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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曼卡主教恩里克·普拉·丹尼尔蒙席在一份著名的牧函中宣称，军事反叛是一场宗教战争。这封牧函于9月28日发出，基于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魔鬼之城”的概念取名“双城”。在其中，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该隐的子孙，他们残杀手足，因嫉恨而杀人，他们挥动手中的屠刀，只因那些殉难者在培育良知与美德。”1942年初，恩里克·普拉·丹尼尔成为托莱多的大主教。在萨拉曼卡主教座堂的告别布道中，他对于这座他即将离开的城市从未遭到出自“赤色分子”之手的任何暴力而表示感谢。而相应地，正如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仅仅因为是共和派分子或社会党员而丢掉性命。当地报纸《前进报》（El Adelanto）的斗牛表演评论员，深受欢迎的何塞·桑切斯·戈麦斯也遭到处决，因为他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朋友。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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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一样，萨拉曼卡的首批受害者也是那些反对军事政变的当地知名左翼政治家或工会领袖。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也是右翼分子中意的目标。镇压波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很快那些通过散发传单或充当会议服务员等方式帮助人民阵线的普通人也成为迫害对象。在某些情况下，支持中间派团体的人也被送上审判席，并被控以导致右派选票流失的罪名。就像在许多地方一样，遇害者被那些觊觎其财产或妻女的人告发。对于那些拥有产业的人士来说尤其是如此。在此类审判常态化以后，有钱的受害者经常遭到那些所谓“辩护人”的勒索。事实上，“辩护人”往往只是法庭的传声筒而已。尽管如此，马西亚诺·迭斯·索利斯中尉的勒索之举仍然一度得逞。被告得知自己将会面临严厉的判决，但是如果付出一定代价，迭斯·索利斯就能帮助自己减轻处罚。迭斯·索利斯的行径最终被叫停，不是因为敲诈勒索，而是因为他被发现是一个同性恋者，并且曾经试图胁迫他的一些受害者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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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7日，新近上任的省长马塞利诺·加维兰·阿尔穆萨拉中校与倒戈的共和派律师华金·德尔·莫拉尔在莫拉将军位于布尔戈斯的司令部中进行了一次交谈，谈话透露了叛军当局的普遍心态。德尔·莫拉尔声称：“在西班牙，懦夫却穿着最为光鲜的衣服。在西班牙，恐惧被装扮成正在消解的冲突、对于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容忍，并为追求共识的老套话术所遮掩。无人敢于面对祖国的根本问题。”加维兰表示同意：“我们必须摆脱有关人权、人道主义和博爱的瞎话，以及其他共济会式的陈词滥调。”接下来又是一场热烈的交谈，他们提到了在马德里消灭“电车工人、警察、报务员和看门人”的需要。当时有一个在场者建议，在公寓楼门口的布告上写着的“进入前与看门人打招呼”应改为“进入前将看门人干掉”。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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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试图通过展示对左派的极端仇恨来掩盖自己短暂的共和派历史的人中，华金·德尔·莫拉尔可能是一个典型代表。作为一个曾经加入过共济会的律师，德尔·莫拉尔在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独裁统治结束后加入了某共和派政党。他撰写文章激烈反对君主制，但从未得到任何政治职务。他对此深怀怨恨，并将他的失败归咎于他自认为的选举舞弊行为，于是他转而反对共和国，并对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人展开了恶毒攻击。普列托是“财阀”，阿萨尼亚是“穴居者”，而弗兰塞斯克·马西亚则是“偏执的老家伙”。那些在政府中身兼数职的人是“目不识丁的寄生虫”。德尔·莫拉尔曾因涉嫌参与1932年圣胡尔霍政变的密谋活动而在毕尔巴鄂遭到逮捕。他被4位军事密谋者聘为辩护律师。然后，他写了一本鼓吹圣胡尔霍政变的书，他在书中将对政变头目的审判与监禁当成对他们的残酷迫害而加以谴责，并因阿萨尼亚在实施军队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而将其描绘成一个无知的懦夫。由此，德尔·莫拉尔与1936年的密谋者们建立了如胶似漆的关系。