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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最亲密与最可靠的合作者之一就是善于虚张声势、留着茂密的八字胡的安德烈斯·萨利克特·苏梅塔少将。萨利克特在共和国时代未获得委任，他住在马德里，但是与在阴郁的卡斯蒂利亚城市巴利亚多利德的极右翼分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萨利克特是军事密谋者与奥内西莫·雷东多的追随者之间的关键联络人。 34 在省会城市和其他小城镇中，每天都会上演长枪党与左派之间的暴力冲突。挑衅和报复的循环营造了恐怖气氛。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德·科西奥的当地记者对长枪党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每一天，我们都在目睹‘以眼还眼’的英勇复仇。”6月中旬，携带自动手枪的长枪党武装分子袭击了好几个左翼人士聚集的酒馆。著名左派人士的住宅和各种工人俱乐部（“人民之家”）里面被放置了炸弹。左派的报复也很迅速：长枪党人遭到袭击，卡洛斯传统主义派的活动中心遭到洗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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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起义的前夕，巴利亚多利德是一座充满仇恨的城市。共和国省长路易斯·拉温·高铁尔在约束左右两派的街头冲突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当地治安部队普遍同情奥内西莫·雷东多。甚至在萨利克特将军来到此地协调叛乱行动之前，长枪党、当地警察力量（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与驻军单位的团结一致，就足以确保叛乱在早期取得成功。拉温下达的武装工人之命令无人执行，相反枪支被分发给长枪党党徒。左翼工会组织发起的总罢工被迅速和残酷地予以粉碎。科西奥曾在报道中颇有些幸灾乐祸地描述到，他看到一位社会党领导人物“像一只野兔那样沿着城市中心街道奔跑，以寻找藏身之处”。数以百计的社会党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当地“人民之家”总部的地下室中避难。该建筑遭到短暂炮轰之后，里面的人宣布投降。 36 绝大多数妇女和全部的儿童被允许自由离开，但是有448名男性被捕。根据官方数字，在该市共有近千名共和派人士、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被捕，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参加过武装抵抗。省长拉温、该市的社会党市长安东尼奥·加西亚·金塔纳，以及该省唯一的一位社会党国会议员费德里科·兰德罗韦·洛佩斯均遭逮捕并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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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作为在西班牙本土第一个取得政变成功的城市，巴利亚多利德开始以“反叛方的首都”而闻名。 37 7月19日（星期日），在政变发生后的24小时之内，奥内西莫·雷东多从阿维拉的监狱中获释，他曾因3月19日参与针对地方警察总局的炸弹袭击事件而遭监禁。他返回巴利亚多利德并且迅速与萨利克特将军建立了联系。在雷东多确认部署长枪党民兵的申请获得将军许可之后，他在骑兵学院设立了总部，并派遣长枪党武装小分队前往全省各地粉碎左翼的抵抗。他在不知疲倦地履行自己关于根除马克思主义的承诺。他于7月19日发表的第一次广播讲话表现出了他一贯的不妥协的风格：“除非我们取得完全的胜利，否则绝无和平可言。我们不能瞻前顾后，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没有亲人，没有妻儿，没有父母，我们只有祖国。”他宣布城市的经济生活应照常进行，并威胁说：“工人和商店店员的性命将取决于他们的言行。并且，任何藏匿起来的颠覆分子，在长枪党党员警惕的眼睛下也将无所遁形。”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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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叛军的进展并没有像在巴利亚多利德那样顺利。佛朗哥和非洲军团被共和国舰队封锁在摩洛哥。来自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势力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向萨拉戈萨推进。