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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莫拉–菲格罗亚纵队跟在正规部队之后执行日常扫荡任务，后者征服了该省北部地区较小的市镇，如乌夫里克、巴列堡和塞特尼尔。很多当地共和派与工会分子担心遭到报复而逃往乌夫里克周围的山区。然而，有一架轻型飞机在7月24日飞临此地空投传单，传单中宣称只要手上没有血债就无须害怕报复，于是许多人返回城中。然而，包括市长在内的轻信这一许诺的大多数左派人士，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遭到枪杀。乌夫里克市长是左翼共和党成员，他拥有一个生意兴隆的面包房和榨橄榄油的工厂。之前他因为向穷人低价提供面包而遭到地方寡头的敌视。于是他遭到拷打，被迫交出了一大笔钱，并在这之后被射杀。至少有149人在乌夫里克被处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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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近的巴列堡，左翼迅速组建了一个防卫委员会，当地国民卫队的枪支被移交到他们手中。当地右翼分子的武器均被收缴，还有几人遭到监禁，但是没有人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当地教区教堂被征用作委员会总部，教堂里的祭坛、雕像和宗教绘画被毁坏。该市镇曾在8月25日被一支由20名国民卫队士兵与曼努埃尔·莫拉–菲格罗亚的长枪党人员组成的作战分队短暂占领。在他们被赶走之后，一群无政府主义民兵从邻省马拉加省的龙达赶到此地，并开始洗劫当地右翼的住所，直到他们被当地的防卫委员会阻止为止。9月18日，该市被包括莫拉–菲格罗亚纵队在内的叛军部队最终占领。在巴列堡的镇压行动波及范围很广，其目标是根除左翼人士、组织及其政治理念。得知叛军纵队在邻近市镇的所作所为之后，巴列堡的很多居民已经提前逃走。他们中间也包括曾在共和派政党、工会及政府机构中任职的人士。因此，遇难者就是那些相信自己没有犯罪或没有其他任何不当行为，所以不用惧怕报复而留在此地的人。叛乱方甚至都没有组织任何走过场的审判。有26个男人和4个女人从街上或者从他们的住所中被带走，在遭到拷打后被枪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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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形色色的准军事组织在加的斯省大肆清洗异己的同时，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塞维利亚省。在那里，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将右翼所取得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胆识。在事变发生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宣称，在敌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他仅靠130名士兵与15名平民就夺取了这座城市。在1938年2月1日的一次广播电台的讲话中，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夸大，宣称他用十四五人就拿下了该城。 35 而按照他的说法，对手是一支有着10万名“共产主义分子”的装备精良的军队。事实上，被击败的工人阶级一方只有80支步枪与少量弹药，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有“装备”，也只是狩猎用的霰弹枪、古旧过时的手枪和各种刀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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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述事件远非自发的英雄主义行动，而是由驻塞维利亚的总参谋部中的一位少校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精心策划，并以4,000人的力量付诸实施的一场大规模政变。塞维利亚军区司令何塞·德·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阿夫里列将军与他的高级幕僚其实知道下面的人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然而，他们对省长何塞·马里亚·巴雷拉·伦杜埃莱斯阻止军事密谋的恳求无动于衷。 37 尽管如此，凯波仍将他们逮捕并以“军事叛乱罪”对其进行审判。塞维利亚驻军中的大多数人都参与了政变，其中包括炮兵、骑兵、通讯及运输单位，以及当地的国民卫队。