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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其穆罕默德式的乌托邦、专横冷酷的信条、暴虐寡头的冷酷欲望一道，在突然之间，就像一场现代的萨拉森入侵一样，再次遮蔽了文明与自由之光……这种正以进步之名进行的非洲化之威胁，已经在西班牙清晰可见。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有着全欧洲最多的热带血统……自古以来，我们身处文明世界与蛮荒禁地之间的摩擦区域，位于雅利安种族和闪族之间的地区……因此，塑造我们国家的远祖和先辈，那些将我们从黑暗大陆的不断扩张中拯救出来的英雄战士，举起他们手中的剑，对抗来自南方的进攻，而这些指向敌人的刀剑再也没能入鞘……伟大的伊莎贝拉女王命令西班牙人民时刻留意非洲，击败非洲，并且绝不允许祖国再次遭到蛮族的侵略。（伊比利亚）半岛是否已经全部“去非洲化”了？在这个处于欧洲领袖地位的民族之性格中，仍然存留有众多根深蒂固的摩尔人的气质，在这里，难道没有存在一种改头换面的非洲式统治的危险？我们冷静地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并且可以立即做出回复，新一轮“非洲化”的迫切威胁已然非常明显，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犹太人或闪米特人针对西方文明的阴谋，但是在西班牙，它可以更迅速、以一种更隐晦的方式联系到闪米特元素（非洲的元素）。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我国南方各省的原野上朝气蓬勃地生长，在那里，摩尔人的血脉继续存在于种族的根基当中……在西班牙各地，尤其是在安达卢西亚，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很快就会将点燃的火炬扔进庄园主的住所和农场中。他受到了马德里犹太社团的煽动，盲从于兴风作浪的暴徒；他想要不劳而获，游手好闲又发财致富；他想要把他的快乐建立在复仇之上……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将使西班牙再度非洲化（野蛮化），这场胜利属于联合了的闪米特各族，即犹太人与摩尔人，那些在种族与信仰层面仍存活于半岛乃至整个欧洲的贵族与平民。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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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犹太人的发明，以及声称西班牙存在所谓的“再非洲化”的威胁，雷东多把犹太人和摩尔人这两个西班牙典型的“他者”，与共和政体等同起来。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为了避免西班牙落入其当代敌人之手，必须展开一场新的“再征服运动”，而很多右翼人士也深以为然。他的关于暴力之合理性的观点颇类似以卡斯特罗·阿尔瓦兰的作品为典型代表的天主教极右翼分子的论调。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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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思潮在西班牙右翼中普遍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源自天主教因耶稣基督之命运而产生的传统仇恨；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为针对左派的可怕暴力赋予了合理性。奇怪的是，奥内西莫·雷东多的恶毒反犹在西班牙新兴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是一个例外。莱德斯马·拉莫斯认为反犹主义只在德国具有重要性。 53 长枪党领袖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对“犹太人问题”并没有多少兴趣，除非是在涉及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之影响的时候。尽管如此，长枪党日报《前进报》（Arriba）仍然宣称“犹太–共济会国际是折磨人类社会的两大恶魔——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与其他右派人士类似，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也相信，针对共和国的暴力是合理的，因为共和国深受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影响。 54 他批准了长枪党分子于1935年春对犹太人所拥有的SEPU百货商店⑦的袭击行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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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内工人阶级与国外敌人等同起来的做法是基于一个令人费解的逻辑：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人的发明，而犹太人又与穆斯林难以区分，所以左翼分子肯定一心想让西班牙屈从来自非洲的蛮族的统治。进而，同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敌对被当成一种源于西班牙爱国主义的合理行动。按照“西班牙行动”的另一位人士，从自由主义者转变为极右翼分子的拉米罗·德·马埃斯图的说法，西班牙民族正是在与犹太人（傲慢的高利贷者）和摩尔人（毫无文明可言的蛮族）的斗争中被锻造成型的。 56 在君主主义者领袖何塞·卡尔沃·索特洛的一篇文章中，当他将社会党领袖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称为“摩洛哥的列宁”时，他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反左翼言论的种族主义特征。 57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也认同西班牙左派与摩尔人的这种所谓的联系。在他于1936年入狱之后的反思中，他将西班牙的全部历史都解读为哥特民族和柏柏尔人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前者的精神在君主主义的、贵族的、宗教的和军人的价值观中延续，而后者的精神则在乡村无产阶级之中存留。他公开指责第二共和国是“新一轮柏柏尔人入侵”，标志着欧州之西班牙的崩坏。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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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罗夫莱斯可能不像圣胡尔霍或奥内西莫·雷东多那样直率，但他也传达了“针对左派之暴力为合法”的观点，因为他也将西班牙左派分子归为劣等种族。通过频繁使用“再征服”一词，他将20世纪30年代面向西班牙左翼的敌对行动，与西班牙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史诗——从公元722年一直持续到1492年的将西班牙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出来的漫长征战——联系到了一起。在为1933年11月大选而举行的竞选活动期间，10月15日，他在马德里的纪念剧院宣布：“我们必须再征服西班牙……我们必须给予西班牙真正的统一，为其注入一种新的精神，建立一种极权主义政体……对我而言，现在只有一种手段可用，即组成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反马克思主义阵线。