政变的总领导人圣胡尔霍将军在返回西班牙时因搭乘的飞机在起飞时坠毁而丧生，所以，当莫拉于7月20日抵达邻近的卡斯蒂利亚城市布尔戈斯时，大权落到了他的手中。不过，叛军夺取马德里的希望已然落空。由于面临着弹药严重缺乏的情况，他们受阻于首都以北的山区。莫拉本人由于接连而来的不利消息而陷入沮丧。他于7月21日访问萨拉戈萨并与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磋商之后，才有些振作起来。在卡瓦内利亚斯的建议下，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叛军临时政府，即“国防执政团”。莫拉于7月23日在布尔戈斯宣布了新政府的成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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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巴利亚多利德城内发生了冷酷的镇压。尽管政变在当地取得了迅速的成功，然而这座城市还是见证了对当地左翼的无情攻击。7月24日，在塞哥维亚省的拉瓦霍斯，奥内西莫·雷东多在一场与共和国军队的冲突中丧生，这导致了杀戮行动的加速。当长枪党的增援部队抵达拉瓦霍斯时，由于他们无法找到杀害他们领袖的凶手，于是他们枪杀了一名本地工人，又另外抓了5个人带回巴利亚多利德，并在9月份将他们处决。 40 7月25日，在巴利亚多利德大教堂举行了一场悼念奥内西莫的安魂弥撒，其盛大的场面是通常只有民族英雄才能享有的哀荣。城中所有商铺都停止营业。雷东多的棺木覆着一面君主主义者的旗帜，被放在一辆马车上，由6匹白马拖曳前行。游行队伍由多个长枪党小队带领，紧随其后的是军乐队和抬着巨大花圈缓步而行的女孩。现场气氛非常沉重，并且伴有难以抑制的复仇渴望。纪念仪式结束之后，在情绪激动的人群的欢呼声中，奥内西莫的兄弟安德烈斯·雷东多被“推举”为莱昂和旧卡斯蒂利亚地区的长枪党地区领袖。安德烈斯秉承与其兄弟同样的暴力政策，并于7月25日晚在当地电台中宣布，“所有长枪党员均已宣誓，为他的牺牲进行复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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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奥内西莫·雷东多的遗孀梅塞德斯·桑斯·巴奇列尔表示，她坚信她丈夫的死加剧了接下来的镇压活动。事实上，在巴利亚多利德，针对左翼的报复行动早已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且其势头在未来几个月里将会持续上升。有大量做铁道工程工作的社会党工人被驱赶到有轨电车公司的车库中。那些曾在7月18日（星期六）服从工会指令参加罢工，并在7月21日（星期二）仍没有返回工作岗位的人被扣上“煽动叛乱”的罪名遭到枪杀。在当年夏末和整个秋季，任何曾在左翼政党、共和国市政当局或工会中任职的人都遭到逮捕，并有可能被拉出去兜风（paseo）⑥——也就是说，会被长枪党分子抓住并被带出监狱枪杀——或者在法庭上受审。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所谓的罪行只是携带工会，或者任何左翼或自由派组织的证件。萨利克特将军于7月19日黎明颁发了戒严法令，它事实上是对所有未积极支持反叛的人宣布死刑判决。那些受到简易审判并被立即执行死刑的人中，有些人的“罪行”是“叛乱”（任何保卫共和国的行动或未能对叛军提供支持的行为），还有一些是与“叛乱”沾边的行为，包括对军方和对任何（右派）武装分子（这就将长枪党徒纳入其中）的不服从、不尊重、辱骂及诽谤。有人因涉嫌将收音机频道调到了马德里电台广播的频段而被逮捕。军事法庭设立起来，行刑队开始投入运转。除了在7月18日被捕的448人，在同年8月和9月又有1,000人被拘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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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在等待审判期间，巴利亚多利德的在押者也身处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因为当地监狱既没有空间也没有物资可以用来看押如此多的人，于是有轨电车总站的两个维修车库被用于安置囚犯。过度拥挤、营养不良与基本卫生设施的缺乏导致很多人生病死亡。在监狱里，原本的单人牢房会塞进不止6个人。囚犯被赶到阴冷的室外淋雨，接着，那些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人会被强迫跑过两排守卫之间的空道，两侧的守卫则用警棍或步枪枪托殴打他们。