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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00 普列托在8月8日的呼吁得到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与共和派人士的支持，他们也对极端主义民兵的围捕行动正在将正派市民纳入罗网中的做法表示关切。然而，大部分左翼分子对此充耳不闻。 21 和共产党越走越近的社会党青年组织尤其如此。他们自1934年以来就一直在攻击普列托。现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最著名的成年追随者之一，社会党左派的日报《明析报》主编卡洛斯·巴赖瓦尔在普列托讲话两天后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题为“关于一则讲话。既非兄弟也非同胞”。在社论中，他对普列托的宽容和诚恳表示认可，但同时又辩称，那些拿起武器反对共和国的人，那些杀害工人以建立奴役人民之独裁统治的人，不可能被视为兄弟。在这里，他指的是“封建地主、好战成性和反基督的神职人员、领导反叛运动的残暴军人、为他们进行辩护的伪知识分子和为他们提供资助的银行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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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02 同一天，多洛雷丝·伊巴露丽在共产党的日报上用类似的措辞对普列托进行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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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04 我们必须消灭他们！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政变的威胁，一劳永逸地结束军队的干预！已经流了太多的鲜血，我们已经无法宽恕，可怕的罪行和冷血变态的杀戮就像铅块一样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同意赦免哪怕一个凶手或是帮凶。如果有某一刻我们觉得心软，请想想我们被活活烧死的同志，想想被杀害的孩子，想想肢体被毁损的人民，让那些惨痛的记忆所激发的仇恨赋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得以继续这项清算共和国与民主制度之敌的艰苦但不可或缺的伟大事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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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06 共产党民兵组织，也就是所谓的“第五团”，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怜悯？宽恕？绝不！”的标题下，其喉舌《大众民兵报》（Milicia Popular）宣称：“反法西斯斗争是一场灭绝战。怜悯恰恰会鼓励法西斯匪徒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所经之处播种死亡、悲伤和苦难。他们强奸我们的女性。他们点燃我们的房子……怜悯？宽恕？绝不。永远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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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08 普列托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社会主义者报》的主编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决定不在报纸上刊登那种常常会催生暗杀事件的个人控诉，这种控诉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上常常出现。他后来写道：“我们致力于建立民众的信心和加强政府的权威。”持温和派立场的阿萨尼亚之左翼共和党主席马塞利诺·多明戈曾接受《大众民兵报》的采访。他指出共和国的国际名声就掌握在民兵的手中，并表示他们必须要树立共和国的良好声誉，“用他们的勇气同时也用他们的公民良知；用他们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决心，同时也要用对不再是战斗员而是俘虏的对手之权利的虔诚尊重……对于民兵战士而言，凭借自己的英雄之举在胸前挂上勋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高昂起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清白的”。然而，其话语之影响力无疑被报纸其他版面上对叛军暴行细节的报道冲淡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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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10 在叛军控制区则完全没有类似的暧昧措辞出现，那里的工人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人士不是已经被消灭，就是在极端暴力的恐惧下完全陷入任人宰割的状态。相比之下，尽管共和国当局因为军事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法行动，其作为国家权威的地位已被动摇，但是它仍在试图遏制极端分子的暴行和重建国家。