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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67 身材高大、目光凶暴的宗教用品销售商贝尼托·桑特斯特万留在潘普洛纳，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开赴前线。他就像一只贪婪的食腐乌鸦，投身到清洗后方左派、自由主义者与共济会人士的行动之中。后来他夸口说他在纳瓦拉杀了1.5万名赤色分子，在圣塞瓦斯蒂安、毕尔巴鄂和桑坦德则杀得更多。该省为数不多的左翼人士眼下面临着被参加叛乱的狂热分子彻底根除的紧急危机。在潘普洛纳，叛乱爆发的头几个月里，清晨的处决吸引了大批人员围观，甚至还有小贩在人群中摆摊贩卖热巧克力和“巧罗丝”③。每当有卡洛斯派分子的死亡被上报，就有许多人被掳为人质而遭到枪杀。 16 其他人则在夜里被称为“黑鹰”的长枪党小分队抓获，并被杀害于城市郊外。桑特斯特万的话自然是不着边际的吹嘘，而且据了解，也有个别人因他搭救而幸免于难。 17 然而，有许多在押人员被带到设在洛斯–埃斯科拉皮奥斯修道院的卡洛斯派义勇军总部中，然后就此失踪，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极端保守的省份，仍有2,822位男性和35位女性被杀害。另有305人因拷打折磨或营养不良而死于狱中。在纳瓦拉，投票支持人民阵线的人中有1/10遭到谋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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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69 在共和国控制区，空袭或者来自其他地方的暴行之消息常常会引发暴动，但是在叛军控制区，恐怖行动很少是“不受控制的”。8月23日（星期天）在潘普洛纳发生的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时，潘普洛纳主教马塞利诺·奥莱切亚·洛伊萨加蒙席④，主持了一次纪念圣母玛利亚的盛大宗教游行。同一天，《纳瓦拉日报》（Diario de Navarra）刊登了他的言论，称武装叛乱是一场十字军远征。在庆祝仪式举行期间，由长枪党党徒和义勇军分子组成的一伙人从潘普洛纳监狱中带走了52名在押者。在卡帕罗索村外的一个大型养牛场中，包括当地社会党领袖米格尔·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佩雷斯在内的绝大多数在押人员遭到枪杀。只有一人逃脱。既然奥莱切亚主教派去了6名神父（包括毕尔巴鄂未来的主教安东尼奥·阿尼奥韦罗斯）听取被宣告有罪者的临终忏悔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显然他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有所了解。当神父们花的时间超过预期时，那些不耐烦的长枪党分子就走上前直接将还在等待忏悔的临刑者枪毙，因为他们急于返回潘普洛纳参加宗教仪式的最后一部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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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71 另外一场屠杀行动发生于1936年10月21日，地点位于潘普洛纳东南方向的小镇蒙雷阿尔附近。3天之前，在塔法利亚镇，在一位战死的义勇军中尉的葬礼结束之后，一群愤怒的民众涌向当地监狱，企图对拘押在那里的100名男子和12名妇女施以私刑。当国民卫队阻止流血事件发生时，有民众代表团设法弄来了军事当局的书面授权。在3天之后的黎明时分，有65名囚犯被卡洛斯派义勇军带到蒙雷阿尔并执行枪决。倒地未死的囚犯则由来自该省南部一偏远小镇穆尔钱特的教区司铎副手路易斯·费尔南德斯·马加尼亚逐一补枪。他早已抛弃了他的教会信众转而投身战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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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73 纳瓦拉省的镇压行动在埃布罗河沿岸被称为“里韦拉”⑤的区域表现得尤为残酷。战前，社会党的农业劳工联盟，即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那里拥有很强的势力，而这也在杀戮的规模上有所反映。例如，在拥有1,242名居民的小镇萨尔塔古达，共有84人遭法外处决，死者占总人口的6.8%。在佩拉尔塔，3,830名居民中的89人（占总人口的2.3%）遭到杀害。萨尔塔古达因而成了西班牙北部广为人知的“寡妇之城”。如果我们将年幼者、年长者以及几乎全部的妇女排除在外，恐怖行动的规模可想而知。数字显示约有10%的劳工阶级男性遭到杀害。当然，与共和派相关的女性也受到种种骚扰和羞辱。