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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在冲突激烈的科尔多瓦省的布哈兰塞,卡萨斯别哈斯事件再度重演。由于地主们公然蔑视之前劳资双方就工资和工作条件所达成的协议,劳工阶级已经是怒气冲天。支持无政府主义的农民控制了城市的部分区域,并试图夺取市政厅。国民卫队的回应是攻击任何大门紧锁的房屋。在长达36小时的战斗中,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2名无政府主义分子和4名无辜平民(其中有1位妇女、1名8岁儿童、1位年迈的地产所有者)丧生。有两个被认定是造反头头的人在波尔库纳附近被捕,然后在“企图逃跑时”被国民卫队开枪打死。有共计二百人被捕,其中很多遭到国民卫队士兵的严重殴打。省长马里亚诺·希门尼斯·迪亚斯将布哈兰塞事件归咎于地主一方,因为他们无视劳资协议且私自囤积武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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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多瓦省,从一位来自巴埃纳的工会领袖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当地社会仇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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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圣母像的披肩或教堂的十字架花费多达40万比塞塔的大地产主,却在想方设法克扣劳动者伙食中的橄榄油;他们宁愿花2.5万比塞塔聘请律师,也不愿意给按天支付工资的临时雇工每天多加25分工钱,唯恐开创先例,让劳工们“得偿所愿”。在巴埃纳,有个地主少爷(señorito)宁肯将牲口赶进庄稼地里,也不愿意向收割的工人支付合理的工资。有一位拥有田产的神父,当他的雇工前来领取橄榄油时,他在锡壶表面上弄了很多凹坑,因为这样就可以少装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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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巴埃纳的工会官员继续讲述在他们设法改善农业劳工之糟糕境况时,雇主阶级所展现出的强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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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权有势还有钱,而我们身后只有两三千名短工,我们经常不得不制止他们的过激之举,因为眼见子女陷入饥饿自身却无能为力的绝望会将他们变成野兽。我们知道雇主们受到治安部队的有力保护,他们根本不关心劳工的死活,因为他们只要贿赂官员就能篡改文件记录,就能颠倒黑白。事实上,他们非常乐于看到暴力的发生,因为这正好可以警告反叛者“背离法律和秩序所面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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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自己作为年轻人的经历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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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只有两到三次)与一个委员会一起去雇主那里谈条件,唯一能摆到桌面上讨论的就是工资,而针对伙食和工作小时数的协商则无人过问,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适用于“当地习俗与惯例”这一条款。简单地说,这就意味着你要从日出工作到日落,直到累得直不起腰,或者任凭那些拍马屁的工头将工作时间延长到从天刚蒙蒙亮开始,直至天色暗到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为止。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中,有个地方豪强称我为“乳臭未干的鼻涕虫”,并且说我的父亲如果知道我有多么愚蠢,他是绝不会给我这头牲口喂饲料吃的。这超出了我的忍耐限度,于是我站起身来,用尽可能严肃的语气对他说:“的确,先生,在很多时候,我吃的不是喂牲口的饲料,而是你们拿来喂狗的炸面包屑,在这个工人阶级的子女饿得都快要死掉的城里,这可真称得上是一个基督徒的善举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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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庄园经济占据支配地位的埃斯特雷马杜拉西部地区,有大量全国劳工联盟参与的暴力事件。在卡塞雷斯省的纳瓦尔莫拉尔–德拉马塔,有两座教堂遭到纵火。 6 不过,因为社会党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没有参与,所以更靠南的巴达霍斯省基本未受波及——除了塞雷纳新镇。在那里,有一位名叫皮奥·索佩纳·布兰科的步兵中士,与8名和他一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占领了一个陆军征兵办公室,造成国民卫队士兵两死一伤。随即他们被军警包围,但是不等他们举手投降,一支由国民卫队、突击卫队和陆军组成的联合部队就使用机枪和火炮对这栋建筑物进行了狂轰滥炸。皮奥·索佩纳和其他两人在进攻中被打死,其余6个人则被冷血射杀。尽管当地社会主义者未卷入这一事件,但市长和当地“人民之家”(工人俱乐部)的官员们仍遭到逮捕。塞雷纳新镇与另外5个村镇的“人民之家”被强制关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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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全国劳工联盟参与的暴力事件,分散了公众对日益加剧的营养不良问题的注意力。营养不良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不仅是因为土地所有者削减工资和拒绝为工会成员提供工作机会,也是由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攀升。当新上台的激进党政府取消了对面包价格的管制以后,面包价格增长了25%到70%。饥饿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为获取面包而举行示威活动,已经成为一个频繁可见的场景。 8 在1933年底,雇主方的步步紧逼,以及因选举不公导致败北而引发的普遍愤怒,让社会党领导层面临着民众抗争的大潮。越来越多的工团主义运动组织与社会党青年运动组织(即社会主义青年联盟,FJS)的成员,由于对右派分子决意破坏保障基本人权之立法的行径深感失望,开始相信资产阶级民主根本没有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公正可言,在这一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更是天方夜谭。