大多数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的民兵决心要消灭教会、军队、上层阶级和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换句话说，他们旨在创立一个打击法西斯军政府的革命社会。然而，共和国当局以及社会党与共产党中的大多数人均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明白，共和国需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这就需要法律和秩序。因此，他们试图重建允许各阶级广泛参与的民主架构。但是，极端分子的顽固态度使得这一任务变得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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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12 恐怖行动在政变爆发后的最初5个月里普遍存在，但在随后4个月中逐渐减少。教会大量敛财的证据以及有神职人员加入叛军一方参战的实例，激起了人们对神职人员的仇恨。 26 在共和国方面的报纸上，常有大量报道显示，在对修道院和其他教会产业进行搜查期间发现大量钱财。据说，8月初，人们在对哈恩的主教宅邸进行搜查时，发现了多达800万比塞塔的现金。当主教的姊妹特雷莎·巴苏尔托·希门尼斯被逮捕时，据称在她的胸衣里藏有100万比塞塔。8月18日，据报道，马德里主教辖区的教会办事处中存有价值近1,700万比塞塔的政府债券，另有100万现金及珠宝。第二天，在对里昂信贷银行马德里分行的一次搜查行动中，搜查者发现了两个属于圣樊尚–德保罗仁爱姊妹会（有时也被称为“安贫小姊妹会”）的保险箱。保险箱中有34万比塞塔的现金，价值6,000万比塞塔的股票，位于马德里的93处不动产的契约（总价值达1亿比塞塔），一些金砖与总重达3千克的金币，其中部分极具收藏价值。次日，据报道，在位于马德里贡戈拉大街的一个加尔默罗会修道院中，搜查者发现了价值100万比塞塔的艺术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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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14 有关教会拥有巨额财产的报道，其信息来源是那些执行搜查的民兵团体。他们通过对那些老生常谈加以证实，进一步激化了大众的反教权主义情绪。还有一些人鼓吹反教权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叛乱的早期阶段，叛乱支持者会利用教会场所储存武器，同时狙击手也可以借助教堂的庇护施放冷枪。有一名属于温和派的共和国军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声称，有6名修士从蒙塔尼亚兵营中的教堂钟楼上向人群开枪射击。 28 阿尔梅里亚的省长胡安·鲁伊斯·佩纳多·巴列霍回忆道，在7月23日，有3名神父在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朝他的办公室开枪。 29 然而，总体来说，在纳瓦拉以外的其他地方，神父直接参加战斗的证据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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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16 尽管国际媒体不断提到有修女遭受侮辱的情况发生，但是也有大量逸闻证明修女受到了保护。英国护士玛丽·宾厄姆讲述了修女们得到突击卫队照顾的事例。在民兵进入修道院后的最初几天内，有许多修女被捕。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驻马德里代表团成员赫苏斯·德·加林德斯，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就使她们安全获释，并为她们找到了避难所。有些修道院接受了所谓的“社会化”，那些曾经在其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修女，现在仍然像以前那样履行其宗教职责，但是她们的上级，除了修道院女院长，还有一个由当局指定的主管，而她们也有了缝制制服与毯子等新的工作。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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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18 全国劳工联盟的官方立场是，不应以任何方式对修女进行骚扰，但是她们所属的宗教团体必须解散。因此，“被解放”的修女应在集体化的工坊中做工，或者在军队医院充当护士。她们可以选择在监狱中接受保护性拘留，或者回归她们的家庭与其家人一起生活。有些还俗的修女与她们的“解放者”结婚。 31 当红衣主教戈马重返落入叛军之手的托莱多时，他发现自己酒窖中的酒全部被人喝光，宅邸中的耶稣受难像也遭毁坏。然而，在主教宫服务的修女向他保证，在那些嗜酒的民兵占领此地的两个月里，她们得到了很好的对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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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20 国家机器的崩溃不可避免地为形形色色的暴力行为提供了便利，不论这些行为是为了革命的正义，还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诉求。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马德里，由各政党、工会组织和独立民兵团体自发创建的“革命”法庭绕过了正常的司法体系。