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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萨尔·阿隆索迅速召集他手下那些负责公共秩序的下属开会,并概述了他的“反对暴力革命”之计划。国民卫队的头头是陆军准将塞西略·贝迪亚·德·拉·卡瓦雷里亚。负责突击卫队和警务部门的则是国家保安总长何塞·巴尔迪维亚·加尔西–博龙上尉,此人是亚历杭德罗·莱尔罗克斯的密友,同时也是一个死硬的反动分子。巴尔迪维亚向萨拉萨尔·阿隆索保证,他们可以无条件信任突击卫队的最高长官,强硬的前非洲军团中校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此人后来在佛朗哥政府中担任副首相一职。在报告中,巴尔迪维亚还以同样的赞许语气提到了国民卫队上尉比森特·圣地亚哥·奥德松,此人具有强烈的反左翼倾向,他不但是莫拉将军所建情报部的头头,而且还是阴险的胡利安·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的同事。聚集在司令部中的这些反动人物非常适合萨拉萨尔·阿隆索实现他潜藏的野心。 27 萨拉萨尔·阿隆索向正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场的贝迪亚·德·拉·卡瓦雷里亚将军明确表示,国民卫队无须对干预社会冲突有任何顾虑。 28 所以,当各工会组织于1934年春发动一系列局部性罢工时,萨拉萨尔·阿隆索以此为借口采取高压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接连发生在印刷业、建筑业和冶金行业中的罢工,所面对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僵持状态,而更多时候面临的则是屈辱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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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谁能比萨拉萨尔·阿隆索更能让右翼分子满意了。3月7日,他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分别查封了社会党青年运动、共产党和属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盟的总部。他的所作所为令希尔·罗夫莱斯大为赞赏,后者宣称只要内政部长能一直这样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增进当局权威,政府就肯定能得到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支持。在《辩论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着重指出,这意味着要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因削减工资而引发的工人抗议——这种抗议在报纸上被称为“颠覆行动”。当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报刊媒体要求废除罢工权时,莱尔罗克斯政府回应称,“带有政治意图的罢工都将被无情镇压”。右翼媒体和萨拉萨尔·阿隆索本人将所有罢工行动都视为政治性的。3月22日,《辩论报》指责塞维利亚的服务生和巴伦西亚的运输工人的停工斗争是“反对西班牙的罢工”,并且要求施行像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萨拉查统治的葡萄牙实行的那种严酷的反罢工法律。政府通过扩编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以及恢复已于1932年废止的死刑,进一步强化其镇压体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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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右翼分子都像希尔·罗夫莱斯那样感到满意。作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奥内西莫·雷东多并没有因为右翼在1933年11月取得的大选胜利或者萨拉萨尔·阿隆索的种种“成果”而感到心满意足。他在1934年1月写道:“准备好你们的武器。学会热爱手枪射击时的金属撞击声。擦拭你们的匕首。绝不要扔下你们用来复仇的短棍!”“青年人应该接受身体对抗的训练,他们必须热爱武力,并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必须用任何可以获得的东西武装自己,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消灭企图置我们于死地的那一小撮马克思主义骗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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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本身的弱小驱使奥内西莫和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寻找能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同伙,这带来了1934年2月中旬他们的组织与西班牙长枪党的合并,后者是由出身贵族的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领导的一个规模不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 31 西班牙长枪党正式成立于1933年10月29日,一个星期天。在正式成立的两个月前,该党从西班牙最为保守的旧贵族右翼团体那里获得了一笔资金,而这并未使雷东多或莱德斯马·拉莫斯感到困扰。由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和拥护君主制度的西班牙复兴党共同签订的所谓“埃斯科里亚尔条约”,将长枪党绑上了反对共和国之武装阴谋的战车。 32 君主主义者之所以准备资助长枪党,是因为他们考虑利用后者来搅乱西班牙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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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消雷东多和莱德斯马·拉莫斯之疑虑的很可能是这样的事实:在长枪党开始招兵买马时,新加入的“斗士们”需要填写一份表格,表格中会问到他们有没有“自行车”——这是对“手枪”的委婉说法——而且接下来还会为他们配发短棍。