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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对的敌人素质低下，他们既无纪律也缺乏军事训练，他们没有训练有素的领导者，缺乏武器弹药和支援部队，这意味着我们在战斗中通常只会遭遇微弱的抵抗……我们在武器装备和娴熟使用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得我们付出很少的伤亡就能达成我们的目标。迫击炮或精准使用的机枪火力，会对没有此类武器或不知如何使用它们的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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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手段的实施既非自发行为，也非疏忽大意的副产品。外籍军团和摩洛哥正规军士兵残害遇难者的身体，割掉其耳朵、鼻子、性器官，甚至是脑袋。在西班牙本土，此类暴行，以及针对俘虏的屠杀和针对工人阶级女性的有组织强奸，均得到了西班牙境内叛军军官的首肯，这与佛朗哥和其他掌权者在摩洛哥的做法别无二致。正如1934年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发生的情况那样，从各个方面来看，如此作为对他们均大有助益。他们满足了殖民地军队的嗜血欲望，他们消除了大量的潜在政治对手，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制造了一种足以让其他人望而却步的恐怖氛围。 30 然而，叛军方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感到非常不安，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遮掩。在8月13日前后，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在塞维利亚接受了对叛军方面深表同情的伦敦《每日邮报》（Daily Mail）记者哈罗德·卡多佐的采访。凯波·德·利亚诺向英国记者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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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或是在突袭敌方阵地的过程中，否则，如果未严格按照我方军事法庭之程序规则得到申辩机会和公平的审判，没有任何人会死于枪弹之下。庭审都是公开进行的，只有直接参与谋杀或者犯有其他根据我们的军事法规应做出死刑判决的罪行，或者基于其权力地位应该对容许此类罪行发生负有责任的那些被告，才会被处以死刑。我已经抓捕了数千名囚犯，但是现在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获得自由。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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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是叛军支持者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记者哈罗德·彭伯顿在他的报告中却指出，在叛军攻下梅里达之后，外籍军团中的一些士兵想要把“共产党的耳朵当作战利品”卖给他和他的摄影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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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梅里达之后，亚圭的部队转入西南方向朝巴达霍斯推进。巴达霍斯位于靠近葡萄牙边界的瓜迪亚纳河畔，是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首屈一指的重镇。如果这些纵队向马德里急行军的话，巴达霍斯的驻军是不会从后方对其构成严重威胁的。佛朗哥当局的军史学家暗示亚圭当时是自己主动转向巴达霍斯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佛朗哥绝对不会饶过亚圭，因为每日的重要事务均由他做出决定，然后由亚圭负责贯彻执行。佛朗哥亲自负责针对梅里达的作战行动，8月10日傍晚，他在其司令部中接见了亚圭，并与之讨论如何攻占巴达霍斯和下一步的行动目标。他想要拿下巴达霍斯，建立叛军的两个控制区域之间的陆上联系，并且使进攻部队的左翼得到西葡边界地带的有利依托①。这是一个战略失误，由此而造成的延误让共和国政府得以组织防御。然而，就像佛朗哥在战争期间所一再表现的那样，他更加关心在所有被征服之领土上彻底清洗反对分子，而非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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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里达之战结束后，接下来，在叛军纵队征服之路上的首批城镇之一是托雷马约尔。