由于“兜风”处决事件频繁发生，早在7月28日，葡萄牙驻共和国方面的临时代办（Chargé d’Affaires）就在报告中指出，弃于马德里街头的尸体引发了人们对疫病流行的恐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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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22 在共和国控制区，那些参加了未遂政变的陆军军官尤其面临着生命威胁。那是对兵变的常见惩罚。然而，他们并非身处险境的唯一群体。一个迅速创建的委员会正在调查所有军官的潜在政治立场。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梅尔昌上尉。作为社会党人和共济会员，他对自己在54岁“高龄”却仍然只拥有上尉头衔颇有怨言。他本人也是“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该组织的主席。他于1936年春建立了一个军官档案卡系统，其中也包括了密谋分子自己列出的受其信任、不会背叛其计划的军官名单。现在，基于档案卡信息和面谈表现，该委员会将所有军官分为“A”（反法西斯）、“R”（共和派）、“I”（不关心政治）或“F”（法西斯）等类别。那些被归类为“法西斯”或“不关心政治”，并且拒绝站在共和国一边战斗的军官遭到逮捕。 34 在监狱里，他们有机会声明放弃他们的右倾主张，履行他们的效忠誓言并与叛军作战。很少有人接受这一机会，而身背哗变罪名的他们几乎可以确定会面临死刑的判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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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24 8月15日，在马德里的模范监狱，对叛乱头目华金·凡胡尔将军和费尔南德斯·德·拉·金塔纳的审讯开始进行，法庭现场有来自国外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法官由杰出法学家、最高法院院长马里亚诺·戈麦斯·冈萨雷斯担任，他曾主持了1932年对圣胡尔霍将军的审讯。在对凡胡尔的庭审中，戈麦斯法官谨慎保持着公正的立场，力求呈现正当合法的法律程序。 36 凡胡尔本人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律师，他着手为自己进行辩护。他的辩护理由是，当时他只是奉莫拉将军之命行事。当法庭指出莫拉并非其上级军官时，凡胡尔才不情愿地承认，他服从此类命令，其实就相当于认可了莫拉作为叛军首脑的地位。有一个对他不利的证人是里卡多·萨瓦尔萨，他在印刷地点发现了凡胡尔签署的戒严令。8月16日，凡胡尔和费尔南德斯·德·拉·金塔纳均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他们于次日黎明被处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报纸《全国劳工联盟报》对此事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评论：“枪决这些军队叛徒象征着整个反动阶级的灭亡。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比喻，真可惜！”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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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26 被此类煽动性新闻报道所引发的公众怒火波及的一位受害者，就是曾在1934年指挥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政府军部队的指挥官爱德华多·洛佩斯·奥乔亚将军。在人民阵线取得选举胜利之后，他遭到逮捕，罪名是在奥维耶多的佩拉约兵营中未经审判就下令处决20名平民。这些指控从未得到证实。洛佩斯·奥乔亚根本不算是右派分子，相反，他曾经招致军事密谋集团的憎恶，因为他是一名共济会员，曾经为避免流血而与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谈判，并且曾经下令采取以儆效尤的惩戒手段，来对付亚圭非洲军纵队中那些犯有暴行的成员。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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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28 洛佩斯·奥乔亚之前一直被关押在布尔戈斯的军事监狱中等待审判，直到晚春时节，他的妻子设法将其转移到了位于马德里南部的卡拉万彻尔军医院中。由于他在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共和国当局于8月11日将他开除出现役，这一消息可能最终导致了他的遇害。第二天，马德里无政府主义者日报《全国劳工联盟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要求枪毙在巴塞罗那发动未遂政变的领袖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和阿尔瓦罗·费尔南德斯·布列尔将军。社论的标题是“人民的审判。不允许对任何人网开一面”，这可能是对普列托先前呼吁的回应。这篇文章还宣称，“现在并不是基督徒情感泛滥的时候，何况这种所谓的情感一直以来只被用在那些与教会沆瀣一气的野心勃勃的作恶者身上，而从未被用在人民的身上”。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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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30 共和国政府试图将洛佩斯将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但是由于围在医院四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阻挠，两次转移行动均未成功。