甚至从记者恩里克·比拉创作的一首赞美凯波的诗歌所包含的名单里，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38 炮火轰击过后，叛军大部队夺取了电话交换局、市政厅和省长的总部，他们封锁了进入市中心的主要通道，然后开始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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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粉碎工人阶级抵抗的任务交给了安东尼奥·卡斯特洪·埃斯皮诺萨少校。按照卡斯特洪本人所述，由50名外籍军团士兵、50名卡洛斯派义勇军、50名长枪党分子和50名国民卫队士兵组成的作战分队立即开始在特里亚纳、马卡雷纳、圣胡利安与圣马科斯等工人聚居区展开血腥镇压。卡斯特洪的炮兵部队由路易斯·阿拉尔孔·德·拉·拉斯特拉上尉负责组织，后者是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前国会议员和来自卡莫纳的土地所有者，在叛乱之初他就将自己置于凯波的指挥之下。 40 长枪党分子主要来自富有地主阶级的俱乐部“拉布拉多社团”。该社团的著名成员，比如拉蒙·德·卡兰萨、佩德罗·帕里亚斯·冈萨雷斯和斗牛士“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何塞·加西亚·卡兰萨）等人组织平民参加叛乱。凯波·德·利亚诺分别让卡兰萨和帕里亚斯担任市长和塞维利亚省的省长以资奖励。“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曾是1934年3月马拉加的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暗杀的目标，现在他率领一群斗牛士，听任凯波·德·利亚诺的调遣。 41 7月19日上午，卡兰萨领导他的武装团伙来到城市周边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在这些地方降下了他所谓的“严酷惩罚”。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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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火轰击下，工人阶级的街区仍在顽强抵抗。最后，凯波的部队利用妇女和儿童作为人盾才得以突入街区，并迫不及待地展开了镇压行动。妇女与儿童也像男人们一样遭到杀害。征服特里亚纳区后，新任市长卡兰萨大步穿过街道，用扩音喇叭下令将所有亲共和党和反法西斯的涂鸦从墙上清除掉。他设定的期限是10分钟，只要时间一到，任何没有将住所外墙上的标语清理掉的居民都会被枪杀。幸存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开始疯狂地擦洗墙壁上的字迹，而他们已死或垂死的父兄、丈夫和儿子就倒在他们周围的街道上，获胜的叛乱分子则幸灾乐祸地在旁边观看这一幕。 43 7月22日，在对马卡雷纳区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击中，凯波投入飞机对该地区进行轰炸和扫射。他在报纸上发布警告，要求将武器扔到大街上并在门窗上覆盖白床单，以“避免空袭和陆军部队可能带来的伤害”。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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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在特里亚纳区发现了两具长枪党分子的尸体。为进行报复，周边街道上有70人被随机逮捕。两天以后，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的情况下，他们在墓地中被枪杀。 45 当演员埃德蒙多·巴韦罗在8月到达塞维利亚时，他发现这座城市以及城中的许多居民已被长枪党的标志淹没。在特里亚纳、马卡雷纳、圣胡利安与圣马科斯等街区，到处都是炮火肆虐过后的残垣断壁。那一张张惊恐万分的脸和放眼望去无处不在的身着黑衣的妇女，令巴韦罗感到惊骇不已，而当地的报纸和广播仍在用恐吓性的语气不断重复凯波关于公开哀悼行为的禁令。在其他地方，在各个村镇中，长枪党巡逻队要确保任何房屋外面都没有服丧的标志，而屋内传来的恸哭也会被其喝止。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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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屠杀过后，更为系统化的镇压行动开始了。7月23日，凯波·德·利亚诺颁布了另外一道法令，其中规定，被逮捕的罢工领导者们，将同军事当局自行选取的与之数量相同的罢工者一起被枪毙。任何不遵守其法令的人将不经审判予以枪决。第二天，凯波发布了他的第6道法令，其中指出“在任何城镇或村庄中若发现有针对个人的暴行，当地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者将会遭到枪决。如果没有找到组织领导者，那么就从这些组织中任意抓捕与领导者人数数量相同的成员并将其枪毙，而这将不会妨碍之后对有罪者的判决”。 