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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尼奥在报告中指出，在11月7日晚间，全国劳工联盟和统一社青团决定将囚犯分成三类。由“法西斯主义者和危险分子”组成的第一类人员所面临的命运是“立即处决”，并且那些做出决定和负责实施的人“有责任对其进行掩盖”。第二类人是被视为军事叛乱支持者，但由于职业或年龄原因而危险性较低的囚犯，他们被转移到阿尔瓦塞特附近的钦奇利亚。而在政治生活中参与度最低的第三类人，将在“尽可能获得全面之担保的情况下”被释放，“作为提供给各国使馆的有关我方人道主义的证明”。最后一项评论表明，与会的统一社青团代表（无论是谁）知晓并在会上提及了卡里略和施莱尔之前的相遇。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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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囚犯已于11月7日凌晨离开马德里，该行动大概是根据佩德罗·切卡为响应科尔佐夫（米格尔·马丁内斯）而下达的转移指令实施的。因此，在当天晚间与全国劳工联盟正式达成协议之前，有些囚犯即已被转移和遭到杀害。并无记录表明，他们在通过无政府主义民兵控制的出城道路时遇到过任何阻碍——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塞拉诺·庞塞拉的公安代表处中有全劳联–伊无联的代表。然而，双方达成的协议保证了后续车队能畅通无阻地通过无政府主义者设立于出入首都之道路上的检查站，同时他们也可以指望在处决囚犯的血腥任务中得到来自无政府主义分子方面的实质性援助。全国劳工联盟对通往巴伦西亚和阿拉贡的道路沿线保有最强的控制力，而那也是车队的必经之路。由双层巴士和许多较小型车辆组成的大型车队，如果没有得到全国劳工联盟之巡逻队的批准、合作或者默许，根本无法离开马德里。既然卡里略、卡索拉和塞拉诺·庞塞拉很清楚这一点，那么，他们在没有首先获得全劳联–伊无联同意的情况下命令车队转移囚犯根本不合情理。这就削弱了卡里略后来所述的有关车队遭到无政府主义分子劫持的说辞之可信性。在那些声明中，为数不多的真实之处是确认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实际杀戮中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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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卡里略及其合作者最初做出的决定将产生严峻的后果。11月7日上午，在圣安东监狱发生了一场“提人”行动，而当天下午在模范监狱有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在那天上午的某个时候，来自保安总局的警察和民兵后卫安全部队的成员，携带着由曼努埃尔·穆尼奥斯签署的有关转移囚犯的命令出现在了模范监狱。带领他们的是民兵后卫安全部队的总督察长费德里科·曼萨诺·戈万特斯。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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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费利克斯·施莱尔所提供的关键证词所证实。当他为了制止可能发生的转移行动而于11月6日造访模范监狱时，他什么也没有发现。然而，第二天早上，当他重返此地时，他看到有许多公共汽车停在监狱外面，他被告知这些车辆会将关押的军官转移至巴伦西亚。 54 这一点恰好与当时被关押在模范监狱的卡马尼奥·科瓦内拉的描绘相吻合，在他的笔下，囚犯们在11月7日凌晨时分排好队准备转移。科瓦内拉非常肯定地指出，那些囚犯先是被从他们的牢房里带出来，然后带着他们的随身财物在监狱天井里等待，可在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又回到了牢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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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3名囚犯所留下的详细描述，之后在下午，大批在押人员被从模范监狱的牢房中带走。两名男子（可能是佩德罗·切卡派来的？）在民兵的陪同下，拿着取自监狱登记处的大量泛黄的档案卡片来到现场。他们通过扩音器点名，并且命令在押人员带着所有的个人物品在下面等待。那些被点到名字的囚犯包括军官、神父和平民，有年轻人也有老人，他们并无明显的共同特征。他们在焦虑地揣测自己是要被转移到马德里以外的其他监狱，还是将会遭到杀害。他们被一组一组地捆绑起来，并被迫将所有的包和手提箱留下。而且，他们还被搜查身体，仅存的手表、钞票和其他贵重物品也被从他们身上夺走。 55 他们被塞进一辆又一辆的双层巴士中。