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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森西奥纵队已经对阿尔门德拉莱霍展开了炮轰和空袭，然而他们在控制该城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民兵方面扬言，如果阿森西奥的士兵入城，他们就要焚毁关押右翼囚犯的建筑。当纵队突入城镇外围时，有28名囚犯被害。在卡斯特洪纵队的增援下，阿森西奥推进至城镇中心。有40名左派人士在教区教堂中避难，于是阿森西奥开始派人纵火，并在引火物中加入湿麦秸草和硫黄，企图制造有毒烟雾，迫使他们离开教堂。在此举无效之后，叛军烧毁了教堂建筑在遭遇反复炮击之后残留的部分。抵抗于8月10日宣告结束，有数百人被俘。 17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有包括100名妇女在内的1,000人遭到枪杀，葡萄牙报纸将此地称为“受诅之城”。对军事占领期间以及接下来3个月里的镇压行动进行调查的当地历史学家，已成功确认了超过400名男性与16名女性的名字，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实际被处决的人数（无论男女）肯定要高得多。在枪决过后，有许多妇女遭到强奸，其他一些妇女的头发被剃光并被强灌蓖麻油。许多男人被问道：“去俄国还是去军团？”前者意味着枪决。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加入外籍军团。当地右翼分子组织骑乘巡逻队，在周边乡村地带搜索左派逃亡者。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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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蓄意的野蛮行径构成了某学者所谓的“通过恐怖手段予以教化”。其确切目的就是一劳永逸地埋葬无地农民将大庄园集体化的强烈愿望。叛军纵队以“赤色恐怖”为借口，不管实际上是否发生过针对当地保守人士的任何罪行，发动了一场复仇之血洗。在右翼人士受到人民阵线委员会保护的那些地方，他们则声称，暴行之所以没有发生，只是因为其武装纵队及时赶到。在村落里被发现的人民阵线委员会成员将会被枪杀。类似命运也在等待着左翼工会成员，以及许多完全不关心政治，只是不幸妨碍到其行动的无辜者。被处决者的“罪名”往往与暴行无关。当地右翼之所以出离愤怒，是因为自从1936年2月大选以来，左翼主导的地方议会和“人民之家”一致要求大土地所有者为工会会员提供工作机会，迫使他们清偿自1934年起未支付的工资，并禁止宗教庆典活动。 19 1936年春夏季，在南部乡村地带，富有的中上层居民一直遭到被他们视为劣等人的贫苦劳工的辱骂与冒犯。这种对他们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不可容忍的挑战，便是许多保守派人士对非洲军团纵队之残忍行径予以认可的理由之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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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之地产四处蔓延扩张的大庄园体系，作为在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萨拉曼卡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所有制模式，使产业主更容易将无地短工（按天为单位雇佣的劳动者）视作“非人类”和“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如果胆敢反抗，就要对其施以严惩或者直接将其消灭掉。对于产业主而言，第二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就是一场“反叛”。在阿尔门德拉莱霍的流血事件之后，佛朗哥命令阿森西奥和卡斯特洪合兵一处，全力向梅里达和巴达霍斯发起进攻。由于当地右翼分子希望卡斯特洪能在彻底清除镇上的左翼分子之后再离开，所以后者要求国民卫队以及长枪党和卡洛斯派的武装分队完成“清洗行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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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佛朗哥将上述三支纵队的总指挥权交给胡安·亚圭·布兰科中校。 22 在拉蒙·塞拉诺·苏涅尔的描述中，亚圭中校“身材高大、粗壮结实，拥有狮鬃般的毛发和掠食者的外表，但他是一位目光短浅的人——尽管才智不凡，但时常被他的暴脾气蒙蔽双眼。他行事霸道，口无遮拦，经常受到周期性抑郁症的折磨，这或许是旧伤未能完全恢复的结果，也因此他的行为缺乏一致性与连贯性”。他于1891年11月9日出生于索里亚省的圣莱昂纳多，与佛朗哥同期在托莱多步兵学院入学。