转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公民军队”的任务。由于他仍然处于警方监管之下，所以在前往卡洛斯派北部核心地区纳瓦拉省旅行期间，他使用了“唐·佩佩”的假名。卡洛斯派义勇军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义勇军全国总督察长，退役中校里卡多·德·拉达进行管理，他在后来还负责长枪党民兵的训练。 39 同样，1934年，另一位参与圣胡尔霍政变的军官，国民卫队上尉利萨尔多·多瓦尔则开始训练人民行动青年团（即希尔·罗夫莱斯的天主教政党——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青年运动组织）的各个准军事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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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著述和演说极力营造社会及种族仇恨氛围的群体中间，有卡洛斯派分子、神学家和非洲殖民军军官。而在他们之外，奥内西莫·雷东多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虽然他很难称得上是全国性公众人物，但他是值得被关注的，一是因为他作为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身份，另外也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政治理念使他的家乡巴利亚多利德经历了比其他的卡斯蒂利亚省会更多的政治性暴力。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奥内西莫·雷东多曾经加入过民族行动党（后来的“人民行动党”）这一天主教政治团体，该组织于1931年4月26日由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创建，其首要支持者为卡斯蒂利亚的农场主阶层。5月初，他在巴利亚多利德建立了党支部，并带领当地党部为即将开始的国会选举宣传造势。6月13日，奥内西莫印发了反共和主义报纸《自由报》的创刊号。该报最初是每两周一期，后来改为每周一期。当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于6月28日赢得绝对多数之后，奥内西莫拒绝接受民主政体，并与民族行动党决裂。同年8月，他成立了一个法西斯政党“卡斯蒂利亚泛西班牙行动大会”（Juntas Castellanas de Actuación Hispánica，简称“泛西班牙行动大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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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他在《自由报》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宣言，承诺自己将维护旧卡斯蒂利亚传统村社之价值，维护社会公正，并履行使用武力的义务。他写道：“青年同胞们，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们有义务拿起武器。愿我们知道如何去使用它们来保卫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服务于政客们的利益。”对于他来说，“民族主义是斗争的运动，在支援西班牙对抗其内部叛徒的过程中，必须发起对抗性的暴力活动” 41 。奥内西莫·雷东多及其泛西班牙行动大会，无疑为这座先前曾以劳资关系相对和谐而闻名的城市带来了一种残酷对抗的基调。 42 奥内西莫号召“在每个省份组织几百名年轻的战士，作为守纪律的理想主义者，将赤色威胁的肮脏幽灵砸得粉身碎骨”。为了准备与在巴利亚多利德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党工人团体进行巷战，他召集的志愿者开始武装自己。他提及了“培养暴力及武力对抗之精神”的必要性。该组织的会议事实上都是秘密举行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对暴力的热情呼声日益尖锐。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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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西班牙行动大会在人数上的劣势迫使奥内西莫寻求与其他理念相似的群体建立联系。于是，他的目光落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公开的法西斯团体之上，该团体名为“征服国家”（La Conquista del Estado），由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领导，其成员少得可怜。 44 来自萨莫拉省的莱德斯马曾在马德里的一所邮局工作。作为泛日耳曼哲学的一个狂热信徒，他于1931年2月在马德里某办公大楼的一个肮脏不堪的房间里成立了自己的小团体。屋内没装电灯，仅有的家具是一张桌子。十位参会者签署了一份由他撰写的题为“征服国家”的宣言。同名的报纸于3月14日创刊发行。尽管公众对此漠不关心且不断有警察骚扰，这份报纸还是存在了一年之久。 45 在《自由报》的创刊号中，奥内西莫·雷东多以赞许的语气提及了莱德斯马·拉莫斯的报纸：“我们赞同《征服国家报》对战斗的渴望与热情，但是我们为反犹活动没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感到遗憾，那是该运动生发效力且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所必需的。” 46 虽然雷东多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翻译成西班牙文，但是他的反犹主义理论更多来自15世纪的卡斯蒂利亚女王——“天主教的伊莎贝拉”，而非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反犹主义是在他的著作中被一再提及的主题。例如，在1931年晚期，他将第二共和国引入的男女生同校的学校描绘为“反对各自由民族的犹太人行动”的一个实例——“这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犯罪，为此叛徒们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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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奥内西莫与莱德斯马·拉莫斯在马德里会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在马德里和巴利亚多利德举行了数次会议，商讨将这两个团体进行松散的联合，并更名为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JONS）。成立于1931年11月30日的“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采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全国劳工联盟”的红黑配色方案，并且在其上加入了历代天主教国王所使用的“牛轭与捆箭”纹章作为它的标志。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是反民主和帝国主义的，它主张西班牙拥有对直布罗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权，并渴望“根除与瓦解各种反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党派”。为了达成“以民族主义暴力反抗赤色暴力”这一目的，“民族–工团主义民兵部队”将被组建。莱德斯马·拉莫斯坚持认为政治性的暴力是合法手段，他鼓吹按照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军的模式创建武装民兵，以便为发动叛乱或军事政变做准备。 48 为实践其理念，奋进会的小分队袭击左翼学生，并且在1933年6月洗劫了位于马德里的“苏联之友协会”办事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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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利亚多利德，奥内西莫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培训他的那些年过四旬的追随者，并试图把他们转化成所谓“有组织的反共民兵团”之中的战士。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和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与左翼学生和工人展开流血冲突。他们购买手枪并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如何操作。到1932年春，奥内西莫·雷东多在文章中预言了内战的来临：“战争正离我们越来越近，暴力局面不可避免。拒绝接受这一点毫无意义。他们正准备对我们发动战争，此时转身逃开显然是愚不可及的。重要的是准备赢得胜利，而要想赢得胜利，必须夺取主动权，抢先发起进攻。”1932年5月3日，在巴利亚多利德的主广场，他们与左翼分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混战，之后有超过20人因伤住院。奥内西莫本人因为在《自由报》发表触发冲突的过激言论而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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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经历并未让奥内西莫·雷东多变得更稳健一些。他于1933年5月在法西斯主义月刊《JONS》上发表的文章反映出其思想愈加恶毒，他还在文中重复了圣胡尔霍将阿拉伯部落民与西班牙工人阶级等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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