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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93 莫拉在他位于布尔戈斯的第一个司令部中发表了一系列的广播讲话，在所有这些讲话中，他都在强调自己关于持续不断的无情镇压的承诺。7月31日，在潘普洛纳电台的广播讲话中，他宣称：“我可以利用我们目前的有利条件与敌方谈判以解决此次冲突，但我并不想这么做。我想要打败他们，我想让我的意志，以及你们的意志，凌驾于他们之上，并将他们彻底消灭。我希望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红色旗帜，将作为一场梦魇而为历史所铭记，而这场梦魇那时已经为爱国者的鲜血所洗刷干净。” 100  8月15日，他在布尔戈斯的卡斯蒂利亚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会接受投降，除了碾压式的决定性胜利，不会有其他结局。” 101  1937年1月28日，他在萨拉曼卡国家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在否认有任何德国志愿者站在叛军一方作战之后，他谴责共和国领导人为“叛徒、纵火犯、杀人凶手和银行劫匪”。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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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95 8月20日，莫拉把他的司令部搬到了巴利亚多利德的市政厅，他将在那里待上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前往萨拉曼卡，接待了胡安·亚圭上校的到访，并对其在巴达霍斯大肆屠杀左翼的“成果”表示祝贺。当亚圭到时间须离开的时候，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他车队的周围。莫拉上前拥抱他，并称他为“我最喜欢的门生”。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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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97 尽管亚圭没有参与，然而一场非洲殖民战争式的狂暴还是席卷了整个加利西亚地区。即使与旧卡斯蒂利亚各省份相比，加利西亚全境的镇压规模与当地有限的抵抗的对比，也显得非常不成比例。 104 事实上，那里的镇压行动与发生在纳瓦拉和拉里奥哈的镇压程度相当。好斗的卡洛斯派分子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发生在后两个地方的镇压。然而，尽管加利西亚是一个高度保守的地区，但是在军事政变之前，极右翼在此并不是一股很强的势力。7月20日，叛军接管了这一地区。只有拉科鲁尼亚、比戈和费罗尔出现了明显的抵抗，然而这些抵抗都是孤立发生的，在月底之前就已被粉碎殆尽。在比戈，当叛军宣读戒严令时，人们群起抗议，有27人死于当地驻军的枪弹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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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4999 在政变发生后的头几天，只有一百多人遇害，死亡人数相对较少。此后，在8月1日至12月底的5个月内，处决行动的速度加快，有超过2,500人遇害。最近的研究发现，加利西亚的被处决者总数达4,560人，其中包括79名妇女。只有836人死于法庭判决，其余均为法外杀戮。镇压最为残酷的地区是拉科鲁尼亚（有近1,600人被处决）和蓬特韦德拉（有近1,700人被处决）。在这两个大西洋沿岸的省份，人民阵线赢得了胜利，虽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作风稳健的中左翼共和派议员。在中间党派赢得大选的卢戈省，有418人死亡，其中2/3的人死于法外处决。在西班牙复兴党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大获全胜的奥伦塞省，共有569人遇害。 106 加利西亚的经验表明，与在卡斯蒂利亚一样，反叛分子的目的不仅是要打败左派，而且是要根除一种理想，并通过恐怖手段迫使广大民众无条件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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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01 从1936年2月到7月，在加利西亚各地，右翼民间组织与军事密谋集团进行了紧密合作。在美丽的拥有中世纪大教堂的城市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人民行动青年团和长枪党成员在军营中接受训练；而在奥伦塞，西班牙复兴党的当地成员与国民卫队保持着密切联系。