47 叛军援引这项法令，对那些从未有过“残暴行径”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实行大规模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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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选择了非洲军团军官，步兵上尉曼努埃尔·迪亚斯·克里亚多来负责这一进程。后者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外籍军团服役，由他组织的市民自卫队在1931年塞维利亚的玛丽亚–路易莎公园杀害了4名工人；他也参与了卡拉维利亚在1936年5月对阿萨尼亚的未遂谋杀。7月25日，凯波授予迪亚斯·克里亚多“安达卢西亚暨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区军事特派员”的头衔，同时赋予其针对该地区人民的生杀予夺的大权。迪亚斯·克里亚多选择了一个与他在残忍程度方面不相上下的国民卫队成员来担任其左右手，此人就是军士长何塞·雷沃略·蒙铁尔。雷沃略负责对在押人员进行拷打和刑讯。迪亚斯·克里亚多被埃德蒙多·巴韦罗描绘成一个“残忍变态的酒鬼”。 48 在他的命令下，特里亚纳和马卡雷纳的工人阶级聚居区被剥夺了它们的男性人口。在被送入省立监狱的数百名囚犯中有儿童和老人。其中大多数人未经任何哪怕是走过场的司法程序就被带出去并遭到枪杀。其他人则被押到臭气熏天的监狱船“卡武埃鲁角”号（Cabo Carvoeiro）上自生自灭。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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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领袖不知所踪之后，他们的家庭成员就会被当作人质扣押。塞维利亚码头工人领袖，共产党人萨图尼诺·巴尔内托·阿蒂恩萨东躲西藏并最终抵达了共和国控制区。他的姊妹、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还有他的岳母在内战期间被以非人道的手段羁押。他那72岁的母亲伊莎贝尔·阿蒂恩萨，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遭到逮捕和刑讯。10月8日，她先是被押到墓地目击了一次枪决，然后，精神明显失常的她被带到她家附近的一个广场上，并在此遭到枪杀。随后，她的尸体横陈于街上达一天之久。 50 8月10日晚，又有更多的人被杀害，以“纪念”圣胡尔霍将军政变四周年。遇难者中有安达卢西亚的知识分子布拉斯·因方特与共和派市长何塞·冈萨雷斯·费尔南德斯·德·拉万德拉，他们曾协助挫败了圣胡尔霍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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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赋予了迪亚斯·克里亚多不受限制的权力，并且对任何针对他的控诉充耳不闻。迪亚斯·克里亚多本人拒绝考虑其受害者清白无辜和以往品行良好的各种细节。8月12日，当地报纸发布一则通告，禁止为那些遭到逮捕的人说情。它说：“不仅是那些反对我们事业的人，任何对他们表示同情或是为他们说话的人都将被视为敌人。” 51 迪亚斯·克里亚多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堕落者，他利用自己的权势来满足杀戮的欲望，大肆敛财并纵情声色。凯波的宣传机构负责人安东尼奥·巴阿蒙德，由于憎恶其所见所闻而最终选择脱逃，他曾坦言迪亚斯·克里亚多让他感到恐惧。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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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亚多通常会在下午6点过来。他会用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审阅各类文件，并且通常在未听取被告申辩的情况下签署死亡判决书（大约每天60份）。不知是为了麻痹自己的良知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总是醉醺醺的。每天破晓时分，人们都会看到，在他每晚都会去吃饭的“公爵小道”（Pasaje del Duque）饭店里，一群人谄媚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他是夜总会的常客，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他与他的狐朋狗友，弗拉明戈歌手和舞者，以及内心悲伤却强颜欢笑的女人在一起。他曾经说过，一旦镇压进程启动，签署一百份还是三百份死刑判决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整肃深受马克思主义毒害的西班牙”。我曾听他说过：“从今以后，哪怕再过几十年，也没有人胆敢越过雷池一步。”他不接见任何访客，只有年轻女人可以进入他的办公室。