在那里，人民阵线委员会杜绝了任何可能的暴力活动。没有右派分子遭到监禁，没有针对他们犯下的暴行，而亚圭之部队行经此地时也未制造任何事件。 34 位于从梅里达到巴达霍斯之道路中途的是彼此相邻的洛翁、蒙蒂霍和卡尔萨达镇。在军事密谋集团行动的消息抵达之后，三地均建立了包括所有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代表在内的防卫委员会。本地的“民兵组织”应运而生，他们的装备只有劳工手中或者从富人那里没收而来的少量猎枪。卡尔萨达镇的“民兵组织”有33名成员，蒙蒂霍则有100人。在这3个城镇中，防卫委员会均逮捕了支持军事叛乱的那些当地的富裕居民。在卡尔萨达镇，被拘留的66名男性中，大部分是拒绝向安置于其庄园中的劳工支付工资的土地所有者。其中有19名地产主、12名农场主、4名小工厂主。所有人都得到了良好的对待，他们的家人被允许给他们送食物、烟草、被褥和毯子。那些支付了拖欠工资的被捕者获得释放。委员会努力确保没有囚犯遭到杀害。但是当亚圭纵队于8月13日晨抵达时，这些囚犯谎称他们即将要被活活烧死在当地教堂里。在蒙蒂霍，有56名右翼分子被拘留在一座修道院中。他们的家人被允许为他们带去食物，但囚犯被强迫从事田间劳作，有些人遭到看守的虐待。然而，当来自巴达霍斯的一些民兵试图烧毁该修道院时，该镇的防卫委员会阻止了他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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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亚圭手下的3,000名久经沙场的雇佣兵，卡尔萨达镇和蒙蒂霍的许多左翼分子选择逃跑，有些人加入了保卫巴达霍斯的守军，其他人则向东前往唐贝尼托。亚圭在接受上述城镇的投降后，分别任命了一个右翼分子的委员会来负责民事工作，并给予他们以下指示：“不能让任何左翼领袖活命。”长枪党分子洗劫了卡尔萨达镇的“人民之家”，焚烧了其中除成员名单外的大部分物品及文件。作为曾经的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成员和当今的长枪党党员，新委员会的主席尽一切努力避免来自右翼的暴行，但仍有29男1女被枪杀。被杀的这位女性与其他女性工会会员及左翼人士的妻子一起被带到市镇广场，在那里她们被剃光了头发，并被强灌蓖麻油。在被迫目击她的死刑处决之后，其他妇女被缓慢押回自己的家中，一路上，她们因腹泻而只能随地便溺。除了遭受这种有组织的侮辱，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很难再找到工作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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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诱捕逃亡者，上述两地的新政府机构发表声明，宣称那些没有“血债”的人可以安全返回家园。然而，又一次，那些轻信此承诺返家的居民遭到逮捕并被枪杀。8月28日，在蒙蒂霍举行了一场大型宗教庆典，其高潮部分就是将镇上残存的左派分子和工会领袖进行示众，后者被迫在枪口下请求宽恕他们所犯下的严重罪行。8月29日黎明时分，包括镇长米格尔·梅里诺·罗德里格斯在内的其中14人被枪杀。罗德里格斯的土地被没收，他的遗孀和6个孩子在极度贫困之中挣扎度日。枪决行动持续数年之久，据称另有100余人遇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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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附近的托雷马约尔，之前并无暴力行动发生，但是在9月2日，一群长枪党暴徒抵达此地。他们闯入了当地人民阵线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书记（一位学校教师）和“人民之家”主席的住所当中。在搜查房屋和偷窃财物过后，长枪党分子带走了3名男子并将他们杀害。得知此消息时，重病的教师妻子死去，身后留下两个女儿，一个当时只有一岁零九个月，另一个四岁。她的兄弟，塞维利亚的一位长枪党高层成员，努力试图为她的孩子们提供一些抚恤金。这一申请因其父亲未被正式宣布死亡而遭拒绝。后来的一项调查显示，长枪党分子将上述3名男子带到当地国民卫队驻地中，在那里，一个由国民卫队负责人和两名国民卫队成员组成的“法庭”判处他们死刑。然后，托雷马约尔的教区司铎陪同他们前往行刑地点所在的公墓。长枪党分子说他们是遵照亚圭在洛翁、蒙蒂霍和卡尔萨达镇所留下的命令行事，命令中要求枪决所有“需为国家所身处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负责任”的左翼分子。