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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维利亚东北一个富裕的农业社区坎蒂利亚纳，尽管土地所有权严重不平等（最富裕的4名男性总共拥有超过24%的土地，其中1人超过11%，而农民中最贫苦的那3/4却总共只拥有6%的土地），但在历史上很少因此而导致社会局势紧张。军事政变甫一爆发，以当地社会党镇长为首的一个反法西斯人民阵线防卫委员会开始管理该镇。最接近革命情景的场面就是握拳敬礼和使用诸如“同志你好”这样的问候语。地主拥有的武器被没收，而那些拒绝接受失业劳工的雇主则被课以罚款。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的食物供应，小麦和牛在未进行补偿的情况下予以征收。有产者对此愤怒不已，不过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遇到其他麻烦。富人和穷人一样都有口粮配给，驻扎当地的国民卫队分遣队也是如此——他们被关在自己的营房中。只有一人因涉嫌与军事密谋者勾结而遭到逮捕。有几栋房屋遭到洗劫，以及在7月25日，当地教区教堂遭到纵火，但教区司铎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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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派出一支由外籍军团官兵、长枪党分子和卡洛斯派义勇军人员组成的大部队，沿着瓜达尔基维尔河谷逐渐往东北方向移动，在途中攻占了一座又一座城镇。他们于7月30日正午时分出现在坎蒂利亚纳。在例行的炮火打击之后，他们未经战斗即进入镇中。防守方的武器只有几支猎枪，很快，周围的田野里到处都是逃命的人群。尽管当地国民卫队指挥官在被关押期间得到善待，然而他还是开启了不经审判即进行处决的先例，自此之后有约二百人因此遇害。大量城镇居民遭到囚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包括3名妇女和当地镇长在内的60人被带走并在塞维利亚遭到枪决。内战结束之后，坎蒂利亚纳的教区司铎因为一次布道中的言论而遭到免职，他当时这样说道：“如果教堂遭到毁坏，还可以修复；如果塑像被烧毁，还可以替换；可是用什么也无法换回死去的丈夫和儿子。”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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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30日的广播讲话中，凯波宣布搜寻共和派罪犯的工作将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他还声称，在反叛地区并无暴行存在。他毫无讽刺意味地重申了他的观点，即根据他的法令所进行的任何杀戮行动都是合法的：“我们可能会枪决犯罪分子，但是没有人可以说，在任何一座城镇，任何一个地方，有哪怕一个人遭到谋杀。那些需要承担罪责的人被毫不犹豫地处决。我们的人只是奉命行事，而不是像他们那样，通过极为残忍的方式杀人取乐，将人活活烧死，把人扔在矿井里用炸药炸死，剜去受害者的眼睛，割掉女人的乳房。”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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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凯波·德·利亚诺的这些广播讲话，其内容来源有两处：次日报纸上的报道，以及当时收听者记下的只言片语。在能找到对应内容的情况下对两者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报纸上刊登的讲稿处理了原版讲话中的很多淫亵之语。报纸编辑们知道，最好还是不要将那些煽动强奸与谋杀的暴虐言论公之于众。确实有些人担心凯波的明显过当之举可能会阻碍反叛事业在国外得到支援。因此，当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少校于9月7日发出有关国际观感的详细指示时，新闻界本能的自我审查得到了加强。在他的十四点纲要中，大部分都是为了防止军情泄漏的老生常谈。然而，他在其中特别要求删除正式刊发的广播讲稿中的不当之处：“在将军闲聊般的广播讲话中，任何观点、措辞或者对敌人的痛斥，即便准确无误，并且毫无疑问是他过于热情的爱国主义表达的结果，然而谨慎起见，将其原封不动地刊发却是不合适或不妥当的，因此必须有所取舍，我想我们聪明的记者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同样，在报道镇压行动时，严禁描述屠杀的具体细节。记者转而被迫使用委婉语，如“正义得到伸张”“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和“法律原则被贯彻”等。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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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当局或许已经很用心地设计了这种审查制度，以尽可能地遮掩凯波煽动对左翼妇女实施性暴力的做法。