该地区的家庭彼此都沾亲带故，所以这些杀戮行动在全省乃至省外都造成了剧烈的反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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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75 卡塞达村的教区司铎，时年72岁的埃拉迪奥·塞拉亚，因为其对教会群众的仁慈关怀而闻名，他曾经支持过后者将被侵占的乡村公地收归公有的运动。8月8日，他前往潘普洛纳并在主教辖区的那些办公室里抗议杀戮行动。他得到的建议是打道回府，因为说什么也不管用。由于在制止暴力方面所做的努力，他本人于1936年8月14日遇害，连脑袋都被砍了下来。塞拉亚神父并非是唯一被纳瓦拉宗教极端分子杀害的天主教神父。圣地亚哥·卢库斯·阿拉门迪亚是随军神父团的一名上尉，同时他也是一位律师。他因为同情社会主义者并且曾倡导土地再分配而被视为共和派分子。叛乱爆发后他曾在卡门–德比托里亚修道院避难，但后来却被卡洛斯派分子逮住并解往潘普洛纳。1936年9月3日，来自他的家乡皮蒂利亚斯的卡洛斯派分子在附近的温迪亚诺将他处决。与凶手们为伍的一位来自穆尔钱特的神父为他举行了临终圣事，此人就是参与蒙雷阿尔屠杀事件的路易斯·费尔南德斯·马加尼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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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77 最终，就连奥莱切亚主教都因对屠杀感到极其震惊而在11月15日的布道活动中直言不讳地提及此事。他呼吁“不要有更多的流血了！不要有更多的流血，除非是因为蒙上帝感召，为拯救祖国而在战场上杀敌。不要有更多的流血，除非是要执行法庭的死刑判决，而该判决确实已经得到了冷静的考虑与认真的讨论”。这通说教在教堂以外的其他地方并未得到任何回应，即使它本身有肯定经过司法程序的处决行动的正当性的含义。当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确实表现出了主教相当大的勇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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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79 正是在潘普洛纳，托莱多大主教暨全西班牙首席主教，拥有“红衣主教”头衔的伊西德罗·戈马蒙席，将于1936年9月28日在纳瓦拉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庆祝托莱多这一“最具基督教西班牙帝国之品格的城市”的“解放”。他宣称叛军占领托莱多是“文明对抗野蛮、基督对抗地狱之冲突”的顶点。他叫嚣着反对“那些听从莫斯科指示的邪恶门徒”，以及“犹太人与共济会分子，他们在闪米特国际联盟控制的地下社团中，利用荒谬的教义和装扮成一种政治与社会体系的邪恶谎言，来毒害我们民族的灵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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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81 纳瓦拉南边的邻省，洛格罗尼奥省也遭遇了类似规模的镇压行动。像纳瓦拉一样，该地也相当保守，然而潜在的社会矛盾仍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正如在纳瓦拉那样，乡村地区局势紧张，且农业劳工开展了一些罢工行动，但是1932年1月发生于阿尔内多的事件标志着右翼可以不费力地掌控局势。1933年1月和12月在上里奥哈那些盛产葡萄酒的城镇里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者暴动，也没有严重撼动该省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左翼力量薄弱，1934年6月的收割季罢工和同年10月的革命运动在洛格罗尼奥省的影响也就都较为有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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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83 然而，针对上述事件而开展的镇压行动却非常严厉，它在民众心中留下了苦痛的记忆。这些长久积聚的辛酸情绪则在1936年2月的大选活动以及庆祝人民阵线胜利的活动中得到了宣泄。在那年的3月14日，突击卫队在复杂局面下干预了长枪党与工人之间的一场冲突。有3名工人被杀，另有6人受伤。在左翼的报复中，几所教会学校、地方右翼报纸的馆舍，以及当地长枪党、卡洛斯派和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总部遭到袭击。