与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相比，在加利西亚，除了在圣地亚哥、比戈、奥伦塞和费罗尔发生过长枪党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导致伤亡的街头武斗，其他地方的混乱情况要少得多。在加利西亚的各个省份，当叛乱的消息传来时，共和国当局对于控制局势颇有自信，甚至可以说是过分自信。各工会组织，特别是全国劳工联盟，试图组织民众抵抗，但是省长害怕爆发革命，因此拒绝发放武器。在繁忙的港口城市拉科鲁尼亚，当地省长，时年26岁的法学教授弗朗西斯科·佩雷斯·卡瓦略听从来自马德里的电报指示保持冷静，并对当地国民卫队予以信任。加利西亚军区（第8军区）司令长官恩里克·萨尔塞多·莫利努埃沃将军并非政变集团的党羽，这也是佩雷斯·卡瓦略在决定采取行动时举棋不定的一个原因。当萨尔塞多拒绝在未得到其朋友圣胡尔霍之消息的情况下宣布戒严令时，他遭到密谋者逮捕并最终被处决。与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忠于共和国的拉科鲁尼亚军事指挥官以及费罗尔的海军军械库指挥官等重要军事指挥人员。佩雷斯·卡瓦略在省长办公厅遭炮击之后被迫投降。而听信其保持冷静之言论的全省绝大多数市镇当局眼下仍然相信，一场总罢工将足以挫败政变。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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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03 于是，微不足道的抵抗与来势凶猛的镇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拉科鲁尼亚实施的戒严引发了费罗尔海军基地的抵抗行动。在“西班牙”号和“塞韦拉”号上爆发的水兵起义遭到粉碎。炮轰过后，市政厅和“人民之家”在得到不会有报复行动的虚假承诺之后宣布投降。7月26日，反对叛乱的水兵开始遭到处决。8月3日，负责基地的海军将领被控以“擅离职守罪”，并在接受审讯后被判处死刑。负责公共秩序的国民卫队上尉维多利亚诺·苏安塞斯监督实施了一场极其野蛮的镇压行动，长枪党小分队被准许自由行动以消灭共和派分子。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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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05 陆军部队与国民卫队从拉科鲁尼亚和费罗尔出动，前往全省各个城镇与乡村组织“绥靖行动”。尽管在加利西亚焚烧教堂的案例并不多见，但是在贝坦索斯，撤离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内放了一把火。结果就是招致了更为猛烈的镇压。在拉科鲁尼亚以东的库蒂斯，零星的抵抗遭遇强力镇压。在全省范围内，长枪党方面突然发现，其组织中涌入了从失业者到不法分子等形形色色的新募人员。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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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07 回到拉科鲁尼亚，国民卫队的弗洛伦蒂诺·冈萨雷斯·巴列斯中校被任命为公安特派员。作为一名亲长枪党的军官，他曾在阿纳斯塔西奥·德·洛斯·雷耶斯·洛佩斯的葬礼结束之后，于马德里组织国民卫队人员发动了一场反对共和国的示威。他遭到逮捕并被短暂关押以示惩戒，随后被调往拉科鲁尼亚，他在当地的叛乱事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他充分利用规模迅速扩大的长枪党组织，发动了一场特别残酷的镇压。冈萨雷斯·巴列斯于7月24日下令将省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斯·卡瓦略枪决，与后者一同被害的还有突击卫队指挥官及其副手。被害者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审判。佩雷斯·卡瓦略的死因最初被登记为“死刑处决”。由于这一点暗示着，（正如新闻界所认为的那样）曾进行过正式的审理和判决，所以后来其死因被更改为“内出血”。 110 紧接着，就是针对加利西亚的大批工人与学校教师，以及这一地区部分最杰出的医生、律师、作家和教授的处决行动。8月初，对共和党当局其余成员的审判开始。他们被控以双重罪名：在7月20日以前支持共和国，以及未支持7月20日的起事。被冠以“圣地亚哥骑士团”或“拉科鲁尼亚骑士团”等名号的长枪党团体开始进行法外处决。负责领导“拉科鲁尼亚骑士团”，“在遭到颠覆分子攻击的省内各地区展开镇压和绥靖行动”的是贝尼托·德·阿罗·伦布雷拉斯中校，他的兄弟，就是在韦尔瓦恶名昭著的格雷戈里奥·阿罗·伦布雷拉斯。为了掩盖加诸囚犯的酷刑和他们的失踪，叛军往往会宣称他们在企图逃跑时被己方射杀——这正是对所谓“逃跑法则”的应用。弃尸地点往往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十字路口或桥边等处，这是为了使恐怖效果最大化。