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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属于长枪党的年轻律师回忆道：“每天下午，长枪党总部的地下室里都关满了人，第二天早上，里面却空空如也。每一天，在公墓中，在通往城外的道路上，都有人遭到处决。”他还能记得有一次在斗牛比赛中看到布鲁诺·伊瓦涅斯时的情景：“当他步出赛场时，人们纷纷后退。为了给他让路，人们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薄片贴在墙上——假如他们可以的话。恐怖和畏惧让每一个人战栗不已。唐·布鲁诺可以枪毙科尔多瓦的所有人，在这里他拥有完全的自由行动权。据说，在拉曼查的某个城镇，他的全家都被赤色分子杀害。无论真实与否，总之他是一个心存偏见与怨恨的人。”他组织焚烧书籍，并在当地电影院强制推行宗教题材的电影与纳粹纪录片的放映计划。 111 布鲁诺·伊瓦涅斯在1936年10月1日发布的一则通知中指出，“逃跑，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罪责”。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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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省更广大的地区，镇压也同样残忍。在小城卢塞纳，有118个男人和5个女人被枪杀。 113 叛军最主要的暴行之一发生在巴埃纳，这是位于科尔多瓦东南并且在通往格拉纳达的道路上的一个山顶小镇。在1936年春天，确切来说是在这之前，该镇的无地劳工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就已经形成了相当深的社会仇恨。当地老板们有组织地无视共和国的劳动立法，从外部引进廉价劳动力，并且支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极低工资。镇上的国民卫队分遣队指挥官、曾在外籍军团服役的帕斯夸尔·桑切斯·拉米雷斯中尉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武器库，他武装了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并赋予当地长枪党分子官方身份，称其为“特别宣誓加入的（国民）卫队成员”（guardias jurados）。7月18日夜，他夺取了“人民之家”的控制权。第二天上午，他颁布了一道戒严令。同时，他率领宣誓加入国民卫队的长枪党分子夺取了镇公所、电话交换局与其他重要建筑，并在其中劫持了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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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当地全国劳工联盟的乡村劳工开始向城镇进军，但是他们的武器只有斧头、镰刀、棍棒以及很少几支猎枪。在城郊爆发的冲突中，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和11名劳工死亡，之后劳工队伍被国民卫队与右翼民众逐退。第2天，也就是7月20日，卷土重来的劳工队伍发现，城镇中心已由国民卫队、长枪党分子和地主武装据守，守卫者远不止二百人，他们分布在可以控制全镇的几个战略性建筑物中。反叛者威胁说要处决被他们关押在镇公所中的、包含一位临产女性在内的大量人质。劳工切断了他们的水电以及食物供给。在事实上已经控制这座城镇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宣布推行自由共产主义，他们废除了货币并征集食品与珠宝，作为实现财产公有化的第一步。他们发放票证用于领取食物。革命委员会在附近的一所老年公寓中拘留了部分知名的中产阶级人士，同时下令不允许对他们进行任何伤害。叛军用作抵抗据点的一所教堂和一个修道院在战斗中遭到严重破坏，教区司铎也被打死。此外，在基于私人恩怨而展开的报复行动中，有11名右翼分子在叛军夺取该镇之前遭到杀害。桑切斯·拉米雷斯拒绝了有关停战的提议，他担心一旦投降，他和他手下的士兵就会被杀。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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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就在被围困的国民卫队即将放弃之时，一支规模较大的叛军纵队在爱德华多·萨恩斯·德·布鲁阿加上校的率领下，从科尔多瓦出发前去解围。这支队伍由国民卫队、外籍军团和土著正规军单位组成，并且配备有火炮和机枪。对于实际并无枪支可用的劳工队伍来说，他们无法进行多少抵抗，因此叛军纵队在一条街一条街地占领巴埃纳的过程中，只有4人负伤。土著正规军带领进攻，并展开了不加区别的杀戮和劫掠。沿途街道上或房屋中的幸存者一被发现就遭到围捕，然后被带往镇公所的广场。国民卫队关于巴埃纳事件的官方报告承认，“最轻微的指控也会导致被告被处决”。萨恩斯·德·布鲁阿加带着他的一个手下，来自滨河帕尔马镇一个富裕地主家庭的费利克斯·莫雷诺·德·拉·科韦，到一个酒馆中喝东西。与此同时，桑切斯·拉米雷斯在愤怒的驱使之下盲目组织了一次大屠杀，这与他在摩洛哥的经历遥相呼应。首先他杀害了被关押在镇公所中的5名男性人质。然后，他让被捕者一排排地面朝下趴在广场上——他们当中很多人与全国劳工联盟这一工会组织毫无瓜葛，也根本不曾参与前一周发生的事件。已经完全陷入疯狂状态中的他，坚持由他本人枪毙其中大部分俘虏。