这位教师最后正式被登记为死亡，但官方对肇事的长枪党分子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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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洛翁、蒙蒂霍和卡尔萨达镇之后，亚圭率部向西进入塔拉韦拉–拉雷亚尔。在那里，也有82名地方上的右派分子被人民阵线委员会逮捕。他们被押着游街示众并遭到羞辱。很多人被迫向劳工支付工资。其中59人被关在一座教堂中，另外23人则被关在镇公所的仓库中。当亚圭的部队就要进入城镇之时，有2名当地左派人士打破了醉酒民兵烧毁教堂的企图。其他人和委员会成员一起逃离，并带走了23名右派囚犯。他们在塔拉韦拉外半英里（约805米）处将其中21名囚犯射杀。不出意料，2名幸存者中有一人参加了随后的镇压行动，根据当地的估计数字，在这场镇压中有近250人被枪杀。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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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圭的纵队继续向巴达霍斯进军。军事政变在那里遭遇了失败。政变的失败部分要归功于由省长米格尔·格拉纳多斯·鲁伊斯、社会党国会议员尼古拉斯·德·巴勃罗和市长辛福里亚诺·马德罗涅罗领导的人民阵线防卫委员会所采取的决定性行动。委员会迅速下令逮捕了超过300名叛乱支持者，并开始创建和武装左翼民兵队伍，然而他们所拥有的武器数量却严重不足。反叛分子在巴达霍斯的失败也反映出当地军事指挥官们的犹豫不决和严重分歧，事实上，与其他南部城市不同的是，在巴达霍斯有一批坚定支持共和国的军官。7月26日，马德里政府派出陆军上校伊尔德方索·普伊格登戈拉斯·庞塞·德·莱昂接管该城的防御工作。普伊格登戈拉斯于不久之前平定了瓜达拉哈拉与埃纳雷斯堡的叛乱，身着民兵蓝色工作服的他受到了巴达霍斯左翼分子的欢迎，后者将之视为英雄。他逮捕了一些较为不可靠的军官，并着手训练民兵部队。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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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圭部队抵达之前，巴达霍斯针对右派的暴力活动很少。这主要应归功于市长辛福里亚诺·马德罗涅罗和警察局长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阿拉松的努力。虽然费尔南德斯·阿拉松后来被佛朗哥分子判处死刑，但是当局认可了那些表达感激的右派人士所提供的证词，所以他的死刑判决被改为30年监禁。在8月6日当地国民卫队驻军起事失败之前，该城仅有的一起致命事件发生于7月22日，当时左翼民兵杀死了极右翼地主费利西亚诺·桑切斯·巴里加，此人曾经担任军事密谋集团与当地长枪党组织的联络人。巴达霍斯主教何塞·马里亚·阿尔卡拉斯·阿伦达被驱逐出他的主教宫，但此过程中并未发生冲突和暴力事件，主教被允许从神龛中取走圣餐，并且他还得到了一名保镖。从8月7日起，叛军开始每日发动空袭，伤亡人数攀升，加之前一天国民卫队发动叛乱，报复行动开始出现。报复行动中共有10人丧生，其中包括2名军官、2名退伍国民卫队成员、2名修士和4名知名右翼分子。在一起案件中，遇害者是一名在屋顶上向来袭飞机发信号的人。对上述谋杀行动负有责任的团伙与防卫委员会并无任何关系，该团伙中大多数成员不是死于亚圭的攻击行动，就是逃离了此地。被委员会逮捕的大多数右翼囚犯都没有受伤。然而，这并未阻止叛方以对所谓的“赤色恐怖”实施报复为由而进行大屠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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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圭的部队包围这座由城墙围绕着的城市时，他们的残暴名声早已传入城内。巴达霍斯城早已被难民淹没，从每日空袭行动开始之时起，这座城市就笼罩在大难将至的绝望气氛当中。8月13日，一架叛军飞机飞过城市，并丢下了数千份传单，传单上是由佛朗哥签署的最后通牒。上面写道：“你们的抵抗将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你们想避免无益的流血，那么抓住领头人并把他们交给我方军队……我军之胜利已有充分的保证，为了拯救西班牙，我们将消除阻拦我们的所有障碍。现在你们还有时间改邪归正——明天可就太晚了。”传单清楚表明了即将到来的大屠杀。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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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伊格登戈拉斯指挥的守军约有1,700人，其中约有1/3是正规军士兵，其余都是装备低劣的民兵，一些民兵是城中居民，还有一些是从叛军纵队行经的市镇中逃到此地的难民。在8月5日列雷纳陷落之后，招募志愿者保卫城市的项目才开始进行。有少数人装备着步枪，但缺乏弹药。许多人只有大镰刀和狩猎用的霰弹枪。驻扎此地的大多数正规部队均已奉命前往马德里前线。随着空袭与炮击带来的伤亡越来越严重，不断有人做了逃兵。