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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亚圭的传记作家的说法，在“战争暴力的释放”中，不可能区分和平市民和左翼民兵，也就是说枪杀被关押的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另一位专注反叛方之战争努力的半官方军史学家，也就是后来以主教身份担任“逝者之谷”修道院院长的路易斯·马里亚·德·洛亨迪奥，不仅声称当时守方兵力占据优势，而且还试图采用伪善的诡辩为屠杀事件进行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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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战争罪行是用化学或者技术手段无意义地毁灭生命。但在巴达霍斯，情况并非如此。物质优势（堡垒和工事）在马克思主义分子一边。亚圭中校属下之士兵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容置疑的精神优势，他们在战斗中保持着求胜的意志，并且拥有勇于牺牲和严守纪律的美德。巴达霍斯的街道上遍布尸体。当然，战争就是这么一幅残酷的场景。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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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达霍斯发生的野蛮行径反映了西属摩洛哥军队的“传统”，以及非洲纵队对遭遇强烈抵抗并且首次蒙受严重伤亡的暴怒。这是蓄意瘫痪敌人之战略的组成部分，同时将强奸、抢劫、杀戮与酒精的狂欢作为对纵队士兵的奖赏。它反映了往昔在殖民地的行事方式。它反映了眼下地主阶级企图一劳永逸地瓦解农村无产阶级的决心。同时它也影响了未来。8月下旬，在巴斯克城镇伊伦和富恩特拉比亚（洪达日比亚）遭受来自海上的炮击与来自空中的轰炸期间，叛军方面空投了大量传单，威胁要用与对待巴达霍斯民众相同的方式来对待这里的人民。结果，难民在恐惧的驱使下逃往法国。 62 巴达霍斯事件也给首都居民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告诉他们当纵队抵达马德里时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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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纵队快速推进，在其进军路线以西的巴达霍斯与卡塞雷斯之间的地带留下了许多未被征服的城镇和村庄。在这些地方，绝望的难民聚集在一起。亚圭延续在塞维利亚和韦尔瓦所发生的事件模式，在动身向马德里进军之前，组织了若干由地方右翼分子、地主、地主的子侄及其忠实的狗腿子、长枪党分子、卡洛斯派义勇军，以及为数不多的国民卫队人员构成的小型分队，并派出一名军官负责指挥。他们从巴达霍斯出发，四散扑向周围的村庄，在各地实施了残酷的镇压行动。无论当地的右派分子是被杀害还是仅仅遭到预防性拘留，都会有男人和女人遭到枪杀，连哪怕是走过场的审判都没有。那些较为狂热和野蛮的分队头目中，有国民卫队上尉埃内斯托·纳瓦雷特·阿尔卡，以及来自殖民地军队的两名军官，弗朗西斯科·德尔加多·塞拉诺中校和土著正规军的穆罕默德·本·米齐安少校。在平民志愿者当中，不仅有新近加入的本地长枪党分子，同时也有来自比戈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分遣队，后者在其原籍省份已经杀无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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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19日至29日，这些反叛分子夺取了巴达霍斯省西部数十个市镇。通常情况下，这些地方的防卫委员会已经将当地右派分子逮捕并没收了他们的武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受到无礼对待，有些人被迫向雇工支付拖欠的工资。他们在后来的报道中表达了对此类侮辱的强烈愤慨，然而这些所谓的侮辱，有时不过是防卫委员会坚持要求其家人而非其仆人为他们送饭而已。有时，身体条件允许的囚犯还被强令从事修路以及耕作等各种体力劳动。当后来他们被迫打扫他们的监所，打扫教堂或仓库，或者亲自处理自己的排泄物时，他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更令他们厌恶的是，被征收的奶牛、绵羊和猪被用来充当劳工的食物供给。橄榄油、火腿、口利佐香肠和其他食物被从富人的住所中拿走。 63 在一些村庄里，右派囚犯遭到殴打，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右派分子遭到杀害。但是，相比上述暴行，当地市政当局阻止暴行发生的情况要多得多，他们制止了那些来自其他村镇的民兵执意对非洲军团纵队制造的恐怖进行报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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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报复行动则完全与之不成比例。在那些有右翼人士遭到谋杀的地方，遭到报复的通常并非凶手，因为他们往往已经跑路。为这些处决行动辩护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他们说左翼分子本打算杀死所有的囚犯，只是由于纵队的到来而没有来得及那样做。同样，尽管有关于右翼女性囚犯遭到性虐的泛泛指控，但具体到个案，大多数都是已经被防卫委员会成员挫败的未遂企图。