据我所知，确实有女性通过满足其要求从而救出了她们所爱的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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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穆尔西亚省省长的弗朗西斯科·贡萨尔韦斯·鲁伊斯也有关于迪亚斯·克里亚多的类似回忆：“凌晨时分，在狂欢过后，他仍与妓女为伴，享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变态性虐，其间他会在随意选取的卷宗中加入要命的‘X2’标记，而凡是在卷宗中标有‘X2’字样的在押人员将立即遭到处决。” 53 迪亚斯·克里亚多的密友之一是一个被称作“唐娜·马里基塔”（Doña Marquita）的妓女，在他谋杀阿萨尼亚未遂后逃亡期间，她曾为其提供藏身之处。知晓这一点之后，有很多人付钱给她，希望她能为他们被捕的亲人求情。迪亚斯·克里亚多、雷沃略军士长和唐娜·马里基塔经常会在凌晨时分凑在一起，讨论在押人员之亲属与其他关系亲近人士为在押人员安全所计而提出的金钱和性服务，埃德蒙多·巴韦罗曾出现在他们的讨论现场。一天清晨，颇感无聊的迪亚斯·克里亚多决定把当日在场的可怜女士带到黎明行刑现场。令他感到恼火的是，在行刑队的枪声散去以后，她们才到达现场。但是，当行刑队指挥官把自己的枪交给这些女人，让她们给垂死者补枪时，他的情绪便平息了下来。然后有个土著正规军的中士拿起一块石头砸烂死者的脑袋，接着就从死者口中撬取金牙。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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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阿蒙德曾看到迪亚斯·克里亚多醉醺醺地在酒馆里签署死刑判决书。在少数幸存下来得以讲述故事的人中间，有共和国最后一任塞维利亚省省长何塞·马里亚·巴雷拉·伦杜埃莱斯。迪亚斯·克里亚多在审讯时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不得不说，对于你还没有被枪毙这件事，我感到很遗憾。我希望能看到你的家庭为你戴孝。”几天以后，他对巴雷拉·伦杜埃莱斯的母亲也说了同样的话。迪亚斯·克里亚多对巴雷拉·伦杜埃莱斯提出了有关向工人分发武器的不实指控。而他能拿出的唯一“证据”就是从反抗政变的工人手中缴获的一把手枪，据了解，这把手枪曾经归巴雷拉·伦杜埃莱斯所有。这把手枪在巴雷拉·伦杜埃莱斯的办公室遭遇洗劫时被偷走。然而，只有当接替他担任省长的佩德罗·帕里亚斯证实这一点之后，迪亚斯·克里亚多才不情愿地撤回了指控。 55 迪亚斯·克里亚多的草率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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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可信度较高的巴阿蒙德的说法，“莫拉将军的一位朋友也遭到枪杀，尽管莫拉本人对他的案子非常关注，甚至还亲自打电话给迪亚斯·克里亚多说过此事。但由于他往往只是迅速翻阅一遍卷宗过后就签署死刑判决，所以迪亚斯·克里亚多并没有注意到，在谈论此事的那天，他实际上已经签署了莫拉朋友的死刑判决书”。 56 即使如此，凯波还是容忍了迪亚斯·克里亚多的过分之举。但是在1936年11月中旬，佛朗哥本人坚持要求将他免职。导火索是迪亚斯·克里亚多指控葡萄牙驻塞维利亚副领事阿尔贝托·马尼奥·罗德里格斯从事间谍活动。考虑到葡萄牙方面对反叛事业的大力支持，以及萨拉查政府为佛朗哥获得国际承认所做出的努力，这一指控显得非常尴尬。此外，这也是非常荒谬的，因为罗德里格斯实际上是应佛朗哥兄弟尼古拉斯的请求，搜集有关德国与意大利武器交付的情报。被触怒的凯波·德·利亚诺被迫当着尼古拉斯的面向罗德里格斯道歉。此时已成为“元首”的佛朗哥亲自签署文件，将迪亚斯·克里亚多调到在马德里前线作战的外籍军团部队中，在那里，他继续用自己固有的残忍性情来折磨他手下的士兵。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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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克里亚多被国民卫队少校圣地亚哥·加里戈斯·贝纳维乌取而代之这一情况，并没有给遭受恐吓的民众带来多少宽慰。事实上，对于那些通过贿赂唐娜·马里基塔或是通过满足迪亚斯·克里亚多本人的性需求而获得拯救的人来说，这一改变是致命的。弗朗西斯科·贡萨尔韦斯·鲁伊斯评论了当时的情况：“既然有些幸运儿借由其女性朋友的‘适时介入’，或者通过支付一大笔钱的方式避免了厄运降临，那么，自然而然地，当迪亚斯·克里亚多被解职时，他的继任者会认为有必要复审这些案件。因为处置流程遭到腐败行为的侵蚀，所以那些获释者现在又被抓起来枪毙了。当然，对于成千上万已经死去的无辜者来说，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了。”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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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遭到处决的原因是曾经反对1932年8月10日的军事政变。因这种指控而遭到杀害的遇难者有：1932年的市长何塞·冈萨雷斯·费尔南德斯·德·拉万德拉；于1931年4月上任的塞维利亚首位（第二）共和国市长，同时还是当时的社会党国会议员的埃梅内希尔多·卡萨斯·希门尼斯；当时的省长拉蒙·冈萨雷斯·西西利亚；以及省议会主席何塞·曼努埃尔·普埃列斯·德·洛斯·桑托斯。