他是一个典型的非洲殖民军老兵，在1936年之前长达26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有18年是在摩洛哥服役。他因作战英勇而3次受伤，多次被授勋，并于1928年被提拔为中校。由于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中扮演的角色，佩戴眼镜的一头浓密灰发的亚圭中校成了最令左派分子恐惧的殖民军军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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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命令亚圭兵分三路对梅里达展开进攻。梅里达是位于通往卡塞雷斯之路上的一个建立于古罗马时代的老城，也是塞维利亚和葡萄牙之间的重要通讯中心。亚圭选择了出身卡莫纳地主家庭的殖民军老兵路易斯·阿拉尔孔·德·拉·拉斯特拉上尉担任其高级炮兵指挥官。梅里达在经历了猛烈的空袭与炮击之后于8月11日陷落，反叛分子付出9人阵亡的代价，而防御方有多达250人丧生。守城者的防御手段非常外行，他们主要依靠一门旧式火炮来瞄准打击瓜迪亚纳河上那座罗马式桥梁对面的敌人。结果，装备低劣且因遭受炮击而士气低落的防守者无法与阿森西奥部队的机枪火力相抗衡。血腥镇压再次不出意外地发生。那些未能逃跑的左翼人士逃到“人民之家”的地下室中避难。他们被迫一个接一个地列队而出，并在露面的那一刻遭到枪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屋搜查行动展开，大批人被捕，更多的男人被枪杀，妇女则遭到性侮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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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枪党分子在梅里达的镇压行动持续达数月之久，全权负责镇压行动的则是阴险的国民卫队上尉曼努埃尔·戈麦斯·坎托斯。他在南部地区（特别是在马拉加）任职期间的种种异常残忍之举令其声名大噪，之后他被派往巴达霍斯省东北部的塞雷纳新镇任职。7月19日，他领导了镇中国民卫队的起事。戈麦斯·坎托斯在当地长枪党分子的帮助下，通过一场血战赢得了胜利，之后他拘捕了市镇议会和“人民之家”的成员以及其他左派人士。当共和国方面的援军接近该镇时，他带领手下人及左翼被俘人员，前往位于叛军控制下的卡塞雷斯省的米亚哈达斯。人质都被带到省城，其中一些人遭到枪杀，其余人则在1938年塞雷纳新镇易手之后被带回去执行处决。在米亚哈达斯，戈麦斯·坎托斯的队伍中加入了大量来自其他单位的国民卫队官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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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所处的地位让他实际上可以全权负责镇压行动。他于8月11日晋升为少校。在梅里达，他负责管理在当地赌场实施的夜间处决行动，那里已被改造成一座临时监狱。落入他手的其中一名囚犯是自由共和派人士滕普拉诺医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戈麦斯·坎托斯每天都会带着医生在市中心散步，并且记录下所有向医生打招呼的人。医生的朋友因此被辨认出来，然后纷纷被捕。戈麦斯·坎托斯亲手将医生枪杀。凯波·德·利亚诺将于1938年2月派遣戈麦斯·坎托斯担任巴达霍斯省的公安特派员。尽管其前任的镇压行动事实上已将左派分子彻底肃清，但他还是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被怀疑为左翼同情者的外套上用红色的油漆刷上一条标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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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梅里达时，佛朗哥的部队在一周之内行进了125英里（约201千米）。非洲军团有着在开阔低灌丛地带作战的丰富经验，阿森西奥和卡斯特洪的成功便不难理解。仓促拼凑而成的共和国民兵部队只有在得到建筑物或植被之掩蔽的情况下，才能全力且绝望地投入战斗。然而，后者没有接受过利用地形地物进行运动的基本训练，甚至对武器装备的保养和装填弹药都一无所知。他们就聚集在路边进行战斗，似乎并未意识到可以到附近山坡上寻找更有利的作战位置，于是他们成了敌人的活靶。恐慌情绪伴随着摩尔人和外籍军团部队的推进而不断累积，在每场胜利过后，这种情绪都会被强化，这导致了哪怕只是听闻侧翼遭遇包抄的谣言，他们也会丢弃武器装备转身逃跑。《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约翰·T.惠特克评论说：“在随同摩尔部队进军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包抄、驱逐并歼灭了十倍于其数量的敌人。