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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周平均只能睡两个晚上。我从来没有哪天能一觉睡到天亮，而中间没有被黎明时军营庭院里行刑队的排枪射击声惊醒。杀戮似乎永无终结。在塔拉韦拉，他们在第二个月底枪杀的人数，与我来这里的头几天里被杀的人一样多。他们平均每天处决三十人。我注视着那些被他们带入军营的男人。他们就是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卑微的可怜虫。携带工会证件、曾经是共济会员或者曾给共和派投票就足以构成其罪名。如果你因任何一项类似指控而被逮住或被告发，你将接受一场简易的审判，为时两分钟的聆讯之后就会被正式宣布处以极刑。任何曾在共和国机构中供职的人都将被立即枪决。道旁也有清洗行动发生。你会发现四个老年农妇倒在一个土坑里，会发现三十个或四十个双手被反绑的民兵在十字路口被集体枪杀。我还记得在某个市镇广场所发生的惨案。来自共和国突击卫队的两名年轻成员被用电线背靠背捆绑在一起，叛军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将他俩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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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亚圭部队夺取了圣奥拉利亚。在城镇主干道上枪杀被俘民兵的情景令惠特克惊怖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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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看到大规模处决俘虏时的场面。当七辆载满被俘民兵的卡车驶来时，我正站在圣奥拉利亚的主路上。他们被卸下车并被驱赶到一起。这些人就像那些无法承受德国飞机轮番轰炸的部队那样，垂头丧气，精疲力竭，仿佛精神已经彻底垮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手里都有一条肮脏的毛巾或衬衫，这是他们投降时的白旗。两名佛朗哥军官在他们中间散发香烟，有几个共和派人士像小孩子那样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们已经好几周没有香烟可抽了。突然间有一名军官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开，并对我说：“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在由多达六百名俘虏组成的人群边缘，摩尔兵正在架设两挺机关枪。我和俘虏们几乎同时看到了他们。整个人群仿佛猛地抽搐了一下，就像在前线的那些人一样，他们因惊吓而失语，双腿不住发抖，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睁大的双眼中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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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拉韦拉的镇压与发生在更南边的同类行动同样残酷。来自加利西亚的打工者与民兵一同遭到枪杀。有一名目击者当时还是孩子，他回忆了9月3日在“卡列–德卡尼塞里亚斯”（Calle de Carnicerías，“屠宰街”，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巧合）发生的一场屠杀。大量共和派俘虏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在殖民地正规军的押送下沿着街道下行。当有一个人试图逃跑时，摩尔兵直接向整群俘虏开火。这些尸体被弃于屠杀现场达3日之久，其中还有些未被当场打死的伤者。那些极度惊恐的周边居民被关在家中，听着垂死者的痛苦呻吟和尖叫声。最后，镇上收垃圾的大车将尸体拉走。 82 由于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的遇难者数量众多，基于卫生防疫的考虑，尸体被浇上汽油点燃。 83 佛朗哥宣传机构的负责人路易斯·博林公布了叛军在此地进行杀戮的照片，但谎称这是叛军纵队在塔拉韦拉–拉雷亚尔（位于梅里达与巴达霍斯之间）偶然发现的左翼暴行现场，借此为巴达霍斯的屠杀进行辩护。凯波的宣传部长安东尼奥·巴阿蒙德也详细讲述过阵亡者与被处决男女的尸体如何频繁遭到破坏，然后将其拍摄下来，用以虚构所谓“共和国之暴行”的证据。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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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快报》的诺埃尔·蒙克斯写道：“在塔拉韦拉，由于前方战事不多，宣传机构稳定向人们灌输敌人的暴行，也就是赤色分子在撤回马德里时的所作所为。奇怪的是，我所遇到的西班牙部队——外籍军团、卡洛斯派义勇军和长枪党武装分子——公开向我吹嘘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接管某地时的种种行径。但那些并非‘暴行’。哦不，先生。就连把被俘的年轻女民兵和20个摩尔兵关在一个房间里的事情都不算暴行。不，先生。那只是娱乐活动。” 85 根据来自《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埃德蒙·泰勒的说法，在圣奥拉利亚附近，一名年轻的女民兵被关到一个有50名摩尔兵的大房间里。 86 在通往马德里的道路上，约翰·T. 惠特克也亲眼看见了与蒙克斯和泰勒所提及之情况类似的一个场景。