几天之后，在乡村地区，尝试推动农业改革的失业劳工开始入侵私有土地。在洛格罗尼奥的建筑业罢工贯穿了整个5月。在右翼分子暗探挑起的其他一些冲突中，4月16日，有一名卡洛斯派分子在阿罗丧生；6月14日，在纳赫拉又有两名长枪党分子丧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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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85 7月19日，当省长拒绝向左派分发武器时，政变在洛格罗尼奥大获全胜。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埃斯卡梅斯上校率领一支由1,800人组成的武装纵队，搭乘卡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从潘普洛纳出发，当他们结束夜间的行程赶到此地时，一场总罢工也随之垮台。当他们经过埃布罗河上的两座桥梁时，一支军乐队奏乐迎接他们进入洛格罗尼奥城。当地市长巴西利奥·古雷亚·卡德纳斯（他同时也是一位牙科医生）立即遭到逮捕。他是一位持温和观点的共和派人士，而且还是莫拉的朋友，后者在洛格罗尼奥生活过许多年，曾经是古雷亚的病人。莫拉拒绝干预古雷亚的案子，后者于8月7日在洛格罗尼奥被枪决。 27 加西亚·埃斯卡梅斯很快就粉碎了在卡拉奥拉和阿尔法罗等市镇中来自手无寸铁的左翼民众的微弱抵抗。此后，全省各地的镇压工作由国民卫队以及各色人等混杂的平民团体着手进行。在参加杀戮行动的长枪党分子与卡洛斯派义勇军中，战前曾是全国劳工联盟、劳工总会或者共和派各政党成员的人，数量高到惊人。甚至有人参加过1933年12月的无政府主义者暴动。我们无法分清他们中间哪些人是打入左翼组织内部的密探，哪些人只是企图掩盖自己左派历史的动摇分子或投机者。死于他们之手的遇难者有些是被枪杀的，有些则是被从高高的桥上推到河中的。 28 在布尔戈斯，也有共和派人士被从桥上推到埃布罗河中；而在卡塞雷斯，也有遇难者被推入流经该市的塔霍河中。这些尸体带来了公共卫生问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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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87 洛格罗尼奥是位于里奥哈葡萄酒贸易中心地带的一个宁静小城。莫拉任命他手下的一名炮兵军官埃米利奥·贝略德·戈麦斯上尉担任该省省长，并告诫他说，“一定要严厉，非常严厉”，而莫拉得到的答复是，“别担心，将军，我正准备这样做”。大部分的处决（其中多数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发生在从7月19日起到贝略德被继任者接替为止的6个月间。只有在他去职以后，更为正式的军法审判才得以启动。左翼人士所面临的命运就是殴打与拷问，监禁与处决。有妇女被谋杀，被处决的左派人士的妻子头发被剃光，被强迫喝蓖麻油，并且频繁遭受其他各种形式的性侮辱。在首府洛格罗尼奥市，省立监狱很快就爆满了，于是一个回力球赛场和一个商业培训学校也被改造为监狱的一部分。市政公墓很快也处于饱和状态，被处决者的尸体不得不被容置于洛格罗尼奥以南的拉尔德罗镇外。到12月底为止，该省共计有近2,000人被处决，其中有超过40名女性遇难者。在内战期间，被处决者的数量占总人口的1%。与在纳瓦拉省一样，受打击最严重的区域是埃布罗河沿岸，人民阵线在那里赢得了较该省其他地区更多的选票，例如，在洛格罗尼奥为595票，卡拉奥拉为504票，阿罗为309票，阿尔法罗为253票，阿尔内多则为190票。 30 镇压行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得到了来自小镇与村庄中笃信天主教的小农场主的大规模支持，这一群体对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涨薪要求极为不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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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89 在洛格罗尼奥的共和派被捕人员的经历之所以为世人所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中间的一位幸存者帕特里西奥·埃斯科瓦尔，此人是洛格罗尼奥的一名市政工程师，同时也是阿萨尼亚左翼共和党的成员。他的大部分党内同志都被杀害，然而埃斯科瓦尔虽然遭到了骇人听闻的虐待，却得以在监狱中幸存，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足球运动员，皇家马德里队的杰出队长，也是1920年为西班牙夺得奥运会足球比赛银牌的西班牙国家队成员之一。如果他遭到处决，就有可能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加害者不得不有所顾忌。