训练长枪党民兵的任务在非洲殖民军老兵里卡多·德·拉达中校的手中,他同样也是卡洛斯派军事组织“义勇军”的全国总督察长,而且还在反对共和国的密谋当中牵扯颇深。 33 在成立大会的演说中,何塞·安东尼奥宣布了新政党将采用武力手段的许诺:“如果我们的目标只能通过暴力来实现,那么我们就不要在暴力面前退缩……辩论作为交流的第一种手段当然很好。但是当正义与祖国遭到侵犯时,唯一可用的辩论就是拳头与手枪的辩论。” 34 虽然暴力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政治生活中是家常便饭,但是在使用诸如“手枪的美妙乐声和铅弹的狂热鼓点”这样的浮夸之词来美化暴力这一点上,却没有哪个党派能比得上长枪党。将政治暗杀描述成高尚之举,以及将武斗所导致的死亡描述成光荣的殉难,此两者是死于街头暴力活动的长枪党分子之葬礼仪式的核心内容,而这与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军的做法一脉相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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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4日,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演艺剧场(Teatro Calderón),两个法西斯组织正式宣布合并,新组织的名称极其冗长——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之长枪党(FE de las JONS)。一车车的长枪党分子从马德里和卡斯蒂利亚的其他省份聚集到巴利亚多利德。当地左派宣布发起总罢工,骑警在剧场外面的街道上阻挡敌对劳工的靠近。在剧场内部,其上装饰有“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之长枪党”之红黑两色旗帜的如林的手臂笔直地向前举起,向演讲者致以法西斯式的敬礼。奥内西莫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用他们富有煽动性的演说引爆了全场,疯狂的听众冲出剧院与街上的抗议工人展开斗殴。有人在武斗现场开枪,到夜幕降临时,双方都有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一名长枪党分子被打死。后来,在内战期间,那些被认出来曾参与此次武斗的左派人士都被叛乱方射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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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就在巴利亚多利德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由阿方索派和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组成的联合代表团抵达罗马,企图为他们颠覆共和国的密谋活动寻求经济与武器支援。代表团成员包括新组建的西班牙复兴党(该党拥护阿方索十三世重新即位)现任党魁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属于密谋组织“西班牙军事同盟”的埃米利奥·巴雷拉将军,以及为卡洛斯派义勇军的招募工作积极奔走的安东尼奥·利萨尔萨·伊里瓦伦。墨索里尼为他们提供了多达150万比塞塔的金钱援助,另外还包括2万条步枪、2万枚手榴弹和200挺机枪,这些武器装备将通过的黎波里和葡萄牙输送到他们手中。协议中还规定,由意大利陆军提供教官对数百名义勇军成员(卡洛斯派民兵)进行培训。 37 在新当选的领袖曼努埃尔·法尔·孔德的带领下,卡洛斯主义运动组织(正统派联盟)正在组建一支齐装满员的“公民军”。对于“讨厌守法腔调”的卡洛斯派青年组织来说,暴力被视为卡洛斯主义生活方式的精髓之一。在拉达和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的努力之下,到1936年春,(卡洛斯主义)正统派联盟可以为军事叛乱方提供一支由3万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准军事人员组成的“红色贝雷帽”部队。其中有8,000人在纳瓦拉,还有2.2万人在安达卢西亚和其他地区,这支义勇军为反叛一方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军事力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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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22日,在腓力二世时代的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旁,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青年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举行了一场法西斯主义风格的集会,而选择这里作为集会地点本身就是表达反共和主义态度的一种示威。在凛冽的雨雪中,两万人严格仿效纳粹党集会的模式列队肃立。他们向希尔·罗夫莱斯(“我们的最高领袖”)宣誓效忠并反复呼喊:“Jefe! Jefe! Jefe!”此词在西班牙语中是“领袖”之意,相当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对墨索里尼的称呼Duce。人民行动青年团的十九点纲要被逐一宣读,其中特别强调的是第二点——“我们的领袖永远正确”,这一条实际上是直接借用了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口号“Il Duce sempre ha raggione”①。巴利亚多利德的一位来自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国会议员卢西亚诺·德·拉·卡尔萨达在演说中使用了与后来内战期间的佛朗哥分子毫无二致的二元论式措辞。他声称“犹太人、各种异端、清教徒、热衷鼓吹法国式大革命的宣传家、共济会员、自由主义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不属于祖国的一员,而且反对祖国,他们是叛国贼”。