现在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击败社会主义。”此时，极右翼“西班牙行动”团体的领袖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被安排站起来，听众向他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希尔·罗夫莱斯用与右翼密谋者毫无二致的语气继续他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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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国家，将犹太化的共济会分子赶出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推动建国大业，而这意味着责任与牺牲。哪怕我们必须为此流血又有什么关系！……正如我们所极力主张的，我们需要足够的权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不打算在旧有体制上浪费时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征服新国家的一种手段。当时机成熟时，无论是通过国会投票，还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民主制度都将被废除。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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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罗夫莱斯的演讲被《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描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大论”。在左派方面，它被认为是表面温和的大众党派——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所秉承的真正政策。当然，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作为一个稳健的社会党人和杰出的法学教授，从1931年10月起开始担任教育与艺术部部长的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因为其容许犹太人学校存在的政策，以及他对北非犹太人社区之处境的同情，遭到了反犹分子的大肆攻击。他指出，希尔·罗夫莱斯要求清除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言论，是对共和国司法与政治之根本立足点的一种否定。 60 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竞选海报宣称，必须将西班牙从“马克思主义者、共济会分子、地方分离主义者和犹太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整个左翼群体——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派共和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均被指责为反西班牙分子。 61 因而针对他们的暴力行动不仅合情合理，而且也是爱国主义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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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罗夫莱斯的激烈言论同《辩论报》报章上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的观点遥相呼应，后者是继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之后的《辩论报》主编。与奥内西莫·雷东多一样，德·路易斯也是“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理论的狂热鼓吹者。他在1935年出版了一部以此为主题的力作，并且获得了天主教会的出版许可。在书中，通过大量引用图斯克茨、卡洛斯派报刊、《锡安长老会纪要》和莫拉将军的论述，他试图证明：共济会的目的，是用“东方式”的价值观腐蚀基督教文明。而他立论的前提是，“犹太人——共济会分子的祖先，他们没有自己的祖国，也不想让别人拥有祖国”。在将大众的爱国热忱与道德冲动打消以后，犹太人就可以招募他们来攻击基督教的价值观。在他的论述中，天主教徒正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因为“在每个犹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共济会员：狡诈、谎话连篇、行踪诡秘、仇恨耶稣基督和基督教文明并渴望将其彻底消灭。共济会社团和犹太人是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生产者和操纵者”。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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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影响力范围方面相差悬殊，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和奥内西莫·雷东多二人的宣言，与莫拉将军的朋友兼曾经的下属胡利安·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德尔·巴里奥警官的宣言事实上大同小异。卡拉维利亚·德尔·巴里奥于1896年2月13日出生于新卡斯蒂利亚昆卡省瓦尔帕莱索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的卡拉维利亚曾经做过农业短工和羊倌，之后因为交不起免服兵役的钱，他又被军队征召，并在摩洛哥服役达3年之久。返回西班牙以后，他通过了警队的入职考试，并于1921年7月9日在巴伦西亚上岗工作。由于巴伦西亚省的省长向国家保安总长投诉了卡拉维利亚入职后使警队蒙羞的种种行径，仅仅11个月之后，他就被调往萨拉戈萨。后来，在1923年10月于马德里落脚之前，他分别在塞哥维亚和毕尔巴鄂短暂待过一段时间。1925年11月，他被调往摩洛哥，在那里他与军方人士建立了联系，这将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大有助益。然而，在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因私吞罚款和向妓女收取保护费等不法行为遭到指控，又被调回西班牙本土。尽管如此，卡拉维利亚还是在1935年升任警务督察（comisario）。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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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专门从事卧底工作，打入左翼团体内部，然后扮演内奸角色。他是在不通知其上级的情况下主动去做这些事情的。他的工作包括煽风点火，后来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曾经挫败了1929年5月在塞维利亚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开幕式上针对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和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的一次暗杀企图。 