许多尸体被直接扔进大海，而当它们随着收起的渔网再度重见天日时，人们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恐怖无处不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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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09 在弗朗西斯科·佩雷斯·卡瓦略被捕之后，他的妻子，一位知名女性主义知识分子，31岁的胡安娜·玛丽亚·克拉拉·卡德维列·圣马丁被指曾竭力要求其丈夫武装工人并协助组织抵抗。控方从未拿出任何证据。胡安娜·卡德维列早已招致了地方右翼分子的强烈憎恨，因为他们认为她所持有的观点非常危险，并且她的丈夫对她言听计从。当战斗开始时，佩雷斯·卡瓦略已安排她离开，并让她待在一个药剂师朋友的家中。他朋友的家人由于知道她已怀孕，所以就没有向她透露其丈夫的死讯。有一天当她自己在家时，她打电话给省长办公室，试图了解有关她丈夫的消息。冈萨雷斯·巴列斯告诉她，她的丈夫现在很好，他会派一辆小汽车去接她，让她和她的丈夫团聚。汽车把她直接送到监狱。她于一周之后被释放，并与另一位朋友的家人离开拉科鲁尼亚，前往比拉沃阿避难。几天之后，根据冈萨雷斯·巴列斯的命令，胡安娜·卡德维列于8月17日被国民卫队拘留，然后她被带回拉科鲁尼亚，并被移交给一个长枪党小分队。她于次日被害。凶手们似乎考虑过用毒药使她流产，或者直接将她扔进大海，但是最后决定开枪打死她。她的尸体出现在距离拉科鲁尼亚很远的地方，具体位置是在东边的卢戈省的拉瓦德。她的头部和胸部中弹，这具身体在不久之前还经历过流产。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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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11 有关胡安娜·卡德维列曾遭强奸的流言在四处传播。在加利西亚，共和派妇女被强奸、被殴打、头发被剃光、被强灌蓖麻油、被关押以及被迫与她们的孩子分开，诸如此类的暴行普遍存在。玛丽亚·普里菲卡翁·戈麦斯·冈萨雷斯，蓬特韦德拉省南部市镇阿卡尼萨的共和派市长，也是加利西亚大区唯一的女性市长也遭逮捕，并在一场简易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她已怀孕，所以她的死刑执行得到延期，最终她的判决被减为无期徒刑。她在臭名昭著的萨图拉兰监狱（比斯开省）中服刑7年，直到1943年获假释出狱。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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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13 在拉科鲁尼亚，接受军事法庭判决的被告通常会在清晨时分由行刑队执行死刑。尽管如此，在行刑现场出现围观人群可谓司空见惯。然而，这些都无法与1936年10月23日的场面相比。受刑的是8名被强征入伍的年轻人，他们受到的指控是密谋反叛其上级军官。当天午后时分，他们先是被押着在城里游街示众，然后在大批民众的围观下被执行死刑。当面对行刑队时，他们高呼“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显然破坏了公开处决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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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15 加利西亚的镇压运动以来自教区司铎、长枪党人或怀有敌意的邻居的大量指控而著称。在乡村地区，这可能反映了贫穷所引发的怨恨。也有与叛军作对的职业人士遭到告发的案例，比如杰出产科医生欧亨尼奥·阿沃内斯遭遇逮捕并随后于拉科鲁尼亚被害——他曾于1931年当选社会党国会议员，但在内战爆发时，他退出政治舞台已有数年之久。而他的“罪行”是治疗被叛军所伤之人。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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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17 另一个更引人瞩目的案例的主角是来自拉科鲁尼亚的明星律师、银行家和商人何塞·米尼奥内斯·贝纳德斯，他在1936年2月的选举中当选为“共和派同盟”的国会议员。在大选过后，省内因右翼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而发生骚乱之时，他曾担任代理省长。他以惊人的勇气，阻止了两座修道院和一座耶稣会教堂被焚毁，并保护了大量右翼分子。为了对此善举表示感谢，玛利亚修会⑧准予为其子孙后代提供永久的免费教育。为了回应卡尔沃·索特洛的遇刺，他呼吁他身边的“共和派同盟”议员退出人民阵线政府。他于7月18日从马德里返回拉科鲁尼亚，他相信自己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他一直公平地对待左右两派。这一点可以通过事实加以证明，比方说，在7月19日，他呼吁军方为由他本人担任常务董事的当地发电公司提供保护，并成功说服了准备组织车队前往拉科鲁尼亚反对政变的工人群众停止行动。