因此，他得以活下来撰写他的回忆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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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91 在拉里奥哈，存在一些神职人员试图约束行凶者的案例。有83个村镇，其中没有人丧生，这部分是由于当地神父的行动，更关键的则是因为左派与右派之间已经存在彼此容忍的共识。不幸的是，另有99个城镇与村庄，其中的确出现了法外杀戮的情形。干预此类杀戮行径需要极大的勇气。来自距离阿罗很近的安古吉亚纳的方济会修士安东尼奥·邦宾·奥特拉诺被长枪党分子杀害，因为他在布道中批评了富人并直言社会的不公。其他一些神父代表教区居民前往省长埃米利奥·贝略德处陈情并请求宽恕，结果却被赶出了他的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证据支持最近有人主张的，有关卡拉奥拉主教曾就任意处决行为向贝略德提出抗议一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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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93 莫拉最亲密与最可靠的合作者之一就是善于虚张声势、留着茂密的八字胡的安德烈斯·萨利克特·苏梅塔少将。萨利克特在共和国时代未获得委任，他住在马德里，但是与在阴郁的卡斯蒂利亚城市巴利亚多利德的极右翼分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萨利克特是军事密谋者与奥内西莫·雷东多的追随者之间的关键联络人。 34 在省会城市和其他小城镇中，每天都会上演长枪党与左派之间的暴力冲突。挑衅和报复的循环营造了恐怖气氛。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德·科西奥的当地记者对长枪党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每一天，我们都在目睹‘以眼还眼’的英勇复仇。”6月中旬，携带自动手枪的长枪党武装分子袭击了好几个左翼人士聚集的酒馆。著名左派人士的住宅和各种工人俱乐部（“人民之家”）里面被放置了炸弹。左派的报复也很迅速：长枪党人遭到袭击，卡洛斯传统主义派的活动中心遭到洗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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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95 在军事起义的前夕，巴利亚多利德是一座充满仇恨的城市。共和国省长路易斯·拉温·高铁尔在约束左右两派的街头冲突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当地治安部队普遍同情奥内西莫·雷东多。甚至在萨利克特将军来到此地协调叛乱行动之前，长枪党、当地警察力量（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与驻军单位的团结一致，就足以确保叛乱在早期取得成功。拉温下达的武装工人之命令无人执行，相反枪支被分发给长枪党党徒。左翼工会组织发起的总罢工被迅速和残酷地予以粉碎。科西奥曾在报道中颇有些幸灾乐祸地描述到，他看到一位社会党领导人物“像一只野兔那样沿着城市中心街道奔跑，以寻找藏身之处”。数以百计的社会党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当地“人民之家”总部的地下室中避难。该建筑遭到短暂炮轰之后，里面的人宣布投降。 36 绝大多数妇女和全部的儿童被允许自由离开，但是有448名男性被捕。根据官方数字，在该市共有近千名共和派人士、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被捕，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参加过武装抵抗。省长拉温、该市的社会党市长安东尼奥·加西亚·金塔纳，以及该省唯一的一位社会党国会议员费德里科·兰德罗韦·洛佩斯均遭逮捕并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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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97 于是，作为在西班牙本土第一个取得政变成功的城市，巴利亚多利德开始以“反叛方的首都”而闻名。 37 7月19日（星期日），在政变发生后的24小时之内，奥内西莫·雷东多从阿维拉的监狱中获释，他曾因3月19日参与针对地方警察总局的炸弹袭击事件而遭监禁。他返回巴利亚多利德并且迅速与萨利克特将军建立了联系。在雷东多确认部署长枪党民兵的申请获得将军许可之后，他在骑兵学院设立了总部，并派遣长枪党武装小分队前往全省各地粉碎左翼的抵抗。