64 当莫拉将军于1930年初成为国家保安总长后，卡拉维利亚向他汇报了自己的秘密行动，并将自己从中起到的作用描述为“革命最高层内部的催化剂”。 65 奉莫拉的命令，卡拉维利亚写就了一份有关所谓西班牙境内共产党活动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充斥着臆想与偏执妄断的大杂烩，然而，在1930年底，莫拉将其寄到了位于日内瓦的有影响力的反共组织“反共产国际联盟”那里。该组织对报告中的内容照单全收，然后又将据此编就的刊物寄给了包括佛朗哥将军在内的订阅者。这份报告构成了卡拉维利亚的第一本书《共产主义在西班牙》（El comunismo en España）的基本内容。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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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维利亚也参与了圣胡尔霍政变，他在其中的角色是阻止警方察觉到处于萌芽状态的密谋。 67 在1932年到1936年间，他用“毛里西奥·卡尔”的笔名撰写了一系列的畅销书。 68 其中第一本就是《共产主义在西班牙》，这本书将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各种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统统描绘成西班牙国家的敌人，必须将它们彻底击败。在他的第二本书《敌人》（El enemigo）和第三本书《西班牙暗杀者》（Asesinos de España）中，他提出策划左翼暗杀西班牙之行动的敌人，就是控制着共济会（“他们的第一军团”）、社会党国际和共产国际，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犹太人。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强盛正是驱逐犹太人的结果，重现这一伟大和荣耀需要重复这一过程。既然现在西班牙没有多少犹太人可供驱逐，那么他们的走狗——共济会员和左翼分子——必须被消灭。阻止基督教文明毁灭和以色列帝国建立的唯一希望，就是加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击败“共济会–犹太集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卡拉维利亚声称，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是被一个犹太裔的共济会员毒杀的（实际是自然死亡），并声称加泰罗尼亚银行家弗兰塞斯克·坎博拥有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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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册《西班牙暗杀者》被免费分发给陆军军官。该书的结尾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挑衅。在将犹太人、左翼分子和共济会员描绘成在死去的西班牙尸体上空盘旋的秃鹫之后，他这样写道：“当为锡安效力的各个民族如赌徒般在外交场上争夺亡者的土地时，敌人在厉声尖笑。因此，这个曾为众多民族所惧怕的西班牙不得不面对它当下的命运，因为她的子孙不再知晓怎样为她战斗，怎样为她流血牺牲。” 69 结果卡拉维利亚于1935年9月被逐出警察队伍，档案中记载的缘由是“严重的不法行为”。后来他宣称，他被解职是自己揭露共济会内幕而招致的迫害。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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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犯罪活动，卡拉维利亚还是密谋组织“西班牙军事同盟”的活跃会员之一。起初，他的任务主要是编写和散发支持军事政变的传单。然而，据信他也卷入杀害杰出法学教授路易斯·希门尼斯·阿苏亚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国会议员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二人的阴谋之中。1936年5月，根据西班牙军事同盟的命令，他参与了一次针对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暗杀行动。事败之后他被迫逃往葡萄牙。所有这些计划似乎都是由莫拉的密友，警务督察圣地亚哥·马丁·巴格纳斯一手策划，他从1932年9月起就开始为支持君主主义的军队密谋者工作。非洲军团军官曼努埃尔·迪亚斯·克里亚多上尉也卷入这些失败的行动当中，正是此人策动了1931年7月在塞维利亚玛丽亚–路易莎公园的枪击事件。在里斯本，卡拉维利亚联系上了流亡中的圣胡尔霍将军，虽然是在外围，但他仍没有脱离军事密谋团体。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前往布尔戈斯，在那里他应邀加入了莫拉将军的参谋部。卡拉维利亚在那里与胡安·图斯克茨神父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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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图斯克茨、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恩里克·埃雷拉·奥里亚、奥内西莫·雷东多、莫拉、卡拉维利亚、卡洛斯派报刊媒体，以及所有声称存在“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密谋”的个人和团体，均已将根除左翼势力合法化。共和国的改革举措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共和国的暴力攻击，都被视为左翼渎神和反对西班牙国家的证据。于是，国民卫队对罢工与示威游行的残酷镇压、军事密谋和法西斯主义群体的恐怖行动，均被视为保卫真正的西班牙的合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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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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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C, 31 January 1933. 