提供食品与换洗衣物的责任落在了被捕者家人的肩上，但这对于后者而言非常困难，由于家里的男人被逮捕和监禁，这些家庭已经被剥夺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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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利亚多利德省的镇压规模的估计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遇难者人数最高可达15,000，但不会低于1,303人。我们不可能获取确切的数字，因为许多死亡事件没有记录。最新的本地研究认为遇害者有3,000多人。 44 1936年7月至12月期间，共有1,300名男女接受审判，通常是大批人一同受审。此类“审判”往往只是走过场，在当庭宣读被告人姓名以及对他们的指控后，接下来就是判刑。尽管大多数被控犯有军事叛乱罪的被告很可能面临死刑或30年的长期徒刑，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甚至连在法庭上发言都不被允许。在大多数的非休息日里，都会有若干个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案件，然而每次开庭的时间很少会超过一个小时。在巴利亚多利德的“人民之家”被攻陷后遭拘押的全部448人都在一起受审，并被控犯有军事叛乱罪。其中有40人被判处死刑，362人被判处30年监禁，26人被判处20年监禁，还有19人被无罪释放。关于那40个被处以死刑的人，选中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当地社会党组织中的某些重要岗位任职。死刑名单中的1位妇女被减刑至30年监禁，不过，在巴利亚多利德至少还有16名妇女被处决。在其他案例中，有53名、77名和87名被告一同接受“审判”的情况。在某些案例中，“罪行”仅仅是作为社会党代表参加议会，就像在上文中提到的费德里科·兰德罗韦的情况那样。基于同样缘由被捕的还有何塞·马埃斯托·圣何塞（雷阿尔城省国会议员）和胡安·洛萨诺·鲁伊斯（哈恩省国会议员）等人，他们均于巴利亚多利德的郊区被捕。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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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囚犯会在清晨时分被带走，然后用卡车押至城市郊外的圣伊西德罗公园。行刑队执行枪决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场景，向围观群众兜售咖啡和巧罗丝的摊点也随之出现。每天晚上，在俱乐部里，当地望族的家庭成员和受过教育的天主教中产阶级人士，都会提醒彼此不要错过第二天上演的好戏。官方不得不派出警卫，以阻止行刑时蜂拥上前并且大声辱骂临刑者的人群。此种令人惊诧莫名的场景促使新任省长发布了一则公报，对那些把枪决行动变成娱乐活动的人予以斥责。他在公报中颇为怪诞地声称镇压行动应反映“对失败者的崇高同情心和宽宏大量”，同时对儿童、少女和已婚妇女出现在行刑现场深感痛惜。恐怖已经变得“正常”，没有人敢于表示反对，唯恐自己也被指控为赤色分子。 46 同样，在塞哥维亚，列席军法审判庭的中产阶级妇女往往会在宣布死刑判决时兴高采烈地发出欢呼。发生在省府的处决行动被赞为“精彩的斗牛表演”。在塞哥维亚东北部的小村庄马塔武埃纳，居民被强迫观看行刑处决。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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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利亚多利德执行的616起处决（来自战时军事法庭的简易审判）至少有被登记在册。 48 而由所谓的长枪党“黎明巡逻队”实施的非官方杀戮行动则根本无法确定数量。这些杀戮行动虽然并不比那些处决更隐秘，但它们的发生却明显更为普遍。长枪党的处决行动往往十分低效。使用烈酒壮胆的屠杀小分队常会击伤而非直接杀死囚犯，然后任由他们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尸体有时就被弃置路边，有时候则会被埋在浅浅的乱葬坑中。有时，受伤的被害者会被活埋。长枪党分子的杀人行动往往执行得相当随意，他们会在破晓前抵达关押政治犯的电车车库或斗牛场。甚至还有遇害者之所以被挑出来枪毙是因为一个恶毒的玩笑：当天是与他同名的圣徒的殉难日。根椐那些可以重建当时情况的该省各城镇与村庄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至少有928人被巡逻队杀害。总的数字可能会高得多。随意的杀戮引起了关于公共卫生的恐慌，因为民众害怕腐烂的尸体可能会影响供水。 49 当然，无论按照任何标准，镇压的规模与7月18日和19日城中战斗的激烈程度完全不成比例。