在8月17日的第三次尝试中，他们让他服用吗啡，然后将其装入棺材，以此伪装他已死亡，但是这个花招被人识破。据说，后来他被一位名叫曼努埃尔·穆尼奥斯·德·莫利诺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棺木中拖出，并在医院的花园里被枪杀。他的脑袋被割下来挂在竿子上游街，上面还附着一张卡片，写着“这就是阿斯图里亚斯的屠夫”。 40 在内战结束后，当佛朗哥当局对其中一名被控参与此事的民兵进行审问时，他（几乎可以肯定遭到刑讯）声称，他们当时是按照共和国国防部的命令行事的。智利大使奥雷利奥·努涅斯·莫尔加多曾得到通知说洛佩斯·奥乔亚有危险，他赶往卡拉万彻尔的军医院，但为时已晚。努涅斯·莫尔加多后来毫无根据地声称，是波萨斯将军授权把洛佩斯·奥乔亚移交给最终杀害他的人，即卡拉万彻尔区的“自由者文艺社”成员手中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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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32 在洛佩斯·奥乔亚被害的当天，一场更大规模的暴行发生了。在哈恩省，当省立监狱已人满为患时，其他被捕的右翼分子被关在当地主教座堂里。教堂礼拜厅和各种附属建筑里塞进了约八百名囚犯。这些囚犯的膳食供应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且运送食物的卡车经常遭到攻击。囚犯们自然很担忧自己的性命。早在7月30日晚，就有武装团伙袭击了乌韦达的监狱，并屠杀了其中关押的48名右翼人士。省长路易斯·鲁伊斯·苏农急切地想要避免类似的流血事件在哈恩再度发生。鲁伊斯·苏农获得了哈恩省出身的马德里监狱系统总监佩德罗·比利亚尔·戈麦斯的许可，准备将数百名囚犯转移到位于埃纳雷斯堡的监狱中。不过，共和国保安总长曼努埃尔·穆尼奥斯·马丁内斯在1942年受审时供称，他没有被告知这一计划，因此也就无法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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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34 8月11日黎明时分，省立监狱计划转移的第一批共322名被拘押者被押上了卡车，他们先要被运往位于省府以北的埃斯佩卢伊的铁路枢纽站，然后再乘火车前往目的地。看起来，哈恩当地有人向北面的极端分子透露了火车将至的消息。在沿途的每个火车站，都有暴民向搭载被拘押者的车厢投掷石块，并对他们大肆辱骂。当火车抵达位于首都的阿托查车站时，已有11名囚犯遭到杀害，其中有大地主和包括两位神父在内的知名右翼人士。其余311人（其中有1/3需要医疗救助）最终抵达埃纳雷斯堡。第二天清晨，来自哈恩主教座堂和新近被占领的阿达穆斯镇（位于科尔多瓦东北部）的第二批共245名被拘押者动身前往此地。他们中间有67岁的哈恩省主教曼努埃尔·巴苏尔托·希门尼斯、他的姊妹特雷莎，以及主教座堂的教长费利克斯·佩雷斯·波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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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36 当火车抵达马德里南部的圣卡塔利娜–巴列卡斯车站时，它被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武装拦了下来，他们摘下了火车头与车厢的挂钩。火车站的站长和护送囚犯的国民卫队指挥官打电话给保安总长曼努埃尔·穆尼奥斯，告诉他说，无政府主义者在车站上架设了3挺机关枪，并扬言说，假如国民卫队不撤退的话，就要向国民卫队开火。穆尼奥斯同意撤离国民卫队，他后来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治安部队在与武装民众的冲突中被击败，那么本来就徒有其名的政府权威将彻底崩溃。在国民卫队撤离之后，有193名囚犯以25人为一组接受枪决。在大屠杀的过程中，主教跪地祷告。他的姊妹特雷莎·巴苏尔托朝一名民兵喊道：“这是骇人听闻的暴行。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不要紧，”民兵回答说，“我们会派一个女人干掉你。”于是她被一位名叫何塞法·科索的无政府主义者枪杀。路易斯·鲁伊斯·苏农看到本来为避免流血而采取的举措落得这样的结局而彻底垮掉，两天之后，他辞去了省长职务。 42 在1937年4月2日至7日间，为了对叛军所发动的一系列空袭行动进行报复，另有128名囚犯被从哈恩省立监狱提出来执行枪决。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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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38 针对洛佩斯·奥乔亚以及来自哈恩的囚犯的谋杀行动，显示出共和国当局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作为一位温和的共和派人士，监狱系统总监佩德罗·比利亚尔·戈麦斯也受到了“死亡列车”事件的影响。那些释放与武装普通刑事犯，以及绑架右翼人士的民兵组织在马德里各监狱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令他手足无措，他于9月份宣布辞职。作为哈恩东部克萨达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之一，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产业被没收。而且，他的儿子，炮兵上尉贝尔纳多·比利亚尔加入了科尔多瓦的军事叛乱者行列。意识到自己招致了交战双方的憎恶，比利亚尔·戈麦斯选择流亡法国。不过，他的离开只是接下来首都各监狱暴力行动升级的又一个因素。