占领军在地方右翼分子的协助下带来了更多的囚犯，以填补遇害者腾出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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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报将这些法外处决行动称为对“所有带头分子”实施的“警示性惩戒”和对任何被发现持有武器的人所采取的“依法从严处置”。报纸最后的评语是，“在那里犯下的众多谋杀罪行所制造的恐怖以及解放者的活动，巴埃纳镇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了”。尽管《ABC》报做出了如上评论，但是萨恩斯·德·布鲁阿加的部队既没有抓获工会领导人，也没有抓获任何武装人员。几乎所有这些人员都已经撤回到拘押右翼囚犯的老年公寓处。“众多谋杀罪行”主要是桑切斯·拉米雷斯在萨恩斯·德·布鲁阿加不负责任地饮酒作乐时发动大屠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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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逃跑的左翼分子涌入公寓并用里面的右翼人质作掩护，企图以此阻止萨恩斯·德·布鲁阿加的追击部队。然而这并没有奏效，很多人被发现死在窗户边上，而射杀他们的枪弹只有进攻者才会拥有。大多数在那里避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逃离了现场，但仍有少数几人在那里坚持至最后一刻，他们杀害了很多余下的人质，作为对发生在广场上的处决行动的报复。共有81名人质被害。许多当地人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桑切斯·拉米雷斯组织的屠杀行动，人质本可以幸存。然而，人质死掉了，他们的尸体被发现，并进一步引发了一场狂欢般的复仇盛宴。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行动中，甚至有几个右翼分子也被殃及池鱼。大批左翼俘虏被枪决，其中还包括1名8岁男孩。 115 8月5日，在萨恩斯·德·布鲁阿加的纵队离开此地并前往科尔多瓦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对巴埃纳发起了进攻，但是并未取得成功。这反而加快了城镇中处决行动的节奏。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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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夜，凯波·德·利亚诺认为有必要在广播中为巴埃纳的镇压行动进行辩护，他提到了“那些不可讲述、唯恐使我们的人民受辱的真正的恐怖行径和可怕的罪行。巴埃纳被攻陷后，我军部队在种种罪行引起的愤怒情绪支配之下所施加的惩罚，因此变得理所当然”。 117 两个月后，巴埃纳的中产阶级主办了一次庆祝活动，在仍然血迹斑斑的广场上，萨恩斯·德·布鲁阿加向桑切斯·拉米雷斯颁发了军事奖章。由桑切斯·拉米雷斯、萨恩斯·德·布鲁阿加，以及在接下来5个月里，由被指定为军法官的那个人下令或者亲手杀害的，共有近700人。这位法官名叫曼努埃尔·库维略·希门尼斯，他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他的妻子与3个年轻的儿子也在老年公寓中丧身于萨恩斯·德·布鲁阿加部队的火力之下。他的复仇渴望无法抑制。有很多镇民向东逃往共和国控制下的哈恩省，留下来的妇女遭到各种形式的性虐待和侮辱——从强奸到被剃光脑袋和强灌蓖麻油。超过600名儿童成了孤儿，甚至在有的情况下，蹒跚学步的幼童也被孤独地留在了世上。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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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埃纳事件非常符合军事叛乱背后的整体思维。何塞·马里亚·佩曼对此进行了形象的表述，他宣称，“这场令整个西班牙为之流血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在一个超自然与奇妙的层面上发生。伊伦、格尔尼卡、莱克蒂奥、马拉加和巴埃纳的烈火，烧掉了田野里的硬茬，留下肥沃的土地，等待着来年的丰收。我们会让我的同胞，西班牙人，在平整洁净的土地上，铺设帝国的基石”。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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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安达卢西亚每个省份的叛军纵队都专注于占领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其作战目标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地主们从左翼占领者的手中夺回其庄园的强烈要求，而非基于军事原则。在8月初，为了实施战略性的行动构想，各叛军纵队受到了更为集中的控制。科尔多瓦的许多城镇和村庄仍在共和派手中，巴雷拉将军被派去发起征服行动。虽然从此之后任何纵队都不得自由行事，但是它们的活动仍继续反映了地主们的意图和偏见。巴雷拉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救援格拉纳达，该地仍与其他叛军控制区分离，并处于政府军的重重包围之下。