由于担心失去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再次提高了革命宣传的调门。1934年1月中旬,他宣称,为了改造社会,必须武装人民,并解除由正规军、国民卫队、突击卫队、警察和法庭组成的资产阶级队伍:“不可能只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口头支持,就将权力从资产阶级的手中夺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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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激烈言论背后并没有任何严肃的革命计划的支持,然而,经过右翼媒体的回放,却激起了中产阶级的恐惧。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极端言论迎合了广大左翼民众的不满情绪,同时,这也是为了要求举行新一轮大选而向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施压。这是不负责任的铤而走险。如果总统没有回应这一压力,社会主义者只有两个选择:被迫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言语威胁付诸实践,或者缩回去并在己方激进分子的面前颜面尽失。既然他所威胁的东西没有多少实现的可能,那么结果只会对右翼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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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欠缺考虑的言论,不仅反映了右翼大选获胜后对社会保障立法进行大肆攻击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左翼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工人代表云集马德里,恳请社会党领导层组织反击,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10 与此同时,他和其他人也怀疑,不仅仅是共和国的各项立法,就连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处于可能发生的法西斯主义政变的威胁之下。11月22日,即将卸任的司法部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向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执行委员会报告了正在酝酿中的右翼政变计划,而将社会党领导层一网打尽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11 在整个11月和12月,社会主义者的报刊媒体频繁刊登反映希尔·罗夫莱斯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具有法西斯主义野心的材料。转载的文献资料包含了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组织市民武装对抗工人阶级之革命斗争行动的计划。还有资料显示,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正在警方默许之下,汇总各市镇的工人资料及其“颠覆性”之详情,而所谓“颠覆性”指的是他们的工会成员身份。隶属于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青年运动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的制服民兵的出现,也被当成他们正准备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政权的证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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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在社会党青年运动组织以及那些更年轻也更缺乏经验的工会成员中间,涌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拉尔戈·卡瓦列罗很乐于附和他们的要求,唯恐他们流向更加坚决主张革命的全国劳工联盟那里。然而,在11月25日的工会(劳工总会)与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高层的联合会议上,有关革命的提案遭遇失败,属于稳健派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只是勉强对组织“防卫行动”的必要性表示赞同。在发表宣言敦促工人做好起义准备,以便在“反动分子公然突破宪法之限制并企图终结共和政体”时进行反抗这一点上,两个执行机构暂且达成一致。一个社会党–劳工总会(PSOE–UGT)联合执行委员会成立,并着手准备这一“防卫行动”。 13 社会党在两周之后的全国劳工联盟暴动中的缺席,似乎表明改良主义的惯性战胜了对新革命的呼唤。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对袭击工会成员的支持及其宣传摧毁社会主义和建立社团主义(corporativist)国家的言论,让它在大多数西班牙左派人士看来,与意大利法西斯党和早期纳粹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社会党领导层想要避免其德国和意大利的同志犯下的错误,但是他们并无意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相反,他们希望具有威胁性的革命言论可以平复普通左翼民众的挫败感,并且遏制右翼的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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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党团组织参与全国劳工联盟的行动,然而还是有少数激进分子以个人名义涉身其中,他们坚持认为,这就是11月26日所批准的“防卫行动”。 14 普列托在国会中谴责了“这一破坏性运动”。可是,当希尔·罗夫莱斯和君主主义派领袖人物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强烈要求协助政府粉碎骚乱时,普列托却对此非常愤怒。只有提案的目的是镇压工人阶级时,“共和国的敌人”才对现政权表示支持,这让普列托心烦意乱。鉴于他们让劳工组织噤声的决心,普列托颇有预见性地对国会中的右翼代表说:“你们正在关闭我们的所有通道,并将我们引入一场血腥的冲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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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激进党领袖亚历杭德罗·莱尔罗克斯在国会中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成员的支持下组织了新一届政府。