他知道群体强奸事件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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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这些西班牙的“改造者”也很少否认他们有意将白人妇女交给摩尔士兵的事实。相反，他们在整个前线地带散布警告：赤色武装中的所有女性都将面临那样的命运。我在食堂与六名西班牙军官一起吃饭时，曾听过他们争论该政策是否明智。没有哪个军官否认这是佛朗哥的官方政策。但也有人坚持认为，不管怎样，女赤党也是西班牙人，也是女性。西班牙军队中唯一的摩洛哥军官埃尔–米齐安并不否认这种做法。有一天，我正和这位摩尔人少校一起站在纳瓦尔卡尔内罗城外的十字路口，这时有两名年龄不过十几岁的西班牙女孩被带到他面前。其中一个女孩曾在巴塞罗那的纺织厂工作过，士兵们在她的皮夹克里找到了一张工会证。另一个女孩来自巴伦西亚，她说自己从不过问政治。埃尔–米齐安向她们逼问军事情报，之后又将她俩带进了一座小校舍，里面有四十名摩尔士兵正在休息。当她们出现在校舍门口时，里面的摩尔人爆发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嚎叫，我惊悸不已地站在那里，充满愤怒却又无能为力。当我对此表示抗议时，埃尔–米齐安得意地笑了。“哦，我敢说她们活不过四个小时。”他这样讲道。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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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莱多爆发的叛乱最初取得了成功。曾担任国会议员和《托莱多先驱报》（El Heraldo de Toledo）主编的社会党人多明戈·阿隆索被枪杀，其妻女则被抓作人质。许多共和派人士遭到逮捕。在来自马德里的一支陆军纵队抵达后，反叛方领导人何塞·莫斯卡多上校命令他的部队撤入阿尔卡萨，那是一个可以俯瞰托莱多城和绕城而过的塔霍河的大型要塞。 88 约1,0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国民卫队官兵和长枪党成员退守至这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主要由他们的妻子与孩子组成的约600名非战斗人员也随行至此，另有数目不明的左派人质。关于人质的数量有着激烈的争论。负责围城的平民领导人路易斯·金塔尼利亚被曼努埃尔·乌利瓦里·巴鲁特利少校告知，其中被扣押的人质超过500人。而在另一种极端相反的说法中，莫斯卡多上校从未承认他手中的人质数量超过16人。在一份包括围城期间死伤者在内的对阿尔卡萨在场人员实行分类统计的数据列表中，半官方的内战军史学家曼努埃尔·阿斯纳尔在其中提到了57名“失踪人员”。这些人不属于那些在官方名单中被列出的名字，所以它很可能指的是被枪杀的人质。奥地利社会学家弗朗茨·博克瑙曾看到过在民兵食堂里贴出来的20名人质的照片，而其他几位学者估计至少有50名人质。佛朗哥分子方面的消息来源没有提到莫斯卡多口中的16名人质的命运。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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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人来说，处境都非常恐怖——被关在不见天日的狭小地下室里，食物和饮水也很缺乏。金塔尼利亚将反叛方的所有妇女和儿童视为人质的另一个原因是，己方提出可以将这些人疏散到安全地点，但莫斯卡多一直拒绝。 90 这些人中有人自愿充当某种形式的“人盾”（当然也有人不愿意），因为他们的存在对共和国方面的进攻造成了严重阻碍。据说，妇女和儿童被强行安置在窗户边上。这些人里有几个年轻女仆，其中一个女孩逃脱了，但她最终因自己之前遭受的严重虐待而死去，死前她声称曾在阿尔卡萨被8到9名军官强奸。 91 最近发现的莫斯卡多的信件表明，他确实曾释放过少量人质。 92 莫斯卡多还与进攻方达成协议，如果共和国方面能够承诺保护被围困者家属，外籍军团和殖民地正规军将不会像征服其他城镇时那样滥施暴行。 93 与非洲军团不同，共和国方面信守了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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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博克瑙在9月初造访此地后评论道：“这一直是一座天主教和反社会主义的城市，政府机构和民兵发现自己被阳奉阴违和隐性背叛所包围。” 94 共和国控制下的托莱多发生过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并导致222人被杀害——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然而除了5名已在叛军队伍里从事医务工作的修女，并无神职人员认为需要前往阿尔卡萨避难。在托莱多的近1,500名神职人员中，被害者相对而言并不多，其中有18名加尔默罗会修士因被指控曾与国民卫队并肩作战而被处死。该城的大量修女被安然无恙地疏散至马德里。然而，在8月23日的一次轰炸过后，无政府主义民兵捉拿并杀害了包括22名神职人员在内的64名右翼囚犯。相比之下，托莱多政变之主要领导人的妻子和孩子们并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骚扰。 95 为了攻克这一并无重要战略意义的要塞，共和国民兵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弹药，然而却徒劳无功。于是，被围困守军之抵抗成了反叛方英勇抗争的一个象征。9月21日，佛朗哥的纵队已经到达了马克达。该地是一个道路枢纽，从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延伸而来的道路在这里一分为二，东北方向的岔路通往马德里，东南方向的岔路则通往托莱多。