到内战结束时，省立监狱中仍关押着3,000名政治犯，其中有107人因为狱中极端恶劣的条件而死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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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内西莫·雷东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巴利亚多利德。7月23日，他的一群鲁莽的追随者带着他的消息前往萨拉曼卡。最初，当起事的消息传到萨拉曼卡时，省长安东尼奥·塞帕斯·洛佩斯、市长卡斯托·普列托·卡拉斯科（二者都是左翼共和党的成员）和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安德烈斯·曼索从该省驻军司令曼努埃尔·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将军处得到了当地军队会继续忠于共和国的保证。因此，他们就没有号召发动总罢工。事实上，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在当天夜里获悉巴利亚多利德已经发生叛乱之后，就已经命令当地卫戍部队支持军事政变。7月19日黎明到来之前，机关枪已经在萨拉曼卡城内那些主要的广场上架好了。在上午11时左右，一个连的骑兵进入市中心广场，他们的连长宣读了一份由萨利克特将军拟定的戒严“法令”。广场上挤满了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刚刚做完弥撒从圣马丁教堂里面出来。法令以一句虚伪的口号“共和国万岁！”而结束，在场的大多数人重复此口号以示支持。但是，现场有人高呼“社会革命万岁！”的口号，并开枪打伤了一位陆军下士。于是部队向人群开枪，导致4名男性和1位年轻女孩丧生。恐怖行动随即开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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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省长办公厅、邮局、电话交换局和火车站被军队占领。关押中的长枪党分子被释放。普列托·卡拉斯科和安德烈斯·曼索徒劳地试图组织抵抗。然而，由于他们并无多少武器可用，而且当地左翼分子也没有使用武器的经验，所以他们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他们与城中为数不多的左翼分子和自由派分子，以及那些举行罢工的人一同遭到逮捕。在诸如罗德里戈城、莱德斯马和贝哈尔等该省其他市镇，抵抗行动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在该省唯一的工业城镇贝哈尔，当地国民卫队不敢公开宣称支持叛乱。然而，当一支由长枪党和土著正规军组成的武装纵队于7月21日抵达时，该城镇宣告陷落。有400人被逮捕，还有十几名妇女被剃光头发游街示众。在萨拉曼卡城，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将军任命他手下的两名军官分别担任市长和省长。除了萨拉曼卡大学校长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新成立的市议会的大部分成员均由本地地主或参加叛变的军人提名。乌诺穆诺天真地相信，他的存在将是新统治者将文明行事的保证。事实上，市议会只不过是一块名为“合法性”的遮羞布。新市长依旧像担任军事指挥官时那样行使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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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遵循莫拉的指示，即要采取迅速儆戒性的恐怖手段，左派遭到了极其残忍和猛烈的打击。新任省长命令解散全省各市镇所有由社会党控制的地方议会，并用由“爱国分子”组成的新议会取而代之。由于在军事政变发生前的几个月里，萨拉曼卡实际并无暴力事件发生，所以大多数自由派和左翼人士并未企图逃跑。尽管如此，仍然发生了对自由主义者、左翼人士和工会成员的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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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枪党分子、卡洛斯派分子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成员创建了一支“市民自卫队”，构成这支队伍的各个准军事单位所发动的几乎不受控制的镇压行动，为寻报私仇与赤裸裸的犯罪打开了大门。养牛业主组建了一个被称为“猎人营”的骑乘纵队。长枪党武装纵队突袭村庄，把那些被指控为左派分子的人抓走。