当他在马德里的公寓于同年8月遭到以“共和国山猫”（Los Linces de la República）而闻名的民兵组织的搜查时，相关的文件证据被发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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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德尔·莫拉尔正在布尔戈斯，他很容易就使自己成为莫拉将军的随从人员。由于他对共和派与社会主义运动之内幕有详细了解，他承担了选取逮捕目标的任务，同时也负责编制针对布尔戈斯监狱在押人员的死刑黑名单。他因为对处刑的变态享受而臭名昭著。每天早上，他都会带上一群朋友前往行刑现场，观看临刑者在被枪决之前乞求宽恕的情景。卡瓦内利亚斯将军针对这种令人作呕的“黎明郊游”向佛朗哥提出抗议，而后者通常只是将此事知会德尔·莫拉尔而已。后来德尔·莫拉尔给卡瓦内利亚斯写信，努力想要得到后者的支持。将军告诉自己的儿子说：“我的答复是，我很后悔与他相识，他所行的都是毁坏之事，我已经知晓他对于观看行刑的热情，以及他通过制造惨剧而获得的快感，并对此深感厌恶，我把他当成一个恶棍。”与卡瓦内利亚斯拥有相同看法的，还包括莫拉将军的私人秘书和长枪党人马克西米亚诺·加西亚·贝内罗，后者曾在写作中提及德尔·莫拉尔的“非人之邪恶”。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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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尔·莫拉尔为一些人所不齿，但是他的杀戮激情却让他得到了回报，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又得到了晋升。在佛朗哥于1936年10月1日被宣布为反叛方首脑之后，在起初被称为“技术执政团”（Junta Técnica）的政府架构下成立了7个委员会，这也就是佛朗哥政府各部的雏形。其中第2个成立的是司法委员会。在接下来的3周里，包括高级军事法院和监狱监察局在内的各个下属部门纷纷成立。华金·德尔·莫拉尔被任命为监狱督察官。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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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高层与高级神职人员的复仇行动给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大部分地区造成了沉重打击。该地区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更加便于叛军的快速歼灭行动。在极端保守的索里亚省，尽管其首府仅有10,098名居民，但是仍有300多名当地人与被从瓜达拉哈拉带过来的其他人一起遭到处决。索里亚在共和国时代并无暴力事件发生，对军事政变也未进行任何抵抗。7月22日，卡洛斯派义勇军的抵达触发了杀戮行动启动的按键。那些遇害者的妻子被迫签署文件，声明她们的丈夫只是“失踪”了。 78 在邻近的塞哥维亚，尽管也没有发生任何抵抗，但在内战期间还是有217次非法处决，另有175次则是执行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决。另有195人死于狱中。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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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哥维亚的全部当地驻军长期以来一直都在筹划政变。然而，属于中间派共和政党“共和派同盟”的当地省长阿道弗·查孔·德·拉·马塔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告诉各左翼政党代表说他对当地驻军充满信心，并且拒绝向工人发放武器。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点，查孔·德·拉·马塔被驻军军官和国民卫队逮捕。半小时之后，反叛方颁布了戒严令。当地邮政总局、电话和电报局、市政厅和“人民之家”均被部队占领。对于左派来说，他们失去了领导，没有武装，而且人数也不占优势，所以除了进行零星的和平罢工行动，无法做出任何其他抵抗。 80 查孔·德·拉·马塔于10月13日在巴利亚多利德被指控参与“军事叛乱”而受审，他被判处死刑并于12月5日遭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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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省广大地区，罢工在铁路干线沿线的各城镇中展开。尽管当地工人除几支猎枪外别无其他武器，但他们还是利用国民卫队集结于省会期间所造成的地方力量真空，在各村镇中建立了人民阵线委员会。然而，当国民卫队在长枪党与人民行动青年团的随伴下返回时，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重新接管了权力。左派分子被解除武装并遭逮捕。还有包括市议员与学校教师在内的其他很多人，其中有些人既非左翼也不属于政治活跃分子，也被毫不犹豫地枪杀。对新当局未表现出足够热情的人被强灌蓖麻油。