佛朗哥并未派遣纵队继续向马德里进军，而是命令他们转向托莱多为阿尔卡萨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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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出这一重大决定后的第二天，一个由君主主义支持者组成的代表团拜访了佛朗哥，代表团成员包括军事叛乱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欧亨尼奥·维加斯·拉塔皮，以及兼具诗人和知识分子身份的何塞·马里亚·佩曼。维加斯·拉塔皮冒险向佛朗哥表达了他对反叛方控制区镇压之规模的担忧。尽管维加斯·拉塔皮误认为其规模要小于共和国的镇压规模，但是他向佛朗哥明确指出它是一个道德问题，并且“对于我方那些宣称出于宗教动机而参战的人来说”至关重要。他告诉佛朗哥：“只有被告得以充分且不受限制地为自己辩护，从严从快的简易法庭之运作才是正常乃至必要的。否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抓捕一位公民并直接将其射杀，不管他罪有应得的可能性有多大，那都是反道德的罪行，而且是对我们进行政治诋毁的最快捷的方式。”正如维加斯后来注意到的那样，佛朗哥“非常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完全不在乎”。他面无表情地听着，然后毫不为之所动地将话题转移到即将对托莱多展开的进攻行动上来。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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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其部队转移到托莱多，佛朗哥有意放弃了在西班牙首都做好防御准备之前一举将其攻克的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在完成实控领土上的清洗行动之前并不急于结束战争，而且他意识到，一场情感上的胜利和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新闻有助于加强他本人在叛军控制区内的地位。到9月26日，叛军纵队已经站在了托莱多的大门口。耶稣会的编年史作者阿尔贝托·里斯科神父描述了埃尔–米齐安的摩洛哥正规军士兵通过城镇外围地区时的情景：“他们挥舞的刀锋上带着上帝复仇的气息，他们追逐，他们摧毁，他们杀戮……沉迷于嗜血的刺激，纵队向前推进。”第二天，非洲纵队沿着里斯科神父所谓的“他们的灭绝之路”进入了市中心。大量难民冒着猛烈的炮火，试图徒步，或者利用自行车、小汽车和卡车逃离此地。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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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博林在托莱多被占领后遭血洗期间，连续两天严禁新闻记者进入城中。里斯科神父用欣赏的笔调记录了“根除与惩罚的第二日”。博林不想让报纸报道发生的暴行并不足为奇，用亚圭的话来说，“我们把托莱多变成了西班牙全境最纯洁的城镇”。 98 当记者于9月29日被允许入城的时候，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象令他们震惊不已。合众通讯社（United Press）的韦布·米勒看到了一摊摊的新鲜血迹，这表明在记者们到达前不久，刚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处决。在其他许多地方，他看到一片片凝固的血迹，通常在旁边会有一个民兵帽。约翰·惠特克报道说：“摩尔兵的指挥官从未否认他们在共和国医院杀害伤员。他们大肆吹嘘他们如何将手榴弹掷入200名尖叫的无助者中间。”惠特克所指的是坐落于托莱多郊区圣胡安–包蒂斯塔济贫院的塔韦拉医院。韦布·米勒也报道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声称有200名民兵在掷入的手榴弹所引发的火灾中被活活烧死。正如在巴达霍斯的情况一样，大多数商店被征收“战争税”。在产科医院，有超过20名怀孕妇女被从病床上拖走并装上一辆卡车，然后被送往市政公墓予以枪决。阿尔卡萨中的人质已遭枪杀。韦布·米勒告诉杰伊·艾伦，在目睹了反叛者对托莱多医院中的伤员和医护人员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已经快要疯掉了”。 99 在里斯科神父的叙述中，有男人和女人为避免被非洲纵队捕获而选择自杀。那些在逐屋搜查中被带走的人，按照他的说法，“必须得死”。他们被聚拢到一块儿，然后被押送到不同的城镇广场，按照每20或30人一组被集体枪杀。 100 有800多人被枪杀，然后被埋在市政公墓的一个万人坑里。关于被处死的人质，没有更多其他信息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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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马德里进军期间，有一位名叫费尔南多·维多夫罗·波朗科的随军神父，他的独特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洞悉叛军纵队之行为的机会。他是一位来自桑坦德的时年34岁的耶稣会士，他最近几年里曾在葡萄牙、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从事神学研究。他将共和国视为藏污纳垢之处，当他还在比利时的时候，他就在一篇为巴达霍斯大屠杀进行辩护的文章中写道：这是由赤党暴行所引发的一个孤立事件。 102 8月下旬，作为反叛方之强烈同情者的耶稣会总会长沃迪米罗·莱多霍夫斯基同意了维多夫罗希望重返西班牙的请求。在到达潘普洛纳时，他发现那里热衷于为叛军服务的神职人员已经太多，所以他又去了巴利亚多利德，并在那里为长枪党民兵进行过短暂的服务。在此之后，他去了佛朗哥位于卡塞雷斯的总司令部，并得到了对方的接见。佛朗哥说：“给你一个忠告，神父。你和你的同伴应该尽全力为西班牙士兵的福祉服务，但是因为各种显而易见的原因，请不要试图转变摩尔人的宗教信仰。”维多夫罗想以随军神父的身份加入外籍军团，所以佛朗哥派他前往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去见亚圭。