但是，从发生在塞维利亚以东的小镇丰特斯–德安达卢西亚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叛乱分子在何种程度上认为此种行径具有合理性。7月19日，该镇在未做抵抗的情况下向国民卫队投降。在长枪党和其他右翼分子的支持下，该镇成立了一个市民自卫队（由右翼志愿者组成的准治安部队），这支队伍开始兜捕镇上的左派人士。被捕者的住所遭到洗劫，有很多长枪党分子为自己的母亲或者女友偷窃缝纫机。7月25日，当地社会党镇长和3位拥有共产党身份的地方议会议员被枪杀。这是大屠杀的开始。有一个姓“梅德拉诺”的人家，夫妻两人都遭逮捕，而他们的3个孩子——20岁的何塞、18岁的梅塞德斯和16岁的曼努埃尔遭到枪杀。他们居住的简陋小屋被焚毁，而第4个孩子，年仅8岁的胡安，被留在那里自生自灭。一辆载满女性被捕者的卡车驶入更北边的拉坎帕纳镇外的一座庄园。在她们中间有4名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的少女。这些女性被迫为右翼武装分子做饭，服侍他们用餐，然后遭到他们的性侵犯，最后在被射杀后抛尸井中。当国民卫队返回丰特斯–德安达卢西亚时，他们挥舞着挂有遇害妇女内衣的步枪招摇过市。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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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记得，如前文所述，在7月23日，凯波曾极为露骨地煽动强奸。第二天，他津津有味地谈起卡斯特洪纵队在夺取阿拉阿尔这个小镇时所犯下的野蛮暴行。阿拉阿尔位于卡莫纳以南，拥有12,500名居民，当军事政变爆发的消息传到这里时，36名当地右翼分子被关押到镇公所中。7月22日，当一名社会党的市镇议员去释放他们时，有13个人离开，但是还有23人更愿意待在里面，因为后者害怕此举只是企图将他们射杀的一个骗局。在城镇遭到炮轰期间，有一些来自塞维利亚的武装人员纵火焚烧这座建筑，22名右翼分子被烧死，只有镇上的神父成功逃生。当卡斯特洪纵队进入阿拉阿尔时，他们对这一惨案的反应就是发动了一场无法无天的暴力狂欢。在不同的记载中，该镇居民死亡人数有很大差异，从146人到1,600人不等。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的年轻女性遭到多次强暴。当地社会党镇长是一位71岁的鞋匠，尽管他曾经努力避免暴力行为的发生，但仍然遭到枪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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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南边的莫龙–德拉弗龙特拉，在得到摩洛哥发生叛乱的消息之后，当地共和派人士立即组织了一个防卫委员会。他们拘禁了那些被认为支持叛军的重要右翼分子。由于当地国民卫队指挥官假称他和手下的士兵仍然忠于共和国，所以他们被允许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当一队与该镇防卫委员会毫无瓜葛的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抵达这里，并且企图将一位法官也投入监狱时，勉强维持和平的紧张局面被打破。这位法官用自己的手枪打中了其中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后者在临死前也开枪把法官打死。国民卫队进行干涉，打死、打伤无政府主义者各1人。中尉将希望寄托于来自塞维利亚的援军，于是他把右翼囚犯和他们的家人带入军营，随后军营被当地左派分子包围。指挥官宣称他们将要投降，他手下的士兵会放下武器。这是一个谎言。他们将右翼平民用作人盾突围而出，并企图夺取镇公所。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有7名国民卫队士兵和右翼分子丧生。在搜查国民卫队的兵营时，搜查者发现有两名被铐在一起的士兵尸体，据推测他们可能是因为反对中尉的行动而遭到杀害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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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斯特洪纵队抵达时，该镇进行了激烈抵抗。卡斯特洪的报复也是非常激烈的。尸体散布在街道上无人收埋，任由家猪啃食。商店和民居遭到洗劫，女人遭到侵犯。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凯波·德·利亚诺兴高采烈地吹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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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于那些仍然冥顽不灵地保持其马克思主义之信念，并且觉得有希望能抵挡住我们的城镇来说，莫龙所遭受的严惩既是一个警告，也可以说是前车之鉴。正如在阿拉阿尔那样，在莫龙，也有一群乌合之众犯下了空前绝后的野蛮暴行，他们对无辜的右翼个人加以攻击。