3天以后,希尔·罗夫莱斯在国会的一次政策陈述中表示:为了回报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在大选中的支持,他希望对因参与1932年8月圣胡尔霍政变而被捕入狱的人士实施大赦,并希望对“制宪大会”(如此称谓的原因是,西班牙国会正是推动宪法制定和批准共和国宪法的机构)之宗教立法进行彻底的修订。令左派最为担忧的是,他主张废止那些对无地农民最为有利的改革方案,包括关于市镇边界和强制耕种的法令,以及实施8小时工作制和引入被称为“混合评审团”的仲裁委员会的法令。他还主张缩减以农业改革法令的名义征收的土地之面积,并公然指责主张在这些土地上安置农民的社会主义化理念。左派担忧的还有,他陈述了自己领导政府和改变宪法的野心:“我们不用急于求成,我们只要等待其他方案的失败,并以此向西班牙人民展示,只存在唯一的解决方案,一个毋庸置疑的右翼之解决方案。”谨慎言辞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威胁,即如果右翼无法实行“和平演变”,那么共和国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所以说,社会主义者将其看作一场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也就不足为怪了。 16 而作为答复,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明确表示,对于社会党人来说,希尔·罗夫莱斯企图废止的法律条文,正是共和国为何值得被保卫的原因。他扬言,社会党人将通过发动革命来保卫共和国,反对希尔·罗夫莱斯的独裁野心。 17 从双方针锋相对的言论中,可以看出1934年10月暴力事件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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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执委会所面临的极为糟糕的两难处境,在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于1934年1月2日拜访前总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时有所体现。阿萨尼亚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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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讲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与工会组织,在雇主与当局的股掌之中所遭受的难以置信的残酷迫害。国民卫队的胆大妄为远甚从前。民众的愤怒已经无法抑制。社会党领袖们正在失去对局面的掌控。这一切将于何处止步?会是一场大灾难吗?很有可能。我已经知晓政府所推行的野蛮政策,知晓地主们让乡村劳动者食不果腹的种种手段,以及他们针对其他劳工的报复。我知晓那个口号——“让共和国去养活你们吧”。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德·洛斯·里奥斯告诉我的事情,还有政府的种种举措、激进党–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占据多数的国会所推行的政策——其唯一的目标就是毁坏制宪大会之成果——然而,这些并不能让社会党与劳工总会投身暴力活动的做法变得可取或者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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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明确告知德·洛斯·里奥斯,对于社会党领导层而言,即便可能有导致其群众支持率下降的风险,他们也要让追随者意识到,暴动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之举。他的理由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右派会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他们甚至不会止步于重建法律与秩序。事实上,他们将大肆挥霍他们的胜利,事态演进之疯狂将远甚于正在发生的与他们宣称将要实现的”。不久之后,德·洛斯·里奥斯向工人社会党执委会汇报了阿萨尼亚的预言。然而,因为雇主阶层的强硬态度,他们已经无法劝说基层群众继续忍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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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社会党各办事处收到了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各地的多份报告,报告内容都是关于地主和国民卫队及类似团体的挑衅言行。新政府在南方数省委任了保守派省长,此举之后果很快就反映了出来:藐视法律的言行未受惩罚,国民卫队“先发制人的暴力行动”也有所增长。在塞维利亚省北部山区地带的埃尔雷亚尔–德拉哈拉,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拒绝雇佣工会成员。接下来发生了一场持续达数月之久的罢工。1933年12月,一些饥饿的劳工因被发现从猪食槽中偷橡子而遭到国民卫队士兵的野蛮殴打。镇长向当地国民卫队长官抗议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但他却因之而被省长停职。在本塔–德包尔(格拉纳达省),有一个拥有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背景的当地豪强授意其私人武装痛殴了当地工会的领导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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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丰特–德坎托斯、卡莫尼塔和阿尔孔切尔(均位于巴达霍斯省),当那些收集被风吹落的橄榄与橡子的劳工被逮住时,对他们进行殴打的正是国民卫队。在巴达霍斯省的其他地方,为了阻止劳工阶层通过这一方式缓解饥荒,地主们将猪赶到庄稼地里去吃掉落的谷物。有一些在废弃庄园中耕作的贫苦农民遭到监禁,国民卫队则占领了附近奥纳乔斯的“人民之家”。相比之下,9个月前发生在同一市镇的死亡事件却已不了了之。在很多村镇,尤其是位于巴达霍斯、哈恩和科尔多瓦境内的居民点中,对工作机会需要在经当地职介登记的劳动者之间轮转的规定,地主们根本不予理会。他们只向给右翼政党投票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而身为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成员的劳工则遭到联合抵制。在阿尔门德拉莱霍,尽管当地失业人数众多,然而在葡萄和橄榄的收获时节,仍然有两千名外来劳工被引进。在旧奥雷利亚纳和奥利文萨,土地所有者只雇佣妇女和儿童,因为这些人的工资只是男性劳工正常工资的零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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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已下降了60个百分点。饥饿滋生了绝望,在社会鸿沟的两侧,仇恨正在不断加剧。在科尔多瓦省的普列戈,部分失业长达4个月的工会成员组成请愿团,要求市长进行干涉。