左翼当局从未有过像叛军那样的群体性灭绝计划。在西班牙南部各地的很多城镇与乡村中，意图通过拒绝提供工作和拖欠工资等方式与劳工对抗的地主、长枪党的拥护者和军事政变的支持者，以及激进的右翼神父落入左派分子的手中。在大多数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受到伤害。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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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震怖的例外事件发生于巴达霍斯省东部的阿苏阿加。由矿工和农业雇工组成的当地工人阶级的立场十分激进。从1931年到1936年夏天，本地的地主阶级不甘示弱，阻止了共和国多项土地改革措施的施行，其中就包括以保护本地劳工为目的而限制引入廉价外部劳动力的市镇边界法。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劳工阶层的食不果腹导致社会局势日趋紧张，有人担心该城可能会像卡斯蒂尔布兰科或卡萨斯别哈斯那样爆发激烈的冲突。由于意识到军事叛乱预示着野蛮镇压，当地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要求对工人进行武装。7月19日，在与该城国民卫队的冲突中，有16名平民和1名国民卫队士兵被杀。驻阿苏阿加的国民卫队人数众多，7月21日，其指挥官安东尼奥·米兰达·维加中尉发现自己无法取胜，于是他撤离此地并将他的士兵带往列雷纳，而正如前文所述，他在列雷纳落入卡斯特洪纵队之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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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卫队的撤离成为阿苏阿加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开端。在米兰达撤离之后，一个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该城在其控制下维持了两个星期的和平。事态随着列雷纳在8月5日陷落而发生了变化。抵达阿苏阿加的许多难民带来了有关在列雷纳发生的镇压的恐怖故事。然后，就像难民从其他地方抵达列雷纳、阿尔门德拉莱霍和丰特–德坎托斯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一波怒潮席卷整个城镇。革命委员会下令逮捕叛军同情者。8月8日凌晨，有28人被带到郊外的坟场枪杀。其中包括3名神父、3名退役的前国民卫队成员、3名律师以及该城的大部分地主和商人。8月10日又有2人被枪杀。导致杀戮的要素之一为不断从其他城镇涌入阿苏阿加的难民和民兵，他们可能来自塞维利亚省的卡萨利亚–德拉谢拉和瓜达尔卡纳尔，巴达霍斯省的格兰哈–德托雷埃尔莫萨，以及科尔多瓦省的佩尼亚罗亚。这些外来者在向陌生人泄愤时毫不心慈手软。就这样，来自佩尼亚罗亚的一群矿工在8月20日抵达此地，成了另外9起死亡事件的前奏，而其中8人（包括4名年龄在2至5岁之间的儿童）来自彼此关系密切的巴斯克斯与德尔加多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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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31日的另一场暴行中，肇事者则是一小群满怀怒火的民兵。他们在企图重新夺回列雷纳却遭遇失败之后，满怀怨气地撤回了阿苏阿加。他们的纵队遭到德国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几乎被消灭殆尽。一支长枪党小分队将伤员全部杀害。死者并未得到埋葬，而且，尸体的腹部被用刺刀剖开，然后被灌上汽油点燃。幸存下来的少数人处决了33名地主和商人来泄愤。9月8日，又有1名神父遭到杀害。在共和国控制下的阿苏阿加所发生的最后一次杀戮事件，则是列雷纳市长拉斐尔·马特拉纳所领导的民兵组织的杰作。他控制了阿苏阿加和丰特奥韦胡纳（科尔多瓦省）之间的一片区域，9月22日，他的小分队用7辆卡车装载了包括5名神父和7名方济各会修士在内的57名男性。在阿苏阿加以东6英里（约9.7千米）处，前6辆卡车停下来，包括5名神父在内的43名囚犯被枪杀。第7辆卡车载着包括7名修士在内的14名囚犯前往阿苏阿加，在那里他们被马特拉纳手下的民兵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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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后，在持续的炮轰之下，阿苏阿加被2个土著正规军纵队轻而易举地占领。纵队指挥官为阿方索·戈麦斯·科维安少校，他在不久之前刚刚“战胜”了一支由8,000名难民组成的纵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阿苏阿加，镇压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对镇压行动进行辩护，戈麦斯·科维安报告说，已有175名右翼人士被斧头砍死。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先前在阿苏阿加及其周边地区被枪杀的总人数为87人。然而，方济各会神父安东尼奥·阿拉西尔提供了有关神职人员遭受可怕折磨的文件。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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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非洲军团纵队所经道路以西的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当地防卫委员会设法对左派分子进行约束，被关押的囚犯中只有2人死亡。