我听说，在各个城镇，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右翼囚犯，他们计划以类似的残暴行径对付这些囚犯。我要提醒他们所有人，每有1个正派人士遇害，我会至少枪决10人来进行报复，在有的城镇，枪决人数已经超出这一比例。并且，（左派）领导人不应抱有可以乘飞机逃命的希望，因为如果必要的话，我将把他们从天上拽下来以执行法律。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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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洪本人解释了他是如何夺取这些市镇的：“我展开了合围运动，这让我可以对赤色分子施以严惩。” 95 乡村无产阶级在军事经验方面无法与久经沙场的外籍军团相比。然而，正如卡斯特洪所透露的，这不仅仅是夺取控制权，而是实施野蛮的镇压。在下一个市镇，即莫龙以东的卡萨利亚镇被征服的案例当中，来自那里以及阿拉阿尔的难民，讲述了卡斯特洪纵队到达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另外，在7月30日，一架叛军飞机投下传单警告该镇，如果不立即投降就将遭到轰炸。于是，抵抗并未发生。然而，接下来的镇压行动仍然接连不断。左派的罪行包括，洗劫教区教堂和人民行动党党部，强制征收和分发食品，以及逮捕46名当地的叛乱同情者。当该镇在人民阵线委员会控制下的时候，并无死亡事件发生。事实上，他们还阻止了来自马拉加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想要杀害囚犯的企图。然而现在，占领军却在洗劫民居。在草率的军法审判启动之前，已有超过100人遇害。在该镇的9,000名居民中，有超过1,000名男性被强行征入叛军队伍当中。妇女和老人被当作奴工使用，以取代这些被抽走的劳力。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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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正如凯波曾威胁的那样，当卡斯特洪纵队抵达位于科尔多瓦西南部的蓬特赫尼尔，一个交通繁忙的铁路枢纽与繁荣集镇时，他们发动了残忍且不加区别的镇压。而能勉强作为镇压之理由的事件只有一次，那是在政变最初于该镇爆发的时候。来自该镇3个国民卫队兵营的大批军人，在地方上的长枪党分子、人民行动党成员与地主们的支持下于7月19日宣布起事。他们夺取了当地的“人民之家”，并抓获了很多俘虏。当地左翼分子和来自马拉加的忠于共和国的安全部队联合发动反击。在接下来持续4天的激烈战斗中，有约250名左翼劳工和21名国民卫队士兵丧生，另有15名士兵受伤。还有50名左翼人质于7月22日遭国民卫队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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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叛乱方于7月23日被击败，但是零星的狙击手火力导致左派方面的死亡数字进一步增加。这使得已经展开残忍报复的左派恨意更甚。在新的革命委员会开始派发食品的同时，幸存的国民卫队成员以及很多曾经的军事政变支持者——地主、放贷人、右翼分子，还有（总是与他们为伍的）神职人员——遭到处决。在报复行动中，有一位70岁的老人和他的妻子被活活烧死。有一位名叫曼努埃尔·戈麦斯·佩拉莱斯的富有地主，尽管已为他的自由支付了高达10万比塞塔的赎金，但还是与他的4个儿子一起遭到杀害。为了证明接下来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反叛方的报纸《联合报》（La Unión）指出遇难者总数达700人，然而佛朗哥当局最终宣布的官方数字为154人。根据现今进行的全面详尽的研究，可以确认遇害者只有115人。有遇难者遭到折磨和肢解，还有妇女被强迫和死尸跳舞。很多住宅遭到洗劫，有45栋房屋被付之一炬。7座教堂遭到破坏。10位神职人员遭到谋杀，但另有3人因曾经对当地劳工阶级的处境表示同情而仅以身免。甚至还有些人被分成两组，身着教士罩袍，用圣母玛利亚塑像的头部当球踢了一场足球比赛。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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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周之后的8月1日，卡斯特洪和阿罗·伦布雷拉斯少校指挥一支约1,200人的大部队，从塞维利亚出发抵达蓬特赫尼尔。部队中的成员来自外籍军团、土著正规军、卡洛斯派义勇军和长枪党。拉蒙·德·卡兰萨也率领他的纵队抵达这里。尽管镇上的防守者进行了激烈抵抗，然而叛军在火炮和空中力量的支援下很快占据上风。蓬特赫尼尔镇先前已接收到叛军的威胁——“红色统治”期间每有一位右翼人士遇害，就要用一百条人命来偿还。很多人在意识到叛军将要实施打击的范围以后，试图逃往马拉加。按照卡斯特洪本人的说法，他部署部队投入战斗，“以阻止难民逃跑并加强处决力度”。而关于他自己的部队，他这样说道：“一进入城镇，镇压行动在第一时间迅速展开。”