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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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拥护君主主义的飞行员、花花公子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在何塞·安东尼奥的引荐下加入长枪党。他受命组织恐怖活动小分队。何塞·安东尼奥特别想要报复左翼分子攻击销售长枪党报纸《F. E.》的报摊的行为。在安萨尔多的布置下,所谓的“血之长枪党”实施了更多暴力活动,这些活动深受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领导层的欢迎。莱德斯马·拉莫斯写道:“他在党内的作用无可否认,因为他动员了各地受保守主义精神鼓动的人中活跃且热衷于武力的那一部分,他们是全国性武装抗争中一个繁殖能力极强的元素。想想类似团体对于德国的希特勒主义,尤其是处于初始阶段的希特勒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吧。”6月3日,2,000名武装长枪党徒在马德里郊外的卡拉万彻尔飞机场集结。有一个公交公司因为拒绝再运送300人前往集会现场而导致其两辆客车被焚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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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这一阶段,右翼并不怎么需要一个暴力化的法西斯政党。伴随着市镇边界法被明令废除,那些支持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大地产主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1934年4月25日,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地位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此时,莱尔罗克斯为了抗议阿尔卡拉·萨莫拉推迟签署针对圣胡尔霍政变在押人员的大赦令而提出辞职。莱尔罗克斯想当然地认为总统不会接受他的辞呈。然而事情出乎他的预料,此时,莱尔罗克斯感到自己有责任通过允许里卡多·桑佩尔组阁的方式,来规避阿尔卡拉·萨莫拉有可能举行新一轮大选而带来的风险。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桑佩尔的优柔寡断可以让他继续在幕后进行实际统治。莱尔罗克斯对大赦的支持以及激进党的总体右倾,导致该党副领导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带领19名最为支持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脱党。于是激进党进一步滑向右派的怀抱,并且变得对希尔·罗夫莱斯更加依赖。这就为5月23日市镇边界法的被废止提供了可能。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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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法律的废止令在收获季节即将开始时生效,这样地主们正好可以从葡萄牙和加利西亚引入劳工,并以此进一步削减那些已在挨饿的当地劳工的工资水平。只有在那些社会党占据当地议会多数的市镇中,支持左翼的无地劳工才能在工作机会和工资方面得到最后残留的一点保障。农业劳工群体将仅有的希望寄托在社会党的市镇行政首长身上,希望他们能监督土地所有者执行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同时确保市政预算可以被用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工程,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当激进党于1933年下半年执掌大权时,莱尔罗克斯的首任内政部长曼努埃尔·里科·阿韦略将其中35人撤职。萨拉萨尔·阿隆索则开始撤掉更多的左派人士,他通常使用的是诸如“行政违法”等站不住脚的理由,然而即便是有事实作为支持,往往也是他们从其君主制下的前任那里继承而来的“遗产”。在他刚就职时,为了回应各地豪强的抗议,他命令各省行政首长解除那些“未能在维持公共秩序方面鼓舞民众信心”的市镇长官,然而这里指的往往就是社会党人。合法当选的市长让位于“政府委派”的官员,后者通常是当地的保守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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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萨拉萨尔·阿隆索授意的一些最为激烈的干涉行动发生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对当地贵族阶级的仰慕和迷恋。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承认自己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总共解散了193个南部市镇的地方议会。通常的流程是,首先对某些微小甚至令人难以相信的(关于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指控,然后会有一名省长“代表”在国民卫队士兵和当地右派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强行驱逐社会党的市长和议员。大多数“代表”要么是当地豪强人物,要么是由豪强指定的人。这样做是为了结束这样一种状态,即由社会党主导的地方议会一直在致力于确保社会保障立法,尤其是有关均分工作机会的法规的贯彻实施。社会党人一遭驱逐,工人便再也不能在新上台的市长那里获得任何帮助,他们将独自面对当地豪强人物随心所欲的雇佣规则之侵害,以及地主狗腿子与国民卫队的攻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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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达霍斯省,深受公众欢迎的当地市长遭到免职的两个重要案例,分别发生在萨夫拉的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和丰特–德坎托斯的莫德斯托·何塞·洛伦萨纳·马卡罗身上。冈萨雷斯·巴雷罗是一位稳健派社会党人士,由于他自己在当地拥有一家旅馆,而且还在教会弥撒活动中担任助祭,所以甚至连当地的保守分子都对他比较尊重。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位有能力且宽容的市长。