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军事叛乱罪的指控遭到逮捕，并被课以100万比塞塔的天价罚金。最终，他于12月2日被枪杀。其死亡背后的原因要到他的家乡科尔库维翁去寻找，在那里，他的家族招致了当地国民卫队指挥官的仇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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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19 在被叛军迅速夺取的圣地亚哥，军事审判早在7月26日即已开始。有5名男子被判处无期徒刑，被控罪名诸如曾经在公开场合握拳敬礼，或者曾经呼喊“俄国万岁”的口号。杀戮始于8月14日，有许多被判监禁的人被非法从监狱中提出并遭枪决。其中一位受害者是爱德华多·普恩特·卡拉塞多，他以其激烈的反教权主义态度而在城中闻名。事情的起因是，他家族中的一名年轻女孩在被大教堂中的一名教士诱奸后怀孕，并在被迫堕胎（这显然是非法的）时不幸死亡。自此之后，爱德华多·普恩特常会干扰宗教游行的正常进行（有一次他赶着背有十字架的驴子冲撞游行队伍）。如果肇事的教士参加游行活动，普恩特会试图殴打他。普恩特于内战初期遭到拘押，随后他被从监狱中提走。他于1937年6月28日遭到谋杀，尸体被扔到一座桥下。那些遇害者的死因往往被登记为“内出血”“心脏骤停”或“脑组织受损”。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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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21 1936年10月3日，在拉科鲁尼亚省蒙费罗附近的小村庄巴尔–多赫斯托索，当地教区司铎安德烈斯·阿雷斯·迪亚斯被一群长枪党分子和国民卫队人员枪杀。他之所以遭到指控，是因为他拒绝将一项钱款“捐献”给反叛方，它本是为原定于9月份第一个星期天举行，却被军事当局叫停的济世圣母节之宗教庆典募集的。他被控属于国际赤色济难会中的一员，接着被逮捕并被带到费罗尔附近的巴拉略夫雷村，在那里，他不得不向当地教区的神父安东尼奥·卡萨斯做临终忏悔。叛乱分子希望让卡萨斯神父目睹其同事临刑的悲惨场景，迫使他承认曾协助共和派人士逃亡。卡萨斯曾因努力阻止巴拉略夫雷村的镇压而引起了怀疑。在进行临终忏悔之后，阿雷斯神父将200比塞塔和他的手表交给卡萨斯神父。然后安德烈斯·阿雷斯被带到公墓，并于晚11时被处决。并没有任何审判，尽管据说行刑队指挥官曾喊道：“奉苏安塞斯之令！”——这里指费罗尔的公安特派员维多利亚诺·苏安塞斯。虽然卡萨斯神父也曾经多次受到讯问，但是由于红衣主教戈马蒙席对巴斯克地区神职人员遭叛军处决的诸多事件提出抗议，所以他逃脱了被捕与死亡的命运。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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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23 在拉科鲁尼亚以东的卢戈省，叛乱在没有遇到暴力抵抗的情况下迅速大获全胜。省长拉蒙·加西亚·努涅斯敦促国民卫队发放武器的无力尝试遭到无视。颇有势力的当地长枪党组织与神职人员密切参与了军事政变的策划工作。军方指挥官阿尔贝托·卡索·阿圭罗上校不情愿地宣布实施戒严，但并未进行任何逮捕。莫利纳上尉在率领一支纵队抵达后，粗暴无礼地对卡索说：“上校，粉饰太平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们不积极行动起来，我们就会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卡索本人遭到拘押，省长、市长以及该市大部分著名的共和派人士也纷纷被捕。他们均于10月中旬受审，被判处死刑，并在月底被枪决。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均被取缔。在卢戈省，抵抗行动极其微弱，只有该省南部的基罗加和贝塞雷亚等城镇是例外，按照一名神职人员的说法，那里的民众以“缺乏服从性”著称。在蒙福尔特这一重要铁路枢纽城市，属于社会党的工人阶级的抵抗行动，被得到长枪党分子协助的国民卫队所粉碎。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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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25 在战前的几年里，于加利西亚唯一的内陆省份奥伦塞发生的暴力行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在1934年10月的革命起义期间——在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团结中，总罢工依然宣告失败——也没有大规模流血事件发生。在1936年2月的大选中，西班牙复兴党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在奥伦塞省的胜出，为保守派在整个加利西亚大区赢得了最为引人瞩目的胜利。人民阵线未能在该省获得任何代表席位。春季发生的唯一暴力行动是长枪党分子的杰作，他们于6月8日杀害了4个人。