当然，防守方的真实人数只占叛军方面资料所暗示之数量的一小部分。亚圭部队的实力则要比在同一份文献中备受赞誉的“少数勇士”的数量多得多。卡斯特洪和阿森西奥这两支协同行动的纵队拥有2,500名士兵，以及在纵队从塞维利亚开拔后沿途加入的大批卡洛斯派义勇军成员和长枪党分子。而且，普伊格登戈拉斯上校手下有几名军官非常可疑，他们似乎在尽可能地给防守准备设置障碍，他们藏匿武器并且为炮兵指示错误的目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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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凌晨时分，轰炸行动开始加剧，阿拉尔孔·德·拉·拉斯特拉的炮兵部队开始对该城实施猛烈打击。上午9时左右，普伊格登戈拉斯、尼古拉斯·德·巴勃罗、巴达霍斯市长和防卫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逃往葡萄牙。当天上午，就在上述大人物搭乘飞机撤离之后，有不少军官转换阵营站到叛军一方。到中午时分，尽管民兵凭借超凡之勇气孤注一掷地进行抵抗，但是在卡斯特洪纵队的凶猛攻击下，巴达霍斯城墙上还是出现了缺口。守军中出现的一小部分“第五纵队”军官协助叛军纵队达成任务目标。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放弃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并向市立监狱集中，以便在那里与右翼囚犯一同向他们的“解放者”欢呼致意。获释者之一为雷希诺·巴伦西亚，他是萨拉萨尔·阿隆索的朋友和杀害工人社会党国会议员佩德罗·鲁维奥·埃雷迪亚的凶手。在外籍军团和土著正规军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他们杀死了进军路线上的所有防守者，包括那些扔掉武器举手投降的人。 43 许多民兵逃入主教座堂中，有些人被用刺刀捅死在教堂过道里，还有些人倒在祭坛的台阶上。一名藏匿在告解室中的男子被开枪打死，他跪倒在胡安·加兰·贝尔梅霍神父的身边，后者原本是萨夫拉的神父，后来在外籍军团中担任随军司铎一职。加兰神父的头发被打理得油光锃亮，他大摇大摆地挥舞着手杖和手枪，精心培育自己残忍的名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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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军团和土著正规军，以及随同行动的长枪党分子，进行了一场抢劫店铺和住所的狂欢，其中大多数房屋正是为那些“被解放”的右翼人士所有。一名叛军军官对美国新闻记者杰伊·艾伦说：“这是他们为报恩而支付的战争税。”所有便于携带的物品——珠宝和手表、收音机和打字机、衣服和布匹——都被从遍布尸体和仍有鲜血流淌的街道上拉走。数百名俘虏被聚集起来赶入斗牛场。在夜幕降临后，喝醉的摩尔兵和长枪党分子仍不断闯入工人阶级的住所实施抢劫和强奸妇女。他们将男人从家里拖出，或者在家门口将其枪毙，或者将其带到斗牛场中。许多尸体上都有遭受性残害的痕迹。在斗牛场中，叛军部队在围绕场地的障碍物上架设机枪，开始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行动。当天下午和傍晚，有800人，按照每20人一组，被分批枪决。晚间又有1,200人被带进斗牛场。其中包括许多根本不过问政治的无辜男女市民，也有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中产阶级共和派人士、普通劳工，以及肩膀上残留有步枪后座所造成的淤青的“前武装人员”。这些人的姓名没有被登记，所犯罪行的细节也没有被核实。上午7点半，枪杀再度开始。垂死者的尖叫声在多个街区以外仍清晰可闻。幸存者的描述显示，很快，国民卫队士兵也开始担任行刑队成员。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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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3天里，在亚圭纵队为向北推进做准备的同时，摩尔兵摆摊出售他们抢夺来的手表、珠宝和家具。亚圭本人将属于温和共和派人士路易斯·普拉·阿尔瓦雷斯的豪华轿车据为己有。普拉与其兄弟拥有一个生意蒸蒸日上的运输与汽车销售公司。二人利用其影响力拯救了许多右翼人士的生命，并在家中为数名修士提供庇护，获救者当中有很多人向佛朗哥当局写信为二人求情。8月19日，普拉兄弟二人被国民卫队带到郊外，他们被告知已经获释，并在“企图逃跑时”被从背后射杀。他们的生意和财产均被夺走。 46 主教阿尔卡拉斯·阿伦达试图为他们说情，但亚圭告知主教的信使说：“告诉主教，他们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在早上被枪毙，这样主教大人才能继续活下去。” 47 到第2天，欢呼的右翼群众被允许围观和侮辱囚犯。那里虽然并未像后来共和国新闻界所声称的那样，曾经举行过一场用俘虏取代公牛的模拟斗牛表演，然而，人被当成牲畜一样对待，确系不争之事实。