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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3天里，在亚圭纵队为向北推进做准备的同时，摩尔兵摆摊出售他们抢夺来的手表、珠宝和家具。亚圭本人将属于温和共和派人士路易斯·普拉·阿尔瓦雷斯的豪华轿车据为己有。普拉与其兄弟拥有一个生意蒸蒸日上的运输与汽车销售公司。二人利用其影响力拯救了许多右翼人士的生命，并在家中为数名修士提供庇护，获救者当中有很多人向佛朗哥当局写信为二人求情。8月19日，普拉兄弟二人被国民卫队带到郊外，他们被告知已经获释，并在“企图逃跑时”被从背后射杀。他们的生意和财产均被夺走。 46 主教阿尔卡拉斯·阿伦达试图为他们说情，但亚圭告知主教的信使说：“告诉主教，他们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在早上被枪毙，这样主教大人才能继续活下去。” 47 到第2天，欢呼的右翼群众被允许围观和侮辱囚犯。那里虽然并未像后来共和国新闻界所声称的那样，曾经举行过一场用俘虏取代公牛的模拟斗牛表演，然而，人被当成牲畜一样对待，确系不争之事实。在借此取乐的反叛方军官的注视下，摩洛哥军团和长枪党分子用刺刀驱赶俘虏。佛朗哥的总参谋部与葡萄牙边防警察有着紧密的合作，所以试图逃往葡萄牙的数百名难民均遭遣返。 48 葡萄牙地主被邀请前来观看斗牛场中的场景，作为他们交出逃亡之左派分子的奖励。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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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巴达霍斯很少有右翼分子遇害，但是反叛方所实施的密集杀戮行动却持续达数月之久。在亚圭离开此地后，镇压行动的负责人变成新任军事长官爱德华多·卡尼萨雷斯上校，以及由凯波·德·利亚诺于8月18日从塞维利亚派来担任国民卫队指挥官兼公安特派员的曼努埃尔·佩雷塔·贝拉中校。据说在佩雷塔于1936年11月11日被换掉之前，他手中的遇难者已多达2,580人。他的继任者，曼努埃尔·戈麦斯·坎托斯上报说，佩雷塔没收受害者的土地、牲畜等财产，并将其据为己有，从而赚得了一笔财富。在一名来自奥利文萨的长枪党地主的怂恿下，佩雷塔开始基于那些最无耻和最恶毒的告发，或者基于极其微不足道的左翼分子之迹象或自由主义之倾向而下令实施逮捕。被捕者通常会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被枪杀。长枪党组织中充斥着地主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热衷于参加大屠杀。囚犯被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其他地区带到这里，因为当地右翼分子打算抓住此机会，永远终结土地改革对他们的威胁。在富人家中担任女仆和裁缝的年轻女子遭到性侵，这是对她们企图在1936年春组建行业工会的惩罚。其他行业之女性成员也面临着同样悲惨的命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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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8日（星期二），有4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一支骑兵分队从位于葡萄牙境内的卡亚押回巴达霍斯。其中近300人被处决。长枪党分子的远征队被准许自由进入葡萄牙境内搜寻西班牙难民。杰伊·艾伦讲述了在埃尔瓦什发生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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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8月23日），一辆飘扬着反叛者的红黄色旗帜的小汽车抵达此地。车内有3名法西斯主义者。在一位葡萄牙中尉的陪同下，他们穿过狭窄的街道，到达共和国巴达霍斯省省长格拉纳多斯先生所住的医院中。法西斯分子跑上楼梯，拔出枪沿着走廊大步向前，冲进省长的病房。这位共和国省长因极为恐惧而陷入精神错乱当中。医院负责人帕布热诺医生立即扑到这位无助的病人身上，并大声喊人来帮忙。他就这样救下了一条性命。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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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被押回西班牙境内枪毙的众多自由派分子、左翼人士、共济会员和其他人中，有巴达霍斯市长辛福里亚诺·马德罗涅罗和两位社会党国会议员尼古拉斯·德·巴勃罗和安塞尔莫·特雷霍。他们在街道上被一路拖行，衣衫被扯破，身上磕碰得到处是瘀青。在奏乐游行和室外弥撒过后，作为于8月30日举行的这场煞费苦心的庆典活动之压轴戏，他们被当众处决。卡尼萨雷斯上校告知凯波·德·利亚诺的新闻与宣传负责人安东尼奥·巴阿蒙德，作为压轴戏的处决行动是伴随着军乐队演奏的王家颂歌和长枪党赞歌而进行的。