在该省南部的埃尔–埃斯皮纳尔，国民卫队与装备低劣的劳工之间爆发了力量对比悬殊的冲突。在卷入冲突的84名劳工中间，有32人随后遭到审判并被枪决。按照佛朗哥当局的说法，该省很快就基本恢复了平静。然而，针对自由主义分子和左派人士的逮捕仍在进行，而后者却一度坚持认为，他们什么都没干，所以不会有什么祸事发生。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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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案例中，恐怖行径——劫掠、酷刑、性侵犯和谋杀——都是在新任省长（一位国民卫队少校）的松散监管下由长枪党分子实施。军事当局会将其在制度上进行合理化，对此种行径故意视而不见，给予许可甚至直接下达命令，杀害那些已知的共和国支持者，或者仅仅是被怀疑支持共和国的人。就像在西班牙的所有叛军控制区一样，在塞哥维亚，军方也会从民间招募所谓的治安维持人员，派他们去做后来某位长枪党领导人所谓的“脏活”。哪怕是在一个城镇或村庄完成“清洗”之后，针对那些早先被告发入狱的人，甚至曾经“庆祝”某些周年纪念日或者其他事件的居民的杀戮行动仍在继续。 82 在塞哥维亚，反叛方已公开承认，“长枪党各机动分队，在为其提供行动路线的省长的直接命令下，正前往全省各地解除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武装”，防止公共秩序遭到破坏。当该省南部的圣拉斐尔被占领时，包括两名17岁女孩在内的俘虏遭到枪杀。在塞哥维亚城，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劳工，以及被认为拥有自由主义或进步观点的某些（自由主义分子经常从事的）特定职业的从业者。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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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城镇的“人民之家”均遭洗劫并常常被强制征用，但第一步是四处搜查左派政党或工会成员的花名册。如果谁的名字在花名册上出现，那么他就可能招致谋杀。同样地，长枪党团体所执行的处决，往往只是基于被害者的共和派分子、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军事政变反对者的身份。指控的有效性没有得到任何司法程序的确认。人们在村庄里被捕之后，被告知可以在司法当局面前进行陈述，但是有些人在押赴省会的途中就被杀掉了。其他人首先被带到当地的长枪党总部经受酷刑折磨，被强灌蓖麻油并遭到各种殴打。“逃跑法则”得到频繁的应用，它在当地被称为“猎狗或野兔比赛”。据传言，在押者被以转移监狱为名用卡车运走，然后在途中被放下卡车，并被告知他们可以自由离开。当他们逃离现场时，就会从背后遭到枪杀。有些杀戮事件的执行者甚至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在灭门案件中，为了增加父母的痛苦，凶手通常会首先射杀孩子。尸体一般会被留在原地，这也是一种恐怖手段。接下来，被枪杀者的家里会收到信件，信中会贼喊捉贼，要求其家人提供被害者的下落，或者会要求他们参军。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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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叛军武装纵队抵达时，地主们抓住机会对共和国的改革施加报复。被认为属于颠覆分子的劳工遭到揭发。在数个村镇，一些几乎不具备任何政治层面的重要性的个人也遭到枪杀，例如在纳瓦斯–德奥罗，长枪党分子实际上就是随机选取了5个人进行处决。在那里，有个当地豪强人物出了一大笔钱雇凶将当地左翼市长的脑袋砍了下来。豪强的儿子们身着最近得到的长枪党制服，在镇压行动中表现突出。塞哥维亚的长枪党党员数量，从7月18日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区区30人迅速增长至数百人。被认为以自由主义思想毒害劳工心智的乡村中小学的进步教师，在塞哥维亚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目标。在一些地方，当地居民阻止了对学校老师或其他一些深受爱戴的共和派人士的谋杀企图。在人民阵线委员会得以维持权力达数日之久的少数几个城镇中，还发生了特别残酷的镇压，然而那里并未发生过针对右翼的暴力，甚至都没有右翼分子遭到逮捕。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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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伦西亚这一同样保守且遇到很少抵抗的省份，在今天，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该省被处决者人数共计约1,500人，达总人口的0.72%。遇害者中有省长、市长、矿工以及在省会领导反抗政变之行动但未能取得成功的其他左翼人士。他们被控以军事叛乱罪。帕伦西亚北部城镇的矿工死伤最为惨重，但在更南面一些的城镇，如卡里翁–德洛斯孔德斯、阿斯图迪略和奥索尔诺，镇压同样也很酷烈。