这一目标于8月18日达成。第二个目标是在进攻马拉加之前，对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地区实施完全占领。因此，美丽的山顶小城龙达③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目标。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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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巴雷拉的参谋部中还可以见到：具有长枪党徒身份的斗牛士和土地所有者“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大庄园主爱德华多·索托马约尔以及著名的“马背斗牛士”（rejoneador）安东尼奥·卡涅罗。饲养斗牛的地产主们非常厌恶那些想要在草场上耕种庄稼的贫苦农民。在他们中间，还有若干在斗牛场上取得成功的退役斗牛士，他们用赚得的钱购买土地，成了养牛业主。 121 然而，大庄园主热衷于野蛮镇压无地劳工的做法最终将反过来损害大型庄园的生产能力。军事当局充分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呼吁留下足够的劳工来确保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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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18日，加的斯省的城镇与乡村已基本全部被征服。即使是在对数字进行竭力夸大之后，佛朗哥当局也只能声称，自从7月18日军事政变爆发以来，在共和国控制的地区有98人遇害，而其中大多数还是在听到其他村镇右翼暴行之消息后做出的回应。 12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该省有3,071人被叛军处决。在加的斯的每个村镇中都有处决发生，不管那里是否有人死于共和国方面之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在共和国机构、共和派政党或工会中扮演过任何角色的人。所有被发现曾参与过去十年间的任何罢工行动，或者支持共和派理念的人，比如说那些学校教师或是共济会员，都有可能成为目标。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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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的斯完全落入佛朗哥分子手中时，何塞·莫拉–菲格罗亚的部队与其兄弟曼努埃尔的部队合流，随后这支力量得到扩充的纵队开始侵入马拉加省。在向着俯瞰周边山区的历史名城龙达艰难跋涉的途中，他们征服了许多村庄。龙达镇坐落于峡谷边缘，在下方超过300英尺（约91米）深的谷底，则是奔腾而过的高达莱温河。它以其罗马式与阿拉伯式的桥梁，以及精致的18世纪斗牛场而闻名。一位被称为“吉普赛人”（El Gitano）的人物领导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地开展了一场无情的镇压运动。最初，尽管当地教堂遭到洗劫，圣像被毁，但全国劳工联盟委员会尚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秩序，然而很快，来自马拉加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当地居民展开了杀戮行动。关于有大量囚犯被抛入峡谷中活活摔死的说法，尽管首先曾由凯波在其8月18日的广播讲话中提出，随后又通过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而广为人知，但实际上并没有事实根据。很多右翼受害者是在墓地中被枪决的。来自佛朗哥分子方面的资料称，在龙达以及附近村镇高辛与阿里亚特，超过600人在红色恐怖中遇难。9月16日，当巴雷拉占领该镇时，守卫者已经逃跑，他的部队在进攻中只伤亡了3人。他手下的士兵停止前进，并且对街上发现的所有人实施抓捕和刑讯，其中很多人遭到枪杀。城中超过半数的居民逃往马拉加。 125 在新政权的统治下，那些没有逃离的城镇守卫者遭到血腥镇压，他们的财产也被洗劫一空。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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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菲格罗亚在龙达建立了司令部。在龙达，由雪利酒制售家族子弟佩德罗·巴瓦迪略·罗德里格斯领导的一群来自桑卢卡尔的青年“社会名流”加入了他的队伍。每夺取一个村镇，都会有大量俘虏被带回龙达处决。 127 安达卢西亚西部地区的严酷镇压致使许多人因为害怕被杀而逃亡山里，并且依靠偷窃牲畜和庄稼维生。国民卫队的骑兵巡逻队和莫拉–菲格罗亚纵队的长枪党分子耗费大量的时间对其进行追捕并将他们逐一杀死，尤其是在1937年2月马拉加陷落之后。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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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将整个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镇压行动的“法律”监督权交给军法官弗朗西斯科·博奥克斯·贝西纳。