然而,萨拉萨尔·阿隆索对数月前发生在奥纳乔斯的冲突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因此他决意将其免职。在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后不到十天,他就让自己的一个密友雷希诺·巴伦西亚充当监察员前往萨夫拉,后者则不出所料地精心炮制出一系列指控,旨在证实暂停冈萨雷斯·巴雷罗职务之合理性。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指控称,在一个为当地失业人员创造工作机会的筑路工程项目中,巴雷罗采用了不恰当的方法以提高预算。还在萨夫拉的时候,雷希诺·巴伦西亚就已经承认这些指控不足采信,然而来自萨拉萨尔·阿隆索的压力迫使他必须给出其想要的调查结果,否则他就会丢掉这份工作。最后,在1934年5月26日,该市地方议会被解散,并由另一个新议会取代。新议会的构成人员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却并非经选举产生,并显示出激进党与该省大地产所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新任市长是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爱国联盟”的前成员,同时还为梅锡纳塞利公爵料理着其在萨夫拉的众多利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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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特–德坎托斯,社会党市长莫德斯托·何塞·洛伦萨纳·马卡罗因为他的博爱精神,以及他在改善市镇生活,特别是在改善供水状况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而闻名。他曾使用市政预算拨款购买食物,以帮助食不果腹的失业者家庭挨过饥饿。但是在1934年6月,“滥用”这些预算却成了罢免他的理由。 44 正如这两个案例中所显示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社会党占多数的地方议会,使其无法再向无地穷人提供保障。无视民主进程的种种可耻的不法行径,以及放任地主们自由行事的长期后果,就是大大加剧了正在恶化中的南部乡村地区的社会仇恨。何塞·洛伦萨纳于1936年9月被害。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于1939年4月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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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地带的局势日趋紧张,大多数省份的右派分子开始动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向省长施加压力。在各省首府,穿着考究、言谈得体的右翼分子可以有幸邀请到省长一起共进午餐或晚餐,右翼报纸媒体也为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种影响力之下,官方默许了削减工资和歧视工会会员等行为,饥饿的劳工只能选择偷窃橄榄和其他农作物来维生。然后地主及其代言人就开始大声抱怨乡村地区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将国民卫队的干预行动合理化。甚至《辩论报》也对地主们的很多苛刻之举颇有指摘,但它仍主张工作机会应该只提供给大选之后冒出来的各种天主教工会组织的隶属成员。为了实现获取廉价劳动力与解散左翼工会的双重目标,人民行动党在很多南部市镇创建了“劳工行动”(Acción Obrerista)组织。这是一个得到本地雇主支持的右翼组织,它会以远远低于之前各种劳资协议的工资水平,向宣布退出隶属社会党之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劳工提供工作。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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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行为的后果就是生活困难和阶级仇恨的加剧。在巴达霍斯省,饥饿的劳工在市镇街道上乞讨。佝偻病与结核病非常普遍。按照拥护君主制的农业问题专家比斯孔德·德·埃萨的说法,在1934年5月,有超过15万个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严重不足。拒绝撕毁其工会成员证明的工人也会被雇主拒之门外。雇主阶层对工会成员的联合抵制,其目的是重申前第二共和国时代的社会控制模式,并且确保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对该体系的挑战不会重现。在类似奥纳乔斯那样的村镇中,这一决心通过当地“人民之家”遭受的暴力袭击显现出来。一个典型事件发生于格拉纳达省韦斯卡尔附近的唐法德里克镇。该镇原来的社会党镇长被一位退役陆军军官替代,后者决定结束劳工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他派出一支国民卫队小分队包围了当地的“人民之家”,当劳工们鱼贯而出时,他们遭到了国民卫队士兵和当地乡绅的狗腿子的殴打。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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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对此的回应,是新近革命化的社会主义者如何反抗来自雇主不断增加的挑衅行动的一个清晰的范例。在行事较为稳健的工会执行机构于1934年1月28日解散以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报纸《农业工人报》开始采取革命路线。该报声称改变乡村无产阶级悲惨状况的唯一方案就是将土地公有化。然而,实际上,新的执行机构仍然采用与其前任几乎完全相同的和解方针。就强制耕种、劳资协商、强制轮班制和职业介绍所等法律的实施情况,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分别向劳工部长、农业部长和内政部长提交了一系列合情合理的申诉,同时也针对有计划地关闭“人民之家”的行动提起抗议。那是在3月份的第3周。