在普埃列斯遇害之后，有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自由派医生也被逮捕，他的诊所遭到洗劫，而他本人则在8月5日被杀害。有许多其他的省市级民政官员也在等待着同样的命运。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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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斯与塞维利亚的“绥靖行动”一展开，凯波·德·利亚诺便得以将注意力转移到邻近的韦尔瓦省。内战爆发之初，由于韦尔瓦当地各军政长官的坚定立场，政变并未取得成功。这些关键人物包括：省长迭戈·希门尼斯·卡斯特利亚诺、市长萨尔瓦多·莫雷诺·马尔克斯、国民卫队地方指挥官胡利奥·奥尔茨·弗洛尔中校，以及边防警察部队地方指挥官阿方索·洛佩斯·比森西奥中校。武器被分发给各劳工阶级的组织，但是当局也在尽一切努力维持秩序。地方上右翼分子被处以保护性拘留，他们所持有的武器则被没收。鉴于叛乱所引发的普遍混乱和仇恨，在韦尔瓦全境只有区区6名右翼人士遭到失控分子的暗杀，共和国当局所采取的种种得力举措在其中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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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上任的内政部长塞瓦斯蒂安·波萨斯·佩雷亚将军于7月19日给省长希门尼斯·卡斯特利亚诺和奥尔茨·弗洛尔中校拍发的电报中，马德里政府的信心表露无遗：“我建议你们动员矿工使用爆破装置消灭这些恐怖主义团伙。请你们相信，向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胜利推进的（共和国）军队将很快肃清最后一小撮煽风点火的叛徒，他们在垂死挣扎中已经开始了疯狂与残忍的大肆破坏。”作为对这份过度乐观的电报（其电文内容后来遭到叛乱方的歪曲）的回应，韦尔瓦当局决定派遣一支武装纵队从城中出发，前往塞维利亚去攻打凯波·德·利亚诺。这支队伍包括60名国民卫队士兵、60名来自边防警察部队和突击卫队的士兵，以及来自该省各市镇的大约350名左翼志愿者——社会党工会的矿工也在里面。随同行动的还有韦尔瓦省的两位国会代表，社会党人胡安·古铁雷斯·普列托和路易斯·科尔德罗·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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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韦尔瓦省的警察部队、国民卫队和陆军部队均已遭到密谋者的严重渗透。其中一个最不可信之人就是国民卫队少校格雷戈里奥·阿罗·伦布雷拉斯，然而他却被安排指挥派去攻打凯波的部队。阿罗曾参与到圣胡尔霍政变当中，他还与在塞维利亚策动军事政变的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防止自己的真正计划被队伍中的工人挫败，阿罗·伦布雷拉斯故意带着他的人先于平民志愿者几小时出发前往塞维利亚。在从韦尔瓦到塞维利亚的长达62英里（约100千米）的路途中，来自其他哨所的国民卫队士兵使他的队伍不断壮大。抵达塞维利亚后，阿罗·伦布雷拉斯与凯波和奎斯塔·莫内雷奥进行联络，然后他带队沿着原路返回，并在从韦尔瓦赶来的民兵分队的必经之路上布置埋伏。7月19日，在一个名为“拉帕尼奥莱塔”（La Pañoleta）的交叉路口，他手下的士兵用机枪朝矿工队伍开火。有25人当场被杀，还有71人被俘，被俘人员中有3人不久之后因伤重而亡。包括两位社会党国会代表在内的其他人则逃离了交火现场。阿罗手下的士兵，只有1人在从卡车上跳下来时把腿摔断，此外没有蒙受任何伤亡。俘虏们被带到停泊于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卡武埃鲁角”号监狱船的底仓中关押。在8月底，他们将接受所谓的审判，并被认定犯有反对“西班牙唯一合法政府”的军事叛乱罪，而这一罪名显然颇具超现实主义的讽刺意味。然后，这68名俘虏被分成6组，分别被带到塞维利亚之前工人阶级抵抗最为激烈的6个地区遭到公开处决。他们的尸体被留在街上达数小时，以进一步恐吓当地居民——自凯波取胜以来，当地民众已经目睹了超过700人被执行死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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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瓦自身的陷落还要等到10天以后。而此时，由军方组织并得到富有阶级志愿者资助（他们带来了车辆与武器）的武装纵队，开始着手征服韦尔瓦和塞维利亚之间的地区。在参加了对塞维利亚工人阶级聚居区的镇压行动之后，一支由退役少校路易斯·雷东多·加西亚组织的卡洛斯派武装纵队对位于塞维利亚东南方向上的众多小城镇发动进攻。 61 大地主拉蒙·德·卡兰萨则纠集了另一支典型的武装纵队。他曾参加过政变的筹备工作，并且同一些在航空俱乐部和地主俱乐部结识的朋友一起，参加了对特里亚纳和马卡雷纳之工人阶级聚居区的镇压行动。凯波给他的奖赏就是塞维利亚市长的职位。