1937年5月28日，加的斯省级法院检察官费利佩·罗德里格斯·佛朗哥向巴雷拉将军提交了一系列投诉，其中毫不留情地揭露出博奥克斯在诉讼程序中的独断专行。这位检察官曾经因为无视博奥克斯向即决军事法庭成员下达的非法指令而遭到撤职处分。罗德里格斯·佛朗哥声称，这些指令为，“所有曾在1936年选举中充当人民阵线方的选举干事和选票检查员的人都应受到审判，而他们是否有罪，则要根据他们在接受讯问期间留给法官们的印象而定。所有赤色组织的民兵人员，一般来说都应加以审判并枪决”。博奥克斯规定了不同种类的判决在最终通过的所有判决中所应占的百分比，他甚至还炮制了一个“先验”的证据规则，表示只要有一名目击证人，起诉方就足以做出有罪判决。巴雷拉确认收到了上述函件，但后续并未有任何动作。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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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的事态发展与加的斯、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等地显著不同。当地军事指挥官米格尔·坎平斯于7月11日才抵达格拉纳达，他并未参与密谋行动。忠于共和国的他拒绝遵循凯波有关实施戒严的命令。不过，坎平斯也给他的朋友佛朗哥将军拍发了一封电报并表示他将服从后者的命令——坎平斯在萨拉戈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曾经是佛朗哥的副手。坎平斯被叛乱军官逮捕并遭到指控，理由是他的犹豫不决导致政变在哈恩、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遭遇失败。凯波在电台广播中宣称，如果他不是懦夫的话，早就应该选择自杀。 130 坎平斯于8月14日在塞维利亚以“叛乱罪”受审，并于两日后遭到枪决。佛朗哥曾数次写信请求对坎平斯网开一面，但是凯波把所有来信都撕成碎片。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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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抵抗运动的主要中心，也就是阿尔拜辛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在经历炮轰和空袭之后被迫投降。巴雷拉于8月18日抵达了格拉纳达以西的洛哈，并且打通了与塞维利亚的联系通道。然而此时的格拉纳达仍处于效忠共和国的部队的威胁之下。 132 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以及来自共和国方面的杀伤力不大的空袭，使新任省长发起的残酷镇压进一步加剧。新任省长——时年45岁的指挥官何塞·巴尔德斯·古斯曼是一名极其反动的殖民军军官，他同时也是长枪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摩洛哥战争的旧伤对他的长期折磨以及伴随他终生的肠胃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品性的败坏。他曾于1931年被派往格拉纳达担任当地军事指挥官。在同年3月9日至10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对当地左翼心怀怨恨，当时因为长枪党武装分子向一群劳工及其家属开枪，该城各工会组织在激愤下联合发动了一场总罢工。现在，针对先前长枪党与人民行动党办公室遭遇纵火的继发暴力事件，右翼分子展开了全面的报复。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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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的医生、律师、作家、艺术家、教师，特别是工人，遭到蓄意杀害。很多脏活是由大量新招募的长枪党分子完成的，他们在指认所谓的“嫌疑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134 在对城市中心的控制得以保证之后，巴尔德斯默许长枪党“黑色小队”在居民中制造恐慌。该小队由地方上知名的右派分子领导，它本身则是一个由狂热分子、领取报酬的流氓分子和急于掩盖自己左派历史的投机者组成的混合体。左派人士在夜里被从家中强行带走，然后押到公墓执行枪决。“黑色小队”的领导人之一胡安·路易斯·特雷斯卡斯特罗·梅迪纳宣称，在对周边村庄的征服中，他已经做好准备，要割断所有赤色分子的喉咙，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 135 在洛哈陷落之后，凯波派出摩洛哥正规军的一支分遣队参与了各村镇的暴行。在内战进行期间，在格拉纳达有超过5,000名平民被枪决，其中很多在墓地中遇害。公墓的看门人因此而精神失常，并于8月4日被送到精神病院。3个星期后，接替他的人及其家属从公墓门口的小屋中搬走，因为不时响起的射击声、哭喊声与垂死者的惨叫声令他们无法忍受。大量来自阿尔普哈拉斯地区的遇难者被埋葬在奥尔希瓦附近峡谷的一个集体墓穴中。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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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者中有一位不仅在格拉纳达，而且在全西班牙都极为著名的人物，他就是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几年后，佛朗哥分子声称洛尔卡的死因是与其同性性取向有关的非政治性私人恩怨。