在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并且左翼劳工在收获时节开始前遭受的迫害愈发严重的情况下,又有一份语气恭敬的申诉书被递交给阿尔卡拉·萨莫拉,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宣称有数千人正逐渐因饥饿而死,同时它还印制了一份详细清单,其上所列的众多村镇均发生过工会成员被雇主拒之门外并遭到暴力攻击的事件。在巴达霍斯省,据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统计,失业人数达到2万之多,饥饿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挣扎在死亡线上。有500名工会成员被捕入狱。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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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基层民众的愤怒情绪已无法抑制的情况下,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不情愿地宣布举行罢工。伴随着第一个罢工预备宣言而提出的,是要求当局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以及尊重有关劳资协议和均分工作机会之法令的呼吁。 48 劳工总会执委会建议,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不要在农业领域举行总罢工,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在不同地区,收获季节到来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制定统一的罢工日期会导致出现无法协调的情况。第二,与仅仅反对大型庄园的罢工所不同的是,举行总罢工将导致那些租种土地且需要雇佣少量劳动力的佃农遇到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第三,他们担忧地主和国民卫队的挑衅行为可能会使贫苦农民与之发生暴力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一方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在整个3月和4月的一系列联合会议中,劳工总会执行机构试图说服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领导层转而采取收缩策略,错时进行一系列局部性罢工。劳工总会指出,全国性的农业工人罢工将被政府视为革命行动而受到公开谴责,并且有遭到残酷镇压的风险。而且,拉尔戈·卡瓦列罗阐明产业工人将不会为此进行声援。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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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人联合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萨瓦尔萨和他的战友们充分意识到了可能的危险,但是他们面临着来自正在挨饿的基层群众的极大压力,而地方豪强与国民卫队持续不断的挑衅已经超出了民众忍耐的限度。例如,在巴达霍斯省的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从五一节庆祝活动现场返家的工会成员在田野中唱起了《国际歌》并高呼革命口号。当有人向财主的豪宅扔石头时,国民卫队士兵开枪射击,打死了4名劳工,还打伤了其他几人。另有40人被捕入狱。 50 在托莱多省,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几乎无法找到任何工作。那些找到工作的人也必须接受最恶劣的工作条件。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法令规定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日工资需要达到4.5比塞塔。实际上,老板们只会为从日出干到日落的工人支付2.5比塞塔。在萨拉曼卡的部分地区,日工资只有3/4比塞塔。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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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铁石心肠的地主们的狂妄自大,导致绝望的劳工进行一些小型的破坏行动。在若干村庄发生了向地主们吃喝玩乐的富人俱乐部(casino)扔石头的事情,这无疑暗示了劳工阶级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痛苦之情。于是,当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执行机构告知劳工总会,无法继续阻止基层民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吁,也不可能任由他们面对无法维持温饱的工资、政治迫害及禁止进入劳作场地的打击而无动于衷时,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正如《农业工人报》所宣称的那样,“全西班牙都在变成卡萨斯别哈斯”。4月28日,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恳请劳工部长切实执行现有法律以改善局势。在这一诉求被置之不理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国家委员会于5月12日决定将开展罢工行动,罢工将从6月5日开始。罢工声明严格遵照有关法律规定,提前10天进行了通知。宣言中指出,“这一极端措施”是无望情绪累积之结果,因为之前为说服相关内阁部长确保仍然有效的社会保障法律之实施而进行的一系列谈判均徒劳无功。数百封有关去年收获季节工资支付情况的控诉书被堆在劳工部长的案头。在西班牙各地,由“混合评审团”认可的有关工作条件的条款被直接无视,抗议活动则遭到国民卫队的镇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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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准备工作是合法且公开的,声明中提出的10点诉求也很难说具有多少革命性质。罢工有两个基本目标:确保乡村劳工所面临的恶劣处境得到改善;防止工会成员遭受决意摧毁乡村劳工组织的雇主阶层的伤害。