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的很多亲属，包括他的兄弟（一位耶稣会士）和他的儿子，均为神职人员，见Antonio Pérez de Olaguer, Piedras vivas: biografía del Capellán Requeté José María Lamamié de Clairac y Alonso (San Sebastián: Editorial Española, 1939) pp. xvi–xviii,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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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tonio Rodríguez de las Heras, Filiberto Villalobos, su obra social y política 1900–1936 (Salamanca: Centro de Estudios Salmantinos, 1985)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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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BC, 6 June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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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纪要》之渊源，见Norman 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The Myth of Jewish World 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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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图斯克茨，见Antoni Mora, ‘Joan Tusquets, en els 90 anys d’un home d’estudi i de combat’, Institut d’Estudis Tarraconenses Ramón Berenguer IV, Anuari 1990–1991 de la Societat d’Estudis d’Història Eclesiàstica Moderna i Contemporània de Catalunya (Tarragona: Diputació de Tarragona, 1992) pp. 231–42；José Antonio Ferrer Benimelli, El contubernio judeo-masónico-comunista: del Satanismo al escándolo del P-2 (Madrid: Ediciones Istmo, 1982) pp. 191–7；Jordi Canal, ‘Las campañas antisectarias de Juan Tusquets (1927–1939): una aproximación a los orígenes del contuberio judeo-masónico-comunista en España’, in José Antonio Ferrer Benimeli, ed., La masonería en la España del siglo XX, 2 vols (Toledo: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1996) II, pp. 1193–1214；Javier Domínguez Arribas, ‘Juan Tusquets y sus ediciones antisectarias (1936–1939)’, in José Antonio Ferrer Benimeli, ed., La masonería española en la época de Sagasta, 2 vols (Zaragoza: Gobierno de Aragón, 2007) II, pp. 11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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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图斯克茨对马西亚的指控，见Juan Tusquets, Orígene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arcelona: Editorial Vilamala, 1932) pp. 150–1；Juan Tusquets, Masones y pacifistas (Burgos: Ediciones Antisectarias, 1939) pp. 104–5；Hilari Raguer, La Unió Democràtica de Catalunya i el seu temps (1931–1939) (Barcelona: Publicaciones de l’Abadia de Montserrat, 1976) pp. 279–80；Arxiu Vidal i Barraquer, Esglesia i Estat durant la Segona República espanyola 1931/1936, 4 vols in 8 parts (Monestir de Montserrat: Publicacions de l’Abadia de Montserrat, 1971–90) II, pp. 386, 638, III, p.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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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破门盗窃行径和所谓的遇刺事件，见Mora, ‘Joan Tusquets’, pp.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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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usquets, Orígenes, pp. 101, 137.Alcalá Zamora wrote in protest to Archbishop Vidal i Barraquer, 26 March 1932, Arxiu Vidal i Barraquer, Esglesia i Estat, II, pp. 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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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os poderes ocultos en España: los Protocolos y su aplicación a España – infiltraciones masónicas en el catalanismo – ¿El señor Macià es masón? (Barcelona: Editorial Vilamala, Biblioteca Las Sectas, 1932) pp. 35–46; Tusquets, Orígenes, pp. 35–6, 41, 99, 126–7; Jordi Canal, ‘Las campañas antisectarias’, pp. 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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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an Subirà, Capellans en temps de Franco (Barcelona: Editorial Mediterrània, 1996) p. 25; interview with Lluís Bonada, Avui, 28 Februar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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