由搭载民兵的小汽车和卡车所押送的公共汽车车队，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往返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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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正式目的地应该是在战线大后方，位于埃纳雷斯堡、钦奇利亚和巴伦西亚的监狱。但是，只有约300人抵达。在通往埃纳雷斯堡的公路沿线，距离马德里11英里（约18千米）的小村庄哈拉马河畔帕拉库埃略斯，从圣安东监狱转移出来的第一批囚犯被用暴力赶下车。在村庄所在的那座小山的山脚下，他们被民兵排成横排，遭到言语辱骂后被枪毙。在同一天的晚上，第二批来自模范监狱的囚犯遭到了同样的处置。另有一批囚犯于11月8日上午抵达。镇长被迫召集村庄里所有体格健全的居民（村子里总共只有1,600人），为大约800具弃尸挖掘大沟。在帕拉库埃略斯无法应付更多的尸体之后，后续车队开往附近的托雷洪–德阿尔多斯村，在那里，约400名遇难者被掩埋在了一条废弃的灌溉渠里。 56 有许多人言之凿凿地声称，那里早已挖好了一些用于掩埋尸体的深沟。 57 11月8日，模范监狱里发生了更多的“提人”行动。到那时，在哈拉马河畔帕拉库埃略斯和托雷洪–德阿尔多斯发生的首批囚犯被杀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马德里的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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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从11月7日（星期六）上午8时左右起，有175名囚犯被从圣安东监狱带走，之后在同一天的下午，又有超过900名囚犯被从模范监狱转移走。另有185至200人被从萨拉曼卡区的波利尔监狱提走。本塔斯监狱则被提走了190至200人。当天，共有1,450至1,545名囚犯被从马德里的4所监狱中转移走。自此之后，在11月份的7、8、9、18、22、24、25、26、27、28、29和30日，以及12月份的1日和3日，均有“提人”行动发生。模范监狱是其中遇难人数最多的监狱——共计970人，但是那里只在最初3天有“提人”行动发生。到11月16日，由于佛朗哥分子已经兵临城下，所以尽管模范监狱已被空袭严重破坏，但仍然必须将这里腾出来作为杜鲁蒂纵队和国际纵队的总部。囚犯被带往马德里的其他监狱，如波利尔、本塔斯、圣安东，也会被带往埃纳雷斯堡。波利尔监狱的“提人”行动发生于11月份的7、8、9、18、24、25和26日，以及12月份的1日和3日。其中共有405人在帕拉库埃略斯或托雷洪遇害。圣安东监狱的“提人”行动发生于11月7、22、28、29日和30日，共有400名囚犯在帕拉库埃略斯或托雷洪遇害。来自圣安东监狱的另外5批囚犯，其中2批于11月7日，其他3批则分别于11月27、28和29日安全抵达埃纳雷斯堡。本塔斯监狱的“提人”行动发生于11月27、29和30日，以及12月1日和3日，并有大约200人在帕拉库埃略斯或托雷洪遇害。在保卫委员会创立后4周之内被杀的总人数无法得到精确的统计，但几乎可以肯定，遇难者数量在2,200到2,500人之间。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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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提人”行动都是源于保安总局所下发的公函，其中指出这些囚犯要么被释放，要么被送往钦奇利亚。当下达的命令是将囚犯送往埃纳雷斯堡时，他们通常能安全到达目的地。这说明“释放”和“钦奇利亚”就是消灭囚犯的暗语。 59 卡里略和保卫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均未签署关于转移囚犯的具体命令。类似命令直到11月22日才由保安总长曼努埃尔·穆尼奥斯的副手，警察局长比森特·希劳塔·利纳雷斯签署。希劳塔一直处于穆尼奥斯在马德里的继任者塞拉诺·庞塞拉的管辖之下，直到他后来也跟随穆尼奥斯前往了巴伦西亚。此后，这些命令或者是由塞拉诺·庞塞拉本人签署，或者是由接替希劳塔担任马德里警察局长的布鲁诺·卡雷拉斯·比利亚努埃瓦签署。 60 在“普遍司法调查”中保存有数份由塞拉诺·庞塞拉签署的文件。公开出版的报告中重现了其中两份文件。他在日期为1936年11月26日的文件中写道，“我要求你释放本页背面列出的人”，上面有26个人的名字。日期标注为11月27日的文件写着，“请释放两张附表上涉及的囚犯”，其中包含106个名字。然而那两个名单上列出的所有人都被杀害。 61 没有找到有关处决行动的直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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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共党员兼何塞·卡索拉的密友拉蒙·托雷西利亚·吉哈罗提供了帮助确定所发生事件之责任者的重要证据。他指出，整个过程由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领导，由其公安代表处之成员监督，并由保安总局的特务们负责执行。这些“特务”就是来自保安总局的警务人员和受费德里科·曼萨诺·戈万特斯领导的民兵后卫安全部队成员。