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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解释了萨拉戈萨省的显著状况，该省只有44个市镇处于共和国控制之下。在占该省面积约1/3的共和国控制区，共有742人遇害，占人口总数的8.7%，这在共和国控制下的各个省份中比例最高。这44个城镇中，有8个城镇没有遇难者，另有8个城镇只有一两人遇难。像卡斯佩等遇难人数最多的城镇，在1936年7月18日以前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社会动乱，但无一例外均由来自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的无政府主义纵队所占领。正是这些民兵，触发了焚烧教堂、杀害神职人员和右翼分子以及强制实行土地集体化的进程。然而，这些事情大多不太可能没有得到当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援。在右翼人士曾参与军事政变的地方（比如卡斯佩），或者是在7月18日之前曾发生过社会冲突的地方（比如法瓦拉），更容易出现遇害事件。在上述两种情况均未曾出现的地方，当地委员会才能保证无人遇害。在布哈拉洛斯、莱塞拉、梅基嫩萨和萨斯塔戈等许多小村镇的情况就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萨拉戈萨省的这742名遇难者中，有152人死于外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手，他们被带往特鲁埃尔、韦斯卡、莱里达或巴塞罗那等地并遭杀害。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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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贡最北端的韦斯卡省，伴随着无政府主义者纵队的抵达而开启的这种暴力模式也一再出现，有时地方委员会也参与其中。东部地区的反教权主义暴力指数最高。在小镇巴尔瓦斯特罗，主教弗洛伦蒂诺·阿森西奥和105名神父被杀，占当地195名神父的54%。在韦斯卡市有31名神父遇害，占当地总数（198人）的16%。在很多村庄，教区司铎被迫目睹人们对弥撒仪式的嘲弄性的拙劣模仿，然后他们会被杀害；他们也会被告知，如果声明与上帝决裂，他们就能活命。正如在阿拉贡地区常见的那样，遇害神父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点燃。 77 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并无修女遇害。在最糟的情况下，她们会受到威胁，并被迫离开她们的修道院。然而，在位于该省东部、处于莱里达主教教区之内的佩拉尔塔–德拉萨尔，1936年10月1日，有3位修女被奸杀。在韦斯卡，有包括至少8名妇女在内的众多天主教徒遭无政府主义者杀害。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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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南端的阿拉贡省份特鲁埃尔，引发镇压行动的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武装纵队的到来。在拘留当地激进分子所认定的右派分子和神职人员后，奥尔蒂斯纵队的头领们经常会仓促组织一场公审。在类似伊哈尔镇或阿尔科里萨这样的居民点中，民众被迫前往镇广场集合。囚犯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到镇公所的阳台上，然后现场的人们被要求用表决的方式决定其生死。镇压的规模取决于当地反法西斯委员会阻止屠杀的意愿和决心。在阿塞拉、卡夫拉堡和比纳塞特等小村庄，当地委员会设法避免了任何处决行动的发生。在诸如阿尔卡尼斯、卡兰达、阿尔瓦拉特–德尔阿索维斯波、卡拉塞特、穆涅萨和莫拉–德鲁维耶洛斯等其他城镇和村庄，委员会将处决名单交给了占领当地的无政府主义民兵。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巴尔韦德镇，镇压行动完全由臭名昭著的巴伦西亚“钢铁纵队”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起，他们杀害了那些反对集体化的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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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体化举措通常会受到无地劳工的热烈欢迎，但是遭到小农阶层的强烈抵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纵队被控犯有抢掠、虐待妇女与大规模盗窃农作物等不法行径。在巴伦西亚各地的村庄中，被强征牲畜的农夫所获得的只是毫无用处的征收凭据。他们收获的小麦和橙子被夺走，然后被运到巴伦西亚并由全国劳工联盟销往国外。8月下旬，在特鲁埃尔省的巴尔韦德镇，有上万条熏制好的火腿被“以革命的名义”征收。其中最恶劣的抢劫犯就来自那支自封为“钢铁纵队”的队伍。