在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于8月5日沦陷后，随着非洲纵队的逼近，防卫委员会的成员纷纷逃离，囚犯被释放。然而，有数百名左翼武装分子抵达并接管了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获释的右派分子被重新关押，并有11人被杀。再后来，弗朗西斯科·德尔加多·塞拉诺中校指挥下的一支摩洛哥常备军纵队出现在这里，大规模的镇压运动爆发。有超过300人被枪杀，其中包括近20名妇女。大多数男性遇难者都是农业劳工。很多被视为左翼分子的妇女遭到强奸，几乎所有女性都被剃了光头并被强灌蓖麻油。 66 在只有1名右翼分子遇害的巴卡罗塔，8月25日该镇被占领以后有一批人被处决，其中包括了所有未成功逃离的重要社会党人士和市政官员。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索萨·奥米戈的两个兄弟，华金和胡安·索萨·奥米戈也在其中。华金于1936年10月24日被枪杀，而胡安在1937年1月10日遇害，后者生前曾遭受过可怕的酷刑。当胡安的尸体多年后被发掘出来时，人们发现尸体的四肢已与躯干脱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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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随着叛军“扫荡”行动的进行，越来越多的难民陷入逃亡状态中。有些人从巴达霍斯和梅里达往南逃跑，还有人从韦尔瓦的镇压行动中逃脱，往北逃向巴达霍斯。当位于韦尔瓦北部山区的各个采矿城镇被路易斯·雷东多的卡洛斯派民兵纵队占领之后，一股大规模难民潮随之而来。随着塞维利亚–巴达霍斯道路沿线的城镇与村庄被非洲军团纵队逐一占领，许多人只能向西逃跑。结果是大量绝望的难民聚集在巴达霍斯省西部，同时这片未被敌军占领的地区还在不断缩小。他们往东和往北的退路分别被塞维利亚–梅里达公路和梅里达–巴达霍斯公路切断，南面是不断逼近的叛军纵队，西面则是葡萄牙边界。到9月中旬，包括儿童、老人和病弱者在内的数千人聚集在赫雷斯–德洛斯卡瓦列罗斯和弗雷赫纳尔–德拉谢拉之间的地域。许多人待在巴伦西亚–德尔本托索，当地居民快速组建了施粥站，尽力为他们提供食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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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雷赫纳尔于9月18日陷落时，大批难民面临着被驱赶到叛军手中的可能性，数个城镇的防卫委员会之残部在巴伦西亚–德尔本托索召开会议。组织工作由难民中的市政及工会领导人负责，其中包括巴达霍斯的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索萨·奥米戈，萨夫拉市长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以及在丰特–德坎托斯于8月5日陷落前的那一夜逃跑的市长莫德斯托·何塞·洛伦萨纳·马卡罗。 68 他们决定发动一场强行军返回共和国战线后方，并将这群绝望的民众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支分遣队由约2,000人组成，第二支则有约6,000人。第一支分遣队中有十几人装备步枪，另有约100人装备有打猎用的霰弹枪，第二支分遣队的武装约为前者的两倍。这些仅有的武装力量必须保护两支由马、骡子、其他家畜以及各种牲口拉的大车所组成的漫长纵队，大车上装有难民在逃亡之前尽可能从家中带走的财产。小孩子、怀抱婴儿的妇女、怀孕女性以及大量老者是构成纵队的主要人员。我们无法得知参与行动之难民的确切数量。这两支队伍被统称为“八千人纵队”，尽管它们看上去有着不同的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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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塞·索萨·奥米戈带领的那支规模较小的纵队成功地在洛斯桑托斯–德迈莫纳和丰特–德坎托斯之间的某个地点，穿越了从塞维利亚通往梅里达的公路。然后他们向列雷纳以北的巴伦西亚–德拉斯托雷斯前进，并最终抵达位于共和国控制区的卡斯图埃拉。那支规模较大且行进速度较慢的纵队在更南面的莫内斯特里奥和丰特–德坎托斯之间的某地通过了上述主干道。该纵队的队列不可避免地拉长并分成了几部分，老年人和拖儿带女的家庭要比其他人慢得多。当时的天气特别炎热，溪水断流，水源难寻。难民在行进中扬起的尘土让叛军侦察机可以很容易锁定他们的方位。位于塞维利亚司令部的凯波·德·利亚诺对该纵队的动向、纵队的人员构成（平民）以及武器十分稀少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而，叛军仍然准备像对付装备精良的军事队伍那样向其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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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由500名装备精良的陆军士兵、国民卫队士兵、长枪党分子和卡洛斯派民兵组成的部队，在阿方索·戈麦斯·科维安少校的指挥下，在位于主路以东约20英里（约32千米）处的雷纳和丰特–德尔阿尔科之间某地精心构筑了伏击阵地。机枪被部署于可以俯瞰难民行进路线的一座山丘上的树林中。在难民进入射程之后，他们一齐开火。许多人被密集的子弹射伤。有超过2,000人被俘并被运往列雷纳。落在大部队后面的一支规模较小的难民队伍，遇到了一些打着共和国旗帜的士兵。