9月8日，亚圭对此表示同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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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纤弱且戴着眼镜的维多夫罗，这位海德格尔③的前弟子，在刚开始进入军队时被那些粗鲁的外籍军团士兵以污言秽语对待，而他来到此地的目的，正是要关注这些人的精神福祉。他的勇气打动了一部分人，但另一些人却因为他努力说服他们进行忏悔、停止赌博与嫖娼而感到不悦。在向马德里推进期间，尤其是在托莱多，维多夫罗神父目睹了一些暴行。他努力阻止枪杀犯人，或者用其传记作者的说法——“把他们从他的士兵所迸发的义愤中拯救出来”，这使他无法得到那些冷酷无情的军团士兵的喜爱。他试图为他的所见所闻进行辩护：“我们光明正大。我们的做法与他们不同。他们枪杀，他们采取各种折磨手段，他们斩草除根。但他们是罪犯。而我们，因为是基督徒和正人君子，我们知道如何进行战斗。”他本着这种精神，在他部队中的士兵采取行动之前，先行赦免了他们将要犯下的罪过。然而，他为他们的野蛮残忍感到不安，因为这破坏了他所热切信仰的事业的形象。他设法保护伤员，并尽其所能照顾那些即将被枪杀者的精神需求。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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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托莱多陷落后的间歇里，他在提交给“军事当局”和军法部门的两份文件中写下了他本人就此问题的看法。这两份文件于10月4日送交军方。文件标题为“当前情况下死刑的适用。良心法则”。他在文中提议，“正义”的行使不应该导致玷污军队荣誉的过火行为发生。他反对“某些人所倡导的灭绝性战争”，其理由是这将会导致持久的仇恨，致使战争延续更长时间，阻碍敌对双方和解，剥夺用于西班牙重建的劳动力，并且损害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他宣称：“任何一次集体死刑判决，如果未做任何努力来确定众多囚犯中是否有无辜者，那么就是谋杀而非执行正义……杀死那些放下武器或举手投降的人始终都是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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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交军法部门的文件中，他指出，对于杀害妇女、神职人员和无辜者的左翼凶手，以及那些“以报纸、书籍或宣传小册子作为媒介煽动群众的”共产党人，处以死刑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对于像全国劳工同盟或劳工总会等左翼工会的成员，他提议应以监禁或劳教来代替死刑。然后，他将那些处决未经定罪者的行动谴责为谋杀，而文章中最后的话绝不会让他的读者们喜欢上他：“当前所遵循的行为模式正在将西班牙扭曲，并让我们变成一个杀人犯和告密者的民族，而非侠义慷慨的民族。正在发生的事情，使我们中间的那些总是因为自己是西班牙人而自视优于其他一切人的人士，开始因为出生在这片充斥着难以理喻之残忍与无尽之仇恨的土地上而感到羞愧。”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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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出来反对非洲军团层出不穷的暴行需要很大的勇气。他把这两份文件发给了许多军官和随军神职人员，文件也被卡斯特洪和巴雷拉读过。卡斯特洪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曾当着其他神父的面评论说，维多夫罗的文件是“意想不到的侮辱”。 106 1936年11月14日，当军队进抵马德里市郊时，维多夫罗神父写信给巴雷拉说，他光荣的名字不应该为某些下级军官正在策划的针对马德里市民的血腥报复而受到玷污。维多夫罗担心，如果大屠杀发生，巴雷拉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作为邪恶之象征，并与当代最残忍与最野蛮的罪行联系在一起”。在手下部队夺取马德里失败之后，巴雷拉于12月3日从托莱多省的云科斯传来答复，对维多夫罗的观点表示称赞，并声称认可这些观点。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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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夫罗神父也在10月4日写信给佛朗哥将军的副官卡洛斯·迪亚斯·巴雷拉中校，请求他将两份文件的副本呈交最高统帅本人。鉴于佛朗哥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处理，迪亚斯·巴雷拉将维多夫罗神父反映的意见转达给亚圭，后者正是维多夫罗神父所属部队的总指挥官。因为暴行是叛军蓄意施行的政策的一部分，所以亚圭什么也没做。对此感到灰心丧气的维多夫罗，又招人烦地写信给佛朗哥本人，提请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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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非常仓促，被处决者的罪行并未得到证明，他们甚至都未接受过调查。这就是前线正在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俘虏都被枪杀，不管他是否是受骗或者被强迫参加战斗，甚至也不考虑他本人是否有足够的理解力，知晓自己正为之奋战的事业的邪恶。这是一场既没有伤员也没有俘虏的战争。民兵仅仅因为民兵的身份而遭枪杀，他们没有机会说话或接受审讯。