卡兰萨是加的斯当地豪强地主维拉–佩萨迪利亚侯爵兼海军上将拉蒙·德·卡兰萨之子，后者在阿尔赫西拉斯附近和奇克拉纳拥有大片地产，其庄园中的土地约合5,600英亩（约3.4万亩）。 62 从7月23日至8月下旬，卡兰萨隔一段时间就会放下行政公务，带领一支武装纵队前往塞维利亚西部的阿尔哈拉费地区，去攻打那里的城镇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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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巧合，因为卡兰萨和纵队中其他富有的成员——比如他的朋友拉斐尔·德·梅迪纳——在上述许多市镇中拥有大量产业。他们的行程通常取决于其地产所在的位置。大多数市镇中都成立了囊括所有共和党与左翼党团代表在内的人民阵线委员会，委员会主席通常由市长担任。他们逮捕了较知名的军事叛乱的同情者，并没收了他们的武器。这里是大庄园经济占据优势的地区，出产小麦和橄榄，周边的大片软木橡树林地用来放养牛、山羊、绵羊和猪。委员会集中进行食品供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对大庄园进行集体化。地产所有者迫切地想要重新控制目前正在供养其左翼敌人的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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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兰萨纵队进入阿尔哈拉费地区，对诸如萨尔特拉斯、卡马斯、巴伦西纳、博柳略斯和阿斯纳卡萨尔等城镇和村庄展开攻击。他们装备了迫击炮和机枪，只用猎枪或农具武装起来的劳工没有做出多少抵抗。他们最先抵达的村庄之一是卡斯蒂列哈，梅迪纳在此“解放”了属于他朋友托雷斯–德拉普雷萨侯爵的庄园。在阿斯纳卡萨尔，当地社会党镇长以极其庄重与极其优雅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村镇的移交工作（梅迪纳本人的说法），然后他被带到塞维利亚执行枪决。进抵皮拉斯与比利亚曼里克之后，纵队重新夺回了梅迪纳本人与其父拥有的大片地产。最后，在7月25日，他们推进到韦尔瓦省的阿尔蒙特。每当有一个市镇陷落，卡兰萨就会逮捕市政当局成员，建立新的市镇议会，关闭工会机构，并且用卡车载着一车又一车的囚犯前往塞维利亚执行处决。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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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军事政变爆发的消息时，有些地方的左翼人士接管了当地。7月27日，卡兰萨纵队抵达了其中一个这样的城镇——韦尔瓦省的罗西亚纳。该地的接管过程没有造成伤亡，只是仪式性地捣毁了右翼势力的象征——当地土地所有者协会的活动场所以及两个富人俱乐部（其中有一个归当地长枪党成员使用）。有25只属于当地一位财主的绵羊被偷走。教区教堂和教区司铎的住所遭到纵火，但教区司铎本人，时年60岁的爱德华多·马丁内斯·劳尔登，以及与他住在一起的他的侄女及她的女儿被当地社会党人士救出，并被安置到镇长家里避难。7月28日，马丁内斯·劳尔登神父从镇公所的阳台发表讲话：“毫无疑问，你们都认为，我是一位神职人员，所以我会带着宽恕与忏悔的话语来到这里。绝对没有！我们要跟他们所有人开战，直至消除他们最后一点存在的痕迹。”很多男人和女人遭到逮捕。被捕女性的头发都被剃光，而其中有一个绰号为“铁匠女师傅”的女人先是被骡子拖着在镇上游街，然后遭到杀害。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有60人被枪杀。1937年1月，马丁内斯·劳尔登神父甚至还正式提出抗议，说镇压行动过于宽容。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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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贡萨洛·德·阿吉莱拉在萨拉曼卡射杀6名劳工时，他觉得自己正在采取报复行动。有很多地主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会加入或者资助像卡兰萨纵队那样的杂牌军。在从被占领的市镇中挑选牺牲者进行处决这件事上，他们也表现得非常积极。在8月初发给里斯本的一份报告中，葡萄牙驻塞维利亚领事对这些武装纵队予以称赞。与意大利领事一样，他也拿到了控诉左翼武装暴徒对妇女和儿童犯下的无法形容之暴行的血腥记录。因此，他满意地汇报说：“在惩处这些怪物时，采用了严厉的军事性质的简易审判。在这些城镇中，没有任何共产主义叛乱分子还活着，因为他们都在市镇广场上被枪毙了。” 65 事实上，类似的枪决事件反映的不是军事或其他方面的正义，而是地主阶级倒行逆施的决心。于是才有以下场景：劳工在被枪杀之前首先要被迫为自己挖坟，而长枪党的地主少爷们会对他们大喊：“你们不是想要土地吗？现在你们马上就要拥有一些土地了，而且会永远拥有！”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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