而未经训练的士兵，单凭个人英雄主义并不足以对抗得到空中支援的职业军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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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充分意识到他手下的正规军部队相对于未经训练与装备低劣的民兵武装的优势，他和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科·马丁·莫雷诺上校据此制定作战计划。言语恐吓与恐怖行动被委婉地描述为“惩戒措施”（castigo），并在成文的命令中得到明确说明。 28 马丁·莫雷诺在8月12日的一则命令中对此情况进行了总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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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对的敌人素质低下，他们既无纪律也缺乏军事训练，他们没有训练有素的领导者，缺乏武器弹药和支援部队，这意味着我们在战斗中通常只会遭遇微弱的抵抗……我们在武器装备和娴熟使用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得我们付出很少的伤亡就能达成我们的目标。迫击炮或精准使用的机枪火力，会对没有此类武器或不知如何使用它们的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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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手段的实施既非自发行为，也非疏忽大意的副产品。外籍军团和摩洛哥正规军士兵残害遇难者的身体，割掉其耳朵、鼻子、性器官，甚至是脑袋。在西班牙本土，此类暴行，以及针对俘虏的屠杀和针对工人阶级女性的有组织强奸，均得到了西班牙境内叛军军官的首肯，这与佛朗哥和其他掌权者在摩洛哥的做法别无二致。正如1934年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发生的情况那样，从各个方面来看，如此作为对他们均大有助益。他们满足了殖民地军队的嗜血欲望，他们消除了大量的潜在政治对手，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制造了一种足以让其他人望而却步的恐怖氛围。 30 然而，叛军方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感到非常不安，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遮掩。在8月13日前后，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在塞维利亚接受了对叛军方面深表同情的伦敦《每日邮报》（Daily Mail）记者哈罗德·卡多佐的采访。凯波·德·利亚诺向英国记者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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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或是在突袭敌方阵地的过程中，否则，如果未严格按照我方军事法庭之程序规则得到申辩机会和公平的审判，没有任何人会死于枪弹之下。庭审都是公开进行的，只有直接参与谋杀或者犯有其他根据我们的军事法规应做出死刑判决的罪行，或者基于其权力地位应该对容许此类罪行发生负有责任的那些被告，才会被处以死刑。我已经抓捕了数千名囚犯，但是现在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获得自由。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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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是叛军支持者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记者哈罗德·彭伯顿在他的报告中却指出，在叛军攻下梅里达之后，外籍军团中的一些士兵想要把“共产党的耳朵当作战利品”卖给他和他的摄影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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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梅里达之后，亚圭的部队转入西南方向朝巴达霍斯推进。巴达霍斯位于靠近葡萄牙边界的瓜迪亚纳河畔，是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首屈一指的重镇。