有许多观众来自附近的葡萄牙境内地区，当受刑者倒下时，他们爆发出狂热的喝彩。但是，也有许多普通的葡萄牙家庭接收了来自巴达霍斯和韦尔瓦的难民，有若干名葡萄牙陆军军官拯救了西班牙人的生命。 52 10月中旬，有1,435名难民搭乘从里斯本开往塔拉戈纳的轮船前往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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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埃斯皮诺萨·马埃斯特雷已经证实，亚圭属下官兵在进攻巴达霍斯作战中的伤亡人数达185人，其中有44人死亡，141人受伤。这一数字与共和国方面蒙受的伤亡完全不成比例。 54 对在接下来的镇压中死亡人数的估计存在巨大分歧，从9,000人到“二百至六百人”不等。在初次大屠杀之后的几天里，许多被处决者或是前来帮助保卫城市的民兵，或是逃至该地的难民，又或是从其他市镇带过来的囚犯。由于他们未经审判即遭枪杀，他们的尸体被弃于乱葬坑或者被焚化，所以没有留下记录。不过，由埃斯皮诺萨·马埃斯特雷博士所进行的一项全面细致的研究显示，死者至少有3,800人。他已经证实，即便仅仅将对比工作限定于少量已进行过死亡登记的已知遇难者，从1936年8月到12月期间，在巴达霍斯的处决人数也要比在韦尔瓦和塞维利亚两地加起来的还要多。然而，韦尔瓦的人口数量要比巴达霍斯多12.5%，而塞维利亚的人口数量则要超过其6倍以上。此外，在塞维利亚和韦尔瓦，都可以将市镇登记处中的名单与埋葬在不同墓地中的死者名单进行对照。并且，在上述两个城市中，不只市镇登记处会统计死者名单，公墓管理处也会留存有关无名尸体的记录。在韦尔瓦，无名死者的数量是姓名可查之死者的5倍之多；而在塞维利亚，两者比例接近6 : 1。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巴达霍斯的大致情况，在那里，埋入公墓的无名死者并无记录。埃斯皮诺萨·马埃斯特雷得出的结论是，该市的死者总数，应达到姓名可查的死者数量的5.5倍左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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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热的夏天，堆积的尸体对公共卫生构成了严重威胁。它们被扔到往返于市政公墓的货车上。由于当地卫生防疫机构和私人殡仪馆都无法应付如此多的尸体，它们会被泼上汽油点火焚烧，然后其残骸被埋入“万人坑”。在漫长而炎热的夏夜，尸体燃烧产生的恶臭四处弥散，无孔不入。在城市沦陷之后，未被枪杀或强奸的左翼女性遭受了有组织的侮辱。她们的头发被剃光，而且还被强灌蓖麻油，理由是“给她们把嘴巴洗干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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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圭曾禁止新闻记者随同部队进入城中。然而，8月15日清晨时分，一组新闻记者从埃尔瓦什抵达此地，其主要成员是葡萄牙人，另外还包括两位法国人：来自哈瓦斯通讯社（Havas Agency）的马塞尔·达尼和来自巴黎《时报》（Le Temps）的雅克·贝尔泰。当他们驱车进入城中时，他们可以看到从公墓方向升起的一股股浓烟，并且被空气中令人作呕的恶臭弄得心烦意乱。他们目睹了《里斯本日报》（Diário de Lisboa）的马里奥·内维斯口中的“凄凉和令人恐惧的场面”。内维斯设法采访了亚圭，向他询问真相是否如他所听到的那样，有2,000人在那天夜里被枪杀。亚圭的回答是：“哦，没有那么多。”一位神父担任向导，带着内维斯、达尼和贝尔泰前往公墓，在那里他们看到大堆的尸体正在被焚烧。有些尸体已完全炭化，但是伸出尸堆的胳膊和腿脚尚未被烈焰触及。看到记者们的惊恐表情，这位神父解释说：“他们是罪有应得。而且，这也是卫生防疫的重要手段。”不清楚他在这里指的是杀戮还是尸体的处理。另外一名葡萄牙记者，来自《每日新闻》（Diário de Notícias）的马里奥·皮雷斯被他看见的可怕场景弄得精神失常，而不得不在里斯本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卡斯特洪告诉《每日早报》（Diário da Manhã）的若热·西蒙斯，有1,500名守卫者在战斗期间和战斗之后被杀。西蒙斯写道，在征服城市后的24小时内，外籍军团即已射杀1,300人。两天后，与凯波·德·利亚诺关系最密切的《里斯本日报》记者费利克斯·科雷亚在报道中提及有1,600人已被处决。亚圭本人在8月15日发表评论说：“在明天完成最后的清除工作之后，发动一场更大规模之行动即已万事俱备。现在，随着莫斯科的代理人得到清算，这座城市又回到了西班牙的手中。”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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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来自百代电影公司新闻片制作部门的摄影师勒内·布吕特抵达此地，并用电影胶片拍摄了尸体枕藉的惨象，他因这一勇敢之举在后来遭到监禁并且受到叛军当局的死亡威胁。 