在借此取乐的反叛方军官的注视下，摩洛哥军团和长枪党分子用刺刀驱赶俘虏。佛朗哥的总参谋部与葡萄牙边防警察有着紧密的合作，所以试图逃往葡萄牙的数百名难民均遭遣返。 48 葡萄牙地主被邀请前来观看斗牛场中的场景，作为他们交出逃亡之左派分子的奖励。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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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巴达霍斯很少有右翼分子遇害，但是反叛方所实施的密集杀戮行动却持续达数月之久。在亚圭离开此地后，镇压行动的负责人变成新任军事长官爱德华多·卡尼萨雷斯上校，以及由凯波·德·利亚诺于8月18日从塞维利亚派来担任国民卫队指挥官兼公安特派员的曼努埃尔·佩雷塔·贝拉中校。据说在佩雷塔于1936年11月11日被换掉之前，他手中的遇难者已多达2,580人。他的继任者，曼努埃尔·戈麦斯·坎托斯上报说，佩雷塔没收受害者的土地、牲畜等财产，并将其据为己有，从而赚得了一笔财富。在一名来自奥利文萨的长枪党地主的怂恿下，佩雷塔开始基于那些最无耻和最恶毒的告发，或者基于极其微不足道的左翼分子之迹象或自由主义之倾向而下令实施逮捕。被捕者通常会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被枪杀。长枪党组织中充斥着地主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热衷于参加大屠杀。囚犯被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其他地区带到这里，因为当地右翼分子打算抓住此机会，永远终结土地改革对他们的威胁。在富人家中担任女仆和裁缝的年轻女子遭到性侵，这是对她们企图在1936年春组建行业工会的惩罚。其他行业之女性成员也面临着同样悲惨的命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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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8日（星期二），有4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一支骑兵分队从位于葡萄牙境内的卡亚押回巴达霍斯。其中近300人被处决。长枪党分子的远征队被准许自由进入葡萄牙境内搜寻西班牙难民。杰伊·艾伦讲述了在埃尔瓦什发生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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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8月23日），一辆飘扬着反叛者的红黄色旗帜的小汽车抵达此地。车内有3名法西斯主义者。在一位葡萄牙中尉的陪同下，他们穿过狭窄的街道，到达共和国巴达霍斯省省长格拉纳多斯先生所住的医院中。法西斯分子跑上楼梯，拔出枪沿着走廊大步向前，冲进省长的病房。这位共和国省长因极为恐惧而陷入精神错乱当中。医院负责人帕布热诺医生立即扑到这位无助的病人身上，并大声喊人来帮忙。他就这样救下了一条性命。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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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被押回西班牙境内枪毙的众多自由派分子、左翼人士、共济会员和其他人中，有巴达霍斯市长辛福里亚诺·马德罗涅罗和两位社会党国会议员尼古拉斯·德·巴勃罗和安塞尔莫·特雷霍。他们在街道上被一路拖行，衣衫被扯破，身上磕碰得到处是瘀青。在奏乐游行和室外弥撒过后，作为于8月30日举行的这场煞费苦心的庆典活动之压轴戏，他们被当众处决。卡尼萨雷斯上校告知凯波·德·利亚诺的新闻与宣传负责人安东尼奥·巴阿蒙德，作为压轴戏的处决行动是伴随着军乐队演奏的王家颂歌和长枪党赞歌而进行的。有许多观众来自附近的葡萄牙境内地区，当受刑者倒下时，他们爆发出狂热的喝彩。但是，也有许多普通的葡萄牙家庭接收了来自巴达霍斯和韦尔瓦的难民，有若干名葡萄牙陆军军官拯救了西班牙人的生命。 52 10月中旬，有1,435名难民搭乘从里斯本开往塔拉戈纳的轮船前往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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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埃斯皮诺萨·马埃斯特雷已经证实，亚圭属下官兵在进攻巴达霍斯作战中的伤亡人数达185人，其中有44人死亡，141人受伤。这一数字与共和国方面蒙受的伤亡完全不成比例。 54 对在接下来的镇压中死亡人数的估计存在巨大分歧，从9,000人到“二百至六百人”不等。在初次大屠杀之后的几天里，许多被处决者或是前来帮助保卫城市的民兵，或是逃至该地的难民，又或是从其他市镇带过来的囚犯。由于他们未经审判即遭枪杀，他们的尸体被弃于乱葬坑或者被焚化，所以没有留下记录。