托雷西利亚·吉哈罗本人承认，公安代表处的3名成员，他自己、全国劳工联盟的曼努埃尔·拉斯孔·拉米雷斯和伊无联的曼努埃尔·拉莫斯·马丁内斯，以及3名警务人员，阿加皮托·赛恩斯、利诺·德尔加多和安德烈斯·乌雷索拉于11月7日晚10点后到达模范监狱。他们接到的来自塞拉诺·庞塞拉的命令是对囚犯进行甄别，于是他们开始查看所有人的档案卡，并将其分别归入军人、专业人士和贵族、工人、职业不明者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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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凌晨3点到4点之间，他们的老板塞拉诺·庞塞拉抵达后，他们的工作大约进行了一半。鉴于局势紧迫，他命令他们做好准备，将到目前为止被挑选出来的囚犯押上公共汽车。他声称，这是为了完成逃离马德里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于11月6日在塔兰孔下达的一项电话指令，接着塞拉诺·庞塞拉又补充说，那些准备此次转移的人们知道，这是为了将囚犯从马德里“最终转出”，而这恐怕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因此，甄别过程被搁置。囚犯的手腕被再一次绑上绳索，并两两捆在一起，他们被剥夺了所有值钱的个人物品。第二天（11月8日）上午9点到10点间，7至9辆双层巴士和2辆大型单层巴士抵达现场。囚犯们被装运上车，然后，巴士车队在武装民兵的押送下出发，无政府主义者曼努埃尔·拉斯孔·拉米雷斯及3名警察赛恩斯、德尔加多和乌雷索拉也跟随车队上路。 62 那些后来受到佛朗哥当局警察刑讯的人员，从未提到在这一场合或者其他任何场合下，运载囚犯的车队曾被控制出入马德里之道路的无政府主义民兵阻拦。这暗示了全国劳工联盟和统一社青团于11月7日晚达成的协议已开始付诸实施。拉斯孔·拉米雷斯之所以随同车队行动，很可能是为了便于随时向沿途检查站的无政府主义民兵证明，此次囚犯转移得到了全劳联–伊无联领导层的批准，以确保车队能够顺利通过。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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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上午发生于模范监狱中的事件，看来已经成了接下来的“提人”行动的模板。从那天起，卡里略就开始发布一系列法令，确保共产党对首都安全部队的控制，并结束形形色色的民兵治安力量多头执法的问题。卡里略在11月9日发布了两项法令，这是为实现对警察和安全部队的集中管理而迈出的重要一步。法令首先要求，未经授权之组织和个人上交其所持有的全部武器；其次说明，首都的内部安全是公安委员部所组织之武装力量的专属职责。这，至少从纸面上，标志着所有“契卡”组织的解散。 64 在围城的局面下，卡里略因此得以通过下达紧急法令来强制推行超越政府职权范围的措施。然而，法令的颁布与法令的成功实施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无政府主义者尽其所能地展开对抗，而共产党方面也从未交出他们的一部分“契卡”组织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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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后不久，卡里略同省公共调查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他提醒他们，在省公共调查委员会成立时，曼努埃尔·穆尼奥斯曾表示这只是对保安总局进行整肃期间的一个临时性组织机构，之后该机构中的部分成员将被吸纳进警队。卡里略宣布这一时刻已经来临。 65 因此，他在11月9日下达的法令中将安全与侦查工作交还给此时已经过重组的警队，并对所有由政党或工会组织进行管理的此类团体予以压制。这意味着被称为“振兴街契卡部”的省公共调查委员会之历史的终结。事实上，该组织内包括曼努埃尔·拉斯孔·拉米雷斯和曼努埃尔·拉莫斯·马丁内斯在内的数名成员，已经在与公安代表处一起共事了。“振兴街契卡部”的出纳员上交了多达175万比塞塔的现钞、价值60万比塞塔的黄金，以及460个装满银器、瓷器、钟表和收音机等值钱家具用品的箱子，这些都是通过抄家或者从被捕者身上搜刮而来的。其他的珠宝首饰等物品已定期上交给保安总局。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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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重组的执法部门的职责明确包含“管理囚犯的逮捕与释放，以及与被捕者的转移和运送相关的一切工作”。他们处于公安代表处的控制之下，该部门包括8位代表，并由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担任处长，保安总长的副手比森特·希劳塔·利纳雷斯担任副处长和技术顾问。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作为8名代表之一的阿图罗·加西亚·德·拉·罗萨告知伊恩·吉布森，该机构于11月7日凌晨开始运作。