杀戮行动是不加区别的，很多遇难者根本就与政治无关，他们只是因为恐惧而逃跑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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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妇女在被枪决之前遭到强奸。男人被从街上带走，被从他们的家里拖出，然后遭到拷打并被枪决。在第一天就有501人遇难。卡斯特洪于当天傍晚返回塞维利亚，而“清除行动”接下来要持续数月之久。许多根本不是左翼分子的人也丢掉了性命，其中还包括几位律师和医生。当地红十字会会长遭到枪杀，原因是“曾向赤色分子提供药品”。在当晚的广播讲话中，凯波·德·利亚诺称赞了卡斯特洪，并表示“此次镇压行动是严厉的，但是尚不及其所应达到的严厉程度，不过未来肯定能达到这一程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还有至少1,000人遭到处决，其中有很多起事件是针对过去几年里曾与雇主进行抗争的劳工的卑鄙报复。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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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卡斯特洪奉佛朗哥之命参加了向马德里的进军。在其推进过程中，沿途有许多村镇遭到血洗。在塞维利亚省的其他地方，清洗行动在拉蒙·德·卡兰萨的主持下继续进行，此时，卡兰萨的纵队已被并入弗朗西斯科·布伊萨·费尔南德斯–帕拉西奥斯少校麾下的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当中。在8月7日（星期五），该纵队从省会出发向东北方向前进。它拥有1,200名装备齐全的士兵，并且配有炮兵分队。它的首个目标是滨河洛拉镇，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小镇，当地劳工阶级大多是社会主义者，而镇长则是一位稳健的共和派分子。驻扎当地的国民卫队队长及其手下士兵，还有教区司铎与大约80名右翼分子，在听说有关军事叛乱的消息后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搜集武器并于7月19日在国民卫队军营中设立了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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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左派创建了一个由社会党和共和派成员组成的联络委员会，并且开始着手征集和分发食品。由于委员会允许宰杀当地农场中饲养的斗牛，所以肉类供给很充足。在接下来的3天中，国民卫队队长每天都会率领右翼分子在镇上四处游行，耀武扬威，同时宣读支持军事叛乱的布告。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镇长勒令他们停止。他们对此不予理会，终于，在7月22日晚，当他们再次游行时，他们与联络委员会正面遭遇。在冲突中有4名右翼分子受伤，随后所有游行者都退入国民卫队的军营，于此处设障阻挡敌人。经过短暂围攻之后，被围困的国民卫队士兵缴械投降，在投降之前他们枪杀了强烈反对投降的队长。第二天，胜方开始搜查房屋，该镇大多数右翼分子遭到监禁。当地银行的资金和教堂中的贵重物品得到了妥善保管，但是公开抢劫事件仍有发生。8月1日，从北面的孔斯坦蒂纳赶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压下了当地委员会的抗议，开始射杀被捕人员。在接下来的4天里，他们处决了包括教区司铎及其助手、5名长枪党分子和20名国民卫队士兵在内的90人。许多遇害者是军事政变的积极支持者，但其他人只不过是一些被本地劳工仇视的身份公开的右派人士。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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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镇的炮击与空袭始于8月7日晚。当滨河洛拉镇于次日被布伊萨纵队占领时，实际上并没有遇到来自镇子中的任何抵抗。大批平民逃离此地。用《ABC》报的话来说，“镇子的军人救主，用杀一儆百的手段伸张正义”。一位卡洛斯派的骑兵上尉卡洛斯·门科斯·洛佩斯留下来负责“绥靖行动”。住宅遭到有计划的洗劫——这是系统性地没收镇上共和派分子的物资与财产的前奏。那一天，人们被泛泛地加以指控，然后遭到枪杀——这是对来自孔斯坦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所犯罪行的报复。当天晚上还举行了一场大型狂欢，那些对叛军感恩戴德的葡萄酒酿造商为其提供了酒水。一位目击者报告说，“在这场由保守的地主少爷们发起的狂欢活动中，那个清一色由男性组成的集体［指外籍军团］的纵欲需求”，在许多新近丧偶的妇女身上得到了满足。然后，一场场由受害者亲属担任证人的“审判”闹剧不断上演。8月10日，拉蒙·德·卡兰萨率领其纵队抵达。又有300名包括若干女性在内的劳工在没有得到辩护的情况下“受审”。他们被控的“罪行”从持有共和国旗帜到曾对罗斯福总统表示仰慕不一而足。家仆被指控曾非议他们的雇主。