58 几天之后，佛朗哥发送电报给凯波·德·利亚诺，指示他对摄影记者施以严格控制——“哪怕他们来自民族主义者方的报纸”。虽然此举不只是为了掩盖其部队所犯的暴行，同样也为了掩盖德国和意大利向叛军方面交付战争物资的事实。 59 否认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发生是叛军当局及其外国支持者所发动的一场大规模运动的开始。但他们的掩饰工作没有在亚圭这里得到支持，后者向美国记者约翰·惠特克兴奋地吹嘘他们的“丰功伟绩”：“不错，我们枪毙了那些人。你想要我们怎么做？难道我应该让我的纵队在急速前进与时间赛跑时，带上4,000名赤色分子与我们一起走吗？难道我应该在我们的后方将他们释放，等着他们再次将巴达霍斯赤化？”在这座4万人的城市中，屠杀的波及范围可能已经达到总人口的近1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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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亚圭的传记作家的说法，在“战争暴力的释放”中，不可能区分和平市民和左翼民兵，也就是说枪杀被关押的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另一位专注反叛方之战争努力的半官方军史学家，也就是后来以主教身份担任“逝者之谷”修道院院长的路易斯·马里亚·德·洛亨迪奥，不仅声称当时守方兵力占据优势，而且还试图采用伪善的诡辩为屠杀事件进行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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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战争罪行是用化学或者技术手段无意义地毁灭生命。但在巴达霍斯，情况并非如此。物质优势（堡垒和工事）在马克思主义分子一边。亚圭中校属下之士兵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容置疑的精神优势，他们在战斗中保持着求胜的意志，并且拥有勇于牺牲和严守纪律的美德。巴达霍斯的街道上遍布尸体。当然，战争就是这么一幅残酷的场景。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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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达霍斯发生的野蛮行径反映了西属摩洛哥军队的“传统”，以及非洲纵队对遭遇强烈抵抗并且首次蒙受严重伤亡的暴怒。这是蓄意瘫痪敌人之战略的组成部分，同时将强奸、抢劫、杀戮与酒精的狂欢作为对纵队士兵的奖赏。它反映了往昔在殖民地的行事方式。它反映了眼下地主阶级企图一劳永逸地瓦解农村无产阶级的决心。同时它也影响了未来。8月下旬，在巴斯克城镇伊伦和富恩特拉比亚（洪达日比亚）遭受来自海上的炮击与来自空中的轰炸期间，叛军方面空投了大量传单，威胁要用与对待巴达霍斯民众相同的方式来对待这里的人民。结果，难民在恐惧的驱使下逃往法国。 62 巴达霍斯事件也给首都居民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告诉他们当纵队抵达马德里时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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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纵队快速推进，在其进军路线以西的巴达霍斯与卡塞雷斯之间的地带留下了许多未被征服的城镇和村庄。在这些地方，绝望的难民聚集在一起。亚圭延续在塞维利亚和韦尔瓦所发生的事件模式，在动身向马德里进军之前，组织了若干由地方右翼分子、地主、地主的子侄及其忠实的狗腿子、长枪党分子、卡洛斯派义勇军，以及为数不多的国民卫队人员构成的小型分队，并派出一名军官负责指挥。他们从巴达霍斯出发，四散扑向周围的村庄，在各地实施了残酷的镇压行动。无论当地的右派分子是被杀害还是仅仅遭到预防性拘留，都会有男人和女人遭到枪杀，连哪怕是走过场的审判都没有。那些较为狂热和野蛮的分队头目中，有国民卫队上尉埃内斯托·纳瓦雷特·阿尔卡，以及来自殖民地军队的两名军官，弗朗西斯科·德尔加多·塞拉诺中校和土著正规军的穆罕默德·本·米齐安少校。在平民志愿者当中，不仅有新近加入的本地长枪党分子，同时也有来自比戈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分遣队，后者在其原籍省份已经杀无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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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19日至29日，这些反叛分子夺取了巴达霍斯省西部数十个市镇。通常情况下，这些地方的防卫委员会已经将当地右派分子逮捕并没收了他们的武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受到无礼对待，有些人被迫向雇工支付拖欠的工资。