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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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纵队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当年7月下旬在巴尔韦德镇发生的一次事件。该事件凸显了共和国民兵的幼稚无知与其对手的老谋深算。这也在某种层面上解释了随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残忍行事的原因。7月25日，共和国方面组织了一支远征队，前去光复先前被小股叛军拿下的特鲁埃尔。由于该地被塔拉戈纳、卡斯特利翁、巴伦西亚、昆卡和瓜达拉哈拉这些忠于共和国的省份所包围，所以在当时人们就觉得应该可以很容易地夺回特鲁埃尔。远征部队包括两支纵队：其中一支来自巴伦西亚，由边防警察部队、国民卫队士兵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民兵组成；另外一支来自卡斯特利翁，包括国民卫队士兵和大量的民兵。总指挥由时年56岁的边防警察部队上校伊拉里奥·费尔南德斯·布汉达担当，他在国民卫队少校弗朗西斯科·里奥斯·罗梅罗的随同下，领导来自巴伦西亚的纵队。卡斯特利翁纵队由阿萨尼亚之左翼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弗朗西斯科·卡萨斯·萨拉率领；在他的劝说下，他的朋友，退役陆军工程兵路易斯·西雷拉·蒂奥少校也同意参与指挥工作。180名民兵搭乘卡车和公共汽车于晚上8时15分离开卡斯特利翁，此后不久，国民卫队的两个连队也随之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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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纵队在萨贡托会合。无政府主义者袭击城中教堂以及当地右翼分子产业的行为，严重动摇了纵队中国民卫队人员支持共和国的信念。据他们中间的一名军官所说，他们只是在等待可以起事的合适时机，并且意识到在像萨贡托这样的城镇起事无疑是自杀之举。纵队于7月27日凌晨离开，几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塞戈尔韦。在那里，有更多国民卫队士兵加入了他们，这些士兵或是来自当地，或是来自昆卡。该镇完全掌握在全劳联–伊无联的手中。当有证据表明在那里的纵队成员正在进行偷盗时，国民卫队的军官下定决心，一旦机会出现就率部转换阵营。这支部队于7月28日黎明开赴特鲁埃尔，队伍中共计有410名国民卫队士兵、一些边防警察部队士兵以及数量可能在180人到600人之间的民兵。人数上的不确定反映出了有新志愿者加入，同时队伍中有人员退出的情况。无论这些人的数量如何，他们都是新近参与战斗的志愿者，完全没有受过任何训练，还有许多人赤手空拳。来自卡斯特利翁的几位地方上的政治家也在这支队伍里。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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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队在接近特鲁埃尔时分兵。卡萨斯·萨拉领导包括大部分民兵与少量国民卫队人员在内的其中一支部队，前去夺取更北边的莫拉–德鲁维耶洛斯。费尔南德斯·布汉达则带领边防警察部队和国民卫队大部，以及约50名民兵直接前往特鲁埃尔。进军途中，他们在特鲁埃尔东南部的小居民点巴尔韦德镇停下过夜。国民卫队借口部分民兵参与抢劫而采取行动。他们包围了休息中的民兵，在一场仅持续20分钟的战斗中，杀害了大多数民兵和边防警察部队的成员，以及50到60名城镇居民。消息传到莫拉–德鲁维耶洛斯后，另一支纵队急速赶往巴尔韦德镇。卡萨斯·萨拉命令车队停在镇子外面，他相信事情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当他和西雷拉少校独自进入镇中后，两人很快就被制服。民兵部队的主力将他们抛下，逃回了卡斯特利翁。7月30日，国民卫队将卡萨斯·萨拉、费尔南德斯·布汉达上校和大约45名其他囚犯带到特鲁埃尔，次日他们未经审讯就被全部处死。在当地的登记处，他们的死因被登记为“内出血”。特鲁埃尔的微弱守备力量得到了背叛共和国的国民卫队的增强，从而让反叛方赢得了喘息之机。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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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存者将屠杀的消息带回萨贡托之后，愤怒的情绪此起彼伏。8月21日，在港口有12人遇害，数日之后在萨贡托又有45人遇害。当纵队进行重组时，其成员坚持将该镇余下的国民卫队官兵解除武装，并防止他们逃往特鲁埃尔。后来双方达成了妥协，国民卫队方面交出武器，并被置于共产党的看管之下。尽管如此，当地负责指挥的国民卫队中尉还是在9月23日遭到暗杀。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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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和国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在远征军出动之前，费尔南德斯·布汉达上校曾表示，他只想要已经被证明忠于共和国的军官。