所有人都被认定有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被押上该镇仅有的一辆卡车，带到近郊的公墓中执行枪决，被害者中甚至还包括两位怀孕的年轻妇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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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曼努埃尔·洛萨诺·涅托是一个当时被反叛者杀害的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并未参与左翼暴行，但还是不幸遇害。在滨河洛拉镇的屠杀事件发生70年之后，现在已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的洛萨诺·涅托就该主题完成了一部深思熟虑的作品。在他的书中，他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没有亲属遇害并因此不具备复仇动机的人也参与了针对左派的杀戮。有些人只是想设法自救。其他一些出身中下层阶级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要与无地劳工区分开来。还有些人意在攫取遇害者的财产。有一些单纯是为了窃取财物的案例，在其中，那些被处决的较为富裕的共和派人士的商店或牲畜，以及家境一般的人家中的衣物和家居用品被加害者据为己有。然后还有些道德败坏者纯粹是因为想要获取金钱或有酒可喝而杀人，也有人加入其中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性欲望。 101 按照他的客观理性的叙述，共计有600名至1,000名分布于各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以及妇女和儿童在滨河洛拉镇的镇压中遭到屠杀。有的家庭惨遭灭门，有的则只留下了无所依靠的老弱病残。父母被抓走，留下来的孩子只能自生自灭。妇女受到虐待与侮辱，按照反叛分子的惯常做法，她们的脑袋被剃光，只留下一绺头发用来绑与君主主义者旗帜同色的丝带。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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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5日到12日，卡兰萨和布伊萨的部队夺取了埃尔佩德罗索村，以及孔斯坦蒂纳镇与卡萨利亚–德拉谢拉镇。在孔斯坦蒂纳，当地无政府主义者制造的暴行遭到了三倍于此的报复。300名居民遭到处决，另有3,000人逃往外地。 103 在卡萨利亚–德拉谢拉，在无政府主义者掌控的革命委员会的管制之下，教区教堂遭到洗劫和纵火，国民卫队官兵遭到拘押，食品被强制征收并分发给群众，大量右翼分子被捕。在8月5日和6日之间的那个夜里，为了报复布伊萨对该镇发动的第一轮进攻，有41名平民和23名国民卫队士兵遭到枪决。 104 当一周后布伊萨第二次发动进攻夺取该镇时，他成立了一个由其手下军官和当地右翼分子组成的法庭，以审判那些被认为需要对之前暴行负责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包括数名妇女在内的76人被枪杀。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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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土地所有者对其手下农民近乎种族主义般的蔑视，在殖民军军官团中找到了共鸣。这些军官团精英相信自己有着凌驾于摩洛哥各部落之上的专断强权，这与地主少爷感觉自己享有近乎封建特权的权益相类似。这样一个一拍即合的利益共同体，很容易将无产阶级当成一个被征服的殖民种族。在1936年之前，西班牙南部的劳工阶级已经被直接与里夫部落民相提并论。现在，赤色分子在抵御军事叛乱中的“罪行”，被视为等同于非洲部落武装在1921年安努瓦尔战役中屠杀西班牙军队并几乎攻占梅利利亚的“罪行”。而在1936年内战中出力的非洲军团各纵队，则被看成是为梅利利亚解围的外籍军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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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主阶级与其军人救主之间的关系，可以给出的一个例证是凯波·德·利亚诺安排拉蒙·德·卡兰萨的朋友拉斐尔·德·梅迪纳为反叛事业筹款一事。也许会有这种猜测，即梅迪纳的筹款工作恐怕要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产业主们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一直对共和国的改革进行痛苦的控诉，抱怨这些改革工作导致了农业凋敝的状况。然而，在梅迪纳第一天筹款时，瓜代拉堡的3位橄榄出口商就向其提供了100万比塞塔。当天晚些时候，在两姊妹镇，有一位地主询问这些钱将作何用。当他被告知希望用捐款购买飞机时，他询问买一架飞机需要花多少钱。梅迪纳回答“大概需要100万比塞塔”，这位大庄园主毫不犹豫地为他填写了一张全额支票。 