他们在后来的报道中表达了对此类侮辱的强烈愤慨，然而这些所谓的侮辱，有时不过是防卫委员会坚持要求其家人而非其仆人为他们送饭而已。有时，身体条件允许的囚犯还被强令从事修路以及耕作等各种体力劳动。当后来他们被迫打扫他们的监所，打扫教堂或仓库，或者亲自处理自己的排泄物时，他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更令他们厌恶的是，被征收的奶牛、绵羊和猪被用来充当劳工的食物供给。橄榄油、火腿、口利佐香肠和其他食物被从富人的住所中拿走。 63 在一些村庄里，右派囚犯遭到殴打，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右派分子遭到杀害。但是，相比上述暴行，当地市政当局阻止暴行发生的情况要多得多，他们制止了那些来自其他村镇的民兵执意对非洲军团纵队制造的恐怖进行报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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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报复行动则完全与之不成比例。在那些有右翼人士遭到谋杀的地方，遭到报复的通常并非凶手，因为他们往往已经跑路。为这些处决行动辩护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他们说左翼分子本打算杀死所有的囚犯，只是由于纵队的到来而没有来得及那样做。同样，尽管有关于右翼女性囚犯遭到性虐的泛泛指控，但具体到个案，大多数都是已经被防卫委员会成员挫败的未遂企图。左翼当局从未有过像叛军那样的群体性灭绝计划。在西班牙南部各地的很多城镇与乡村中，意图通过拒绝提供工作和拖欠工资等方式与劳工对抗的地主、长枪党的拥护者和军事政变的支持者，以及激进的右翼神父落入左派分子的手中。在大多数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受到伤害。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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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震怖的例外事件发生于巴达霍斯省东部的阿苏阿加。由矿工和农业雇工组成的当地工人阶级的立场十分激进。从1931年到1936年夏天，本地的地主阶级不甘示弱，阻止了共和国多项土地改革措施的施行，其中就包括以保护本地劳工为目的而限制引入廉价外部劳动力的市镇边界法。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劳工阶层的食不果腹导致社会局势日趋紧张，有人担心该城可能会像卡斯蒂尔布兰科或卡萨斯别哈斯那样爆发激烈的冲突。由于意识到军事叛乱预示着野蛮镇压，当地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要求对工人进行武装。7月19日，在与该城国民卫队的冲突中，有16名平民和1名国民卫队士兵被杀。驻阿苏阿加的国民卫队人数众多，7月21日，其指挥官安东尼奥·米兰达·维加中尉发现自己无法取胜，于是他撤离此地并将他的士兵带往列雷纳，而正如前文所述，他在列雷纳落入卡斯特洪纵队之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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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卫队的撤离成为阿苏阿加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开端。在米兰达撤离之后，一个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该城在其控制下维持了两个星期的和平。事态随着列雷纳在8月5日陷落而发生了变化。抵达阿苏阿加的许多难民带来了有关在列雷纳发生的镇压的恐怖故事。然后，就像难民从其他地方抵达列雷纳、阿尔门德拉莱霍和丰特–德坎托斯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一波怒潮席卷整个城镇。革命委员会下令逮捕叛军同情者。8月8日凌晨，有28人被带到郊外的坟场枪杀。其中包括3名神父、3名退役的前国民卫队成员、3名律师以及该城的大部分地主和商人。8月10日又有2人被枪杀。导致杀戮的要素之一为不断从其他城镇涌入阿苏阿加的难民和民兵，他们可能来自塞维利亚省的卡萨利亚–德拉谢拉和瓜达尔卡纳尔，巴达霍斯省的格兰哈–德托雷埃尔莫萨，以及科尔多瓦省的佩尼亚罗亚。这些外来者在向陌生人泄愤时毫不心慈手软。就这样，来自佩尼亚罗亚的一群矿工在8月20日抵达此地，成了另外9起死亡事件的前奏，而其中8人（包括4名年龄在2至5岁之间的儿童）来自彼此关系密切的巴斯克斯与德尔加多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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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31日的另一场暴行中，肇事者则是一小群满怀怒火的民兵。