难民们以为他们已经脱险，然而这些士兵实际上是叛军上尉加夫列尔·塔萨拉的手下。他们被诱至丰特–德尔阿尔科，然后被关押在那里。一些试图逃跑的人被当场枪杀。其余人则被押上一辆货运列车带往列雷纳。j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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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戈麦斯·科维安发起伏击时，有数百人四散逃入周边乡村地带。家庭成员因此失散，有些再也未能团聚。有些人在完全陌生的地带漫无目的地游荡达数周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尽最大可能利用土地上的出产维生。许多人被国民卫队和骑马的长枪党武装分子组成的搜查队杀死或俘获。其余的人，有些返回了家乡，但前途未卜，还有几百人设法抵达了共和国控制区。由戈麦斯·科维安和塔萨拉俘虏的平民被关押在列雷纳，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那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每天早晨都有俘虏在斗牛场被用机枪射杀。有些俘虏在遇难前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还有些人，在经过来自其家乡的右翼分子的甄别之后，被带回他们原来的居住地接受处决。许多妇女遭到强奸。由于涉案者是来自当地名门望族的已婚男子，所以他们的罪行被大力掩盖。许多来自安达卢西亚的俘虏被带到塞维利亚，然后被关在停泊于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卡武埃鲁角”号监狱船的底仓里。晚夏时节酷热难耐，又缺乏食物和饮水，很少有人能够幸存下来。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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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18日的夜间广播讲话中，凯波·德·利亚诺将戈麦斯·科维安伏击难民的行动描述成针对所谓“敌军部队”的一场伟大军事胜利。他大肆攻击那支实际由难民组成的“大部队”，说他们因懦弱无能而被500名叛军士兵击败。此后，他谈到俘虏中有许多伤员。他以恶毒的暗示之辞结束了讲话。“其中还包括很多妇女，有一些是教师，还有一些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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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击开始之前，当规模较大的那支难民纵队越过塞维利亚–梅里达公路约10英里（约16千米）时，一名从丰特–德坎托斯逃离的男子加入了他们的队列。他告诉市长洛伦萨纳·马卡罗说，后者的妻子和5个女儿已被占领军逮捕。洛伦萨纳无视其父亲与众多朋友的激烈反对而离开了纵队，他几近癫狂，担心因为他未能在7月19日制止城内教堂中针对右派的屠杀，而导致报复落到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的头上。他希望如果自己向反叛方自首，对方可以释放自己的妻女。在乡间游荡数日之后，他被一支长枪党的骑马巡逻队抓获。洛伦萨纳随大量来自难民队伍的俘虏一道被带入丰特–德坎托斯。抵达城郊时，押送者将他绑在一匹马的尾巴上。他跌倒在地，并被马匹拖着围绕市镇广场转圈。遭到殴打后，他又被绑在镇公所外面的一把椅子上，当地右翼分子上前踢他，朝他吐口水，并口出秽语。接着，他背靠教堂外墙遭到枪杀。洛伦萨纳的残尸当晚就被弃于市镇广场。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放到城里运送垃圾的大车上游街示众，之后被拉到公墓埋葬。他的妻子和女儿们随后被释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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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的镇压行动仍在持续。用于捕获左派人士的手段之一是通过广播宣读所谓的“赦免法令”，大意是主动自首者将免于遭受报复。那些轻信上述宣传且照此行事者，很少能活下来揭露此谎言。一个典型案例发生于葡萄牙边界附近的奥利文萨。当地的很多右翼分子被拘留，其中的地主分子被要求支付自1932年起拖欠雇工的工资。社会党市长伊格纳西奥·罗德里格斯·门德斯努力确保无在押人士遇害，他为避免流血而于8月17日通过谈判向反叛方和平投降。在奥利文萨被占领后，新当局发布了一项声明，承诺将劳工的工作条件恢复至1936年以前的水准，并表示“所有未受指控涉嫌参与流血事件的居民……均可返回家园，我们保证将张开双臂接纳他们”。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来自奥利文萨及周边市镇的多达130人在城中被处决。 72 在附近的巴尔韦尔德–德莱加内斯，叛军占领此地之前并无暴力事件发生，但仍有百余人由于担心遭到镇压而选择逃跑。1937年1月2日，有5名男子向一支长枪党骑马巡逻队自首，随后却被带到一座农场中枪决。长枪党分子随后前往其中3人的住所，偷走了死者遗孀和孩子赖以为生的家畜。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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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亚圭的部队早已在外国记者的随同下继续向前推进。因热衷于战事而随卡斯特洪纵队行动的《每日邮报》记者哈罗德·卡多佐，报道了所有被捕民兵都将面临的命运。