他在不知疲倦地履行自己关于根除马克思主义的承诺。他于7月19日发表的第一次广播讲话表现出了他一贯的不妥协的风格：“除非我们取得完全的胜利，否则绝无和平可言。我们不能瞻前顾后，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没有亲人，没有妻儿，没有父母，我们只有祖国。”他宣布城市的经济生活应照常进行，并威胁说：“工人和商店店员的性命将取决于他们的言行。并且，任何藏匿起来的颠覆分子，在长枪党党员警惕的眼睛下也将无所遁形。”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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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899 在其他地方，叛军的进展并没有像在巴利亚多利德那样顺利。佛朗哥和非洲军团被共和国舰队封锁在摩洛哥。来自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势力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向萨拉戈萨推进。政变的总领导人圣胡尔霍将军在返回西班牙时因搭乘的飞机在起飞时坠毁而丧生，所以，当莫拉于7月20日抵达邻近的卡斯蒂利亚城市布尔戈斯时，大权落到了他的手中。不过，叛军夺取马德里的希望已然落空。由于面临着弹药严重缺乏的情况，他们受阻于首都以北的山区。莫拉本人由于接连而来的不利消息而陷入沮丧。他于7月21日访问萨拉戈萨并与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磋商之后，才有些振作起来。在卡瓦内利亚斯的建议下，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叛军临时政府，即“国防执政团”。莫拉于7月23日在布尔戈斯宣布了新政府的成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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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01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巴利亚多利德城内发生了冷酷的镇压。尽管政变在当地取得了迅速的成功，然而这座城市还是见证了对当地左翼的无情攻击。7月24日，在塞哥维亚省的拉瓦霍斯，奥内西莫·雷东多在一场与共和国军队的冲突中丧生，这导致了杀戮行动的加速。当长枪党的增援部队抵达拉瓦霍斯时，由于他们无法找到杀害他们领袖的凶手，于是他们枪杀了一名本地工人，又另外抓了5个人带回巴利亚多利德，并在9月份将他们处决。 40 7月25日，在巴利亚多利德大教堂举行了一场悼念奥内西莫的安魂弥撒，其盛大的场面是通常只有民族英雄才能享有的哀荣。城中所有商铺都停止营业。雷东多的棺木覆着一面君主主义者的旗帜，被放在一辆马车上，由6匹白马拖曳前行。游行队伍由多个长枪党小队带领，紧随其后的是军乐队和抬着巨大花圈缓步而行的女孩。现场气氛非常沉重，并且伴有难以抑制的复仇渴望。纪念仪式结束之后，在情绪激动的人群的欢呼声中，奥内西莫的兄弟安德烈斯·雷东多被“推举”为莱昂和旧卡斯蒂利亚地区的长枪党地区领袖。安德烈斯秉承与其兄弟同样的暴力政策，并于7月25日晚在当地电台中宣布，“所有长枪党员均已宣誓，为他的牺牲进行复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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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03 若干年后，奥内西莫·雷东多的遗孀梅塞德斯·桑斯·巴奇列尔表示，她坚信她丈夫的死加剧了接下来的镇压活动。事实上，在巴利亚多利德，针对左翼的报复行动早已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且其势头在未来几个月里将会持续上升。有大量做铁道工程工作的社会党工人被驱赶到有轨电车公司的车库中。那些曾在7月18日（星期六）服从工会指令参加罢工，并在7月21日（星期二）仍没有返回工作岗位的人被扣上“煽动叛乱”的罪名遭到枪杀。在当年夏末和整个秋季，任何曾在左翼政党、共和国市政当局或工会中任职的人都遭到逮捕，并有可能被拉出去兜风（paseo）⑥——也就是说，会被长枪党分子抓住并被带出监狱枪杀——或者在法庭上受审。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所谓的罪行只是携带工会，或者任何左翼或自由派组织的证件。萨利克特将军于7月19日黎明颁发了戒严法令，它事实上是对所有未积极支持反叛的人宣布死刑判决。那些受到简易审判并被立即执行死刑的人中，有些人的“罪行”是“叛乱”（任何保卫共和国的行动或未能对叛军提供支持的行为），还有一些是与“叛乱”沾边的行为，包括对军方和对任何（右派）武装分子（这就将长枪党徒纳入其中）的不服从、不尊重、辱骂及诽谤。有人因涉嫌将收音机频道调到了马德里电台广播的频段而被逮捕。