107 地主们常常会出资组织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比如由卡兰萨和莫拉–菲格罗亚兄弟指挥的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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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由志愿者组成的一些武装渐渐正规化，成为一种通常以“志愿骑警”的名号为人所知的地主骑兵部队。这些单位中既有地主，也有他们手下专于马匹育种和训练的雇工。马球比赛用的小型马也会和役马一样得到使用。他们针对南方左翼分子展开了持续的作战运动，仿佛是在参加体育运动或长途狩猎。在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大多数地区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群体。在科尔多瓦的卢塞纳，当地土地所有者出资组织了一支由专业骑手组成的小分队来“保卫财产”，并追捕逃往乡间的左派。该组织因其种种残忍与掠夺行径以及大量性犯罪而臭名昭著，它在当地被称为“死亡小队”。例如，在1936年9月，他们通过赫尼尔河上的铁桥，进入了马拉加的库埃瓦斯–德圣马科斯。有很多只是单纯因为恐惧而逃到乡下的当地居民被围捕并遭到处决。在这样的远征过后，死亡小队将同载有家具、床上用品、缝纫机、书籍、钟表和其他家用物品的卡车一道返回卢塞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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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地方豪强和军队的号召，为其镇压活动提供支持的社会群体十分庞大。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提供了金钱和武器，但也不乏乐意干“脏活”的志愿者。这些人出外搜寻左派分子，犯下谋杀和强奸的罪行，他们进行拷打和刑讯，指控其邻居是异类群体。其中一些是地主和商人，也有一些是他们的儿子。还有一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他们希望通过展示对杀戮的热情来拯救自己，避免自己可疑的过去受到过度关注。另有一些人沉浸在可以为所欲为地杀人与强奸中不能自拔。还有人，对于有机会窃取或低价得到其邻居令人垂涎的财产一事拍手欢迎。同样也有很多沉默的帮凶，他们或是充满恐惧地，或是兴致勃勃地旁观。尽管神职人员在布道中不断努力对种种镇压行径进行合法化，令人窒息的恐慌气氛仍在不断加剧，而这种恐慌气氛的基础，正是四处蔓延的道德沦丧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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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时候，镇压之强度在凯波·德·利亚诺看来尚显不够。在当地国民卫队的协助下，科尔多瓦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落入该城军事指挥官，炮兵上校西里亚科·卡斯卡霍·鲁伊斯之手。 109 由于科尔多瓦市孤悬于一个仍效忠共和国的省份当中，于是一群长枪党分子前往塞维利亚寻求武器支援。凯波问他们的领头者在科尔多瓦已经枪毙了多少人。当后者回答说“零人”时，凯波突然暴怒并大声叫道：“好吧，除非你们杀上几百人，否则休想从我这边拿走一支枪！”凯波对卡斯卡霍当时每天“仅仅”下令处决5人感到不满。那些曾经前往省长办公厅避难的市政当局官员和共和派领袖遭到杀害。其他遇害者有：4位代表安达卢西亚大区的国会议员；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侄子格雷戈里奥·阿萨尼亚·奎瓦斯，一位政府律师；曾于1931年至1933年担任该市国会议员的社会党人、记者与共济会员华金·加西亚·伊达尔戈·比利亚努埃瓦。后两人曾经一同前往参加过一次拟议安达卢西亚自治法规的会议。身患糖尿病的加西亚·伊达尔戈被关入监狱。在那里他遭到拷打，并被强迫大量吃糖。7月28日，他死于糖尿病引起的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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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5日凯波视察此地后，行刑处决的速度明显加快。一名残忍的国民卫队少校布鲁诺·伊瓦涅斯被安排负责恐怖行动。在第一周里，他按照当地地主和神父提供的名单逮捕了109人。被捕者被射杀于路边和橄榄园中。8月7日黎明时分，社会党市长曼努埃尔·桑切斯·巴达霍斯、许多市政议会议员，以及一位深受爱戴的国会议员比森特·马丁·罗梅拉医生被带到公墓中，在汽车头灯的照射下，与其他7人一同被枪决。几天之内，由于盛夏季节的高温，大规模枪杀后遗留的大量尸体导致了一场小规模的伤寒流行。据统计，在1936年至1945年间，科尔多瓦省有超过11,500人遇害。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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