他担心其中一位国民卫队成员，并告知此人可以选择自由离开。该军官表示拒绝，并恳请费尔南德斯·布汉达让他加入开赴特鲁埃尔的部队，以此证明他对共和国的忠诚。费尔南德斯·布汉达被深深打动，于是安排他指挥远征力量中的国民卫队。虽然文章中没有提到名字，但它所指的军官显然就是里奥斯·罗梅罗少校。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有了解释：当里奥斯·罗梅罗带着手下士兵抵达特鲁埃尔，并亲自指挥行刑队枪毙了费尔南德斯·布汉达上校之后，他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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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韦德镇事件的幸存者是构成钢铁纵队的人员来源之一。由何塞·佩利塞尔·甘迪亚创建的钢铁纵队是一个强硬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它主要由来自巴伦西亚的建筑和码头工人，以及来自萨贡托的五金工人组成。然而，它也接纳了大量的普通刑事犯，他们被从巴伦西亚的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放出，并获得了所谓“社会救赎”的机会。根据共产党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说法，包括圣比森特侯爵在内的很多长枪党分子将钢铁纵队作为他们的避难所。马统工党理论家胡安·安德拉德将钢铁纵队描述为一个完全没有纪律性的团伙，当中既有坚定的革命者，也有受本能和复仇冲动驱使的“不可靠的堕落分子”。那些从前的囚犯渴望对将他们关入牢房的那个社会体系进行报复。其他一些人则准备为在巴尔韦德镇所发生的事件而向叛军支持者寻求复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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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钢铁纵队的成员经常会不负责任地离开前线，前往巴伦西亚和该地区的其他市镇制造恐怖。省长办公厅中的犯罪记录被烧毁。警察遭到谋杀。钢铁纵队在巴伦西亚后方所犯下的抢劫与破坏罪行的规模，使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将它视为如同“第五纵队”般可怕的敌人。在与其中的好斗分子的冲突中，西班牙共产党和劳工总会方面多位有影响力的激进派人士遭到暗杀。9月下旬，该纵队成员以筹集资金为前线购买武器为借口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并在卡斯特利翁、巴伦西亚和甘迪亚等地实施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在省会城市，西班牙银行、警察总部、“正义宫”和财政部代表团驻地遭到洗劫，大量档案文件被烧毁。商店，特别是珠宝商店遭到抢劫。各种各样的客栈和酒馆中，酒和香烟被搜刮一空，它们的客人也遭抢劫。巴伦西亚的劳工总会书记何塞普·帕尔多·阿拉西尔于9月23日被谋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凶手是该纵队中相当著名的一位领袖人物，绰号为“智利佬”的蒂武西奥·阿里萨·冈萨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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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卡斯特利翁市的省立监狱遭到钢铁纵队的袭击，至少有53名在押人员被害。当里卡多·萨瓦尔萨于10月初作为巴伦西亚省长抵达巴伦西亚城时，重新建立秩序的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共和国当局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创建了所谓的“反法西斯人民卫队”（Guardia Popular Antifascista），并开始严厉镇压暴力活动。在一场血腥的冲突中，蒂武西奥·阿里萨被杀。阿里萨曾因进行毒品交易、敲诈勒索、强奸、盗窃和组织卖淫等罪名而入狱服刑。当反法西斯人民卫队中的劳工总会成员因为帕尔多·阿拉西尔遇害案件而试图逮捕他时，双方之间爆发了一场枪战，蒂武西奥·阿里萨在枪战中被打死。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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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30日为阿里萨举行葬礼时，巴伦西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最终向对方摊牌。钢铁纵队的领导人呼吁他们的民兵以及全国劳工联盟其他纵队中的武装人员，离开特鲁埃尔的前沿阵线，回来参加他们同志的葬礼，并且让那些肇事者为他的死亡付出代价。