这一点在1939年11月拉蒙·托雷西利亚遭受审讯时被证实，而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卡里略本人之供词的可靠性，后者承认，他的队伍在上午11点得到米亚哈正式任命之前即已开始运作，这当然也早于同一天晚间保卫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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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安总局框架之下的以塞拉诺·庞塞拉为首的公安代表处成立两周之后，比森特·希劳塔跟随曼努埃尔·穆尼奥斯前往巴伦西亚，替代他的则是省公共调查委员会的布鲁诺·卡雷拉斯。此人先前以职业警务人员的身份被接纳进警队，并迅速升至城市中最重要的警察局——布埃纳维斯塔警局——的警务督察，这一职位兼具总督察的性质，任职者对其他11位警务督察有领导权。这实际上让卡雷拉斯成了保安总局的二把手。 68 所有这一切都明确无疑地表明，保安总局各职能部门均处于塞拉诺·庞塞拉的掌控之下。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塞拉诺·庞塞拉遵循的则是卡里略或者他的副手何塞·卡索拉所下达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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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代表处接管了省公共调查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并吸收了其中的许多人员。出入首都之道路的控制权将由警察、突击卫队和民兵后卫安全部队负责，并由塞拉诺·庞塞拉的公安代表处加以协调。该代表处在每个警局和每个主要监狱均派驻一名代表。按照卡里略的说法，对此集权措施的唯一反对来自无政府主义者方面。的确，他们在关停费利佩·桑多瓦尔位于欧罗巴影院的“契卡”机构时遭遇抵制，最终不得不由突击卫队进行干预。卡里略的各项措施，将保安总局框架下的公安代表处所主导的镇压行动加以制度化。尽管该组织中包括两名全劳联–伊无联的成员，并且省公共调查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很多前成员已成为正式的警察，但是共产党仍在公安代表处中占据支配地位。于是他们得以推动共和国的重建进程，在军事政变将政府机构破坏的前提下，这显然是至关重要之举。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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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诺·庞塞拉的公安代表处下设三个科室。第一科处理刑侦、审讯事务，以及有关释放在押人员的请愿。它由全国劳工联盟的曼努埃尔·拉斯孔·拉米雷斯领导。在进行审讯之后，该部门会向代表处提出建议，卡里略则会做出最终决定。这项职能完全符合统一社青团和全国劳工联盟的代表在11月7日晚间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由塞拉诺·庞塞拉本人领导的第二科负责处理与监狱、囚犯和监狱搬迁相关的事宜。按照拉斯孔的说法，他会利用黎明行动队以及在每座监狱中设立的小型民兵法庭，仔细检查囚犯的档案卡。在波利尔监狱中的这样一个小组由费利佩·桑多瓦尔负责运作。第三科处理与警务人员和形形色色的后方准军事组织有关的各项事宜。它由来自统一社青团的卡索拉的另一个密切合作者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圣地亚哥领导，该部门负责评估现有警务人员的可靠性，并决定将原来“契卡”机构中的哪些成员纳入警察部队。在做所有这些工作时，公安代表处均可利用保安总局技术科的档案资料和人员。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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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于公安代表处举行的一次会议确定了处置囚犯的程序，该程序将在11月18日至12月6日期间得到实际的运用。塞拉诺·庞塞拉划分出三个类别：上尉及以上军衔的军官、长枪党分子、其他右翼分子。这与11月7日的会议中由全劳联–伊无联代表和统一社青团的代表达成的协议大致相同——统一社青团的代表之一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塞拉诺·庞塞拉本人。为了监督这一过程，全国劳工联盟的拉斯孔·拉米雷斯和西共的托雷西利亚·吉哈罗负责安排谁将要在接下来挑选那些被处决的囚犯。拉斯孔和托雷西利亚为每所监狱指派了一名“负责人”和一名副手，接下来“负责人”会建立许多所谓的“三人法庭”来挑选囚犯。在这些临时法庭制定好囚犯名单后，它们会被交给拉斯孔，后者再将其转交给塞拉诺·庞塞拉。然后，他签署他们的“释放”令，即他们的死刑通知书。据托雷西利亚所说，那些安全抵达目的地的囚犯，都是没有被监狱法庭列入处刑名单的人。塞拉诺·庞塞拉每天都要前往保卫委员会（位于萨拉曼卡区努涅斯–巴尔博亚街的胡安–马奇宫）所在的办公室向卡里略汇报。卡里略也经常到塞拉诺·庞塞拉位于附近塞拉诺街的办公室与他会面。