不过，由埃斯皮诺萨·马埃斯特雷博士所进行的一项全面细致的研究显示，死者至少有3,800人。他已经证实，即便仅仅将对比工作限定于少量已进行过死亡登记的已知遇难者，从1936年8月到12月期间，在巴达霍斯的处决人数也要比在韦尔瓦和塞维利亚两地加起来的还要多。然而，韦尔瓦的人口数量要比巴达霍斯多12.5%，而塞维利亚的人口数量则要超过其6倍以上。此外，在塞维利亚和韦尔瓦，都可以将市镇登记处中的名单与埋葬在不同墓地中的死者名单进行对照。并且，在上述两个城市中，不只市镇登记处会统计死者名单，公墓管理处也会留存有关无名尸体的记录。在韦尔瓦，无名死者的数量是姓名可查之死者的5倍之多；而在塞维利亚，两者比例接近6 : 1。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巴达霍斯的大致情况，在那里，埋入公墓的无名死者并无记录。埃斯皮诺萨·马埃斯特雷得出的结论是，该市的死者总数，应达到姓名可查的死者数量的5.5倍左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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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热的夏天，堆积的尸体对公共卫生构成了严重威胁。它们被扔到往返于市政公墓的货车上。由于当地卫生防疫机构和私人殡仪馆都无法应付如此多的尸体，它们会被泼上汽油点火焚烧，然后其残骸被埋入“万人坑”。在漫长而炎热的夏夜，尸体燃烧产生的恶臭四处弥散，无孔不入。在城市沦陷之后，未被枪杀或强奸的左翼女性遭受了有组织的侮辱。她们的头发被剃光，而且还被强灌蓖麻油，理由是“给她们把嘴巴洗干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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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圭曾禁止新闻记者随同部队进入城中。然而，8月15日清晨时分，一组新闻记者从埃尔瓦什抵达此地，其主要成员是葡萄牙人，另外还包括两位法国人：来自哈瓦斯通讯社（Havas Agency）的马塞尔·达尼和来自巴黎《时报》（Le Temps）的雅克·贝尔泰。当他们驱车进入城中时，他们可以看到从公墓方向升起的一股股浓烟，并且被空气中令人作呕的恶臭弄得心烦意乱。他们目睹了《里斯本日报》（Diário de Lisboa）的马里奥·内维斯口中的“凄凉和令人恐惧的场面”。内维斯设法采访了亚圭，向他询问真相是否如他所听到的那样，有2,000人在那天夜里被枪杀。亚圭的回答是：“哦，没有那么多。”一位神父担任向导，带着内维斯、达尼和贝尔泰前往公墓，在那里他们看到大堆的尸体正在被焚烧。有些尸体已完全炭化，但是伸出尸堆的胳膊和腿脚尚未被烈焰触及。看到记者们的惊恐表情，这位神父解释说：“他们是罪有应得。而且，这也是卫生防疫的重要手段。”不清楚他在这里指的是杀戮还是尸体的处理。另外一名葡萄牙记者，来自《每日新闻》（Diário de Notícias）的马里奥·皮雷斯被他看见的可怕场景弄得精神失常，而不得不在里斯本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卡斯特洪告诉《每日早报》（Diário da Manhã）的若热·西蒙斯，有1,500名守卫者在战斗期间和战斗之后被杀。西蒙斯写道，在征服城市后的24小时内，外籍军团即已射杀1,300人。两天后，与凯波·德·利亚诺关系最密切的《里斯本日报》记者费利克斯·科雷亚在报道中提及有1,600人已被处决。亚圭本人在8月15日发表评论说：“在明天完成最后的清除工作之后，发动一场更大规模之行动即已万事俱备。现在，随着莫斯科的代理人得到清算，这座城市又回到了西班牙的手中。”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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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来自百代电影公司新闻片制作部门的摄影师勒内·布吕特抵达此地，并用电影胶片拍摄了尸体枕藉的惨象，他因这一勇敢之举在后来遭到监禁并且受到叛军当局的死亡威胁。 58 几天之后，佛朗哥发送电报给凯波·德·利亚诺，指示他对摄影记者施以严格控制——“哪怕他们来自民族主义者方的报纸”。虽然此举不只是为了掩盖其部队所犯的暴行，同样也为了掩盖德国和意大利向叛军方面交付战争物资的事实。 59 否认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发生是叛军当局及其外国支持者所发动的一场大规模运动的开始。但他们的掩饰工作没有在亚圭这里得到支持，后者向美国记者约翰·惠特克兴奋地吹嘘他们的“丰功伟绩”：“不错，我们枪毙了那些人。你想要我们怎么做？难道我应该让我的纵队在急速前进与时间赛跑时，带上4,000名赤色分子与我们一起走吗？难道我应该在我们的后方将他们释放，等着他们再次将巴达霍斯赤化？”在这座4万人的城市中，屠杀的波及范围可能已经达到总人口的近1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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