如果这些纵队向马德里急行军的话，巴达霍斯的驻军是不会从后方对其构成严重威胁的。佛朗哥当局的军史学家暗示亚圭当时是自己主动转向巴达霍斯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佛朗哥绝对不会饶过亚圭，因为每日的重要事务均由他做出决定，然后由亚圭负责贯彻执行。佛朗哥亲自负责针对梅里达的作战行动，8月10日傍晚，他在其司令部中接见了亚圭，并与之讨论如何攻占巴达霍斯和下一步的行动目标。他想要拿下巴达霍斯，建立叛军的两个控制区域之间的陆上联系，并且使进攻部队的左翼得到西葡边界地带的有利依托①。这是一个战略失误，由此而造成的延误让共和国政府得以组织防御。然而，就像佛朗哥在战争期间所一再表现的那样，他更加关心在所有被征服之领土上彻底清洗反对分子，而非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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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里达之战结束后，接下来，在叛军纵队征服之路上的首批城镇之一是托雷马约尔。在那里，人民阵线委员会杜绝了任何可能的暴力活动。没有右派分子遭到监禁，没有针对他们犯下的暴行，而亚圭之部队行经此地时也未制造任何事件。 34 位于从梅里达到巴达霍斯之道路中途的是彼此相邻的洛翁、蒙蒂霍和卡尔萨达镇。在军事密谋集团行动的消息抵达之后，三地均建立了包括所有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代表在内的防卫委员会。本地的“民兵组织”应运而生，他们的装备只有劳工手中或者从富人那里没收而来的少量猎枪。卡尔萨达镇的“民兵组织”有33名成员，蒙蒂霍则有100人。在这3个城镇中，防卫委员会均逮捕了支持军事叛乱的那些当地的富裕居民。在卡尔萨达镇，被拘留的66名男性中，大部分是拒绝向安置于其庄园中的劳工支付工资的土地所有者。其中有19名地产主、12名农场主、4名小工厂主。所有人都得到了良好的对待，他们的家人被允许给他们送食物、烟草、被褥和毯子。那些支付了拖欠工资的被捕者获得释放。委员会努力确保没有囚犯遭到杀害。但是当亚圭纵队于8月13日晨抵达时，这些囚犯谎称他们即将要被活活烧死在当地教堂里。在蒙蒂霍，有56名右翼分子被拘留在一座修道院中。他们的家人被允许为他们带去食物，但囚犯被强迫从事田间劳作，有些人遭到看守的虐待。然而，当来自巴达霍斯的一些民兵试图烧毁该修道院时，该镇的防卫委员会阻止了他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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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亚圭手下的3,000名久经沙场的雇佣兵，卡尔萨达镇和蒙蒂霍的许多左翼分子选择逃跑，有些人加入了保卫巴达霍斯的守军，其他人则向东前往唐贝尼托。亚圭在接受上述城镇的投降后，分别任命了一个右翼分子的委员会来负责民事工作，并给予他们以下指示：“不能让任何左翼领袖活命。”长枪党分子洗劫了卡尔萨达镇的“人民之家”，焚烧了其中除成员名单外的大部分物品及文件。作为曾经的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成员和当今的长枪党党员，新委员会的主席尽一切努力避免来自右翼的暴行，但仍有29男1女被枪杀。被杀的这位女性与其他女性工会会员及左翼人士的妻子一起被带到市镇广场，在那里她们被剃光了头发，并被强灌蓖麻油。在被迫目击她的死刑处决之后，其他妇女被缓慢押回自己的家中，一路上，她们因腹泻而只能随地便溺。除了遭受这种有组织的侮辱，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很难再找到工作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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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诱捕逃亡者，上述两地的新政府机构发表声明，宣称那些没有“血债”的人可以安全返回家园。然而，又一次，那些轻信此承诺返家的居民遭到逮捕并被枪杀。8月28日，在蒙蒂霍举行了一场大型宗教庆典，其高潮部分就是将镇上残存的左派分子和工会领袖进行示众，后者被迫在枪口下请求宽恕他们所犯下的严重罪行。8月29日黎明时分，包括镇长米格尔·梅里诺·罗德里格斯在内的其中14人被枪杀。罗德里格斯的土地被没收，他的遗孀和6个孩子在极度贫困之中挣扎度日。枪决行动持续数年之久，据称另有100余人遇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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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附近的托雷马约尔，之前并无暴力行动发生，但是在9月2日，一群长枪党暴徒抵达此地。他们闯入了当地人民阵线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书记（一位学校教师）和“人民之家”主席的住所当中。