他们将接受“一场十分钟的审判，被送上一辆卡车，在一名神父的陪同下，前往有些偏远的兵营，在一次排枪射击后，被埋进一个洒满石灰的墓穴”。 74 为了控制经由卡塞雷斯通往马德里的道路，卡斯特洪纵队从巴达霍斯折回梅里达。到1936年8月27日，特利亚纵队已抵达了位于阿尔马拉斯的塔霍河上的桥梁，不久之后，该部抵达位于卡塞雷斯省北部的纳瓦尔莫拉尔–德拉马塔。当天晚些时候，卡斯特洪、特利亚和阿森西奥在通往马德里之路上的最后一个重镇——托莱多省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前方合兵一处。他们在过去的两周之内推进了190英里（约306千米）。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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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过程中，凯波·德·利亚诺于8月29日发表过一次讲话。当提及在纳瓦尔莫拉尔–德拉马塔和塔拉韦拉–德拉雷纳之间地区有共和派女性被俘的情况时，他发出了比以往更恶劣的仇视女性的言论。对野蛮镇压颇为心满意足的他，大大加强了人们的此种恐惧，即被俘女性将在摩洛哥雇佣兵手中遭到轮奸。他津津有味地评论道：“大量的弹药、10辆卡车，以及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俘虏已经落入我们手中。摩洛哥正规军的士兵们会很高兴，而‘热情之花’将会非常小心谨慎。”带有性暗示的言论出现在《ABC》报上，但在塞维利亚的另一份报纸《联合报》中却遭到审查而未被刊发。 76 在这次广播讲话后不久，凯波·德·利亚诺的参谋长奎斯塔·莫内雷奥少校就向新闻界发出指令，禁止公布上述广播讲话之原文，因为“它们不宜公开刊行”。一位阅读过该广播讲话之完整抄本的新闻记者评论说：“它们令人作呕。正式刊行之版本经审查并清除了其中的粗鄙言辞。”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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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的胡言乱语常常被解释为酒后失言，然而又有人在努力暗示他是一个禁酒主义者。布卢姆斯伯里团体②的前成员，曾在马拉加附近居住的杰拉尔德·布雷南提到过他的“威士忌嗓音”。布雷南的妻子，作家加梅尔·伍尔西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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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告知他根本不喝酒，但他拥有一种柔软散漫的嗓音，以及资深酒徒才有的欢快自在的举止。他可以很放松地一连讲几个小时，有时他磕磕绊绊地说错了一个词，可是他自己纠正起来却丝毫不感到难堪。有一次，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这些邪恶的法西斯分子”，这时，一个痛苦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并试图纠正他：“不，不，我的将军，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又有什么区别？” 将军说道，接着大大方方地继续讲。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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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埃德蒙多·巴韦罗曾回忆起这个暴露了凯波对长枪党之蔑视的声名狼藉的时刻，当时凯波说出了“法西斯渣滓”这个词，他手下的一名参谋人员紧张地低声将其纠正为“马克思主义渣滓”。奎斯塔·莫内雷奥少校在多年后透露说，凯波并非禁酒主义者，但他的确不应该喝酒：他由于长期酗酒而导致了严重的肝脏问题。奎斯塔写道：“我本人并不喝酒，但我数不清有多少次，在他举杯痛饮的时候夺过他手中的酒杯，因为我知道酒精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在托莱多被攻陷的时候，凯波·德·利亚诺为此发表讲话，结束之时，他并未意识到麦克风还开着，于是他大声叫道：“快他妈的拿酒来！”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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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各纵队于9月3日抵达塔拉韦拉–德拉雷纳。 80 与他们同行的美国记者约翰·T. 惠特克赢得了巴雷拉、亚圭、卡斯特洪与其他军官的信任。在他们的帮助下，他不必像大多数来自民主国家的记者那样受到严格控制，后者只有在战斗结束后才会被送到前线，并且还有佛朗哥的宣传工作人员在一旁陪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闻人员则很少受到此类限制。惠特克在塔拉韦拉的一个房间里住下，将这里作为自己访问前线的基地。在那里，他与托莱多省的长枪党首脑何塞·赛恩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赛恩斯给他展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笔记本，并对他说：“这是我匆忙记录下来的。我亲手处决了127名赤色分子。”关于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度过的这两个月，惠特克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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