市长的答复是,他无法强迫任何人向他们提供工作,并劝说他们尽可能谦卑地前往地主那里乞求工作机会。问题并不只出现在南部地区。有一位来自卡斯蒂利亚地区帕伦西亚省雷沃利亚尔新镇的工会官员写道:“地方豪强应该警惕自己的胆大妄为。我们的忍耐正在接近极限。”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执行机构就现行社会保障立法之贯彻实施一事,向新任劳工部长里卡多·桑佩尔数次提起申诉,但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回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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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底,一份有关驱逐去年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强行占据土地之农民的法律草案已经提交国会讨论。1934年1月,市镇边界法遭到临时性撤销。此外,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提交的方案还包括缩减征收土地的面积,以及返还那些卷入1932年8月军事叛乱的密谋者被政府没收的地产,以此来阉割1932年的农业改革计划。国民卫队与无地短工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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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月份,在工人社会党与劳工总会的领导层之间,关于是否要发动一场保卫共和国的革命运动一事而展开的冗长且时常尖锐的讨论,在温和路线已面临决定性失败的情况下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劳工总会的领导权落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支持其“革命”言辞的更年轻的群体手中。现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其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劳工总会均由提倡激进路线的人士主导。于是,为了准备革命行动,一个联合委员会立即被组建起来。各省工人社会党、青年联盟和劳工总会组织接到了73个幼稚的指示,受令组建民兵部队、获取武器,与陆军和国民卫队中的同情者取得联系,以及组织技工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运行。得到的反馈信息清晰显示了这些目标的盲目乐观,而且,除去来自委员会的一系列讯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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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种通讯联系均未在秘密中进行。事实上,这些自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革命言论极为轻率且不加掩饰,而这就为右翼分子夸大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1934年春夏时节,青年社会主义者毫无顾忌的激进主义言论被用来证明严酷镇压罢工的合法性,尽管这些罢工行动的实际目的远远称不上革命。这个实际已经公开的计划就是,一旦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应邀参加政府,他们就会发起革命运动。这一语焉不详的“革命时机”和工人运动的需求与活动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他们未曾考虑如何利用加入工会的劳动者的力量计划革命。相反,在漫长的工会会员生涯中形成的习惯,驱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在2月3日说服劳工总会的新一届执行机构不去阻止当时被当局视为具有颠覆性质的非暴力罢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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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立场突然向左转变确实令人困惑,而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个最为深远的影响,即将降临在乡村无产阶级的头上。1934年1月30日,在农业劳工联盟的全国委员会(即FNTT)的一次会议中,属于稳健派的执委会全体委员宣布辞职,并且全部由青年激进分子所取代,而后者的领袖则是来自纳瓦拉的代表里卡多·萨瓦尔萨·埃洛尔加。 25 新任总书记萨瓦尔萨时年36岁,他是一个高大英俊、戴着眼镜且相当腼腆的工会官员。他出生于纳瓦拉北部的埃拉苏。由于家境贫寒,他被迫在15岁那年移居阿根廷。在那里,恶劣的工作条件驱使他成了一名工团主义者。坚持自学的他设法成了一名教师,后来甚至还担任过校长一职。他于1929年重返西班牙。在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哈卡城生活期间,他已经成了一名满腔热情的劳工总会活动家。1932年,他移居纳瓦拉省首府潘普洛纳,并致力于在当地建立一个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支部。在西班牙各个省份的右翼分子中,纳瓦拉省的右翼分子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最为残忍,他们公然藐视共和国的社会保障和劳工立法。在右翼联盟取得选举胜利之后,与南部地区相似,纳瓦拉省的土地所有者也拒绝向工会成员提供工作,并且无视现存的社会保障立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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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激进党政府,由于其内部成员较为保守的立场,以及对独立右翼党团联盟选票的依赖,而不得不努力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就在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正在德国和意大利持续增长的同时,西班牙激进党开始执掌大权,这在社会主义运动群体的内部培养出了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一场暴力革命才能阻止右翼独裁统治的建立。在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内部,为了阻止雇主阶层的攻势,萨瓦尔萨开始主张发动总罢工。劳工总会内部那些较为年长的领导人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将其视为一种鲁莽的行动,而且一旦反动派有建立威权主义国家之图谋,此举也可能会削弱将来社会主义者的反抗力度。当时年39岁的拉斐尔·萨拉萨尔·阿隆索于3月初被任命为内政部长时,对右翼之企图的怀疑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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