7月18日，省长拒绝武装工人，而在戒严令被宣读之后，所有抵抗均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该省东部的巴尔德奥拉斯地区有一些零星的抵抗，冲突中有1名国民卫队人员丧生，这是叛军在该省仅有的伤亡人员。有1名13岁男孩因为指责国民卫队的野蛮行径而遭到枪杀。尽管存在这一和平的过往，然而法外谋杀和审判活动很快同时在该省出现。“逃跑法则”被加以应用，尸体被抛进米尼奥河。所谓的长枪党党徒，实际上是一些新募的成员，他们并不真正具备意识形态层面的信仰。其中有些人只是受雇的暴徒，或者是为了隐藏自己过往左翼历史的普通人，但是所有成员都在军方的统一号令之下。在保守的乡村社会，对左翼分子的镇压很容易得到民众的“消极支持”。 120 在加利西亚各地，通常的程序是，人们先是遭到拘留，然后被“释放”，实际上是被带到郊外枪决，他们的尸体则被留在能让人看到的地方，以加强恐怖效应。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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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27 在葡萄牙边界，位于加利西亚沿海的蓬特韦德拉省，当地省长像其他地方的省长一样拒绝武装工人。像在奥伦塞省一样，在贫穷的农村社会，镇压行动得到了来自民众的高度合作。甚至，军事当局于8月9日发表声明说，匿名告发将不予受理，并且最后威胁要对那些提出不实指控的人课以罚款。蓬特韦德拉省最引人注目的死者可能是加利西亚民族主义党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博韦达·伊格莱西亚斯，他是一位深受卡尔沃·索特洛欣赏的保守天主教人士。第8军区司令卡洛斯·博施·博施将军驳回了为他求情的请愿书，并且说道：“博韦达当然不是共产党人，他是更坏的加利西亚民族主义者。” 122 在繁荣的渔港城镇比戈，共和国当局过分自信，军方很容易就接管了权力。当地市长是一位温和的社会党生意人，他对军事指挥官的忠诚保证表示接受，并阻止对工人进行武装。尽管如此，他还是与其他共和派人物一同受审，并以军事叛乱罪被处以死刑。有7个年轻人因为收听马德里电台广播而遭枪决。省内的镇压行动由军事当局组织，由国民卫队和右翼平民武装予以实施。在军事当局总体性指示的保护伞下，当地的豪强人物得以消除所谓的颠覆分子。拥有武器、窝藏逃亡，或者只是对叛军的战争进程进行过负面评论，这些理由均可以让一个人未经审判即遭枪决。 123 由西班牙复兴党国会议员比克托·利斯·基文医生组织的两个被称为“黎明纵队”的团体，因其所作所为而声名狼藉。有数百名囚犯死于圣西蒙岛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这座集中营位于雷东德拉附近的维哥湾，集中营中的囚犯有些死于恶劣的关押环境，有些则被长枪党分子枪杀。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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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29 在叛军的镇压于西班牙西北角进行的同时，类似的恐怖行径也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之外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在叛乱方迅速获胜的加那利群岛，无人死于共和国方面之手。尽管如此，在内战期间，据估计有多达2,500人被叛军杀害。 125 根据当代的推算结果，在巴利阿里群岛有超过2,000人被处死。仅在马略卡岛一地就有至少1,200人，且有可能多达2,000人遭到处决——虽然那里的工人运动极其微弱。政变的发生引起了一场总罢工，有大批工人因此被捕并遭监禁。 126 同年8月中旬，阿尔贝托·巴约发起了一次试图将该岛重新置于共和国控制下的作战行动，在毫无悬念地遭遇失败之后，之前被捕的大部分工人被杀害。被叛军抓获的俘虏立即遭到处决。其中包括5名年龄在17至20岁之间的护士，以及1名法国新闻记者。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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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31 逐退巴约进攻的叛军部队得到了意大利空军，以及由墨索里尼手下之自封为“罗西伯爵”的总督阿科诺瓦尔多·博纳科尔西领导的意大利军队的协助。杀人狂博纳科尔西教唆当地长枪党分子发动了对该岛平民的野蛮镇压。法国作家、天主教徒乔治·贝纳诺斯目睹了人们被从村庄中抓走，囚犯塞满了一辆又一辆的货车并被运到刑场接受枪决，对此他深感震惊。与他有交往的军方人士告诉他，有超过2,000人被杀。他认为博纳科尔西应该为此地的凶残镇压负责，默许此事发生的马略卡主教何塞普·米拉莱斯也负有一定责任。 128 在马略卡岛镇压中最重要的遇难者之一是亚历山大·豪梅·罗塞略，他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出身于具有伟大军事传统的富裕资产阶级家庭。他是巴利阿里群岛的首位社会党国会议员。由于这一“背叛行为”，在1937年2月13日的一次军事法庭审判中，他被荒谬地控以企图在马略卡岛建立苏维埃式独裁政权。罗塞略被判处死刑，并于2月24日在帕尔马公墓的围墙边被行刑队枪决。