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当局决定改变公共葬礼通常的行经路线，安排送葬队伍沿着狭窄的得土安广场路下行，而那里恰恰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党部和当地共和国军事总部的所在地。一场血腥战斗随后爆发。共产党人声称，游行队伍领头的一辆武装卡车率先开火射击。接着，共产党党部大楼中的武装分子和军事总部中的士兵开火还击。钢铁纵队在稍后发表的一则声明中辩称，敌人在那里设置了陷阱，当时是他们首先遭到攻击，布置于上述两栋建筑物中的机枪向他们交叉开火。的确，在场的目击者中有位名叫卡洛斯·略伦斯的共产党员，他在回忆录里表示，当时是反法西斯人民卫队准备了一场伏击行动。钢铁纵队的成员开始逃散，他们扔下了横幅及蒂武西奥·阿里萨的尸体。约有30人丧生，其中有人死于枪弹之下，还有人在企图游泳渡过特鲁维亚河逃跑时被淹死。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血腥报复，但是即将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全国劳工联盟领导层说服了各武装纵队返回特鲁埃尔前线，于是进一步的暴力被阻止了。1936年10月在巴伦西亚发生的这场“小插曲”，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作1937年5月巴塞罗那冲突事件的预演。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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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利坎特，城中的叛乱遭遇失败之后，围捕当地右翼分子的行动迅速展开。很多被捕的军方人员被转移到监狱船“锡尔河”号上，这艘船上的犯人于8月中旬在卡塔赫纳遇害。尸体开始出现在海滩和田野上。很多时候，房屋搜查只是抢劫的借口。各个民兵团体中的成员有不少是新近释放的罪犯，他们需要对层出不穷的杀戮及其他暴行负主要责任。然而，针对数位知名共和党人士的谋杀行动表明，长枪党方面的杀手也在动乱中趁机有所动作。早在7月28日，省长就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人，无论是否属于某一政治实体，只要有任何危害生命或财产安全的行为，都将面临立即被处以极刑的威胁，因为此类罪犯将被当成为共和国之敌服务的叛乱分子。”而且，对于那些以窃取、绑架和谋杀为目的，源自个人嫉恨的“丑恶”抄家行动，到8月底，即便是全国劳工联盟的喉舌《战士报》（El Luchador），也认为有责任采取一种“专制集权”的立场，表达终止此类暴行的决心。然而这几乎没有什么用。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事件发生于1936年11月29日，当时，为了报复一次轰炸行动，有49名右翼分子被枪毙在公墓围墙的墙根下。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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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南边的穆尔西亚省，死亡人数远低于巴伦西亚或加泰罗尼亚。这反映了此地伊无联影响力较为微弱。与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暴力事件是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里发生的。在城市遇难者的总共740名右翼人士中，有84%的遇难者（622人）死于1936年7月18日到12月31日之间。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在政变发生之后不久的时间里，死者人数相当少——死于7月底之前的只有18人，其中在省内的第二大城市，海军港口卡塔赫纳遇害的只有两人。这反映了7月21日人民阵线委员会所发布的一则宣言，宣言声称：“那些能够体会和理解人民阵线是什么，以及它在此时此刻代表什么的人，必须严格尊重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针对极端民兵群体搜查住所和实施逮捕的控诉，这导致卡塔赫纳的人民阵线委员会于8月13日颁布了一条法令，严禁未经授权的房屋搜查、没收财物和逮捕行为。它宣布任何违反法令的人将被枪决。由于民兵群体仍然我行我素，所以9月12日委员会又颁布了一条法令，扬言一旦发现继续违令搜查住所之人，不经审讯立即处决。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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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的谋杀事件数量飙升，并造成超过30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先前驻扎在卡塔赫纳的军人。在卡塔赫纳参加叛乱的陆海军军官被关在一艘名叫“西班牙3号”的监狱船上。另一艘名叫“锡尔河”号的监狱船关押着在阿尔瓦塞特参与叛乱并失败的国民卫队人员。南方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局势愈发紧张，大批民兵和左翼支持者每天都聚集在码头边要求“伸张正义”，即处决被羁押者。有10名国民卫队人员在8月14日上午被转移到市政监狱时向围观群众挑衅并企图逃跑，之后他们便被杀掉了。为了防止出现更多的杀戮行径，两艘监狱船离港出海。