在全省各地，遭遇处决的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在1.1%到3.3%之间。莫拉的戒严令被用来证明镇压的正当性。那些未能在两小时之内上交任何一件手中武器的人遭到枪杀。而那些上交武器的人也遭到扣押并被处决。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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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邻近的莱昂省，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政变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但是镇压的力度却相当之大，特别是在北部的矿区和其他3个主要城镇：位于奥伦塞省边界附近的蓬费拉达，以及通往萨莫拉省边界的拉巴涅萨和阿斯图加。 87 尽管莱昂主教何塞·阿尔瓦雷斯·米兰达蒙席起初对政变表现出强烈的热情，然而杀戮行动的规模把他吓坏了，于是，他开始与当地军方进行交涉，试图使包括莱昂学院的文学教授曼努埃尔·圣玛丽亚·安德烈斯在内的部分被捕人士获得宽恕。圣玛丽亚于7月底被关进了臭名昭著的圣马科斯监狱，他被捕只是因为他是阿萨尼亚的左翼共和党中的知名党员。9月4日，他与省长和其他29名共和派人士一起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和家人前往布尔戈斯给他说情，成功地将判决减为有期徒刑。有关这一让步的消息先于他们抵达莱昂市，而当他们返回时，迎接他们的是一排子弹。为了回应军事当局的抗议，这一减刑决定被撤销。全部31人于1936年11月21日被枪决。主教大人因为胆敢质疑军事法庭的权威而被课以高达1万比塞塔的罚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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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莫拉，政变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不过铁路工人的抗争行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省首府及该省主要城镇托罗，监狱里很快就人满为患。殴打、折磨和残害，以及对女性在押人员的强奸频繁发生。与其他地方一样，社会党人、工会成员、共和国官员和学校教师是受迫害的目标。根据当地历史研究者的统计，该省有超过1,330人被杀害。1936年7月31日至1937年1月15日期间，共有875具尸体被埋葬在圣阿蒂拉诺的公墓里，并被草草登记为“发现时已死亡”或“执行死刑判决”。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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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众多地方一样，在萨莫拉，镇压殃及无辜者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其中最极端的案例，或许就发生在世界著名小说家和无政府主义同情者拉蒙·J.森德的妻子安帕罗·巴拉扬身上。在战争开始时，森德与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正在塞哥维亚的圣拉斐尔度假。他决定回到马德里，并告诉安帕罗带着孩子们回到她的家乡萨莫拉城，他相信那里会是安全的。然而，1936年8月28日，在安帕罗针对其兄弟安东尼奥于当天早些时候遇害一事向军事长官提出抗议之后，她与她7个月大的女儿安德烈娅一起被关进监狱。这位32岁的母亲既没有犯罪，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却遭到虐待并最终于10月11日被处决。她因自己是一名独立的摩登女性而获罪，她招致憎恨是因为她摆脱了萨莫拉地区的荒谬可笑的偏见，并且在只进行婚姻登记（而没有在教堂举行仪式）之后就与一名男子成婚并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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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帕罗的遭遇并非个例。有很多母亲，她们被关押在气温低于零度的环境中，没有铺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婴儿死去，因为她们被剥夺了食物和药品，所以也就无法用母乳喂养她们的孩子。逮捕安帕罗的其中一名警察告诉她说，“女赤党没有任何权利”，并且“你在有孩子以前应该想到这一点”。另有一位名叫皮拉尔·菲达尔戈·卡拉萨的女性在贝纳文特被捕，因为她的丈夫何塞·阿尔莫伊纳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当地分支机构的书记。在她遭到拘留并被送往萨莫拉城的8小时之前，她刚刚诞下一个女婴。在监狱里，她每天被迫多次爬上一段陡峭的楼梯，以便接受讯问。这引发了危及生命的大出血。监狱医生佩德罗·阿尔门德拉尔被叫去处理。他拒绝为皮拉尔或她的婴儿开出任何处方，并告诉她，对她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法是死亡。