军事法庭设立起来，行刑队开始投入运转。除了在7月18日被捕的448人，在同年8月和9月又有1,000人被拘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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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05 与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在等待审判期间，巴利亚多利德的在押者也身处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因为当地监狱既没有空间也没有物资可以用来看押如此多的人，于是有轨电车总站的两个维修车库被用于安置囚犯。过度拥挤、营养不良与基本卫生设施的缺乏导致很多人生病死亡。在监狱里，原本的单人牢房会塞进不止6个人。囚犯被赶到阴冷的室外淋雨，接着，那些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人会被强迫跑过两排守卫之间的空道，两侧的守卫则用警棍或步枪枪托殴打他们。提供食品与换洗衣物的责任落在了被捕者家人的肩上，但这对于后者而言非常困难，由于家里的男人被逮捕和监禁，这些家庭已经被剥夺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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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07 对于巴利亚多利德省的镇压规模的估计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遇难者人数最高可达15,000，但不会低于1,303人。我们不可能获取确切的数字，因为许多死亡事件没有记录。最新的本地研究认为遇害者有3,000多人。 44 1936年7月至12月期间，共有1,300名男女接受审判，通常是大批人一同受审。此类“审判”往往只是走过场，在当庭宣读被告人姓名以及对他们的指控后，接下来就是判刑。尽管大多数被控犯有军事叛乱罪的被告很可能面临死刑或30年的长期徒刑，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甚至连在法庭上发言都不被允许。在大多数的非休息日里，都会有若干个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案件，然而每次开庭的时间很少会超过一个小时。在巴利亚多利德的“人民之家”被攻陷后遭拘押的全部448人都在一起受审，并被控犯有军事叛乱罪。其中有40人被判处死刑，362人被判处30年监禁，26人被判处20年监禁，还有19人被无罪释放。关于那40个被处以死刑的人，选中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当地社会党组织中的某些重要岗位任职。死刑名单中的1位妇女被减刑至30年监禁，不过，在巴利亚多利德至少还有16名妇女被处决。在其他案例中，有53名、77名和87名被告一同接受“审判”的情况。在某些案例中，“罪行”仅仅是作为社会党代表参加议会，就像在上文中提到的费德里科·兰德罗韦的情况那样。基于同样缘由被捕的还有何塞·马埃斯托·圣何塞（雷阿尔城省国会议员）和胡安·洛萨诺·鲁伊斯（哈恩省国会议员）等人，他们均于巴利亚多利德的郊区被捕。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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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09 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囚犯会在清晨时分被带走，然后用卡车押至城市郊外的圣伊西德罗公园。行刑队执行枪决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场景，向围观群众兜售咖啡和巧罗丝的摊点也随之出现。每天晚上，在俱乐部里，当地望族的家庭成员和受过教育的天主教中产阶级人士，都会提醒彼此不要错过第二天上演的好戏。官方不得不派出警卫，以阻止行刑时蜂拥上前并且大声辱骂临刑者的人群。此种令人惊诧莫名的场景促使新任省长发布了一则公报，对那些把枪决行动变成娱乐活动的人予以斥责。他在公报中颇为怪诞地声称镇压行动应反映“对失败者的崇高同情心和宽宏大量”，同时对儿童、少女和已婚妇女出现在行刑现场深感痛惜。恐怖已经变得“正常”，没有人敢于表示反对，唯恐自己也被指控为赤色分子。 46 同样，在塞哥维亚，列席军法审判庭的中产阶级妇女往往会在宣布死刑判决时兴高采烈地发出欢呼。发生在省府的处决行动被赞为“精彩的斗牛表演”。在塞哥维亚东北部的小村庄马塔武埃纳，居民被强迫观看行刑处决。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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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11 在巴利亚多利德执行的616起处决（来自战时军事法庭的简易审判）至少有被登记在册。 