然而，血腥事件最终还是发生了。下午1点左右，“海梅一世”号战列舰抵达卡塔赫纳港口，人们得知战列舰在马拉加附近海域遭到叛军空袭，有3名舰员死亡，8名舰员受伤，复仇的情绪再也难以遏制。军舰上由无政府主义者掌控的革命委员会与港口中的无政府主义派民兵取得联系，并要求实施报复。那天晚上，“锡尔河”号上的船员将船上关押的近400名国民卫队成员中的52人扔到了海里。在“西班牙3号”上，包括94名海军军官和53名陆军、国民卫队及边防警察部队军官在内的共计147名囚犯遭到枪杀，然后尸体被抛入海中。另有5人在第二天早晨被枪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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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所谓“人民法庭”（Tribunales Populares）的创建和运作，逐渐压缩了处决的规模。在内战期间情况最糟糕的一个月，即1936年8月，有接近70%的被处决者是卷入政变的军方人员。事实上，在情况最坏的1936年，有40%以上的死者是陆海军军官。在整场内战期间，军人占穆尔西亚后方被处决者总人数的31%，而在卡塔赫纳，这一比例为66%。遇难人数第二多的群体是神父、修士和修女，约占总人数的9%，其次是数量相当的产业主、工业家和形形色色的右派人士。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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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的空袭常常导致共和国控制区的民众进行报复。在马拉加，作为对叛军方的水上飞机投掷炸弹的回应，这样的情景频繁发生。该市主要由全劳联–伊无联所主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所控制。根据委员会的指令，有大约500名右翼人士被各种民兵团体拘留，并被关押在该市的“新监狱”（Cárcel Nueva）中。 这些名为“死亡巡逻队”“黎明巡逻队”“闪电巡逻队”和“潘乔·比利亚⑤战队”的团体，其主要成员是无政府主义者，此外也有在叛乱开始之后被释放的普通刑事犯。8月22日，叛军方面的一次轰炸导致30名妇女、儿童和老人丧生，且另有多人受伤，愤怒的人们开始聚集起来。为了安抚暴民，委员会列出了一份包括65名囚犯的黑名单，并将名单上的人带出去枪毙。8月30日，在水上飞机再度“光临”之后，另有53名囚犯被挑选出来枪决；9月20日另有43人遇害；第二天则有17人；9月24日则有97人。事实上，在马拉加市尚属于共和国控制区时，遇害的右派分子（共1,110人）中有25%（275人）死于共和派针对叛军轰炸所进行的报复。 92 同样，在瓜达拉哈拉和桑坦德的屠杀，大多也是源于叛军针对这两座城市所进行的轰炸。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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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70岁的贝尼托·奥尔特加·穆尼奥斯是在马拉加的遇害者之一。伊无联民兵在四处寻找他，因为他们想报复这位在1934年10月起义之后被强行安插到市长职位上的人。由于他本人已经躲藏了起来，所以他们逮捕了他的大儿子贝尔纳多，后者在拒绝透露其父亲的藏身之处时遭到枪杀。最后，贝尼托被一名家仆告发，并于8月11日被伊无联巡逻队逮捕。尽管他作为市长曾经努力公平行事，但他仍在8月30日与其他人一起被枪毙。当时的市长，一直在致力于制止各种杀戮行动的共和派同盟党党员欧亨尼奥·恩特兰巴萨瓜斯曾努力挽救他的生命，但是没有成功。而恩特兰巴萨瓜斯本人，在马拉加落入佛朗哥分子之手时，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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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叛乱分子手中的遇害者不可避免地包括了那些在30年代上半叶不断恶化的社会斗争中的表现突出者，另外还包括他们许多无辜的家庭成员，以及那些除了作为工会成员或曾投票支持人民阵线再无其他罪过的人。在像马拉加等政变遭遇失败的安达卢西亚部分地区，左派复仇的目标是神职人员、地主及其代理人、工头和守卫，以及国民卫队、右翼激进分子和军官。在政变被当地农民击败的哈恩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夺占土地的行为，以及针对前些年无休止的暴虐对待而进行的复仇行动。像在许多地方一样，大部分的杀戮发生于内战爆发的头五个月，并在1936年8月和9月达到高峰。尽管连续两任省长，路易斯·鲁伊斯·苏农和何塞·皮克拉斯·穆尼奥斯均发表公开声明，指出侵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社会仇恨所导致的野蛮暴力难以控制。在9月和10月，在省府西部靠近叛军控制区的马尔托斯城，有159名右派分子被谋杀，其中包括9名神父和12名妇女。遇害妇女中有3名是修女，这就是在整个省份中所有被杀害的修女人数了。有证据表明一些尸体遭到肢解和斩首。