在搜查房屋和偷窃财物过后，长枪党分子带走了3名男子并将他们杀害。得知此消息时，重病的教师妻子死去，身后留下两个女儿，一个当时只有一岁零九个月，另一个四岁。她的兄弟，塞维利亚的一位长枪党高层成员，努力试图为她的孩子们提供一些抚恤金。这一申请因其父亲未被正式宣布死亡而遭拒绝。后来的一项调查显示，长枪党分子将上述3名男子带到当地国民卫队驻地中，在那里，一个由国民卫队负责人和两名国民卫队成员组成的“法庭”判处他们死刑。然后，托雷马约尔的教区司铎陪同他们前往行刑地点所在的公墓。长枪党分子说他们是遵照亚圭在洛翁、蒙蒂霍和卡尔萨达镇所留下的命令行事，命令中要求枪决所有“需为国家所身处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负责任”的左翼分子。这位教师最后正式被登记为死亡，但官方对肇事的长枪党分子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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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洛翁、蒙蒂霍和卡尔萨达镇之后，亚圭率部向西进入塔拉韦拉–拉雷亚尔。在那里，也有82名地方上的右派分子被人民阵线委员会逮捕。他们被押着游街示众并遭到羞辱。很多人被迫向劳工支付工资。其中59人被关在一座教堂中，另外23人则被关在镇公所的仓库中。当亚圭的部队就要进入城镇之时，有2名当地左派人士打破了醉酒民兵烧毁教堂的企图。其他人和委员会成员一起逃离，并带走了23名右派囚犯。他们在塔拉韦拉外半英里（约805米）处将其中21名囚犯射杀。不出意料，2名幸存者中有一人参加了随后的镇压行动，根据当地的估计数字，在这场镇压中有近250人被枪杀。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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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圭的纵队继续向巴达霍斯进军。军事政变在那里遭遇了失败。政变的失败部分要归功于由省长米格尔·格拉纳多斯·鲁伊斯、社会党国会议员尼古拉斯·德·巴勃罗和市长辛福里亚诺·马德罗涅罗领导的人民阵线防卫委员会所采取的决定性行动。委员会迅速下令逮捕了超过300名叛乱支持者，并开始创建和武装左翼民兵队伍，然而他们所拥有的武器数量却严重不足。反叛分子在巴达霍斯的失败也反映出当地军事指挥官们的犹豫不决和严重分歧，事实上，与其他南部城市不同的是，在巴达霍斯有一批坚定支持共和国的军官。7月26日，马德里政府派出陆军上校伊尔德方索·普伊格登戈拉斯·庞塞·德·莱昂接管该城的防御工作。普伊格登戈拉斯于不久之前平定了瓜达拉哈拉与埃纳雷斯堡的叛乱，身着民兵蓝色工作服的他受到了巴达霍斯左翼分子的欢迎，后者将之视为英雄。他逮捕了一些较为不可靠的军官，并着手训练民兵部队。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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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圭部队抵达之前，巴达霍斯针对右派的暴力活动很少。这主要应归功于市长辛福里亚诺·马德罗涅罗和警察局长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阿拉松的努力。虽然费尔南德斯·阿拉松后来被佛朗哥分子判处死刑，但是当局认可了那些表达感激的右派人士所提供的证词，所以他的死刑判决被改为30年监禁。在8月6日当地国民卫队驻军起事失败之前，该城仅有的一起致命事件发生于7月22日，当时左翼民兵杀死了极右翼地主费利西亚诺·桑切斯·巴里加，此人曾经担任军事密谋集团与当地长枪党组织的联络人。巴达霍斯主教何塞·马里亚·阿尔卡拉斯·阿伦达被驱逐出他的主教宫，但此过程中并未发生冲突和暴力事件，主教被允许从神龛中取走圣餐，并且他还得到了一名保镖。从8月7日起，叛军开始每日发动空袭，伤亡人数攀升，加之前一天国民卫队发动叛乱，报复行动开始出现。报复行动中共有10人丧生，其中包括2名军官、2名退伍国民卫队成员、2名修士和4名知名右翼分子。在一起案件中，遇害者是一名在屋顶上向来袭飞机发信号的人。对上述谋杀行动负有责任的团伙与防卫委员会并无任何关系，该团伙中大多数成员不是死于亚圭的攻击行动，就是逃离了此地。被委员会逮捕的大多数右翼囚犯都没有受伤。然而，这并未阻止叛方以对所谓的“赤色恐怖”实施报复为由而进行大屠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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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圭的部队包围这座由城墙围绕着的城市时，他们的残暴名声早已传入城内。巴达霍斯城早已被难民淹没，从每日空袭行动开始之时起，这座城市就笼罩在大难将至的绝望气氛当中。8月13日，一架叛军飞机飞过城市，并丢下了数千份传单，传单上是由佛朗哥签署的最后通牒。