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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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40 将在1936年11月担任司法部长的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为暴行进行辩护的理由是，“军事叛乱摧毁了所有的社会制约因素，因为发动军事叛乱的，正是那些平时维持社会秩序的阶层。因此，重新建立法制平衡的努力使正义之精神回归到其最久远与最纯粹的形式：人民的呼声就是最高法律（vox populi, suprema lex）。而人民，在异常状态持续的同时，创造和运用了他们自己的法律和程序，即‘兜风’执法”。 45 人们针对那些真实或想象中的攻击疯狂展开报复，受害者不只是洛佩斯·奥乔亚或者来自哈恩的火车上的乘客等遭遇令人瞩目之暴行的人。黎明时被发现倒在路边的尸体正是午夜“兜风”的可怖产物，而凶手既可能是民兵巡逻队，也有可能是私自行事的恶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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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42 塞瓦斯蒂安·波萨斯·佩雷亚将军和曼努埃尔·布拉斯科·加尔松将军于7月19日分别成为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他们被他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7月底，保安总长何塞·阿隆索·马略洛，因为国家机器无力遏制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以及将法律视为己有的民兵团体而黯然辞职。 46 为了找人替代阿隆索·马略洛，波萨斯将目光转向了时年48岁的曼努埃尔·穆尼奥斯·马丁内斯，一位来自加的斯附近的奇克拉纳的退役陆军少校。穆尼奥斯曾经担任加的斯的左翼共和派国会议员。 47 根据智利外交官卡洛斯·莫拉·林奇的描述，他“身材高大，看起来精明强悍，肤色黝黑，极为固执”，在多数人看来，他并非才能出众之辈。 48 他因为担心身在加的斯的家人的安危而常常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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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44 当穆尼奥斯第一次前往保安总局时，他发现这座建筑完全处于荒废状态。试图重建法制体系的穆尼奥斯，面对着的是可靠性值得怀疑的警队力量——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而那些可以依赖的人也为前线所亟需。 49 作为其软弱无能的表现之一，他在一则毫无可行性的通告中宣称，如果有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员在楼房中开展搜查和逮捕行动，那么该楼房的看门人需被追究责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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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46 在试图恢复其部门在维持公共秩序中的核心角色时，穆尼奥斯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每个政党和工会组织都有自己独立实施搜查、逮捕与处决行动的小分队。其中数量最多和最无组织的即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武装团体。社会党马德里支部负责运作的小分队效率更高，很快就获得了正式的官方地位。它被称为CIEP，因为它使用了社会党“常设选情委员会”（Comisión de Información Electoral Permanente）所建立的档案卡系统。该分队的主要领导人是胡利奥·德·莫拉·马丁内斯，以及两位具有社会党党员身份的职业警务人员安塞尔莫·布尔戈斯·希尔和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这几人之后的角色也十分重要。胡利奥·德·莫拉后来成为国家特别情报局（DEDIDE）的负责人。布尔戈斯·希尔后来负责领导苏联大使的贴身卫队。1937年6月，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成了马德里的警务总长。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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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5848 在重新夺取部分残留控制权的首轮孤注一掷的尝试中，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波萨斯将军和穆尼奥斯一致认为，有必要让左派政党和工会组织出面为保安总局提供支持。结果是在8月4日创建了所谓的省公共调查委员会（CPIP）②。穆尼奥斯宣称其目标是，“在马德里遏制由于缺乏权威和对武装群众控制不力而导致的杀人和过火行为”。4天之后，纪律最严明的民兵部队，即共产党第五团的指挥官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被迫宣布，第五团的任何成员，如被发现进行任何未经许可的逮捕或房屋搜查行动，都将被逐出队伍；这一情况也从侧面揭示了该问题的严重程度。 52 西共最重要的“契卡”机构“八号电台”的所在地，同时也是第五团两个营的据点，这或许并非巧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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