事实上，洛尔卡绝非政治的局外人。在极其保守的格拉纳达，他的性取向让他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而这种感觉已经发展成为对身处体面社会阶层边缘之人的深切同情。他在1934年宣称：“我将永远站在那些一无所有者的一边。”他创建巡回剧院“巴拉卡”（La Barraca）的行为，正是源于其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洛尔卡经常签署反法西斯宣言，并与国际赤色济难会（International Red Aid）等组织保有联系。由于他是一位非常著名且深受欢迎的诗人和剧作家，因此他的政治倾向和性取向自然引起了长枪党和其他右翼分子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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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纳达，他同左翼稳健派联系密切。他的观点众所周知，而且他认为1492年天主教对摩尔人统治下的格拉纳达的征服是一场灾难，这让城中的寡头统治者们也对他“关注”有加。洛尔卡蔑视西班牙右翼思想的中心宗旨，他坚信征服行动破坏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并创造了“一片充斥着当今西班牙最坏的资产阶级的荒芜之地”。最近的研究还为洛尔卡的死亡提供了新的理由，那就是加害人对洛尔卡那位事业有成的父亲费德里科·加西亚·罗德里格斯的嫉恨。后者当时已经非常富有，并在格拉纳达西北的阿斯克罗萨（现已更名为巴尔德卢比奥）买卖土地。而且，让其他地主恼怒的是，他会为雇员提供很好的薪资待遇；当他的邻居面临失去抵押品赎回权的危险时，他会借钱给他们；甚至他还为手下的劳工建造住宅。洛尔卡与社会党部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的友谊是招致怨恨的另一个原因。在后者的政治和经济对手中，有律师兼商人胡安·路易斯·特雷斯卡斯特罗·梅迪纳和人民行动党的奥拉西奥·罗尔丹·克萨达。罗尔丹·克萨达曾经希望迎娶诗人的妹妹孔查，但她却与后来成为格拉纳达市长的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蒙特西诺斯结婚。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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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猎取“赤色分子”的右派开始搜寻他时，洛尔卡前往他的朋友，长枪党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的家中避难。8月16日，在罗萨莱斯的家中，洛尔卡被国民卫队人员拘捕。与国民卫队一同到场的还有曾经担任当地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国会议员的阴险的拉蒙·鲁伊斯·阿隆索、特雷斯卡斯特罗，以及人民行动党的另一名成员路易斯·加西亚–阿利克斯·费尔南德斯。搭上长枪党的鲁伊斯·阿隆索对洛尔卡和罗萨莱斯兄弟均心怀怨恨。 138 鲁伊斯·阿隆索向巴尔德斯控诉洛尔卡是俄国间谍，并通过一部大功率无线电台与莫斯科通信。巴尔德斯给凯波·德·利亚诺拍发电报寻求指示。他得到的答复是“给他咖啡，很多的咖啡”（Dale café, mucho café）——在这里，“给他咖啡”就是“干掉他”的隐语。 139 1936年8月18日凌晨4点45分，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位于格拉纳达东北方向的阿尔法卡尔和比斯纳尔之间的某个地方被枪决。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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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斯卡斯特罗后来夸口说他亲手杀死了这位诗人，以及包括人道主义者阿梅利亚·阿古斯蒂纳·冈萨雷斯·布兰科在内的其他人。“在格拉纳达，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些变态的嘴脸。他是个同性恋，而她是个婊子，这就是我们杀人的理由。”在那一天，在这位诗人遇害之后，特雷斯卡斯特罗走进一个酒吧并宣称：“我们刚刚杀死了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我往他的屁眼里塞了两颗子弹，因为他是个同性恋。” 141 与洛尔卡一起遇害的人是一位身体残疾的小学教师迪奥斯科索·加林多和两位曾参加阿尔拜辛战斗的无政府主义者。 142 然而，对这位伟大诗人的卑鄙谋杀，正如对忠诚的坎平斯将军的谋杀一样，只不过是政治屠杀中的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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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兼律师何塞·马里亚·贝里斯·马德里加尔是支持政变的右翼分子中的一个知名人物，他在8月18日写信给他正在葡萄牙度假的银行负责人时说：“我们或是赢得这场战争，或是与这些坏分子战斗至死。