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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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塞拉诺·庞塞拉的“释放”（处决）命令为另一名警察阿尔瓦罗·马拉萨·巴拉萨的口供所证实。事实上，在8月份模范监狱诸事件之后成立的法庭已经拟定了将要被枪决的候选者名单，其中有些人已于9月至10月间被处决。现在，特务们将携带由塞拉诺·庞塞拉签署的“释放”囚犯的一般命令（在其背面或者单独的附页上列有人员名单），在深夜时分造访每个监狱。典狱长将把他们移交给特务，然后囚犯被带到由塞拉诺·庞塞拉口头告知特务要实施处刑的地方。这个过程的后续阶段，即在次日凌晨进行的囚犯运输与处决工作，将由民兵后卫安全部队的总督察长费德里科·曼萨诺·戈万特斯，或者当天代理其职务的副手负责监督执行。具体行动每天都由不同的民兵团体负责，有时是来自民兵后卫安全部队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时是来自“里斯卡侯爵大街契卡部”和第五团的共产党人。囚犯被迫交出他们的所有财物，然后这些财物被转交给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圣地亚哥。他们被两人一组捆绑起来，并被押上公共汽车。通常，曼努埃尔·拉斯孔或阿图罗·加西亚·德·拉·罗萨会随同民兵一起行动，并在民兵组成的行刑队开火之后，对未死的囚犯逐一补枪。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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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星期一，来自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赫苏斯·德·加林德斯来到模范监狱，准备将已由保安总局批准释放的巴斯克囚犯领走。这是他过去两个月里反复在做的事情。不过，在这一天，他注意到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监狱现在由民兵控制，他们不愿意接受他带来的释放命令。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同意他的要求。不过，当他离开时，他的司机告诉他，当他在车里等候时，一辆载满民兵的卡车驶抵此地，其中一位监狱守卫与他们打招呼的时候说：“今天你们可不能再有怨言了，因为你们已经有了不少收获。”加林德斯明白这里指的就是发生于11月8日（星期日）的枪杀事件。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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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加林德斯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卡里略就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小白兔”。11月11日晚保卫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也显示了这一点。负责马德里人员疏散行动的委员弗朗西斯科·卡米内罗·罗德里格斯（属于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询问模范监狱的囚犯转移行动是否已经完成。卡里略回答说已采取必要措施组织囚犯撤离，但是这一行动已经不得不暂停。听到这个，安东尼奥·米赫的作战委员部中的二把手，共产党人伊西多罗·迭格斯·杜埃尼亚斯表示，鉴于囚犯问题的严重性，转移行动必须继续进行。卡里略回答说，由于来自外交使团的抗议，暂停行动是必要的——这应该与他和施莱尔之前的会面有关。尽管当时的会议记录非常简短，但是显而易见，卡里略知晓囚犯的遭遇，哪怕仅仅是因为听到了施莱尔的控诉。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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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1月7日至9日的大规模处决之后，在11月18日之前再没有出现“提人”行动。从18日开始，它又重新出现并以较小的规模继续进行，直到12月6日。赫苏斯·德·加林德斯为营救巴斯克籍囚犯和神职人员而不断与保安总局和各监狱管理方不断接触，他讲述了接下来的程序。他的说法与托雷西利亚·吉哈罗和马拉萨·巴拉萨的证词基本一致。临时法庭将审查囚犯过往的经历及背景，以确定其是否是危险分子，而任何被打上此标签的人都会被处决。那些有人为其担保的囚犯获得释放。其他人仍被关在狱中。共和国方面在这件事情上犯了许多错误，他们释放了一些身份确凿的敌人，却杀害了一些完全无辜的个人。