他们在企图重新夺回列雷纳却遭遇失败之后，满怀怨气地撤回了阿苏阿加。他们的纵队遭到德国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几乎被消灭殆尽。一支长枪党小分队将伤员全部杀害。死者并未得到埋葬，而且，尸体的腹部被用刺刀剖开，然后被灌上汽油点燃。幸存下来的少数人处决了33名地主和商人来泄愤。9月8日，又有1名神父遭到杀害。在共和国控制下的阿苏阿加所发生的最后一次杀戮事件，则是列雷纳市长拉斐尔·马特拉纳所领导的民兵组织的杰作。他控制了阿苏阿加和丰特奥韦胡纳（科尔多瓦省）之间的一片区域，9月22日，他的小分队用7辆卡车装载了包括5名神父和7名方济各会修士在内的57名男性。在阿苏阿加以东6英里（约9.7千米）处，前6辆卡车停下来，包括5名神父在内的43名囚犯被枪杀。第7辆卡车载着包括7名修士在内的14名囚犯前往阿苏阿加，在那里他们被马特拉纳手下的民兵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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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后，在持续的炮轰之下，阿苏阿加被2个土著正规军纵队轻而易举地占领。纵队指挥官为阿方索·戈麦斯·科维安少校，他在不久之前刚刚“战胜”了一支由8,000名难民组成的纵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阿苏阿加，镇压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对镇压行动进行辩护，戈麦斯·科维安报告说，已有175名右翼人士被斧头砍死。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先前在阿苏阿加及其周边地区被枪杀的总人数为87人。然而，方济各会神父安东尼奥·阿拉西尔提供了有关神职人员遭受可怕折磨的文件。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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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非洲军团纵队所经道路以西的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当地防卫委员会设法对左派分子进行约束，被关押的囚犯中只有2人死亡。在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于8月5日沦陷后，随着非洲纵队的逼近，防卫委员会的成员纷纷逃离，囚犯被释放。然而，有数百名左翼武装分子抵达并接管了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获释的右派分子被重新关押，并有11人被杀。再后来，弗朗西斯科·德尔加多·塞拉诺中校指挥下的一支摩洛哥常备军纵队出现在这里，大规模的镇压运动爆发。有超过300人被枪杀，其中包括近20名妇女。大多数男性遇难者都是农业劳工。很多被视为左翼分子的妇女遭到强奸，几乎所有女性都被剃了光头并被强灌蓖麻油。 66 在只有1名右翼分子遇害的巴卡罗塔，8月25日该镇被占领以后有一批人被处决，其中包括了所有未成功逃离的重要社会党人士和市政官员。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索萨·奥米戈的两个兄弟，华金和胡安·索萨·奥米戈也在其中。华金于1936年10月24日被枪杀，而胡安在1937年1月10日遇害，后者生前曾遭受过可怕的酷刑。当胡安的尸体多年后被发掘出来时，人们发现尸体的四肢已与躯干脱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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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随着叛军“扫荡”行动的进行，越来越多的难民陷入逃亡状态中。有些人从巴达霍斯和梅里达往南逃跑，还有人从韦尔瓦的镇压行动中逃脱，往北逃向巴达霍斯。当位于韦尔瓦北部山区的各个采矿城镇被路易斯·雷东多的卡洛斯派民兵纵队占领之后，一股大规模难民潮随之而来。随着塞维利亚–巴达霍斯道路沿线的城镇与村庄被非洲军团纵队逐一占领，许多人只能向西逃跑。结果是大量绝望的难民聚集在巴达霍斯省西部，同时这片未被敌军占领的地区还在不断缩小。他们往东和往北的退路分别被塞维利亚–梅里达公路和梅里达–巴达霍斯公路切断，南面是不断逼近的叛军纵队，西面则是葡萄牙边界。到9月中旬，包括儿童、老人和病弱者在内的数千人聚集在赫雷斯–德洛斯卡瓦列罗斯和弗雷赫纳尔–德拉谢拉之间的地域。许多人待在巴伦西亚–德尔本托索，当地居民快速组建了施粥站，尽力为他们提供食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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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雷赫纳尔于9月18日陷落时，大批难民面临着被驱赶到叛军手中的可能性，数个城镇的防卫委员会之残部在巴伦西亚–德尔本托索召开会议。