10点诉求包括:(1)贯彻执行劳资协定;(2)工作机会在(无论隶属于何种政治组织的)劳工中强制轮转;(3)限制农业机械和外来劳工的使用,确保各省劳工最少40天的工作时间;(4)立即采取措施应对高失业率;(5)临时接管土地改革协会(负责贯彻实施1932年土地改革法的专门机构)计划征收的土地,以便将其租给失业人员耕种;(6)实施集体承租法;(7)承认强制耕种法中劳工耕作荒地的权利;(8)在秋季到来之前为部分农民分配土地改革协会手中已有的土地;(9)为土地的集体承租建立信贷基金;(10)恢复在19世纪通过法律上的诈骗手段变为私人所有的传统公地。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领袖里卡多·萨瓦尔萨希望这一威胁罢工之举将足以迫使政府采取必要举措,以缓解南方乡村地带所遭受的大规模饥荒。当然,罢工的可能性促使劳工部长做出象征性的姿态,他要求各混合评审团认真审订劳资合同,并且要求政府劳工代表上报雇主的违法行为。谈判工作也在有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开始启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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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萨拉萨尔·阿隆索决定抓住此机会,给劳工总会旗下的这个规模最大的机构以致命一击。他与国民卫队首脑塞西略·贝迪亚和国家保安总长巴尔迪维亚上尉碰头,开始制订专门计划来镇压这样一场罢工。 54 于是,就在萨瓦尔萨希望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与农业部及劳工部进行谈判并达成妥协的同时,萨拉萨尔·阿隆索颁布法令,宣称农业收割是全国性公共事业,而罢工则是“革命暴动”,从而将农业工人联合会的行动非法化。所有与罢工相关的会议、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都被宣布为非法。官方强制实施严苛的新闻审查。《农业工人报》被勒令停刊,它要等到1936年才能复刊。在国会辩论中,萨拉萨尔·阿隆索的强硬路线获得了来自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以及激进党和君主主义者的赞成票,这保证了内政部长的提案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尽管如此,议会辩论还是阐明了若干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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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阿利坎特的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普拉特·加西亚通过严谨的分析与论证,在一次议会演讲中指出了萨拉萨尔·阿隆索之举措的违宪本质。他反复重申,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宣布罢工期间遵循了必需的法律程序。普拉特声称,将现行法律付诸实施便足以解决冲突,但是萨拉萨尔·阿隆索选择诉诸镇压手段而拒绝和平解决冲突。部长的回答很不客气,他说因为农业工人联合会的目标就是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所以罢工就具有颠覆性。他谎称,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对付那些强行压低工资导致雇工无法维持温饱的老板们。何塞·普拉特的答复是,恰恰相反,部长大人通过推翻农业工人联合会与劳工部及内政部之间的协商结果,对各种和解的尝试予以阻挠。普拉特在他的总结性陈述中指出,罢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乡村劳工,并结束类似在瓜迪克斯(格拉纳达省)所发生的劳工被迫食草维生的悲惨情形。来自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ERC)的何塞·安东尼奥·特拉瓦尔·桑斯宣称,似乎萨拉萨尔·阿隆索将“财阀们的愿望”和“国家利益”视为同义词。来自马拉加的共产党议员卡耶塔诺·博利瓦尔断言,政府的蓄意挑衅正在关闭合法解决问题的大门,并在将工人推向革命。当博利瓦尔提到工人们正在挨饿时,一位右翼议员大叫他和其他多数派议员现在也很饿,于是辩论结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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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萨尔·阿隆索伙同贝迪亚与巴尔迪维亚所做的早期准备工作显示出,在他心里,调解工作并未占据最优先的位置。现在,他的种种手段将在冲突爆发前迅速而无情地削弱左翼的力量。劳工领袖在罢工开始前就遭到围捕。农村地区的其他自由派与左翼人士也遭到大规模逮捕。5月31日,新近被撤销萨夫拉市长职务的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因捏造的指控而被捕。同样还是在巴达霍斯省,奥利文萨与列雷纳的市长也分别遭到逮捕,另外被捕的还有大量工会官员、教师和律师,其中还有人遭到殴打或折磨。萨拉萨尔·阿隆索所宣称的“农业收割是全国性公共事业”,迅速将农业劳工群体定义为军事团体。因此罢工者就成了叛乱分子,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甚至有4位社会党国会议员,在前往哈恩探望被关押的左翼人士时,也因“违反宪法”而被拘留。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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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霍斯省一个正常只能容纳80名囚犯的监狱里却被塞进了600人,他们的处境极为糟糕。在阿尔门德拉莱霍、唐贝尼托和该省其他市镇的监狱中,也存在这种严重超员的情况。除了那些遭到逮捕的人士,还有数千名农民在枪口威逼下被押上了装牲口的卡车,卡车开到离他们家乡数百公里远的地方,然后他们被抛下车,身无分文的人们只能设法步行返乡。7月4日,有200名曾关押在布尔戈斯的来自巴达霍斯的饥民抵达马德里,他们在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聚集,却遭到当地警察武力驱逐。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为他们支付返乡费用,很多人在回到家乡后再次被逮捕。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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