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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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33 遇难者中也包括数名妇女和1位神父。其中值得一提的知名人物之一是被称为“马略卡的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 Mallorquina）的奥罗拉·比科内利·费梅涅斯，她与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埃里韦托·基尼奥内斯成婚。1937年1月5日，她与其他4名女性在波雷雷斯公墓被长枪党分子枪杀。死者中最有名的也许是玛蒂尔德·兰达，她在经过漫长的心理折磨后于1942年9月26日在马略卡岛自杀。 130  1937年6月8日，神父赫罗尼·阿洛马尔·波克特由于强烈抗议其兄弟弗兰塞斯克遭到监禁一事而被枪杀于帕尔马公墓；他的兄弟弗兰塞斯克是加泰罗尼亚地方的中产阶级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中的一员。另外一位神职人员，安东尼·罗塞略·萨瓦特尔神父因受阿洛马尔神父之案件的牵连，同时，也由于他的兄弟是布尼奥拉市的共和国市长，所以他也遭到逮捕，并被判处30年徒刑。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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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35 死亡人数在叛军控制区激增，与此同时，在1936年9月，拥护君主制的诗人何塞·马里亚·佩曼恰好与当时仍任国防执政团首脑的卡瓦内利亚斯将军同在潘普洛纳，后者请求他协助起草一项法令，禁止人们穿着丧服。这一禁令是基于双重理由。对于死去的反叛分子的母亲和妻子而言，不穿黑色丧服代表了一种公开的姿态——“为祖国而死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应该用欢乐来代替悲伤”。对于那些被处决的共和派人士的母亲、妻子和未婚妻而言，禁止穿着丧服“将杜绝那些，当我们征服一座城镇后，在广场上和街角旁所看到的，现今仍在进行的各种抗议和作秀般的证明——那些身着黑衣的沉默身影，所流露出的不仅是哀伤，更兼有不平之意”。 132 卡瓦内利亚斯是正确的：共和派的哀悼行动是一种沉默的抗议，因为这展示了对最近离世之家庭成员的声援。然而，通过颁布法令的方式禁止西班牙乡村妇女穿着孝服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多数年纪较大或寡居的妇女将穿黑色裙装视为理所当然。除此之外，对于叛军方面死者的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女性亲属而言，也不可能剥夺她们悼念其英勇的亲人的权利。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剥夺遇害自由派和左翼人士的母亲、姊妹、妻子和未婚妻进行哀悼和表现团结的机会。在南方，凯波粗暴地颁布了一道禁止服丧的法令。在北方，它必须通过施加不那么正式的社会压力，以及在人们心中植入对可能到来的报复的恐惧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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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37 有时候，一个人在夜里被带走后，前往监狱给他送饭的家属会被残忍地告知，“他已经去了一个不需要吃饭的地方”。沉重的苦痛常常没有终结之日。遇害者亲属会在失去亲人之后，看到莫拉的秘书何塞·马里亚·伊里瓦伦所见的场景：孩子们在布尔戈斯的街头玩着捉拿共和派分子的游戏——根据游戏规则，拒绝呼喊叛军口号“西班牙万岁！”的“囚犯”会被“枪毙”。 133 “失踪”男人的妻子无法再婚，因为，没有官方的死亡证明，她们就不具备丧偶的合法身份。她们没有权利来管理以其丈夫的名字登记的财产。至于莫拉是否关心，甚至是否意识到由他所发起的恐怖行动所带来的更广泛后果，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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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3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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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041  1  Emilio Mola Vidal, Obras completas (Valladolid: Librería Santarén, 1940) p.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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