组织工作由难民中的市政及工会领导人负责，其中包括巴达霍斯的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索萨·奥米戈，萨夫拉市长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以及在丰特–德坎托斯于8月5日陷落前的那一夜逃跑的市长莫德斯托·何塞·洛伦萨纳·马卡罗。 68 他们决定发动一场强行军返回共和国战线后方，并将这群绝望的民众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支分遣队由约2,000人组成，第二支则有约6,000人。第一支分遣队中有十几人装备步枪，另有约100人装备有打猎用的霰弹枪，第二支分遣队的武装约为前者的两倍。这些仅有的武装力量必须保护两支由马、骡子、其他家畜以及各种牲口拉的大车所组成的漫长纵队，大车上装有难民在逃亡之前尽可能从家中带走的财产。小孩子、怀抱婴儿的妇女、怀孕女性以及大量老者是构成纵队的主要人员。我们无法得知参与行动之难民的确切数量。这两支队伍被统称为“八千人纵队”，尽管它们看上去有着不同的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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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塞·索萨·奥米戈带领的那支规模较小的纵队成功地在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和丰特–德坎托斯之间的某个地点，穿越了从塞维利亚通往梅里达的公路。然后他们向列雷纳以北的巴伦西亚–德拉斯托雷斯前进，并最终抵达位于共和国控制区的卡斯图埃拉。那支规模较大且行进速度较慢的纵队在更南面的莫内斯特里奥和丰特–德坎托斯之间的某地通过了上述主干道。该纵队的队列不可避免地拉长并分成了几部分，老年人和拖儿带女的家庭要比其他人慢得多。当时的天气特别炎热，溪水断流，水源难寻。难民在行进中扬起的尘土让叛军侦察机可以很容易锁定他们的方位。位于塞维利亚司令部的凯波·德·利亚诺对该纵队的动向、纵队的人员构成（平民）以及武器十分稀少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而，叛军仍然准备像对付装备精良的军事队伍那样向其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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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由500名装备精良的陆军士兵、国民卫队士兵、长枪党分子和卡洛斯派民兵组成的部队，在阿方索·戈麦斯·科维安少校的指挥下，在位于主路以东约20英里（约32千米）处的雷纳和丰特–德尔阿尔科之间某地精心构筑了伏击阵地。机枪被部署于可以俯瞰难民行进路线的一座山丘上的树林中。在难民进入射程之后，他们一齐开火。许多人被密集的子弹射伤。有超过2,000人被俘并被运往列雷纳。落在大部队后面的一支规模较小的难民队伍，遇到了一些打着共和国旗帜的士兵。难民们以为他们已经脱险，然而这些士兵实际上是叛军上尉加夫列尔·塔萨拉的手下。他们被诱至丰特–德尔阿尔科，然后被关押在那里。一些试图逃跑的人被当场枪杀。其余人则被押上一辆货运列车带往列雷纳。j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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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戈麦斯·科维安发起伏击时，有数百人四散逃入周边乡村地带。家庭成员因此失散，有些再也未能团聚。有些人在完全陌生的地带漫无目的地游荡达数周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尽最大可能利用土地上的出产维生。许多人被国民卫队和骑马的长枪党武装分子组成的搜查队杀死或俘获。其余的人，有些返回了家乡，但前途未卜，还有几百人设法抵达了共和国控制区。由戈麦斯·科维安和塔萨拉俘虏的平民被关押在列雷纳，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那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每天早晨都有俘虏在斗牛场被用机枪射杀。有些俘虏在遇难前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还有些人，在经过来自其家乡的右翼分子的甄别之后，被带回他们原来的居住地接受处决。许多妇女遭到强奸。由于涉案者是来自当地名门望族的已婚男子，所以他们的罪行被大力掩盖。许多来自安达卢西亚的俘虏被带到塞维利亚，然后被关在停泊于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卡武埃鲁角”号监狱船的底仓里。晚夏时节酷热难耐，又缺乏食物和饮水，很少有人能够幸存下来。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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