他们也在西葡边境巡逻，防止他们的猎物逃往国外。在该省的各个市镇，罢工者逐渐被逮捕并遭到枪决或监禁。在刑讯和拷打之后，有的人就此“失踪”，有人则被转到省立监狱当中。有很多被囚禁的人因为恶劣的卫生条件染病而亡，关押他们的建筑物原本只设计为容纳100名囚犯，但在内战期间却关押着超过2,000人，只供一两个人住的牢房里被塞入了12个人甚至更多。在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下，公共服务崩溃，当地学校没有教师上课。在全省各地，国民卫队开始追捕那些拒绝实施戒严令或者发动反对政变之总罢工的市镇长官。在没有国民卫队驻扎的村庄中，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将军命令当地右翼分子接管地方议会。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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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内西莫·雷东多的追随者以及由佛朗哥之友，臭名昭著的国民卫队指挥官利萨尔多·多瓦尔领导的一支部队抵达后，事态急剧恶化。7月23日，一群长枪党分子在前线聆听奥内西莫的长篇演讲之后，士气高涨地开赴萨拉曼卡。市政厅升起了长枪党的旗帜，后者要来了所有被关押的左派人士的名字。不久后，所谓的“提人”（saca）⑦行动开始，人们被从监狱里拖走，并在附近的乡间遭到枪决。事实上，在1936年春，当地右翼势力已经准备好了左翼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黑名单，并伺机要消灭他们。当地市长卡斯托·普列托·卡拉斯科医生和安德烈斯·曼索两人都为温和派。普列托·卡拉斯科是医学院一位放射学教授，他非常友好，有些不谙世故，他更倾向于道德重建运动，而不是武装斗争。1931年，他在被任命为过渡时期的省长之后，曾邀请其支持君主主义的前任共进晚餐。尽管如此，他仍然遭到萨拉曼卡天主教右翼分子的憎恶。在1933年，作为市长的他下达了对圣三一天主教医院的征收令，理由是后者无法为病患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但是，普列托·卡拉斯科自始至终都恪守公正平等的原则。 53 安德烈斯·曼索是一位督学和师范学院教授，他拥有法律学位，是一个以诚实和正直而闻名的人。那并没有什么用。他曾是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萨拉曼卡发行的报纸《土地与劳工报》的主编。在反叛者的眼中，他像市长一样也是颠覆分子，所以必须将其杀掉。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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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之所以仍留在萨拉曼卡，是因为他们坚信，只要他们没有犯罪，那么就没什么可怕的。然而事实却是，他们两人于1936年7月19日被捕，并被关押在省立监狱中。在他们刚来时，里面只关了65人，但是一周以后，在押人员数量就超过了400名。 55 7月29日，普列托·卡拉斯科和安德烈斯·曼索被从监狱中带走，提人的是当地长枪党领袖弗朗西斯科·布拉沃，随他一同前往的是来自巴利亚多利德的那些想为奥内西莫·雷东多之死寻求报复的右翼分子。这两个人的尸体在劳尔瓦达的一条排水沟里被发现，该地距离萨拉曼卡23英里（约37千米），在通往巴利亚多利德的公路沿线。传言大多是，他们是在一个模拟斗牛表演的仪式化场景中遭到杀害的。 56 新教牧师阿蒂拉诺·科科于12月9日遭到枪杀，因为新教徒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人民阵线的支持者，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其他那些遭到拘押、拷打和枪决的牧师身上。9月10日，在加的斯的圣费尔南多，另一位新教牧师米格尔·布兰科·费雷尔因为拒绝接受天主教的洗礼而被枪杀。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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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对自己最初曾支持军事反叛感到非常愤怒。1936年12月1日，他在写信给他的朋友金廷·德·托雷时提到了萨拉曼卡的生活：“这是一个愚蠢的恐怖政权。在这里，人们会在没有受到审判，甚至没有得到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遭到枪杀。据说有些人因为其共济会会员的身份而遇害，除了那些以此作为杀人理由的人正在行禽兽之事，我不知道这到底还能意味着什么。没有什么比军营与圣器保藏室中发生的两种精神错乱（dementality）之间的结合更糟的事了。