很多年轻女性在被杀害之前遭到强奸。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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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社会冲突相对较少的布尔戈斯在叛乱之初就落入叛军之手。在该省首府，共和国当局成员被立即拘捕，其中包括省长，以及军区司令多明戈·巴泰特·梅斯特雷斯。作为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巴泰特曾凭借相对温和的手段镇压了1934年10月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反叛，因此为众人所瞩目。持极端中央集权主义立场的右翼分子对他表示鄙夷，因为他避免了一场他们认为正适合用来对付加泰罗尼亚民众的儆戒性杀戮行动。当巴泰特拒绝加入叛军时，他遭到逮捕。但他没有被立即处决，因为莫拉基于与他长期以来的交情出手进行了干预。然而，佛朗哥之后介入了对巴泰特的审判，以确保他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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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8月至10月期间，布尔戈斯共发生了四百多起法外谋杀案件，而在全省各地，还有1,000人遇害。总的来说，在布尔戈斯，有超过1,700人被叛乱分子杀害，或是在极度拥挤的监狱中因遭受虐待而亡。年代久远的圣阿格达监狱原本设计为关押200名囚犯，然而实际关押人数却达近千人；而设计容纳人数为900人的布尔戈斯中央监狱则被塞进了3,000人。那些等待处决者中有工会领袖、共和国民政官员、学校教师和曾为人民阵线贡献选票的人。被处决者中还有一些儿童和妇女（其中还有怀孕女性），这些妇女是“代亲受过”（right of representation），这一怪诞理由意味着她们将代替已不知所踪的丈夫受死。另有5,500人遭到殴打、折磨或者监禁。截至2007年，已有约550具尸骸被从无标记的乱葬坑中挖掘出来。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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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卡斯蒂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实施暴力活动的人员包括新近招募的长枪党分子、其他右翼团体中较为年轻的成员、学生、年轻的地主子弟以及地主家的长工。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为了获取金钱，攀附权贵，或是为了抹去自己过往的左派历史而参与其中。正如在共和党控制区的情况那样，也有犯罪分子利用这些可怕的机会享受暴力与强奸的快感。 93 地主怂恿他们并常常给予他们资助，同时当地居民也会为他们提供情报并进行告发，后者这样做或者是出于恐惧，或者是因为他们曾在某个方面感受到了来自共和国立法的威胁。这些团体手中有军方为其提供的车辆与武器，其行动又得到了教会的辩护，因此能够不受惩罚地自由行动。在包括贫苦小农到富有地主在内的当地保守派集团的思想中，所谓敌人，就是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者。换言之，就是那些曾经鼓励无地劳工谈判以获得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工会人员，那些支持他们的左翼市政官员，以及那些传播抗争与世俗观念来说服穷人质疑既定秩序的学校教师。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共和主义之社会基础的进步团体与个人是镇压的首要目标。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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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叛乱在阿维拉省迅速取得成功，但是当地镇压行动也非常严酷。7月19日凌晨，省府已落入国民卫队手中，人民阵线政府成员遭到拘留，奥内西莫·雷东多与他的18名追随者已被从省立监狱释放。8月4日，阿维拉省省长曼努埃尔·西赫斯·阿帕里西奥被枪杀，他同时也是一位共和派作家和阿萨尼亚的朋友。小镇和村庄的抵抗更为激烈。来自省城的包括国民卫队、陆军士兵和长枪党分子在内的武装纵队，于7月21日迅速夺取纳瓦尔佩拉尔，并于次日占领拉斯纳瓦斯。然后，来自马德里的一支民兵纵队在胡利奥·曼加达中校的率领下抵达此地，并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令多个村庄再度易手。当8月期间这些村庄被叛军部队再度占领时，镇压行动尤为酷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卫队军官利萨尔多·多瓦尔领导纵队自萨拉曼卡抵达这里的结果。奥内西莫·雷东多在发生于拉瓦霍斯村的一场长枪党分子与曼加达的民兵武装之间的冲突中丧生，这同样也促使在阿维拉地区的镇压升级。