军队准备将正在毁灭西班牙的毒草连根拔除。我想他们会完成这个目标。”8月22日，他用赞许的语气写道：“行刑队变得越来越忙，工会头目、教师、小城镇里的市镇官员和医生正在成批倒下。” 143 次日，叛军的坚定支持者之一，美国诗人和小说家兹格林茨基男爵夫人④用不那么热情的口吻评论说，处决数量的“增长速度正在让所有保有理智的人感到忧心和恐惧”。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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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里斯口中的受害者里有共和派日报《保卫者报》（El Defensor）的杰出记者兼主编康斯坦丁诺·鲁伊斯·卡内罗。他曾在报章上讽刺鲁伊斯·阿隆索，称其为穿着丝绸睡衣、生活铺张的“名誉工人”。在人民阵线于1936年2月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之后，鲁伊斯·卡内罗曾当过两周的市长。 145 在他之外，包括现任市长，即洛尔卡的妹夫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蒙特西诺斯在内的另外7位曾任共和国市长的人也遭到枪决。有10位大学教授被枪杀，其中5人曾对长枪党分子发动的暴乱提出过抗议。32岁的大学校长，杰出的阿拉伯文化学者萨尔瓦多·比拉·埃尔南德斯也在其中，他是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密友。比拉于10月7日在萨拉曼卡被捕这一事件，成为乌纳穆诺发表“你们会赢得胜利，却无法赢得人心”（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之著名演讲的导火索。比拉的德国犹太裔妻子格尔达·莱姆德费尔与他一起被捕并被押往格拉纳达。比拉于10月22日被枪杀，至于格尔达，杰出作曲家曼努埃尔·德·法利亚的干预使得她在被强制施洗之后逃过一劫。同为犹太难民的格尔达的双亲被遣返回纳粹德国。比拉和洛尔卡两人的朋友之一，建筑师阿方索·罗德里格斯·奥尔加斯也躲藏了起来，于是长枪党抓捕了他的女友格蕾泰尔·阿德勒，企图以此作为诱饵抓住他。但是这招没有奏效，这个女孩遭到杀害。11月26日，乌纳穆诺在他的日记本中写道：“在格拉纳达，可怜的萨尔瓦多·比拉，被长枪党党徒和具有梅毒患者与性无能者之病态激情的安达卢西亚败类枪杀。”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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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的暴行在当地资产阶级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相比之下，他们所了解到的共和国一方在其他地区犯下的暴行显然更加令人憎恶。但是，他们关于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认知，是在凯波·德·利亚诺的广播讲话的灌输下形成的。他们了解到的“事实”都是这样的：受害者被抛下龙达的悬崖；男人被活着钉在尖桩上，然后被迫眼见他们的妻女“在其面前遭到强暴，之后又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赤身裸体的修女被关在安特克拉的商店橱窗里公开展示；神父的肚子被剖开并被塞满生石灰；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修女被强暴，神父被拷打；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害的无头尸体漂满了马拉加的近海海面；而在马德里，“著名的医生、律师、科学家、文学家、演员和艺术家”一旦被抓就会立即遭到枪杀。兹格林茨基男爵夫人相信凯波广播讲话中的内容，她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共和国政府“由无政府主义者、惯犯和俄国人组成，它打定主意要消灭西班牙的所有智者与能力卓越之士”。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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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控制下的马拉加为凯波的恐怖故事提供了丰富的来源。而在意大利飞机的持续轰炸和叛军战舰的反复炮击过后，1937年2月8日（星期一），马拉加最终被叛军纵队和意大利干涉军占领。 148 凯波连月来不断通过电台广播和城市上空投下的传单发出威胁，扬言要对由全劳联–伊无联主导的公安委员会在马拉加掌权的7个月里所进行的镇压实施血腥报复。 149 他的威胁只是证实了数以千计的来自加的斯、塞维利亚、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的难民所带来的恐怖故事：摩洛哥正规军和外籍军团部队在占领他们的村镇时制造了种种暴力惨案。安特克拉（8月12日）和龙达（9月17日）的陷落，导致马拉加被绝望和饥饿的妇女、儿童与老人淹没。食物稀缺，很多人罹患重病，于是他们不得不被安置到大大小小的教堂中，这是各左翼政党所开展的大规模救济行动的一部分。这种人道主义努力却被占领军指为恶意亵渎神圣和无法无天的反教权主义的行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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