在西班牙的精神堕落之外，怨恨、嫉妒以及对智者的仇视也接连出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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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后，乌纳穆诺在给托雷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我是多么幼稚，多么不可靠啊……你说萨拉曼卡因为‘元首’在这里而更宁静。可是，宁静？绝对没有。这里没有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和捕捉战俘的场面，取而代之的却是最为凶暴的迫害和无端的谋杀。关于‘元首’——我想你指的是可怜的佛朗哥将军——他对于这一镇压行动，这种发生在后方的恐怖行径，丝毫没有控制力。他眼睁睁看着它发生。后方的镇压行动是在那个变态、恶毒和不可理喻的怪物，莫拉将军的一手掌控之下。”他继续以厌恶的语气写道：“显然，那些如恶犬甚或有些如鬣狗一般的暴民，根本就对共济会或者其他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他们关押人民，施加‘罚款’——而这只是盗窃的代名词，他们甚至没收财产，并说他们是在执行判决结果。他们也会不经审判就进行枪决。” 59 他特别指出图斯克茨神父是为暴力行径进行过最多辩护的人士之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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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各地，左翼人士遭到其左邻右舍的检举，并遭到长枪党分子的追捕。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长枪党团体由好战的地主，退役陆军军官迭戈·马丁·贝洛斯领导，他的住宅中有一个大型军火库。 61 马丁·贝洛斯不知疲倦地为反叛事业出力。他是最为军方所信赖的平民人士之一。事实上，当他走在街上或出现在大饭店里时，就连军官也向他敬礼。在战争的头几天，他似乎短暂加入过由利萨尔多·多瓦尔少校领导的进入阿维拉的武装纵队。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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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贝洛斯在阿维拉的活动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他又回到了萨拉曼卡。他于1936年7月28日被他的朋友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任命为萨拉曼卡省议会的议长。他宣称“他不准备担任此职，因为他要执行军事任务”，并于4天后辞职，此后则致力于领导一支由地主阶级政党“农业联盟”成员、人民行动党和长枪党当地成员组成的武装纵队。他们在萨拉曼卡东部的拉穆尼亚地区横行肆虐，为叛军招兵买马并清洗共和派分子。毫无疑问，马丁·贝洛斯在前者上取得的成功与他在后者上的冷酷无情是彼此关联的。他率领多个长枪党群体在拉穆尼亚发动了一场激烈的镇压运动，许多刚刚加入长枪党不久的成员也参与其中，这场镇压之规模则使人想起在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大庄园经济区所发生的事情。在像埃尔佩德罗索、劳尔瓦达、坎塔尔皮诺和比略里亚这样的村庄，尽管在军事政变前没有发生明显的暴力事件，但还是有男人被枪杀，妇女遭到强奸。那些遇害者的妻子和姊妹，在剃光头发后被押着在村里游街示众。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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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贝洛斯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对众人的冷酷手段和对朋友的仁慈善举之间转换，这是其善变个性的典型体现。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尔佩德罗索村卫生站的医生，共和派分子何塞·德尔加多·罗梅罗，他被马丁·贝洛斯救出，从而免于被长枪党分子枪决。其他获救者包括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菲利韦托·比利亚洛沃斯和社会党人曼努埃尔·弗鲁托斯。 64 据说他还让一些熟人乔装打扮成妇女，并帮助他们越过西葡边境或抵达共和国控制区。还有人被他藏在自己的庄园里。