上面写道：“你们的抵抗将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你们想避免无益的流血，那么抓住领头人并把他们交给我方军队……我军之胜利已有充分的保证，为了拯救西班牙，我们将消除阻拦我们的所有障碍。现在你们还有时间改邪归正——明天可就太晚了。”传单清楚表明了即将到来的大屠杀。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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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伊格登戈拉斯指挥的守军约有1,700人，其中约有1/3是正规军士兵，其余都是装备低劣的民兵，一些民兵是城中居民，还有一些是从叛军纵队行经的市镇中逃到此地的难民。在8月5日列雷纳陷落之后，招募志愿者保卫城市的项目才开始进行。有少数人装备着步枪，但缺乏弹药。许多人只有大镰刀和狩猎用的霰弹枪。驻扎此地的大多数正规部队均已奉命前往马德里前线。随着空袭与炮击带来的伤亡越来越严重，不断有人做了逃兵。当然，防守方的真实人数只占叛军方面资料所暗示之数量的一小部分。亚圭部队的实力则要比在同一份文献中备受赞誉的“少数勇士”的数量多得多。卡斯特洪和阿森西奥这两支协同行动的纵队拥有2,500名士兵，以及在纵队从塞维利亚开拔后沿途加入的大批卡洛斯派义勇军成员和长枪党分子。而且，普伊格登戈拉斯上校手下有几名军官非常可疑，他们似乎在尽可能地给防守准备设置障碍，他们藏匿武器并且为炮兵指示错误的目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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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凌晨时分，轰炸行动开始加剧，阿拉尔孔·德·拉·拉斯特拉的炮兵部队开始对该城实施猛烈打击。上午9时左右，普伊格登戈拉斯、尼古拉斯·德·巴勃罗、巴达霍斯市长和防卫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逃往葡萄牙。当天上午，就在上述大人物搭乘飞机撤离之后，有不少军官转换阵营站到叛军一方。到中午时分，尽管民兵凭借超凡之勇气孤注一掷地进行抵抗，但是在卡斯特洪纵队的凶猛攻击下，巴达霍斯城墙上还是出现了缺口。守军中出现的一小部分“第五纵队”军官协助叛军纵队达成任务目标。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放弃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并向市立监狱集中，以便在那里与右翼囚犯一同向他们的“解放者”欢呼致意。获释者之一为雷希诺·巴伦西亚，他是萨拉萨尔·阿隆索的朋友和杀害工人社会党国会议员佩德罗·鲁维奥·埃雷迪亚的凶手。在外籍军团和土著正规军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他们杀死了进军路线上的所有防守者，包括那些扔掉武器举手投降的人。 43 许多民兵逃入主教座堂中，有些人被用刺刀捅死在教堂过道里，还有些人倒在祭坛的台阶上。一名藏匿在告解室中的男子被开枪打死，他跪倒在胡安·加兰·贝尔梅霍神父的身边，后者原本是萨夫拉的神父，后来在外籍军团中担任随军司铎一职。加兰神父的头发被打理得油光锃亮，他大摇大摆地挥舞着手杖和手枪，精心培育自己残忍的名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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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军团和土著正规军，以及随同行动的长枪党分子，进行了一场抢劫店铺和住所的狂欢，其中大多数房屋正是为那些“被解放”的右翼人士所有。一名叛军军官对美国新闻记者杰伊·艾伦说：“这是他们为报恩而支付的战争税。”所有便于携带的物品——珠宝和手表、收音机和打字机、衣服和布匹——都被从遍布尸体和仍有鲜血流淌的街道上拉走。数百名俘虏被聚集起来赶入斗牛场。在夜幕降临后，喝醉的摩尔兵和长枪党分子仍不断闯入工人阶级的住所实施抢劫和强奸妇女。他们将男人从家里拖出，或者在家门口将其枪毙，或者将其带到斗牛场中。许多尸体上都有遭受性残害的痕迹。在斗牛场中，叛军部队在围绕场地的障碍物上架设机枪，开始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行动。当天下午和傍晚，有800人，按照每20人一组，被分批枪决。晚间又有1,200人被带进斗牛场。其中包括许多根本不过问政治的无辜男女市民，也有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中产阶级共和派人士、普通劳工，以及肩膀上残留有步枪后座所造成的淤青的“前武装人员”。这些人的姓名没有被登记，所犯罪行的细节也没有被核实。上午7点半，枪杀再度开始。垂死者的尖叫声在多个街区以外仍清晰可闻。幸存者的描述显示，很快，国民卫队士兵也开始担任行刑队成员。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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