在随后的几个月，以及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乡间道路上不时会出现尸体。全省有600多人被处决。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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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维拉省的行动期间，佩格里诺斯村于8月30日被有长枪党分子随同行动的一支土著正规军部队攻占。他们在此恶名昭彰。当时，有两位共和国方面的护士坚持留在设立于乡村教堂里的临时野战医院中照料伤员，但是医院遭到炮击，接下来伤者被冲进来的叛军用刺刀挑死，包括两位护士在内的多名女性被摩尔兵和长枪党分子强奸。房屋遭到洗劫，其中还有很多遭到纵火。当村庄被共和国方面夺回时，人们看到这两位护士和现场另一名遭到性侵犯的14岁女孩已陷入崩溃状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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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被害者的家属来说，痛苦并没有以失去家中的男人而结束。处决行动中的可怖细节会从行刑队员那里传到被害者家属的耳中，因为前者常会公开吹嘘他们的杀人情节。他们会津津有味地讲述被害人是如何乞求得到一点饮水，以及因恐惧而大小便失禁的。被处决之左派幸存的家人也常常会被处以罚款。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罗德里戈城的银行经理爱德华多·阿帕里西奥·费尔南德斯的遭遇。此人是一位泛自由主义人士，他在1936年12月15日与其他7个人一起被捕。第二天凌晨，根据当地军事指挥官针对他们下达的释放命令，这8个人都被从他们的牢房中提出来。他们被带到附近的一个庄园中，在那里他们被枪杀，尸体被埋在一个浅浅的墓坑里。爱德华多·阿帕里西奥的家人于12月24日获准将其埋葬在贝哈尔的墓地中。当战争结束时，也就是他死亡28个月之后，爱德华多·阿帕里西奥被控须承担政治责任而遭到法庭传唤。因为他已于1936年12月15日被“释放”出狱，所以法官要求他的遗孀告知他的去向。对他的指控包括：他曾经佩戴红色领带；他曾在罗德里戈城的赌场中宣布卡尔沃·索特洛遭到谋杀的消息；他曾是社会党党员。第三项指控明显不实。根据前两项指控，死者被判处500比塞塔的罚款，而这笔款项不得不由其遗孀支付。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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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亲人未能得到适当的安葬且未举行必要的仪式，这在所有受波及家庭的成员心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如果能拜谒亲人的坟墓，在墓前献花并寄托哀思，受害者亲属在面对亲人亡故的事实时还能得到些许抚慰。但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遇难者的家人都遭到回绝。死者的尊严被窃取，这引发了强烈的痛苦。在像卡斯蒂利亚和纳瓦拉这样的天主教烙印很深的地区，家属们尤为难熬。在那里长大的那些人，无论是不是天主教信徒，他们都普遍相信，死后身体将被埋葬，灵魂则到往天堂、炼狱或地狱。大多数天主教徒会认为，他们死去的亲人会前往炼狱这一“中转站”，在此涤除罪孽后方能继续升往天堂。尘世的亲朋好友可以通过祷告、在教堂里点燃蜡烛，或者付钱举行弥撒仪式等方法来加速这个过程。在卡斯蒂利亚，甚至还存在一些致力于为死者进行祷告的宗教社团。对于那些有亲人在镇压中被害的天主教家庭来说，所有这些精神上的慰藉均被剥夺。所有遇难者家庭，无论其是否拥有天主教信仰，原有的哀悼与来自社区的支持均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污蔑、羞辱、威胁和经济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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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上复仇行动只是仇恨升级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然而，官方也参与其中。在叛乱成功的几天之内，所有未全力投身叛乱事业的省长和高级警官均遭解职。通过7月28日颁布的法令，反叛方的“国防执政团”宣布在西班牙全境实施戒严，这便正式批准了之前所有地方性的戒严行动。它指明“任何公职人员、地方当局或市镇委员会，对于我或我之下属职权范围内提出的，关于重建秩序或贯彻该法令各条款之实施的要求，如未能立即予以协助，将即刻被无条件予以停职，战时政府将追究其责任并提起相应的刑事诉讼”。 98 首当其冲的就是教师阶层。大批教师遭到解雇，有很多被捕入狱。他们所受的指控往往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比如曾佩戴红色领带，曾阅读共和派的报纸，曾为共济会员、无神论者或反法西斯主义者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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