他甚至与他的终生宿敌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达成了和解，据称，他曾为哲学家的3次到访支付费用，并在对方来访期间对哲学家针对该省发生的诸多暴行的谴责表示赞同。也有人声称，他阻止了当地长枪党分子的一个恶毒计划，即将何塞·安德烈斯·曼索的遗骸埋在萨拉曼卡公墓的入口处，以便所有进入公墓的人都能践踏他的葬身之地。 65 然而，安德烈斯·曼索的遗孀说，贝洛斯“与他手下的长枪党暴徒一道，将萨拉曼卡乡村的穷苦人家夷为平地”。他的纵队参加了在坎塔尔皮诺和埃尔佩德罗索的残暴镇压。8月24日，在坎塔尔皮诺有22名男子和1名妇女遭到杀害，许多妇女被强奸，并有近百名女性在被剃光头发后游街示众。 66 马丁·贝洛斯于1938年3月12日在萨拉曼卡因病去世。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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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枪党人安赫尔·阿尔卡萨·德·贝拉斯科震惊于那些将农产品带到萨拉曼卡市场来的农民的可怕沉默。“你可以看到他们既没有面包也没有正义。在那些头戴扁贝雷帽的村民中间，几乎所有人都在服丧，然而他们穿着的黑色丧服所哀悼的亲人，没有一个是死于前线的。”他们把他们的农产品用驴子驮着，或者直接扛在肩上，来到了一个肮脏的后街市场。在这里，他们可以避开在广场咖啡馆的露台上与陆军军官坐在一起的地主们幸灾乐祸的目光：“他们将商品放置在一个类似中世纪露天集市的狭小区域内，然后在恐怖的沉默中，沉默地工作。工作中的人们提心吊胆，恐惧攫取了他们的整个心灵，他们唯恐对耀武扬威的胜利者造成哪怕一点点的冒犯，因为被冒犯者可能以此指控他们反对军政府（人人皆知，一旦遭到指控，就必须得去坐牢，而且有时牢期相当之长）。”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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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各地的叛军控制区，还是有些杀人凶手会感到内疚，但他们的这种内疚会在高级神职人员的辩护中得到缓解。8月中旬，萨拉曼卡主教座堂的高级教士阿尼塞托·德·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在国家广播电台上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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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当一个人心中确知，杀戮与死亡均是依主之所愿行事时，他用手枪和步枪射击时双手就不会颤抖，他在面对死亡时就会神色自若。它是神的意旨吗？是神的意旨，让我在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吗？是神的意旨，让我在需要的时候，杀戮他人吗？这是神圣的战争，还是可悲的军事政变？那些在今天以反叛者身份行动的勇士，他们拥有最深刻的宗教精神，是对上帝和祖国抱有坚定信念的士兵，是每天都领取圣餐的青年人。我们的战斗口号，就是十字军的口号：它是神的意旨。天主教西班牙万岁！崛起吧，伊莎贝拉一世的西班牙！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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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拉主教在向教区司铎发出的训令中，暗示要协助掩盖未经审判即处决囚犯的做法：“如果在乡间意外发现一具看似是革命同情者的尸体，但并无官方记录确认其被合法当局正式处以死刑，那么，在处理此类频繁发生的可悲案件时，应简单地记录‘在乡间发现的尸体……由教会予以埋葬’。但是，教区司铎必须确保避免留下任何有可能暴露肇事者身份或者有关这起不幸死亡事件之原因的痕迹。” 70 神父发出的“品行良好证明”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如果神父拒绝证明某人是一个积极履行信仰之义务的天主教徒，那么就相当于是在告发此人。那些签署证明以拯救某位教区居民免于死亡或监禁之命运的神父遭到了其上级的严厉责罚。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大主教指出，这种基督徒的仁慈之举会带来耻辱。他命令其主教辖区中的神职人员不要为属于“反基督的马克思主义社团”的任何人签发证明。而在考虑是否为所有其他人签发证明时，也不应该有“基于人道主义动机而产生的胆怯或犹豫”。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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