因此，许多本不应该死去的人却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被残忍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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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所描述的是非洲军团的惯常做法，显然他的抗议于事无补。尽管，他的信件之内容非常幼稚，但这的确是令人惊叹的英勇之举。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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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1936年11月10日再次写信给迪亚斯·巴雷拉，将“任何被发现携带武器的人都应就地枪决”这一总体性命令描述为“不义和犯罪”。他主张将这些人囚禁并对他们进行审问，然后，如果他们被发现“有罪”，那么就应被送到惩戒营。他声称“此种无限制处决行动之规模，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而这激发了绝望的共和国人士的顽强抵抗，因为他们知道投降也难逃一死。接着他总结了面对托莱多陷落后发生的大屠杀，马德里方面会有的反应：“如果他们知道在托莱多，伤员在医院里被杀害，那么他们还能不清楚我军的严酷和残忍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到达马德里时，我们应该枪杀医院里的伤员。我们正在堕入野蛮，我们正在用如此之多的不负责任的杀戮来败坏人民的道德。从前，除非被证明有罪，否则不会有人被杀；现在，人们遭到杀害，却是为了掩饰他们的无辜。”维多夫罗恳求迪亚斯·巴雷拉向佛朗哥再度提出此事，并且鲁莽地暗示他可能会将实情公诸于众：“到现在为止，我的言论还算谨慎，我并未高声主张。但现在是时候大声疾呼了。我所畏惧的唯有上帝，左派或者右派都不足为惧。”他用夸张的辞令结尾：“我亲眼见过谋杀，我们大家都亲眼见过谋杀，我不想让新政权在诞生时双手就沾满鲜血。”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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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巴雷拉终于在11月25日答复说，佛朗哥在听到维多夫罗所谴责的那些过火行为时感到震惊，并决心惩罚所有肇事者。当然，情况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维多夫罗本人因伤住院后，尽管他知道枪决行动仍在以同样的规模继续进行，但他选择相信佛朗哥本人的真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维多夫罗越来越强调双方最后需要达成和解。很多军官告诉他，如果他继续宣讲他的主张，“他们将会枪毙你”。1937年 4月11日，维多夫罗在马德里郊外的阿拉巴卡遇害，据称他被一枚俄国炮弹爆炸后产生的弹片打中了。起初，在1947年，耶稣会方面将针对他本人的宣福和封圣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这一细节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维多夫罗神父拯救了很多生命，他本人生前也过着纯粹的基督徒生活。然而，随着梵蒂冈为神父之死立案并对其进行彻底调查，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他是被他所在部队的一名外籍军团士兵从背后射杀的，而行凶动机很可能是厌倦了这位随军神父的说教。当发现维多夫罗是被佛朗哥分子而非赤党杀害之时，梵蒂冈就将他的案子搁置了起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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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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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los Asensio Cabanillas, ‘El avance sobre Madrid y operaciones en el frente del centro’, in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Zaragoza: Universidad de Zaragoza, 1961) pp. 160–2;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José Manuel Martínez Bande), La marcha sobre Madrid (Madrid: Editorial San Martín, 1968), pp. 24–30; Manuel Sánchez del Arco, El sur de España en la reconquista de Madrid, 2nd edn (Seville: Editorial Sevillena, 1937) pp.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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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uan José Calleja, Yagüe, un corazón al rojo (Barcelona: Editorial Juventud, 1963) pp.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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