48 而由所谓的长枪党“黎明巡逻队”实施的非官方杀戮行动则根本无法确定数量。这些杀戮行动虽然并不比那些处决更隐秘，但它们的发生却明显更为普遍。长枪党的处决行动往往十分低效。使用烈酒壮胆的屠杀小分队常会击伤而非直接杀死囚犯，然后任由他们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尸体有时就被弃置路边，有时候则会被埋在浅浅的乱葬坑中。有时，受伤的被害者会被活埋。长枪党分子的杀人行动往往执行得相当随意，他们会在破晓前抵达关押政治犯的电车车库或斗牛场。甚至还有遇害者之所以被挑出来枪毙是因为一个恶毒的玩笑：当天是与他同名的圣徒的殉难日。根椐那些可以重建当时情况的该省各城镇与村庄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至少有928人被巡逻队杀害。总的数字可能会高得多。随意的杀戮引起了关于公共卫生的恐慌，因为民众害怕腐烂的尸体可能会影响供水。 49 当然，无论按照任何标准，镇压的规模与7月18日和19日城中战斗的激烈程度完全不成比例。到内战结束时，省立监狱中仍关押着3,000名政治犯，其中有107人因为狱中极端恶劣的条件而死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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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13 奥内西莫·雷东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巴利亚多利德。7月23日，他的一群鲁莽的追随者带着他的消息前往萨拉曼卡。最初，当起事的消息传到萨拉曼卡时，省长安东尼奥·塞帕斯·洛佩斯、市长卡斯托·普列托·卡拉斯科（二者都是左翼共和党的成员）和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安德烈斯·曼索从该省驻军司令曼努埃尔·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将军处得到了当地军队会继续忠于共和国的保证。因此，他们就没有号召发动总罢工。事实上，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在当天夜里获悉巴利亚多利德已经发生叛乱之后，就已经命令当地卫戍部队支持军事政变。7月19日黎明到来之前，机关枪已经在萨拉曼卡城内那些主要的广场上架好了。在上午11时左右，一个连的骑兵进入市中心广场，他们的连长宣读了一份由萨利克特将军拟定的戒严“法令”。广场上挤满了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刚刚做完弥撒从圣马丁教堂里面出来。法令以一句虚伪的口号“共和国万岁！”而结束，在场的大多数人重复此口号以示支持。但是，现场有人高呼“社会革命万岁！”的口号，并开枪打伤了一位陆军下士。于是部队向人群开枪，导致4名男性和1位年轻女孩丧生。恐怖行动随即开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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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15 市政厅、省长办公厅、邮局、电话交换局和火车站被军队占领。关押中的长枪党分子被释放。普列托·卡拉斯科和安德烈斯·曼索徒劳地试图组织抵抗。然而，由于他们并无多少武器可用，而且当地左翼分子也没有使用武器的经验，所以他们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他们与城中为数不多的左翼分子和自由派分子，以及那些举行罢工的人一同遭到逮捕。在诸如罗德里戈城、莱德斯马和贝哈尔等该省其他市镇，抵抗行动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在该省唯一的工业城镇贝哈尔，当地国民卫队不敢公开宣称支持叛乱。然而，当一支由长枪党和土著正规军组成的武装纵队于7月21日抵达时，该城镇宣告陷落。有400人被逮捕，还有十几名妇女被剃光头发游街示众。在萨拉曼卡城，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将军任命他手下的两名军官分别担任市长和省长。除了萨拉曼卡大学校长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新成立的市议会的大部分成员均由本地地主或参加叛变的军人提名。乌诺穆诺天真地相信，他的存在将是新统治者将文明行事的保证。事实上，市议会只不过是一块名为“合法性”的遮羞布。新市长依旧像担任军事指挥官时那样行使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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