幸存者中有后来担任佛朗哥政权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的长枪党党员曼努埃尔·巴尔德斯·拉腊尼亚加，后来担任佛朗哥政权国防部长和政府副首相的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以及长枪党主要领导人、后来在佛朗哥政权下担任部长一职的雷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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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被关押在波利尔监狱的一名囚犯的说法，其中一个被称为“死亡法庭”的监狱审判庭，由费利佩·桑多瓦尔领导。由于其成员经常醉酒，所以法庭做出的决定也往往很草率。在其他地方，选择过程更加系统化，并且得到了保安总局技术科之详尽记录的支持。这些记录包括从内战开始以来所有被捕人员的档案，当中记载了他们的被捕理由以及有关他们命运（释放、监禁、审判和处决）的种种细节。该科还保存有被各种民兵组织查获的右翼团体之记录。这些文件已被合并到保安总局的一个大型档案库中。有关长枪党的材料相对较少，因为长枪党已经设法对其进行了有组织的销毁，但是有关人民行动党、卡洛斯派分子和西班牙军事同盟的档案资料几近齐全。保卫委员会建立之后，技术科手里的东西被转交给塞拉诺·庞塞拉的公安代表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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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统称为“帕拉库埃略斯事件”的那些“提人”和处决行动构成了内战期间共和国控制区内规模最大的一场暴行，它的发生可以用首都围城期间的可怕局势加以解释，却无法凭此而得到合理化。与以前因为空袭或者难民带来的叛军暴行之消息而触发的“提人”行动不同，这些法外杀戮是执行政治–军事决定的结果。它们的确是由公安委员部组织的，但如果没有来自后卫民兵部队的其他人员的帮助，这些行动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在帕拉库埃略斯和托雷洪的屠杀事件刚刚结束之时，发生在通往埃纳雷斯堡之公路沿线的这些事情还鲜为人知，因为并无新闻媒体对此加以报道。然而，有多位外交官发起了一项调查，他们是：外交使团的老前辈，智利大使奥雷利奥·努涅斯·莫尔加多；阿根廷驻共和国政府临时代办埃德加多·佩雷斯·克萨达；英国驻共和国政府临时代办乔治·奥格尔维–福布斯；被共和国方面认定为挪威王国之临时代办的德国籍人士费利克斯·施莱尔（尽管他的外交身份值得怀疑）；以及红十字会代表乔治·亨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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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政府遭到外交抗议活动的狂轰滥炸，其中最为猛烈的抨击来自两位最为公开支持叛乱方的外交官施莱尔和努涅斯·莫尔加多。努涅斯·莫尔加多万分同情佛朗哥的事业，他甚至带着罗马尼亚和阿根廷方面的代表穿越战线抵达托莱多，公然以外交使团的名义向反叛军发表讲话。 77 鉴于施莱尔是德国公民并且在领事馆任职，他的身份实在是值得怀疑。奥格尔维–福布斯由此而提出质疑：“那个时而声称自己是挪威大使的施莱尔，到底是什么来路？” 78 按照路透社记者的妻子的说法，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挪威方面的施莱尔最为出言不逊，并已向挪威政府发函要求施莱尔去职”。 79 尽管他们公然对共和国表示敌意，但是因为施莱尔和努涅斯·莫尔加多的抗议活动，红十字会代表乔治·亨尼得以从保卫委员会那里弄到了一份列有1,600名囚犯姓名的名单，名单上的所有人都被从模范监狱中提走，但其中有1,300人并未抵达埃纳雷斯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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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尔曾在亨尼和佩雷斯·克萨达的陪同下去过托雷洪，在那里他们发现，新近动过土的地面里露出了人体的四肢。 81 最早一份有关杀戮的报告来自奥格尔维–福布斯，这份针对首批被杀囚犯的报告被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记录下来：“这是一个有关可怕匪帮的可怕故事，而匪帮手中的那个所谓的‘政府’……只是一个恶毒的玩笑。我想，当轮到另一方时，他们的行事手段也会同样可怕。” 82 事实上，英国的外交官很少会承认叛军方面的暴行，并且从来没有看到发生在双方控制区的同类事件的不同之处。反叛当局在整个内战期间和之后一直在积极批准暴行的实施，而共和国政府对暴行的反对，将共和国控制区内发生的暴行限制在了内战爆发后的头五个月。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新西兰记者杰弗里·考克斯的评论：“这些法外处决行动已经成了受到广泛关注的焦点，然而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它本身就反映了西班牙政府对此类行径的反对态度。因为正是共和国政府与外国当局和来访代表团坦诚讨论这一问题，才会有大量信息浮出水面。”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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