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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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达卢西亚乡村地区，在莱万特和加泰罗尼亚，以及在这些大区内部的不同区域，社会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尽管如此，镇压的起源和实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所有地方，1936年前阶级斗争的惨烈程度是决定暴力规模的关键因素。来自空中的打击，以及从叛军控制区逃出的恐慌难民所带来的形形色色的传闻，也都在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案例发生在阿利坎特附近的埃尔切。这是一个有约4.6万居民的大型市镇。在那里，第一起杀戮事件发生于1936年8月18日，当地人听闻巴达霍斯大屠杀的消息之时。最后两起杀戮事件则是针对1936年11月28日夜间该地遭到持续轰炸的报复行动。全国劳工联盟在该城只有不到400名好战分子，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在埃尔切只有62人遭法外处决，就城市的人口规模而言该数字相当之低。被杀的神职人员数量也相对较少——只有4名神父遇害。大部分的谋杀事件都是共产党人所为。 96 在阿利坎特城，1936年11月28日至29日该城遭到持续轰炸之后，省立监狱遭到攻击。此次事件中有36人死亡，这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暴行。此次轰炸有过事先的公告，它是针对8天前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被处决而进行的蓄意报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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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劳联–伊无联的力量强弱与法外镇压的性质之间的相互关联尚不清楚。阿利坎特省另外两座人口均约为4.5万的市镇奥里韦拉和阿尔科伊，其遇难情况的对比令人费解。阿尔科伊位于该省北部，全国劳工联盟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当地有100人死亡，其中20人是神职人员。当地最重要的教堂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教权主义而遭破坏，但它没有消失于大火之中，而是一点一点被拆毁，拆下来的建筑材料被用来建造一个奥运会规模的游泳池。而在由社会党支配的该省南部的奥里韦拉城，遇害总人数只有46名。然而，尽管这里与埃尔切的情况一样，全国劳工联盟只是一个边缘化的存在，但是遇难者中仍有25人是神职人员。被认定为凶手的是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一些年轻人，但是也存在一个貌似合理的猜测，即他们是按社会党委员会的指令行事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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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势力强大的地方，反教权主义冲突往往更加尖锐，但在奥里韦拉、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和阿斯图里亚斯，一些社会党占据支配地位的地方也出现了反教会的重大暴力活动。位于卡斯蒂利亚–拉曼查的托莱多东南部地区是人均法外死亡人数比例最高的地区。与之相比，在该省北部的100个村庄中，暴力清算行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中有47个村庄无人死亡，另有53个村庄的死亡人数在1到5人之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文盲率，以及在大庄园经济背景下所存在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从萨拉戈萨南部，经由特鲁埃尔，然后深入塔拉戈纳的铁拉阿尔塔和普里奥拉特地区，这片由无政府主义者所掌控的更广阔的土地上，有着同样令人震惊的遇难者人数。 99 然而，无论有怎样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如果社会共存的基本准则没有被军事政变破坏，那么根本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共和国后方的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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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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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 Vanguardia, 2 August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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